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加農戶”、“公司加基地”的模式造就的農業產業化，在國際農產品市場中是如此的脆弱，雖然能維系，但早晚會破產。這個悲劇的制造者有小學文化企業家的近視行為，不懂裝懂，將西方170年的純資本主義經營模式生搬到國內殘酷剝削鄉里鄉親；有肉食者的鄙陋和無能，寧愿資本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寧信“臺灣客”的通篇不講合作社，卻冒名他是“新農村運動”運動的倡導者的鬼話；也不讀一下老祖宗的《法德農民問題》和《論合作制》；更有廣大農民的無知和麻木，也許他們遲早都是這場悲劇的受害者，但農民永遠是最大的受害者，“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著名合作社專家劉震邦上個世紀90年代初，曾在濰坊的時任市長的大力支持下，在莫言的也是《紅高粱》的老家--高密，搞過農業合作社的實驗，后來，這位著名的市長因病離任，合作社的實驗也就擱淺了，于是有了93年濰坊率先對農業一體化的誤讀---農業產業化在企業家的鼓吹下伴隨著唯一的實現模式公司加農戶誕生了！于是有了“富了公司，窮了農戶”，于是有了更多的農民和小企業會在明年隨著日本、歐洲的對農產品的嚴格要求而開始破產！真正的農民的合作社歸來吧！
農 產品重鎮安丘：焦慮與淡漠
21世紀經濟報道 2005-12-07 15:59:21
本報記者 張立偉 濰坊報道
站在“生死存亡倒計時”的牌子下，濰坊長江農業開發有限公司的管理者憂心忡忡，“如果日本真的執行更苛刻的標準，會有一大批小公司倒閉，我們公司也可能面臨困難”。
12月5日，記者在該公司會議室看到牌子上寫著“距日本2006年5月1日施行‘可用農藥清單制度’還有144天。農殘一日不克，企業一刻不得安寧”等信息。其實，牌子上的日期是錯誤的，日本這一制度的正式執行日期是2006年5月29日，當地人向記者解釋說：“我們只知道是5月份，于是就選了最早的1日”。
2006年，日本、歐盟食品安全衛生新法規將正式實施，特別是日本即將實施的“肯定列表制度”，涉及734項農藥殘留檢測指標，大幅抬高了進口農產品的門檻，對茶葉、蔬菜等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影響巨大。
但是，對于即將到來的貿易技術壁壘，大多數當地企業并沒有像長江農業那樣做好準備，“可能會有一大批企業倒閉”，濰坊市一位經營對日蔬菜出口的企業主說，“日本多次要調高檢測標準，卻一直沒有動靜，企業總感覺‘狼來了’喊了多年，麻痹了；而且大都是小企業，也沒有實力應對”。
蔬菜出口成本驟升
“日本東京的任何一個超市，幾乎都可以看到安丘的蔬菜”，濰坊市轄下的安丘市蔬菜業人人如是驕傲地說。蔬菜出口是安丘的命根子。山東的農產品出口占中國的1/4左右，山東省去年農產品出口達到56億美元，其中對日出口是22億美元，第二出口目的地歐盟是8億美元。今年1-10月份，同比增長了27%。而濰坊市是山東省最重要的蔬菜出口基地，去年濰坊蔬菜出口占中國（大陸）蔬菜出口量的五分之一。而安丘是濰坊的出口重鎮。
一位大型中資企業的經理告訴記者，“安丘做蔬菜出口加工的企業大約有100多家，主要向日本出口”。另一家日資企業的負責人估計，約有30-40家有規模的。規模比較大的日資企業有三通、福華，中資主要企業有安丘外貿有限公司、萬鑫，還有德國投資的福克斯等企業。
記者對這幾家大企業調查得知，他們大都知道日本將要提高農產品進口標準的信息，但是，無一例外的都是在“日本的新聞或者日本的客戶那里聽說的”。
“一年前我們從日本的農業新聞看到日本要提高農產品進口標準的消息”，一位要求匿名的日資企業經理說，“我們做了充分的準備，具體標準也知道，但是至于在實施上苛刻到什么程度，是兇還是柔，還沒有把握”。
中資的萬鑫公司王曉晨經理表示，“我們很重視，已經不使用采購的原料而是自己建立基地，已經有1萬畝基地，其中3000畝是公司的”。由于該公司出口市場比較分散，日本、歐洲、美國、加拿大都有，所以，“影響小一些，小企業也可能受到很大影響”。
另一位大型企業的經理給記者介紹說，“主要是在農藥方面進行控制，以前這里的農戶用國家禁用的農藥，我們不允許在基地使用，即使是沒有禁用的農藥，也是控制使用，我們在農業局、農科院聘請了6-7位植保專家，專門對基地生產進行指導”。
“我們所作的努力將導致生產成本至少增加20%，主要是種地（租賃、人工等）成本”，即使做好準備的這家企業也憂心忡忡，“日本消費者認同的是日本產品，除非價格差距很大，中國的蔬菜現在一般比日本同類產品便宜5倍，有的甚至是10倍，如果增加了成本，價格高上去，那么我們的競爭力就小了”，他透露說，“我們的利潤一般在5%-10%左右”。
山東省外貿廳的潘處長認為，“生產加工成本一定是會增加的，將來能不能出口是一回事；即使出去了，有沒有競爭力、有沒有利潤也很重要。例如，日本的標準檢查項目從100個增加到300多個，檢測多了，在流通環節用的時間也會拖得很長，不利于中國產品的出口”。
剛參加了商務部相關會議的潘處長與大多數人一樣，還不能肯定新標準對中國出口的影響程度，“如果嚴格按照新標準，有些專家認為中國農產品可能會全軍覆沒”。
日資企業間接受惠？
整個濰坊市出口加工企業大約有600—700家，“安丘真正掛牌（工商注冊）的出口企業可能只有20多家，還有大量沒有執照的企業為有出口許可證的企業加工”，一位要求匿名的企業負責人說，“這里出口的蔬菜大多數不是容易農藥殘留的綠葉蔬菜，主要是生姜、蒜、蘿卜、蔥、辣椒等以及一些水果，所以，如果提高標準，平時對農藥殘留等標準不嚴格的這些蔬菜，可能會出現大批不合格”。
這意味著大批中小企業將難以過活。但是，對于有實力的日資企業來說，這卻是個洗牌的好機會。記者在景芝鎮參觀了一個500畝的日資生姜種植基地，土地已經被機器整齊地翻了一遍，“可以用陽光殺死土壤中的蟲卵，保養土地”，這個基地的負責人告訴記者。“我們的基地是全市最大的。2003年，政府鼓勵建立基地，但是沒有扶持政策，大部分企業的基地都是注冊，而并沒有自己經營，依然是合同收購農民的產品”。
“因為自己生產經營的成本太高，小企業根本養不起基地，大企業也感覺困難，建立基地很可能虧本”，這位負責人拿過計算器給記者算賬，“從去年12月到今年11月，我們基地已經支出240多萬元，平均每畝投入5000元。主要是土地租賃、水電、人工和固定資產折舊等成本”。
“我們采用物理殺蟲，用在土地里安裝紫外線燈，灑性引誘劑，用生物殺蟲劑，來控制農藥殘留。今年5月，我們還用新硫磷來殺死地下害蟲，這種新藥分解快，加陽光就分解”。除了應用物理和生物殺蟲外，該基地為改良土壤施有機肥，此外，還種了一些大豆，用大豆餅作肥料。這些成本要比化肥要高很多。
該基地的工人對種好高質量的生姜信心滿懷，“盡管我們現在虧本，如果日本真的提高了進口標準，我們的日本社長說，那時候我們將發大財，因為我們這里大部分同類企業都將會倒閉”。
該基地負責人認為，除了建基地投入巨大，收入差距太大也是一些短視的企業不愿建立基地的原因，他拿出計算器給記者算帳說，“以生姜為例，我們的生產成本是每斤1.2元，國內市場賣1.5元掙錢，而在農民那里收購的價格只有0.5元，一斤就少收入7角，一噸就是1400元，一畝地產3噸的話，我們這500畝地就比他們少收入210萬元。小企業都不會放棄掙錢的機會”。
記者在凌河鎮遇到一位生姜種植農民，他告訴記者，“不知道日本會提高農藥殘留的標準，平時生產就是注意不用禁用農藥，合理用藥，并沒有采取什么措施，收購企業也沒有告訴我們”。另一個農民說，“如果不能出口的話，倒霉的還是我們老百姓，到時候價格可能大跌”。而慘痛的記憶是，1997年左右，姜每斤只有2角，很多農民都把生姜倒在溝里。
誰來救小企業？
記者調查發現，盡管商務部應對明年農產品的嚴峻形勢有所動作，但越往下走，越是感覺一些地方政府措施遲緩。
山東省外貿廳的潘處長告訴記者，山東外貿廳將和農業廳在12月20日左右開一個全省農產品出口會議，研究對策。此前，山東外貿廳已經在9月份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重視歐盟和日本的新動向。
在濰坊市，記者并沒有感受到政府機關對農產品出口的重視和服務。記者采訪主管外貿的外經貿局時，即使是濰坊市委宣傳部通知該局接受本報記者的采訪，但外貿科科長袁國明也多次拒絕。而該局其他人員均表示對外貿不熟悉無法接受采訪。
濰坊市農業局負責農業標準化制定的市場信息科李科長則表示，沒有聽說“日本、歐盟國家將提高農產品進口標準”，他表示，農業局主要是做“無公害、綠色、有機蔬菜的認證，2003年開始，也對生產基地進行認證”。
而設在該局生產科的全市蔬菜協會，成立三年來并沒有任何運作。該科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生產科現在主要管理糧食生產和貿易，在我們這里分離出去一個加工科，他們成立了農產品加工協會，與蔬菜協會職能重疊，所以，蔬菜協會一直沒有開展工作”。
加工科的一位官員對記者說，“我們已經在上半年知道日本可能要提高標準，但是，還沒有具體的操作計劃。實際上，企業生產都是根據國外的標準，他們比較關心，行動要比我們的政策快。我們不用擔心，因為好企業自己就能夠準備好”。
該官員眼里的“好企業”可能就是日資企業。一家日資企業經理告訴記者：“我們現在的產品是請日本專家來認證的，他們出具證書，并在日本備案。中國的標準是世界上最多的，但在國際上不被承認”。
“政府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日本要提高標準的信息還是通過日本客戶告訴我們企業，然后由我們傳遞給政府。”一位企業的主管說，“中央為行業著急，地方為誰著急？政府支持大企業，這是臉面和政績，最應該扶持的小企業卻沒有人管。如果明年出口真的出現大變化，小企業可以不做了，但農民的蔬菜賣給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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