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我愛大學，愛得無可奈何。”
大學如官場、市場，卻越來越遠離學場
董云川曾作為中國大學最年輕的教務處長效力于西南一所高校，在教務處工作6年。在大學里被稱為“第一大處”的部門中，他親身體驗并深入觀察到高等教育運作的方方面面。6年前，他辭去了處長職務，潛心于高等教育研究。他感慨，大學在適應社會的同時忘掉了自己，學者在教育別人的同時也忘掉了自己。他說：“教育像一面鏡子，永遠只照別人，不照自己。當我們把這面鏡子翻過來照一照自己時，才發現我們所走的路已偏離了高等教育之路。”
董云川認為，當今教育的變異最大的表現莫過于大學行政權利的泛化，這個時代的大學如市場、官場，卻越來越遠離學場。如今，大學更像是政府，擁有太多的機構、官員、會議和文件，其管理運行機制幾乎完全行政化。大學還像職業培訓中心，只要有錢，什么班都能辦，什么課都能開，隨波逐流，舍本逐末，辦學行為幾乎完全功利化。
“今天的大學至多是個仿真的系統。”他說，從外部看，中國的大學作為大學應具備的元素一樣都不少，但進入其中就會發現，大學與其他社會組織沒有區別，雖然擁有教授、博士、院長、系主任、學科帶頭人等，但這些原本非行政性的學術職別及教育崗位，在運行后迅速偏離本位，而成為行政體系中的一環，被賦予了濃重的行政色彩。在中國，大學首先被定義為行政事業單位，其次才是一個專家云集、從事教育、科研的學術團體，在管理上主要沿襲行政管理體制。大學里官滿為患，冗員過剩。除“一走廊”的廳級干部和“一會堂”的處級干部外，五花八門的廳級巡視員、處級調研員、正處級副處長、主持工作的副處長、正處級書記、副處級支委、正科級主任、副主任科員等，構成了中國大學獨一無二的景觀。與此同時，院系升格風愈演愈烈，原系主任現統稱院長，十分榮耀。這好比原來的醬油通稱生抽，無任何實際意義。
權力意志成為大學運作的價值信號，神圣的學術事務被打上了世俗的烙印，常常見許多院長、校長俯首聆聽學術圈外既非此學科、又非彼學科的領導人作關于“如何加強教學建設、提高教學質量”，“如何申報基地”，“怎樣操作項目”，“如何開展科學研究，掌握科學方法論”的報告，這種主客體顛倒、話語角色不協調的場景令人啞然失笑。
“大學具有政治屬性和經濟屬性，但根本上是文化組織，其與政府和社會綜合而成三位一體之相輔相成的立體關系。但目前中國大學定位的錯誤造成了身份和地位的危機，這直接導致教學科研等中心工作不到位、邊緣化，以及學校機構臃腫，黨政和后勤的非教學人員過多。同時出現官本位價值對學術領域的污染，各種非學術力量對學術性活動的干預，如學位授予、職稱評聘等。行政泛化現象直接影響了教育的品位和學術風氣。”
董云川說，由于官本位意識的強化，形成激勵走向的誤導，使更多的人去關心權術而不關心學術。學術帶頭人官僚化和官僚“學術化”的現象比比皆是。由于大學學術管理在許多層面上被行政管理所替代，造成了教育資源浪費，大量資源消耗于非教學科研的行政和準行政行為。
“問題在于，所有的輿論在倡導和強調教育信念，而所有的場合卻在保護并強化著行政信念。行政信號過強的結果是：追求方向的迷失和學校教育質量的滑坡。”他說。
董云川認為，由于支配大學運轉的是行政權力而不是學術權利，作為保障教育目標實現的行政管理成了制約教育發展的枷鎖。在大學行使行政權力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大學辦得更好。行政權力應該服從于學術權利。大學的權力只應分配在兩類人手中：一類是教育家，他們出思想、出觀念、出政策，引導并推動學校的整體發展；另一類是學問家，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出著作、創成果、育人才，攀登科學高峰，推動學術發展。兩權合二為一就能夠創造教育財富。
大學沒有理想就如同法院沒有公平一樣可悲
董云川說：“大學的榮譽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數，我們今天的大學并不值得樂觀。”
“今天的大學什么都關心，談經費、談人事、談機構，就是不談教育本身，盡管大學的會議都以‘教學中心’作為開場白；今天的教師什么都關心，講社會、怨待遇、嘆機遇，就是不講課程本身，盡管每天上課都帶著以不變應萬變的講稿。”他指出，如今，商品化、世俗化之風充斥校園，吞噬著自由清新的學術空氣；政策或口號成為大學發展的惟一精神支柱；許多大學因思想和一流的科技成就匱乏而等同于職業中專。只因社會在一定時期內緊缺會計，各校就一窩蜂造就了許多“只能”做會計而不是“能”做會計的畢業生，也有很多大學沒有搞懂一些就業崗位的相對飽和，并不等于這一學科的必要性已喪失。
大學是培養高級人才的地方，但目前人們難以對“高級”二字當真，學校的人才培養工作有許多問題。很多學校培養的高級人才既不出思想也不出力氣，在服務于社會發展的人群中，技術精英、思想精英、管理精英、市場精英已成稀薄之勢，與高等教育產出的畢業生規模形成反差。
“這是大學本性流失的一種表現，被動適應或表面適應社會。大學以及大學所培養的人從來就應站在社會的前沿。”董云川說：“當有人認為大學除了能發文憑外可有可無時，大學就該反省自己存在的價值了；當有人認為教師僅僅是一群能給出考試分數的說教者時，教師就該反省自己存在的價值了。”
他指出，當今的原創思想越來越少，“影響中國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和大學未來的危險傾向莫過于學術的仿真現象”。他說，如今，學術現象和學術真實混為一談，鋪天蓋地的科研成果在繁榮之下卻是蒼白的。科學研究都用數字表現。學術之象重于學術之實，學術之表掩蓋學術之本。浩如煙海的學術大多外不及社會生活，內不及科學人文。其基本目的是評職稱，基本讀者是自己，基本作用是廢紙，基本歸屬是檔案柜。
“跑”項目、“走”基地、“評”先進、“迎”專家比建基地、做項目、研學術、求至理更關鍵。“跑”成為中國高等教育領域迅速普及的詞匯和常規動作，“跑基地”、“跑點”、“跑項目”、“跑學科”、“跑指標”、“跑專家”，大學在“跑步”前進的同時逐步淪為指標的奴隸。人們動用強有力的指標體系，培育基地、表彰先進、評審項目、評價學校，各高校無不重視并全力關注。
“高校在不得不對付指標的同時也不能當真。因為指標是可以變換的，古今中外著名大學從來就不是靠評獎獲得殊榮，真正的‘優秀’從來就不是‘文件’或‘規定’的結果，‘名師’和‘大師’也不是任命的結果。品位和特色都不是評出來的。”董云川說。
大學精神本來源于文化，彌漫于校園，存在于學生、學者、學會及學術之間。但是當今的大學拷貝出文化包裝的趨勢，大學精神與文化理想被符號所替代。董云川指出，到底是先有“校訓”和“理念”，還是先有“行動”和“實踐”？是否先找出一個高深的校訓，就能辦出一流的大學？最好的大學并不是先集聚一幫學者研究所謂的“文化”就形成了真正的文化？最有文化色彩的大學并沒有在校園里掛滿了標語或墻上貼滿了訓誡。總之，當前的大學不缺“文化”的表述，而缺文化的靈魂。
“大學沒有理想就如同法院沒有公平一樣可悲。”他說：“大學精神和本性一旦流失過度，大學也就必然走向虛化和坍塌，大學教育也必將變味。”
“我們必須反思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為何需要學者，為何需要大學？人要有精神，大學更需要精神。大學的生存法則，永遠不能偏離高、精、博、新的特色和獨善其身的氣質。只有這樣，才能讓政府依依不舍，讓大眾仰慕追隨。大學如果連自己都拯救不了，它還能拯救誰？”董云川說：“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像行政改革一樣，上半年改革下半年見成效。高等教育的轉變需要漫長的周期。我們一定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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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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