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軟刀子”的“殺人當量”

“硬刀子”的殺人效果容易計算出來，“軟刀子”的殺人效果就不那么容易計算。但“軟刀子”殺人的確切數字雖然難以精確統計，但定量估算卻完全可能。核武器可以用核當量衡量其破壞力。“軟刀子”可以用“軟刀子”“殺人當量”衡量其殺傷破壞效果。

“軟刀子”實質是通過否定真理來搞破壞。魯迅說：“本草家提起筆來，寫道：砒霜，大毒。字不過四個，但他卻確切知道了這東西曾經毒死過若干性命的了。”毒死過多少性命呢？姑且假定一萬條。也就是說，“砒霜，大毒”這四個字值人命一萬。假如某砒霜專業戶為了促銷砒霜，買通本草研究所和出版社主管，悄悄將藥學書上“砒霜，大毒”四個字全部改為“砒霜，大補”或“砒霜，無毒”，那先前那一萬條命就等于白扔了。這把“軟刀子”一下就殺人一萬。后來的人不但得重新付出一萬條生命，再次發現“砒霜，大毒”的規律，而且還得付出加倍代價才能推翻“砒霜，大補”或“砒霜，無毒”的謬論。也就是說，連前帶后，“軟刀子”共殺人三萬。換句話說，“軟刀子”的“殺人當量”至少等于原來為探索真理付出的代價的三倍，而且只高不低。

多余度自動導航系統至少得有三套獨立導航裝置，用“二對一”的原則來防止某一系統失靈。這意味著為了防止一個分系統被“軟刀子”式的破壞性信號摧毀，必須付出雙倍的代價來保險，總代價是三。如果要提高可靠性，有時三套系統都未必夠。這個數值就相當于“軟刀子”的破壞當量。

探索真理必須付出代價。“軟刀子”否定了真理，也就消滅了為付出真理所付出的代價。后來者至少必須再次付出同樣的代價才能重新發現真理。而為了推翻“軟刀子”制造的錯誤結論，不僅要付出重新發現真理的代價，而且必須付出加倍的代價才能推翻否定了真理的“軟刀子”謬論。被否定的真理的代價是一，否定之否定的代價就必須至少加倍，也就是說至少是二，加起來總共至少是三。換句話說，“軟刀子”的“殺人當量”最低數值是三，即為發現真理所付出的代價的三倍以上。實際上，三倍還是最保守的假定：即假定客觀環境一成不變，假定重新發現真理不僅可能，而且假定需要的代價不不變，假定這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不影響其他，沒有導致其他方面的連鎖反應代價……如果都變了，則“軟刀子”的“殺人當量”決不會僅僅是三，成十上百倍都有可能。

抗美援朝中國傷亡39萬人。有人不同意這個數字，說是“幾百萬人”。好，就假定是一百萬人。那就是說，用“軟刀子”否定抗美援朝的“精英”們至少殺人三百萬。如果加上“聯合國軍”的傷亡，南北朝鮮平民百姓的傷亡呢？“精英”用“軟刀子”殺人該有上千萬了吧？這還未必打得住呢。因為假如由于“軟刀子”的作用，各方都推翻了抗美援朝的結論又打了起來，這回用上了各自的最先進武器，連核武器也用上，那會殺人多少？三倍的當量夠用嗎？“精英”們的“軟刀子”殺人數字說不定會上億。屠殺上億人的“精英”兇手，夠世界記錄的吧？

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為了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花了一百多年時間，死了大概幾千萬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勝利。”到底有幾千萬人呢？假定是五千萬。也就是說，中國革命勝利代價是五千萬條命。劉亞洲說：“內戰的實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誰為正統，誰合法代表中國的問題”，“內戰的勝利再輝煌，對自己國家和民族也是一個損失，一種傷害”；說毛澤東“進城后，運動蜂起，爭斗慘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專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陸沉’”；說毛澤東時代仍然是“中國幾千年來沒有‘任何進步’的平面循環”……就這樣，劉亞洲等“精英”們一筆勾銷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史。按照最保守的“軟刀子”“殺人當量”為3計算，劉亞洲們用“軟刀子”殺人一億五千萬。這么龐大的數字，習慣了“硬刀子”殺人法的人能想象得出來嗎？

由于“精英”們用“軟刀子”搞垮了“運十”，中國大型民航客機只能進口。稍微費點工夫統計統計統計“運十”下馬后中國為進口大型客機花了多少錢，以及根據“運十”項目消耗測算制造同樣數字飛機需要的研制生產成本，差額就是“軟刀子”對中國航空工業的“破壞當量”。這同樣也是最低估計，因為還沒有計算因“運十”下馬造成的人才流失損失，技術斷代損失，員工下崗失業代價，因失去龍頭企業而給全國一系列配套產業帶來的各種直接間接損失，等等。“軟刀子”無論是用來殺人還是搞破壞，其“殺人當量”和“破壞當量”都遠遠大于“硬刀子”的毀滅效果。

“軟刀子”的“殺人當量”如此可怕，那如果被人用來制造冤案、隨隨便便用給人扣上個“軟刀子殺人犯”的罪名豈不同樣可怕？何以區分“好心辦壞事”和“蓄意用‘軟刀子’破壞”？是不是“軟刀子”決不能靠主觀上的隨心所欲信口開河，必須靠客觀實踐的檢驗。檢驗的標準也不復雜：一看具體效果，二看個人是否從中撈到好處，三看是否重復同樣的錯誤。如果社會效果壞，而且后果嚴重，那不管動機如何，都不能逃脫“軟刀子”的罪名。戈爾巴喬夫毀滅了蘇聯，不管他聲稱他動機如何，客觀效果就是他用“軟刀子”殺了人。毛澤東說：“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于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如果個人沒有從錯誤的主張中撈到好處，說是失誤別人還可能相信。如果個人（包括家屬子女七大姑八大姨之類）撈了好處，哪怕只有一點，那就洗刷不了“蓄意破壞”的嫌疑。如果撈的好處巨大，那任憑你說破大天，人們也有理由認為你是為了私利故意用“軟刀子”殺人。如果不重復同樣的錯誤，那還可以辯解說一時疏忽。如果一而再、再而三，老在同樣的地方出同樣的問題，那只能定性為故意用“軟刀子”殺人。正如毛澤東說的：“事前顧及事后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是不是“軟刀子”殺人犯，主觀的夸張說了不算，客觀的實踐說了才算。

“精英”們用“軟刀子”殺人不眨眼，有恃無恐在于“軟刀子”殺人無聲無息，無血無痕，“殺人如草不聞聲”，自以為可以不受懲罰。只可惜他們生錯了年代。如果世界上不曾有毛澤東，那他們的那一套的確行之有效。但自從世界上有了毛澤東，人們得以知道了“文化歧視”可以是人吃人的工具，對這種吃人方式不再一無所知，不再深信不疑，不再逆來順受。他們再也無法象過去那樣把老百姓一騙幾千年還照樣騙得過去。中國老百姓的智商不低，被“精英”們吃來吃去能感覺得到。沒有毛澤東的時候只會本能掙扎，有了毛澤東就知道自覺反抗了。“精英”們總愛說時代變了，毛澤東思想“過時”了。就算他們說得對，但他們折騰來折騰去，把中國的人與人的關系又拉了回去，拉回到毛澤東思想沒“過時”的年代，拉回到毛澤東思想能起作用的地方。這可怪不得別人。是他們自己往毛澤東思想的槍口上撞。新一代的中國人即使被封鎖得不知道毛澤東，但只要天天處于那種被人吃被人欺侮的地位，要接受毛澤東思想那還不容易？“存在決定意識”。

“精英”們用“軟刀子”毀滅中國，無非有兩種前景，一是得逞，二是不得逞。如果不得逞，即中國人看透了他們的“軟刀子”。對于用“軟刀子”殺死上億中國人的“犯罪未遂”該如何算，如何判，如何處理？那該是搞司法的人傷腦筋的事。如果得逞，即鬧得中國崩潰，“國破山河在”，人命如蟻，殺人如麻。那時中國必然有人要反思：這一切是誰造成的？誰負責？千夫所指，“精英”們難辭其咎。“亂世人命如豬狗”。用“軟刀子”殺這么多人制造了亂世的“精英”們命當如何？天知道。最可能的還是陳老總的名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

九．讀懂劉亞洲

了解了上述必要常識，就可以真正“讀懂”劉亞洲了。

存在決定意識，利益決定立場。劉亞洲有哪些“存在”？

先天部分：

1．軍干子弟，“駙馬都尉”（老婆的先天，為我所用）

2．“我是聰慧之人。凡事多有預感”、“我被自己精確不差分毫的預感弄得害怕起來。在漫漫生涯中，無論對政治、對軍事、對愛情、對人，我都有預感，多不爽”。

后天部分：

1968年的兵，到2005年軍齡為37年。其中：基層連隊4年（1968-1972），大學3年（1972-1975），從事政工宣傳、文藝寫作11年（1975-1986），出國1年（1986-1987），任政工部門負責人18年（1987-2005）。概況：

1．學歷及與院校教育部門相關的經歷：

（1）．武漢大學外語系工農兵學員。專業：英語。（1972-1975）

（2）．赴美當訪問學者并講學，卻又有“導師”。劉亞洲自己說的：“我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導師是研究毛澤東的，他認為毛澤東一生中一共干了三十一件事。”“我仔細研究了這三十一件事，發現其中二十件事與摧殘人的精神和道德有關。”（1986-1987）（注：如此“體現了劉亞洲對毛主席是心敬有時言不敬，敬干有時不敬葉”？）

（3）．國防大學正軍職干部培訓班，俗稱“龍班”。但“我不研究學校，我研究人。”（2001）

合計：軍事院校的正規系統軍事理論教育：無。與軍事科學理論相關的學位：無。

2．軍事實踐：一線單兵實戰經歷：無。連以上部隊單位獨立領兵治軍經歷：無。戰斗指揮經歷：無。戰役指揮經歷：無。現代化多兵種合成軍隊協同作戰指揮演練經歷：無。

3．在總參這種軍事指揮機關當軍事主官的工作經歷：無。在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這種軍事科學研究部門從事軍事科學研究工作的經歷：無。承擔組織正式分配的專職軍事戰略理論研究工作任務的經歷：無。

劉亞洲說：“什么都可以出錯，戰略不能出錯；什么都可以失敗，戰略不能失敗。戰略的失敗是最徹底的失敗。”那么決策戰略的人呢？

劉亞洲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系統的軍事科學理論教育，沒有軍事科學教育的正式學位，沒有長期的軍事指揮實踐經驗和經歷，沒有從事過專職的軍事戰略研究理論研究工作，連相近的工作協作經歷也沒有，但他仍然要決策中國軍事戰略，號稱“新銳軍事理論家”和“美國最不愿意看到的戰略思想勁敵”。這不禁令人想起第一次海灣戰爭時美軍前線指揮官施瓦茨科普夫將軍對薩達姆的評價：他不是一個受過良好軍事院校教育的軍事專家，不是戰略家，不是戰術家，不是將軍，不是士兵。除此之外他是一個軍方大人物。（未查到原文，僅憑記憶抄錄。對基本內容有把握，但具體詞句可能有誤。如有人查到原文歡迎指正。）

劉亞洲的“代言人”卻硬是要“無中生有”，用這么一大堆“無”織出一件“皇帝的新衣”來：

“現代軍隊的領導人，不一定非得會拼刺刀，不要求一定要把手榴彈扔出八十米以外。現代空軍的將帥，更不會要求必須會開飛機、會跳傘，因為那是技術層面的事，是技師、戰斗員干的。將帥們必須具備治軍才干、戰略意識和大局觀念等，考慮的是戰略、戰役層面的東西。毛澤東甚至連槍都沒打過。井崗山時期，林彪曾送了一支小手槍給毛，毛當即把它丟到一邊，說：‘到我用這玩意時，紅軍完矣！’但毛澤東運籌帷幄，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美國二戰中的陸軍上將馬歇爾，用羅斯福總統的話說：他的貢獻比任何一個人都大。但他從未上過前線。”“劉亞洲絕不是僅僅憑著關系軍銜晉升為空軍中將的，也不是只會動動口的。他從基層干起，在步兵連當過戰士、班長和排長，對普通官兵的生活和喜怒哀樂比較了解。他參過戰、負過傷。1984年到中越邊境采訪，參加了老山戰爭，在翻車負傷的情況下，仍堅持工作，受到前指表彰。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他對戰爭、戰場、戰火的理解比他人更深刻幾分。” “劉亞洲是‘美軍最不愿看到的戰略思想勁敵’”。

說馬歇爾沒上過前線，卻回避了他受過正規軍事院校培養、一直在軍事指揮機關從事本專業工作的事實。以毛澤東為例來說明沒上過正規軍事院校也能成為戰略家，卻同時用毛澤東打槍不打槍這個技術性問題回避了毛澤東一直在指導戰爭實踐，從戰爭中學會了戰爭這個實質性問題。來回這么一“忽悠”，既沒有上過軍事院校又沒有實戰經驗、要理論沒理論要實踐沒實踐的劉亞洲就搖身一變成了當代的毛澤東兼馬歇爾，雙料的戰略家。

老山戰斗（不是“老山戰爭”！“戰略家”用詞夸張也得多少有點分寸不是？）并無空軍參戰，因此前方是前方，后方是后方，火線是火線，不象抗美援朝戰爭那樣無前后方之別。劉亞洲“上前線采訪”，并非真正上了最前線，不過是“后方的前線，前線的后方”，實際還是相當安全。如果他當真渴望參戰，既然他當過排長帶過兵，他完全有理由有辦法到一線代職。那才叫真正參戰。一次“采訪”便算成“作過戰”，這話只能糊弄糊弄老百姓，而且還是毫無軍事常識的老百姓。所謂的“立功”，不過是翻車事故一跟頭摔出來的“安慰獎”。誰不知道部隊立功分“戰斗功”與“非戰斗功”，性質不同，分量不同。劉亞洲的“翻車事故功”跟槍林彈雨里拼殺出來的戰斗功能相提并論嗎？如此“血與火的考驗”居然成了“軍事戰略家”的“軍事實踐經驗資本”，實在是“癩蝦蟆上桌臺——你也算道菜？”這還不算，寫報道樹典型專挑搞了別人老婆的；自己跟流氓團伙不清不白又挨處分又降職；搖身一變又一副道學先生模樣，眉飛色舞引述“婊子語錄”來給人家“營以上干部”闡述“信念與道德”，以此“紀念”美國9．11一周年；還口口聲聲“精神鄙俗必然帶來行為的鄙俗，精神高貴必然帶來行為的高貴”。說是執行“秘密任務”，卻偏要到處招搖過市，惟恐別人不知道他有“秘密”，不知道他有“來頭”。理論、實踐、道德、人品，劉亞洲到底占了哪條？就這么個“武大郎攀杠子——哪頭都夠不著”的主，寫著寫著小說就寫成了“軍事戰略理論家”，而且還成了“美軍最不愿看到的戰略思想勁敵”，簡直神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劉亞洲”。中國軍隊現役將軍那么多，象劉亞洲那樣到處上竄下跳的還有第二個嗎？是別人都沒有劉亞洲那樣的智力，還是別人都沒有劉亞洲那樣的權力？如果是別人都沒有他那樣的智力，那真該趕緊把他送到玻璃罐里密封保護起來，確保他“萬壽無疆”。否則一不留神讓他“嗝屁駕崩”了還得了，地球都不轉了，中國軍隊豈不全完了。如果是別人都沒有他那樣的權力，那就等于是現代版的“殿試冊論”：寫幾篇別人不準寫的文章便“獨占鰲頭，御筆欽封狀元及第”。反正好不好全是一個人說了算，即使滿篇胡說八道他說行就得行，“花錢買屁——就要這味兒了”。把別人的手腳全捆上，只準他一個人滿臺亂蹦噠，如此“打遍天下無敵手”，當上了“軍事戰略理論家”。硬把一個理論、實踐、道德、人品樣樣提不起來的小丑變成個活神仙，純粹是一場鬧劇。

至于放風說美國人認為“劉亞洲是美軍最不愿看到的戰略思想勁敵”，則更是一著臭棋。如果這是美國人公開放的風，那誰知道這是不是人家在用計？長平之戰時秦王就懂得故意放風讓趙王知道“秦人不怕廉頗，獨怕趙括”的“國家機密”，以此助只會“紙上談兵”的飯桶“精英”、草包將軍趙括一臂之力以便其取廉頗而代之。兩千多年前就玩過的把戲，誰能證明現在不是有人在故伎重演？如果真象劉亞洲們一再暗示的那樣是來自“內部可靠消息”，那問題就更嚴重了。秘密情報行業有兩條起碼的原則：第一，不能讓對方知道你已經知道他了什么。第二，不能讓對方知道你還不知道他什么。以劉亞洲的地位如此放風，如果這則“內部機密”是真的，那就是在告訴對方“中國已經知道他了什么”，就是在幫助對方破壞中國的情報來源；如果是假的，那就是在告訴對方“中國還不知道他什么”，就是在幫助對方判斷自己的反情報工作效能及調查中國的情報工作現狀和方向。無論是哪種情況這樣吹風都屬于給對方遞送情報，犯了叛國罪。

其實判斷劉亞洲是不是“美軍最不愿看到的戰略思想勁敵”有何難哉？只要看看劉亞洲們吹此風時他那一套“理論”是不是列入了西點軍校和其他美軍軍事院校的必修基礎課就行了；看看那時西點軍校崇敬的中國兵家泰斗是毛澤東、孫子，還是毛澤東、孫子、劉亞洲就行了。——當然，當時沒列、現在后補不算。

憑劉亞洲的本錢，不管“代言人”們如何口吐蓮花，想讓中國人在良將如云的中國軍隊里認他為當代的毛澤東兼馬歇爾來獨攬軍權，恐怕得等到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然而如果中華文化成了“劣等文化”，劉亞洲的行情立刻大不一樣。“劣等文化”的文憑自然一文不值，于是所有中國軍事院校培訓出來的軍官學歷全部作廢，等于都沒受過教育。劉亞洲沒有文憑的問題立刻不存在了。否定了中華文化自然否定了毛澤東思想，人的正確思想來自實踐的原則吃不開，實踐經歷也就不必要了。劉亞洲說“人的錯誤思想也是從實踐中來的”，那實踐經驗多了反而成了壞事。從此不但不必再“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而且誰高高在上脫離實踐誰有本事。這樣一來，劉亞洲既無理論又無實踐的致命傷立刻不再是問題。劉亞洲不但可以不比別人差一截，而且還要高一等：出身“高貴”，近水樓臺；“聰慧之人”，“多有預感”，而且“精確不差分毫”！林彪說：“我的腦子好，特別靈。有什么辦法呢？爹媽給的嘛！”就憑一個“腦子好，特別靈”，其他什么理由都不要就可以破格提拔林立果。劉亞洲豈止“腦子好，特別靈”，而且還能預感，掐指一算便知過去未來五百年之事。多大的天才，還不應該趕緊把他當神仙供起來？還不止于此呢。中國文化“劣等”，中國的軍事體制自然跟著“劣等”，必須全部淘汰。既然“美軍對世界軍隊來說，已不僅僅是一支軍隊，而是一種符號，代表著一種價值體系。它不停地在高起點上啟動。”那么中國軍隊只能“以美為師”，甚至“青出于蘭而勝于蘭”，比美國更美國，干脆解散陸軍，吞并海軍，一切由號稱空軍出身卻“不會要求必須會開飛機、會跳傘”的人說了算。然而所有中國軍校出身的軍官又都是“劣等文化的劣等學位”，沒資格再當軍官。既然只剩下了劉亞洲這個“代表先進文明”的“知美派”，除了劉亞洲誰還配當軍隊第一把手？既然劉亞洲不但要管軍，而且要干政：“中國的民主化和法制化進程，軍隊都會參予。”那還有什么可說的，當今之世，掌兵執政獨裁，舍我劉亞洲其誰也？

“中國文化劣等論”能給劉亞洲帶來如此天大的好處，你說他怎么會不賣力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存在決定意識，利益決定立場”，半點不錯。

在中國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上，劉亞洲在西、南、北三個方向都是雄糾糾氣昂昂，殺氣騰騰。西面：“印度洋應是中國的新邊疆”、“江河高下，一瀉千里。兵鋒再叩印度平原”。南面：“中國與東南亞。對中國周邊諸國區別對待，分而制之”“我應積極插手這些國家事務”。北面：“逼日本北上”。惟獨對東面的臺灣劉亞洲是戰兢兢軟塌塌，渾身哆縮：“臺灣問題不是戰略核心”、“即使把臺灣收回來，大陸也可能分裂”、“臺獨分子也是中國人”、“統一的方式也一定是和平的”。這是怎么回事？

中國對臺灣問題的立場一直很明確：一個中國，爭取和平解決，但不放棄武力解決的權力。這正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爭取最好的結果，準備最壞的情況。軍隊存在的本身就是為了對付最壞情況。所以軍隊的本職工作就是準備打仗。打不打，什么時候打是最高決策機關的事，軍隊的本分就是做好準備，隨時隨地叫打就打。然而這么簡單明確的問題卻楞是被劉亞洲攪成一鍋粥。臺灣問題成了他的“自留地”，誰提做好臺海戰爭準備他跟誰急。硬說“準備打仗”就是“立刻打仗”，接著就是一大堆指責。要依著他，“準備武力解決臺灣問題”連提都不該提，想都不要想才對。

為什么劉亞洲對臺灣海峽的武裝沖突如此敏感，如此反感？他給出的理由一大堆，但仔細分析一下便可知道全是借口。世上凡是說得出的理由都可以駁，惟有說不出的理由沒法駁。劉亞洲內心說不出的理由雖然竭力藏著掖著不肯講，但還是有一句話不小心露了馬腳：“一旦臺海爆發沖突，美軍會集中力量打擊中國沿海地區。中國的經濟基礎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區，打垮經濟，就打垮了中國的戰爭力量。”

這句話顯得很奇怪。為什么“一旦臺海爆發沖突”美軍只會“集中力量打擊中國沿海地區”？何以見得打垮了沿海地區“就打垮了中國的戰爭力量”？中國其他地區難道就沒有戰爭力量？中國的防空系統是全國性的，戰略反擊力量也是全國布防。炸了沿海，難道中國會無動于衷？只炸沿海，那中國其他地區的反擊力量將會如何？劉亞洲不是對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很有研究嗎？研究了半天卻得出結論說美國打仗時會放著對方的防空體系和戰略反擊力量不管，在對方還有還手之力時只打對方的局部經濟目標。這算什么“新銳戰略理論家”？

劉亞洲的“美軍會集中力量打擊中國沿海地區”的說法有三種可能的解釋：

1．他事先知道一旦發生沖突，美國雖有能力炸遍全中國卻一定會故意不炸，只炸中國沿海。所以他只操心沿海，不理會別處。如果美國如此決策，則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美國決策人頭腦灌了水，拿美國本土的安全和前線軍人生命孤注一擲，賭中國會干挨打不敢反擊，所以放著中國的全國性防空系統和戰略反擊力量不管，專炸中國沿海。二是中國軍隊內部有人學了伊拉克“共和國衛隊”的將領，事先已向美國保證即使中國的沿海地區被炸光也不會還擊，所以美國才敢放心大膽不炸中國其他地區專炸沿海。

2．中國其他地區在他眼里不值一提。在他看來全國被炸光了都沒關系，無足輕重，不屑一顧。只有沿海地區被炸了才是不得了的大事。所以他心目中只有沿海，沒有全國，只關注沿海地區是否被炸，對其他地區根本不聞不問。

3．他認為美國沒有能力炸到中國其他地區，只能炸到沿海地區，所以他只提沿海地區遭到攻擊的前景。

但是說“美國沒有能力炸遍中國”顯然不符合事實。新中國的歷史就是在美國戰略轟炸的威脅下走過來的歷史。有點常識的中國人都清楚，劉亞洲不會不清楚這點。但他清楚這點又偏偏只關注中國沿海地區被炸的前景，這就說明他說“美軍集中力量打擊中國沿海地區”時提到的“美軍”其實并非真的單指美軍，而是半真半假，既可以包括美軍，也可以只是拿美軍做晃子嚇人，實際另有所指。因為如果美軍真因臺海卷入跟中國的沖突，就不可能置中國其他地區的防空系統和戰略反擊力量于不顧而只炸中國的沿海地區。那不是美軍跟中國這種大國沖突的合乎邏輯的行為方式。更合乎邏輯的解釋是劉亞洲真正擔心的、一旦臺海沖突會“集中力量打擊中國沿海地區”的那個對手，并非因為有能力炸遍全中國卻手下留情、只炸沿海；而是根本就只有那么點本錢，只有那么點能力，只能炸到沿海。查遍中國周圍，一旦爆發臺海沖突又想打擊大陸又只有那么點能耐的只有臺獨一家。也就是說，劉亞洲真正擔心的是臺獨“集中力量打擊中國沿海地區”，卻拿美軍來作晃子。

劉亞洲可愛的坦白性畢竟有限，只肯點到“沿海地區”為止。可惜臺灣的陳水扁卻沒那么多顧忌，直截了當表示“決戰境外”、“先發制人”就是要集中力量炸上海和上海的上游三峽大壩。兩下里一對照就明白了：劉亞洲說是怕炸沿海，實際是怕炸上海。不僅怕炸，而且連說說都怕。他關于臺灣問題的主張說白了就差給陳水遍跪下了：求求你了，求求你行行好，千萬別再喊“決戰境外”，更別威脅“先發制人”炸上海了。你一提不得了，我們“上海幫”的日子可慘了，股市大跌，房地產大跌，客戶流失，買賣全跑到其它地方去了，買辦生意怎么辦？暴利怎么辦？咱們還是做筆交易，你保證我“上海幫”的利益，我保證你實際上的臺獨。你別拿“決戰境外”折騰我上海，我保證放棄對臺動武，讓你敞開了鬧臺獨。我們“上海幫”最講實惠。國家統一不統一那是虛的，跟我們的眼前利益沒關系，我才不操那份心呢。你炸不炸上海可直接關系我“自留地”里的鈔票銅鈿，那可全是實實在在的利益，我可半點不含糊。你就是不炸，光放放風攪得人心惶惶我的損失就受不了。還是你鬧你的臺獨，我保我的上海，用臺灣換上海，這筆交易滿合算。不過你也別太讓我為難。我可不能說得那么露骨。如果我老老實實承認跟你做了筆交易，用臺灣換了上海，那中國老百姓非活劈了我不可。所以我必須“狐假虎威”把美國人請出來抵擋一陣子。我公開承認被美軍嚇得滿褲襠拉稀放棄了武力解決臺灣的權力不算丟臉，還能賺得幾聲同情與喝彩。但如果我公開承認被你臺獨“決戰境外”轟炸上海的警告嚇得尿了褲子，所以再不提武力解決臺灣問題，那就全完了。我們“上海幫” 從今以后就只能把腦袋掖進褲襠里，從此再也不要臉，專拿屁股當臉使。雖然我不能公開說同意你臺獨，但我可以保證你鬧臺獨我一定“動口不動手”，“叫狗不咬”，讓你無后顧之憂。誰主張準備動武我就給他來個“軍人無權選擇命令，有權選擇戰爭”。反正要打仗就得準備，而準備工作算不得戰場命令，我便可以“有權選擇戰爭”，來個整天搗亂，動搖軍心，干擾指揮，讓戰爭準備工作永遠完不成。準備工作完不成，作戰命令就永遠下不來。“不打無準備之仗”嘛。我既“選擇了戰爭”又沒有“違抗命令”，事還辦成了，看我多高明。盡管我公開場合大叫大嚷統一，但那是“狗掀廉子——全是嘴功”，實際對你的臺獨我可是“婊子撒嬌——半推半就”。雖然我總是跟中國老百姓說一定統一，但那全是將來的事。多遠的“將來”？“明日復明日”。是不是永遠的將來？當然不是。中國統一的那個“將來”可要比“遙遙無期”少上足足一整天。——當然，也可能少兩天。

“上海幫”不是指普通上海老百姓，而是以上海為老巢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學閥買辦資產階級。“上海幫”的成員往往并非上海人，全國東西南北哪里人都有，但都是靠上海發跡，都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或學閥買辦資產階級。上海老百姓跟中國全國的老百姓一樣，是“上海幫”的掠奪剝削對象而不是同伙。“上海幫”把上海的地皮抄成天價，搞得普通上海人買不起上海的房子，吃足了苦頭。就憑這個，普通上海老百姓跟“上海幫”也尿不到一塊去。

劉亞洲在臺灣問題的立場言行完全是“假公濟私”。說是為了中國利益，實際上全是為了“上海幫”的利益。他在中國北、西、南三個方向的主張“硬”，是因為那幾個方向離上海遠，玩火不容易玩到上海頭上。他可以用這“虛晃一槍”的“硬”來掩飾他在臺灣問題上的“軟”，免得別人說他天生膽小鬼，怕打仗。《孫子兵法》是“能而示之不能”，劉亞洲是“軟而示之不軟”，用其他地方的“硬”來掩蓋自己在中國東邊的“軟”。而他在臺灣問題上主張“軟”，是因為那里“牽一發而動上海”，觸及了“上海幫”的私利。劉亞洲不是“國臺辦”主管，不是南京戰區司令，不是總參作戰部部長，不是軍委委員，也從來沒有聽說中央授命他負責臺灣事務，為什么他偏偏總是對臺灣事務那么神經過敏，那么不顧一切？他為什么那么堅決反對保留武力打擊臺獨的最后手段，甚至連提都不讓提？為什么一有中國將軍主張不惜一切代價保留武力收復臺灣的權力時他急得臉都綠了，迫不及待立刻跳出來公開反駁？東拉西扯找了那么多荒唐可笑牽強附會的“理由”為臺獨勢力開脫，方寸大亂一反常態，連腔調都充滿了苦苦哀求加氣急敗壞，就差公開宣布誰主張打臺灣他跟誰拼命了。說到底就是因為“上海幫”的私利高于領土主權國家統一，而劉亞洲為了“上海幫”的私利可以不顧一切。說來說去還是“存在決定意識，利益決定立場”。

陳水扁叫嚷“決戰境外”、“先發制人”，很多中國人都覺得可笑：大陸幅員那么大，憑臺獨那點力量到處灑胡椒面能掀幾朵浪花？能給大陸造成多大傷害？簡直不自量力。所以人們很想不通為什么劉亞洲對臺灣問題如此過敏，如此焦躁。其實這是只從軍事角度看問題，沒有從“上海幫”的私利角度看問題，所以“讀不懂”劉亞洲的難言之隱。臺獨對大陸“先發制人”“決戰境外”的戰略從軍事上看簡直近乎兒戲，但從“上海幫”的私利角度看則是洪水猛獸，地覆天翻。陳水扁正是吃準了“上海幫”的心理，故意瞄準了上海放狠話。果然陳水扁一宣布要炸上海，沒多久劉亞洲就公開發表了他一系列的文章認松。而他一旦公開當孫子，陳水扁之流“決戰境外”、“先發制人”的調門也降低了不少，讓“上海幫”得以松上口氣，接茬繼續“悶聲發大財”。劉亞洲的文章實際代表“上海幫”一則放個試探氣球，看中國老百姓的反應。如果反對不強烈，那進一步默認臺灣獨立的種種主張便會接踵而來。二則向陳水扁求饒請人家高抬貴手，放“上海幫”一馬。三則向美國人提出了交易“項目建議書”：咱們合伙拉日本收拾俄國怎么樣？肢解老毛子，徹底消除你的心腹之患，咱們重溫“蜜月”。我保證不跟你爭臺灣，你再一次“給中國帶來了大量的時間，大量的資金，大量的技術”，來個“代價最小，收效最大的戰爭”。四則向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叫板：人家美國本來一只眼盯著歐洲，一只眼盯著日本，沒工夫理你，沒打算把中國怎么樣。你別不知好歹反臺獨惹腦了美國，放下日本不盯了，“打日本牌”專沖著你來，鬧得引火燒身大禍臨頭。還是老老實實按照我們“上海幫”制定的“中國未來二十年的大戰略”辦，乖乖聽安排，“悶聲發大財”。

劉亞洲和“上海幫”的關系本來還有點“猶抱琵琶半遮面”，卻叫陳水扁的“決戰境外”炸出了原形。難怪他的文章里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味道那么足，什么都跟買賣掛勾：又是“經營信仰”，又是“經營戰略”、“要把大戰略當作產業一樣來經營”。產業就是買賣，所以得“經營”。劉亞洲要“經營”信仰，“經營”戰略，可見對他而言“信仰”是商品，“戰略”也是商品，都可以買賣，都要賺錢。這倒令人想起老版京劇《紅燈記》里的一段著名對話：鳩山：“所謂信仰在我們看來只不過是一種買賣。做買賣當然要賺錢嘍！”李玉和：“這么一說，倒也干脆。只要能賺錢，你們什么都可以當破爛賣嘍？”可不是嗎，一旦“上海幫”的利益受到威脅，劉亞洲馬上就把統一臺灣的原則當破爛賣了。這才顯出“上海幫”的買辦特色、奸商本性。他的另一個上海買辦特色就是那股赤裸裸的投機嘴臉腔調，一天到晚“機遇”不離口：“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從指縫中溜走的，是機遇。機遇就像個小偷，來的時候無聲無息，走的時候你卻損失慘重。”“誰掌握了勝利誰就掌握了歷史。誰掌握了機遇誰就掌握了勝利。”“機會是一個區別英雄與狗熊的臺階，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現在這個時機來了，我們要抓住它，不能讓它一溜走。”煞費苦心就是要說得你戰戰兢兢提心吊膽，屏氣凝神惶惶不安，一動不動眼睛都不敢眨一眨，生怕一不留神放跑了這個“賊機遇”。劉亞洲就是這樣用“機遇”吊胃口，哄騙中國人別要臺灣要“機遇”。光拿話甜和人，用信口開河的“機遇”撈走你的臺灣，這買賣倒是只賺不賠。其實這種“機遇”把戲商界哪天不在玩？只要打開電視沒幾分鐘準能撞上一個：大促銷，大降價，機會難得，欲購從速，來呀來呀趕緊抓住這個機遇，過這個村可沒這個店了。逛商店也準能碰上主動上來扯住袖子送“機遇”的，一開口也都是這調調：最后一次機會，不抓住后悔一輩子。但是如果你不理他，該干什么干什么，下次進商店這種“機遇”保險還會照樣再送上來。所以機遇不機遇得看情況，自己判斷，不能聽推銷員的。“墨菲定律”里有這么一條：“如果你能區分好建議和壞建議，那你就不需要任何建議”。（If you can tell good advise from the bad, you won’t need any.）底氣壯，沒機遇自己也會造機遇，誰還怕它不來？沒底氣，機遇你認得它它不認得你，攆著逮都逮不住。只有股票交易所的掮客才整天不干別的光瞪著眼盯著憋著搶“機遇”。其他行業如果一天到晚光想著投機，什么事也別干了。劉亞洲這套機會主義玩藝看來真是得自“上海幫”的真傳。他如此效忠“上海幫”也算是投桃抱李：你提拔我，我巴結你，鞍前馬后緊跟猛拍，全國戰略圍著你的局部利益轉。劉亞洲的文章里肉麻之處不少，可有誰見過他公開表示擁護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這說明不說明問題？但這有什么奇怪，他本來就是“上海幫”在軍隊里挑出來的“軍代表”。今天的“上海幫”只善于見便宜就上，見困難就讓；一副太監相，十足娘娘腔；陰謀過剩，正氣全無；只會吹拉彈唱到處賣弄，何曾有一個有點丈夫氣，肯到軍隊摸爬滾打出生入死的漢子？一個手握兵權的現役軍人也拔不出來，卻又必須“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只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劉亞洲憑自身的能耐在軍隊里混是“癩蛤蟆穿褲子——蹬打不開”，正急需找條粗腿抱抱。自然一拍即合。

“上海幫”向來是只顧上海，不顧全國，為了上海，犧牲全國。近代中國只要是“上海幫”當政，中國普通老百姓一定倒大霉。九．一八事變，蔣介石的“上海幫”下令“絕對不抵抗”，把東北拱手相讓，東北老百姓全當了亡國奴。八．一三抗戰，蔣介石的“上海幫”為保上海不顧一切，把全國軍隊的主力精銳全調到上海，在最有利于敵最不利于我的地方跟敵人孤注一擲死打硬拼，根本不考慮中國的抗戰全局。等把老本拼光又驚慌失措一潰千里，給敵人留下了南京大屠殺的機會。為了擺脫追兵又根本不做安民準備就在黃河花園口掘堤放水，淹死的中國人比日本人多得多。蔣介石的“上海幫”讓中國普通老百姓倒足了大霉，“四人幫”的“上海幫”也好不到哪兒去。東北人成了每月定量三兩油的“陳三兩”，“四人幫”卻天天花天酒地。王洪文自己吃喝玩樂不說，他的鐵桿陳阿大最出名的地方，是“家里只有老婆是國產，其它全是進口貨”。就這樣還要求“全國保上海”。唐山地震遭了滅頂之災，他們卻說：“從地圖上抹掉個唐山算什么！？”全國老百姓的死活在他們眼里根本不算一回事。而劉亞洲代理的“上海幫”呢？“賤賣國企”、“國有資產流失”、“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弱勢群體”處境艱難、“強勢群體”繁榮“娼”盛；國內到處圈地、國外到處消氣；國內到處下崗、國外到處賣唱：“我為你勤傍妝臺，濃施粉黛，討你笑顏開。我為你賠折家財，拋離骨肉，賣掉祖宗牌”……這還不算，現在為了自己的私利，公然宣稱“臺灣問題不是戰略核心”、“即使把臺灣收回來，大陸也可能分裂”、“該得到的未必已經得到。不該得到的必須放棄”、“痛苦的選擇也許就是正確的選擇”，明目張膽要用臺灣換上海。可見三代“上海幫”全都是一個德形：只顧上海，不顧全國，為了上海，犧牲全國。他們從來認為自己“通洋務”，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比中國其它任何地方任何人都高一等，一貫吃里扒外，損人利己，外戰外行，內戰內行。即使掛在上吊繩子上也忘不了勾心斗角。回顧回顧中國近代史，只要是“上海幫”當政，中國普通老百姓一定倒大霉。不足百年，接二連三。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

“上海幫”鼓吹“中華文化劣等論”最瘋狂。上海本是個小魚村，靠洋人才發跡。上海是中國最大的買辦基地。買辦文化在上海本來就根深蒂固。“上海幫”更是變本加厲，蓄意扶植買辦文化大泛濫：“買辦代表先進生產力”、“買辦文化代表先進文明” 、“不當買辦非好漢”、“不當買辦是笨蛋”、“誰當買辦誰能干”……為什么？階級利益需要。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經濟命脈的滲透控制越廣泛深入，中國經濟越買辦化，“上海幫”的買辦日子越好過。中國越自力更生，“上海幫”的買辦生意越蕭條。只有在買辦領域“上海幫”才最占優勢。即使中國其他地區全完蛋，即使中國民族工業全垮臺，“上海幫”仍然可以繼續當自己的買辦，繼續高高在上花天酒地。他們的利益跟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并不相干。所以他們不會真正替全中國著想，而只會替“上海幫”打算，所以他們不遺余力鼓吹買辦文化。只有買辦文化的價值觀壓倒一切，“上海幫”才能高人一等。買辦文化是“上海幫”的“上海特色”、“上海優勢”，全國誰也比不了。只要中華文化成了“劣等文化”，買辦文化成了“先進文化”，順理成章就是“上海文化優等”、“上海特殊”，“上海幫”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高人一等”，所以“為了上海，犧牲全國”、“為了上海，放棄臺灣”是“大戰略需要”、“最合算的買賣”。人家最講“實惠”。“中華文化劣等論”損害中華民族，但“上海幫”從來只在乎自己，不在乎中華民族。他們從來最擅長嫁禍于人，自己不但不會虧，反而能撈油水。就象當年黃河花園口扒大堤，要死死別人，自己決傷不著。難怪“上海幫”要帶頭修改教科書、刪除《狼牙山五壯士》、逼小學生學“圣經”。這都是用買辦文化毀滅中華文化的需要。不管是用“軟刀子”殺人還是用“硬刀子”殺中國人，“上海幫”從來不手軟。別看“上海幫”在洋人面前只長舌頭，不長骨頭；只會求人消氣，不會自己爭氣；好象挺溫順，其實一旦涉及切身利益，對中國普通老百姓黑著呢。當年蔣介石的“上海幫”在江西制造“無人區”，不分男女老少整村整村全部殺光；在花園口扒黃河，淹死中國生靈無數，一點也不含糊；至于對全國老百姓的巧取豪奪，如貪污腐化，橫征暴斂，濫發鈔票，物價飛漲，“民國萬稅”就更不在話下。老“上海幫”如此，新“上海幫”照舊。劉亞洲效忠的“上海幫” 今天能用“軟刀子”殺《狼牙山五壯士》，明天就能用“硬刀子”替洋人消滅“劣等民族”。這都是一脈相承的事。劉亞洲為什么那么起勁污蔑毛澤東，那么起勁污蔑中華文化，那么不遺余力為臺獨打掩護，那么頑固堅持“軍人無權選擇命令，有權選擇戰爭”？歸根結底既是劉亞洲的個人利益的需要，也是劉亞洲代表的“上海幫”的階級利益的需要。不僅有經濟利益，更有政治利益。他的一切主張說白了就是告訴陳水扁：你敞開了鬧臺獨吧！你不鬧臺獨我還麻煩了。萬一大陸統一了臺灣，那胡錦濤豈不成了民族大英雄，我們“上海幫”的日子可怎么過？你鬧臺獨我求之不得。臺灣丟了就丟了，“痛苦的選擇也許就是正確的選擇。”殺害岳飛是為了“莫須有”的罪名；放棄臺灣是為了“也許就是正確的選擇”。我就是要借口“軍人無權選擇命令，有權選擇戰爭”，拼命給他的武力統一臺灣的準備工作搗亂。就是要讓他打打不了，統統不成。那時我們“上海幫”可以乘機把丟失臺灣的責任全推給他，趕他下臺。那時還不是我們“上海幫”的天下？這叫“以退為進”，“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用臺灣換我們“上海幫”的天下，這筆買賣合算。這可是我們“上海幫”老祖宗蔣介石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學來的老傳統，上海買辦文化特色。對付洋人不行，對付中國人綽綽有余。那些云貴青藏高原山溝里出來的“阿鄉”“赤佬”豈能“讀得懂”我們大上海十里洋場特有的“高等文明”和“先進文化”？

“讀懂”劉亞洲，不僅要看到他“心比天高，行為下賤，投機取巧招人厭”，更要“讀懂”他的利益關系。鼓吹“中華文化劣等論”是出于“上海幫”買辦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需要；污蔑毛澤東是出于“上海幫”買辦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需要；主張放棄臺灣還是出于“上海幫”買辦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需要。不清楚這一點，就“讀不懂”劉亞洲。

十．結論

民族文化的地位與民族的生存權緊密相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沒有中華文化的地位，就沒有中華民族的生存權。

要屠殺，先辱罵。鼓吹“中華文化劣等論”，就是要消滅中華民族。“軟刀子”先行，“硬刀子”隨后。

“存在決定意識，利益決定立場”。鼓吹“中華文化劣等論”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需要。利益就是人吃人。其他一切都是借口。只有永恒不變的利益，沒有永恒不變的借口。

“中華文化劣等論”的既得利益者是國際壟斷資本財團和西方“精英”，以及中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學閥買辦資產階級。

保護中華文化的是中華民族一切“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華新文化是中華文化的脊梁骨和保護神。

毀滅中華文化的“軟戰爭”已經打響，而且十分激烈。西方勢力與在中國的“文化偽軍”正里應外合，篡改教科書，全面否定毛澤東，否定中國歷史，否定中國文化，爭奪下一代。這是一場關系到中華民族生存權的、看不見硝煙的、你死我活的戰爭。

“軟刀子”比“硬刀子”破壞力更大。但對“軟刀子”不能簡單“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對付“軟刀子”仍然必須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反擊毀滅中華文化的“軟戰爭”不等于不要“和諧社會”。但是“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反擊毀滅中華文化的“軟戰爭”不等于不要合理改革，正確開放。對于西方文化、外資技術都應該看清其兩重性，正確對待，因勢利導。既不因噎廢食，也不隨波逐流。一方面承認在勞力密集型經濟條件下不得不低工資的現實，一方面想方設法努力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實。承認現實，不安于現狀。

劉亞洲為代表的“上海幫”是“中華文化劣等論”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處心積慮毀滅中華文化，放棄臺灣，坑害中國老百姓，挑戰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中國要富強，擺脫“上海幫”。中華民族要生存，打倒“中華文化劣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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