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20年之內公平提不到優先的地位
中國網 | 時間：2005 年11 月30 日 | 文章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20年內還是要講“效率優先”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認為機會公平才能實現真正的財富分配公平
“至少在20年之內，‘公平’都提不到優先的地位。”給記者分析完一組數據，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冷靜和肯定的說。
效率優先時代已經過去？
“十一五規劃”公布后，一些學者認為，以前一直倡導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也將讓位于“效率與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
11月20日下午，陽光燦爛。周天勇在辦公室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他對上述觀點表示異議。他說，財力無情，效率必須優先，公平只能注重。
如果不鼓勵投資，不鼓勵創業，不改革目前抑制創業和就業的收費罰款體制，不能夠擴大城鎮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吸收勞動力就業的能力，光靠財政給錢，想建設和諧社會是根本做不到的，最后只能會給國民經濟造成重大的損失。
財政不能承受之重
周天勇認為，財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脫離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個階段中人口多、土地少、農民多、人均GDP水平還很低這樣一個國情和國力。
他給記者舉出一組數據：2004年中國按照名義匯率計算的人均GDP1273美元，排世界各國第112位；按購買力平價5791美元計算，排第94位。預計2005年預算內財政收入人均2310元，美國2004年財政收入人均1．25萬美元，合人民幣10萬元；2004年中國城市化水平41．67％，有75705萬人在農村，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排列，我國農業人口比重之多排在緬甸和越南之后，為世界前幾位；2004年中國農業勞動力人均耕地4．5畝，日韓等國13畝以上，巴俄美英法加澳等國55－1600畝。
按照周天勇理解，就算是建設一個低水平理想的公平分配的和諧社會，目前也無能力做到財力方面的基本支持，而包括財政對農村、對城鎮和對中西部等地區的三方面的轉移支付都需要巨大如天文數字般的國家財力。
首先，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包括：每年如果給每個低收入農民每年補助500元則需要3785億元；農村養老按1億老人計算，每人每月100元的話，每年需要1200億；醫療每人最低按照50元計算，每年需要378億元；教育方面，2億農村學生，每人每學期按照400元補助，每年需要1600億元；584萬個自然村修路，每條10萬元，分五年建設，每年需要1168億元；自來水每個自然村按照2萬元計算，分五年建設，每年需要233億元；其他農田水利道路村容建設，每個自然村按照50萬元計算，分五年支付，每年需要5840億元。
“如此算來，即便是在農村想建設一個很低水平的公平分配的和諧社會，那么在‘十一五’期間每年需要財政轉移支付14204億元，而2004年，第一產業形成的GDP也只有20768億元。”
其次，在城市方面，周天勇說，2004年城鎮人口有54283萬，而從業率為48．70％，按此推算，城鎮應該工作沒工作的勞動力在4343萬人，按1．7的撫養率計算，城鎮應當補貼的低收入人口為7382萬人，每人每月400元補助，每年需要財政轉移支付3543億；城鎮養老8000萬人計算，假定其中有3000億需要國家資助，每人每月300元，需要1080億元；義務教育按照1．5億學生計算，每人每年1000元計算，共需要1500億；醫療費用每人每年100元計算，5．4億人需要5400億。城鎮中的低保、養老、教育和醫療共計需要11500億元。
此外，財政對中西部等地區的轉移支付假定每年需要3000億以上，這樣，以上三方面的財富初步公平分配，財政共計需要每年轉移支付28727億元。
那么，現在的財力能否支持這樣一個基本的支出水平呢？
根據統計，2004年財政收入26396億元，加統計內外的預算收入，分別為35396億和40000億，社保收入2004年為5780億元，2004年的GDP稅費負擔率為30％，已經高于發展中國家應當負擔的18％至25％的范圍。假如目前的財政支出中已經包含上述公平分配支出的10％，則缺口在90％，即缺25800億元財政資金。
建立積極的和諧社會
要解決這個巨大的缺口，錢從哪里來？周天勇用調侃的方式給出了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方案一：財政向銀行透支，銀行大量印刷貨幣，發行票子，通貨膨脹率定在25％，國家采取隱性通貨膨脹稅的辦法補齊缺口。方案二：借外債，國家財政每年向外借款3192億美元，可彌補缺口。方案三：賣地，每畝40萬元，每年國家向外商等出售土地650萬畝，收入不能留給農民，全部歸國家財政所有，可彌補缺口。方案四：1、停止一切公款吃喝、出國、公車，可籌集7000億，并歸財政使用，2、城鎮全部單位職工工資降低一半，可籌集8000億，并交財政，3、全國行政單位壓縮辦公經費1000億元，三項并舉還有缺口9800億。方案五：將目前GDP的稅費負擔率從30％提高到45％。
“很顯然，這些方案基本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基本上屬于‘調侃’，但這說明這些錢很難獲得，理想的公平分配，實際上是一種空想”。因此周天勇說，我們需要建設的是一個積極的和諧社會，而不是消極的和諧社會，既不能坐等天上掉錢下來，也不能不顧實際進行財力非常薄弱的公平分配，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
周天勇說，財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脫離人口多、土地少、農民多、人均GDP水平還很低這樣一個國情和國力，理想的公平分配財富，在我們這樣一個國情國力下，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也根本做不到。因此，真正解決的方法是鼓勵投資、創業和就業，效率和財富是公平分配的基礎，“只有效率才能促進公平，沒有效率，沒有財富，何談財富的公平分配！”促進就業，鼓勵創業等這些效率范圍內的事情在現階段下必定優先，而財政轉移支付等公平分配財富只能是更加注重，但至少目前還提不到優先的地位上。
機會公平才能實現真正公平
在周天勇看來，創業和就業是一個社會公平分配的基礎，從體制、權力和機會上鼓勵創業、投資、就業，并保障公民的財產權，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目前城鎮失業人口達4300萬，如果提高稅費率，抑制投資和創業，每年可能再增加城鎮失業800萬，到2010年城鎮失業人口為累積8300萬，財政需要對城鎮失業人口及家庭的轉移支付會達到8500億元。
周認為，如果“十一五”期間，不再增加城鎮失業，2010年將城鎮失業人口控制在2000萬人，財政即使全部保障起來，也超不過1800億，并且投資、創業和就業還會給財政增加稅收。
另一組數據顯示，目前有1．4億農民在城鎮務工，收入在11200億左右，郵回農村的收入在4000億左右，農民增收的80％以上來自外出務工收入。“將大部分農民通過大量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固定在農村，在勞動力人均1－4畝地上，能使他們增加收入嗎？”周說。
就業的世界性規律顯示：65％－80％從業人員在自由職業、微型和中小企業中就業，不過，自由職業、微型和中小企業最敏感的是稅費負擔。“目前中國個體工商戶、微型和中小企業的稅費太重，僅工商、質檢、城管等政府有關部門從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手中所收的收費、罰款等等估計在3000億左右，以2萬元可以解決一個勞動力就業計算，僅政府的收費和罰款就減少了1500萬個就業機會，因此，我一直持一個觀點：中國人并不笨，到國外都能找到工作和創業投資。中國農民轉移難和城鎮就業難問題主要是政府各部門的亂收費和亂罰款，創業和就業的環境太嚴酷造成的。”周天勇說：“黨和國家，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建設和諧社會，為民辦實事，最需要干的一件善事是，廢除工商、質檢、城管等部門的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罰款分成體制，將這些部門的公務員全部用稅收形成的財政經費供養起來，由此，每年至少可增加600萬－800萬個就業機會。”
周天勇呼吁，法律和政策上尊重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工薪權，加大農民工的強制社保力度，“一是尊重農民的土地集體財產權力，集體與國家在交易土地時應等價交換，地方財政從被征用的土地上少拿點，給農民多留點，一年征用300多萬畝地，每年農民就可增收3000萬左右；二是財政不要再對機構實行自收自支，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罰款分成等體制，對各部門的建設項目，不要再進行財政給一點、部門自己籌一點等體制，防止政府各部門向個體戶、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收費罰款，防止政府工程欠農民的工資，僅這一項，每年農民就可保證得到3000億收入。因此，財政轉移支付的陽光就是不照耀到農村，如果在這些方面落實了對農民的權力，農民增加的收入要比財政能轉移的“陽光”多得多。
“此外，財政還要將吃飯養人型的財政轉變成公共服務型的財政，調整支出結構，向廣大人民能收益的教育、衛生等方面傾斜。我們目前的財政預算內外收入中，行政公務開支占到近40％，納稅人交納的公共資源很大一部分用于吃飯養人，而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服務支出很低，這是不合理的。應當把行政公務開支在財政總支出中壓縮到10％以下，至少應當壓縮到15％以下，而公共服務的開支，在財政總支出中應當占到75％左右，這樣才是一個公平分配的財政體制。”周天勇補充說，也只有這樣，用更合理的機制來促進效率才能積累足夠的財富來真正解決公平的問題。
總之，周天勇認為，在目前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奢談公平優先將給投資、創業、就業和國民經濟造成巨大的危害。 （吳君強 張立棟 周榮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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