評鄧正來(五)

關于《當下的核心是建構中國學術自主性》問答錄

甄士明  安中業

摘  要：對于鄧先生是“中國學術規范運動”的創始人，及其所提出的社會科學擺脫僵化意識形態的外部性關系，社會科學發展機理、自主規則，知識性革命，學術消費，知識增量，知識生產再生產，知識生產機器，國家化取向，運動發展的兩個階段，以及他在“推動和積極參與中國法學或社會科學的重建運動”，也就是一定要把既有的中國法學和社會科學推倒重建等觀點，本文提出了疑問和批判。指出其用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謬誤。

關鍵詞：學術；社會科學；自主性

社會生活現象極端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

——列寧

科學愈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恩格斯

問：這是一篇記者的采訪。載《科學時報》2005年9月26日“大學周刊”。開始提出鄧先生是“中國學術規范化運動”的始作俑者，也就是“中國學術規范化運動”的專利，屬于鄧先生。

答：是否有專利證書不知道。但據鄧先生自己講，采取論文、學術討論會、聯合性活動等，響應他發動的這場運動的盛景，確是極為可觀。

問：知識產權問題這是法律上的事，不歸我們管。還是說說鄧先生搞這場運動的起因吧！

答：據鄧先生說，這場運動是以中國當時的學術“失范”現象為基本背景的。這些“失范”的表現有：抄襲剽竊，缺少健全的學術評價管理標準，缺乏知識增量和學術傳統意識，低水平知識大量重復和學術消費日益泛濫，等等。

問：這里確實指出一些學術界（應是社會科學界），存在的不良風氣，如學術評價標準不健全，低水平的知識重復，甚至是侵犯知識產權的剽竊行為等。其中有些實際情況可能比這還有嚴重的，確實應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決。

答：但有的問題就很難說，如缺乏知識增量、缺乏學術傳統意識、學術消費泛濫，都是什么意思，就要研討一番了。

問：是的。我也有同感，請做些說明好嗎？

答：中國有個毛澤東講過：“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①]鄧先生的“知識增量”是感性知識的增量，還是理性知識的增量？還是根本不承認有這兩種知識，只是抽象的一般知識增量。果真如此，感性知識與理性知識不加區分，或者混雜在一起，豈不成了一鍋粥。粥量再多，也還是粥，社會科學研究的質量怎么表現呢？

問：還有，“缺乏學術傳統意識”怎么理解？

答：同樣，抽象的學術傳統意識也是不存在的。學術傳統中有精華有糟粕，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否則，精華和糟粕一窩端，豈不又是粥一鍋嘛！

問：還有“學術消費”也請說說好嘛！

答：學術，或者說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還有哲學。這東西同一般的物品或商品不一樣。它不怕消費，不是不可再生的資源。相反，消費是它的推廣和增量的形式。學術消費泛濫，豈不是中國社會科學的大普及嘛！應當歡迎，而不是責難。當然，鄧先生說的可能不是這個意思，只好等以后碰上的時候再說。

問：鄧先生說：“這場學術運動的關鍵，在于它將我們的關注點從原本側重于社會科學如何擺脫僵化意識形態的外部性關系問題轉向了社會科學內在的發展機理及自主規則的問題。”而且“在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過程中，這場學術規范化運動可以說是一場知識性的革命，是中國學者在整體上開始關注社會科學在中國發展之內在問題的一種‘時刻’。”這里涉及的問題較大，也很多，我弄不大明白。

答：大致是這么幾個問題：社會科學如何擺脫僵化意識形態的外部性關系，社會科學內在的發展機理，社會科學的自主規則，知識性的革命，中國學者開始關注社會科學在中國發展之內在問題的一種“時刻”。這確實是一些重要問題，是必須解決的。

問：那就從社會科學如何擺脫僵化意識形態的外部性關系談起吧！

答：首先，社會科學能擺脫意識形態嗎？包括僵化的和不僵化的；其次，意識形態與社會科學是外部性關系嗎？社會的發展，自從產生了私有制就有了私有觀念。私有觀念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社會主義要同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徹底決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是與私有觀念決裂的意識形態。前者是剝削者的意識形態，后者是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反映，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社會，社會科學就具有意識形態性。由于具體學科部門不同，其意識形態性有的強些有的弱些。但總體上說來，社會科學是有意識形態性的，也就是有階級性。這本是社會科學的內在屬性，怎能說同社會科學是外部性關系呢？這是客觀存在，不是由哪個人說了算的。鄧先生說過，意識形態是一種“共同的眼鏡”，把這付眼鏡摘掉，就擺脫了意識形態的纏繞，這是不可能的。就如同鄧先生說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②]如果把意識形態擺脫，還有自由主義嗎？其實這只是鄧先生消解意識形態的一種途徑。可是意識形態是消解不了的。因為您的消解意識形態本身，就是一種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用消解意識形態建構中國學術的自主性，是自主不起來的。我們這樣說，并不是否認以前在意識形態問題中，犯過簡單化的錯誤。

問：“社會科學內部的發展機理”是什么？

答：我們講過：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如社會科學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階級和階級的互相斗爭。這是社會科學內在所固有的，是外部強加不進去的。社會科學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階級和階級之間矛盾的反映。因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和階級的矛盾發展了，社會科學也就發展了。這應當就是社會科學內部發展的機理。想使社會科學擺脫同意識形態的外部性關系，轉向社會科學內在的發展機理，是世界上找不到的。

問：社會科學的“自主規范”總是有的吧！

答：有。但不是從擺脫意識形態的外部性關系后，轉變來的，也是社會科學內部所固有的。社會科學最基本的自主規范，就是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具體地說，就是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再具體地說，就是第一步，通過眼、耳、鼻、舌、身，同實踐接觸，得到感覺經驗，即感性知識。第二步，這種感性知識又有待于深化，就是當這種知識十分豐富而不是零碎不全，合于實際而不是錯覺，則加以整理和改造，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也就是從感性認識躍進到了理性認識。理性認識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到此，就可以說是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解釋世界。然而，這只是認識運動的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拿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通過實踐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這是適用于一切科學包括社會科學的自主規范。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所研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是在這條道路上前進的。這也是社會科學的“自主規范”，是其他任何東西也取代不了的。

問：那么，鄧先生把這場學術規范化運動說成是一場“知識性的革命”又該怎么理解？

答：這場知識性的革命，按他說，“是中國學者在整體上開始關注社會科學在中國發展之內在問題的一種‘時刻’。”什么是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內在問題，是不是就是上邊說的那個“自主規范”？只是對它的關注“時刻”就是一場知識性的革命，也太玄了。就我所知，稱得上知識革命的有兩種情況：一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引起社會科學的革命；一是就知識本身的發展，從感性到理性的飛躍，也可算是一種革命的飛躍吧！此外，還有什么，只好等鄧先生的進一步闡釋了。

問：此外，鄧先生還首創“匿名評審制度”、注釋體例、參考文獻規則、反對抄襲剽竊等等。

答：這若是真的，也很好嘛！文革期間有個白卷先生，名字叫張鐵生，曾經講過“馬尾巴的功能”，雖然馬尾巴的功能不大，但也還是有功能的。不過就我所知，中國的古今文獻和翻譯的東西名著，可謂汗牛充棟。那里的注釋體例、參考文獻規則，也都是鄧先生首創的？可是鄧先生1956年才出生，那以前的是怎么來的呢？可不要侵犯別人的知識產權。而且就我所見，鄧先生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登出三遍相同的摘要和鄧氏選定的三句“箴言”，還有一篇文章《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10頁正文，11頁注釋。可見，鄧氏的體例和規則，似有圖財害命，多賺稿費和浪費讀者時間的嫌疑。

問：這只是中國學術規范化第一階段的內容，還有第二階段。

答：鄧氏有言，因為學術規范化的目的不僅在于建立學術規則，而應更強調學術內容的實質性規則，比如建構學術評價機制、學術研究范式，營造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增長傳統，等等。我們可以分別提出請教。在我們看來，建構學術評價體系，關鍵在評價標準是否科學，遠期或近期對社會主義的實踐效果如何，而不是裝在評價者腦袋里的各自標準；建構學術研究范式，是指世界觀和方法論嗎？庫恩的范式或現代化范式不行，會離真理越來越遠，還是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好；營造知識增長傳統，有些不通，社會科學知識增長傳統應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實踐傳統的反映，不是主觀營造的。鄧氏所謂的學術內容的實質性規則，不能使社會科學成為真理。對嗎？

問：鄧氏社會科學的任務到底是什么？

答：這大概就是鄧先生在學術規范化第二階段要說的。這里大致有這樣幾個問題：關于知識增量的學術批判；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知識生產機器；原本屬于中國學術界自己之事的國家化取向等。其中的知識增量，知識生產和再生產，可謂社會科學的任務了。其實我們已經說過，這種抽象的知識增量和生產，否定社會科學領域所特有的矛盾，超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階級和階級互相斗爭的實踐，就是取代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填充進剝削階級學者的任意。在為知識而知識的招牌下，制造了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和學術“自由”，又掩蓋了階級剝削和統治，同時不妨礙當朝的統治者選用他們的方案。于是，偷偷摸摸地但又實實在在地推行了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可謂鄧氏得意之作。

問：什么是知識生產機器？鄧先生說，第二階段的核心任務是對既有的知識生產機器進行反思和批判，這是圍繞著建構中國學術自主性展開的。而且在當下的知識界，無論如何強調學術研究自主性都不為過。

答：按實說，知識生產機器應是人的大腦。它是物質發展的最高水平，是會思考的物質。社會科學也包括自然科學和哲學都是人的大腦生產的。對于知識生產機器進行反思和批判，也不過就是洗腦筋嘛！首先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再清除一絲絲國家化取向，[③]中國學術也就有自主性了，從而學術共同體也就不受任何干擾而獨立了。把別人的大腦清空，全部裝進鄧氏社會科學，就都成為鄧先生的大腦了。鄧先生現在所做的一切，包括建立學術共同體，創辦刊物，到大學教書，組織讀書小組，出版《知識與法律》，追比圣賢等，提升中國學術，“推動和積極參與中國法學或中國社會科學的重建運動”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問：可是，他的目標：“推動的積極參與中國法學或社會科學的重建運動”，完全漠視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學和社會科學的存在，要由他來參與重建，還有個運動，這完全不是實際情況。

答：鄧先生熱誠工作的動力，據介紹，就是“為中國做些一流事情”。但是他所干的是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法學和社會科學，特別是取代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和社會科學。不論我們的工作存在多少問題，也不論鄧先生能找到多少借口，對中國法學或社會科學都要推倒重建，也太霸道了。這是在做一流的好事，還是做一流的壞事？我想，現實的實踐和歷史都會做出恰當結論的。

200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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