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科技戰略修正五類經濟政策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丘慧慧
中央關注廣東自主創新
10月底以來,廣東發展模式轉型廣受矚目。
中央幾大媒體先后推出長篇報道,10月23日-26日,新華社、人民日報、以“廣東醞釀發展模式之變”、“深圳:自主創新路更寬”為題連續刊播出大幅專題報道。央視的“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也對深圳的自主創新進行了大量報道。
而位于深圳坂田的華為基地,今年以來,多位政府高官頻繁造訪。華為幾近被認為是中國自主創新的樣板企業。
“最近如此高調地宣傳廣東及深圳的自主創新模式,說明國家對自主創新的立意已定。”深圳市一位科技官員說,在此之前他已經接待眾多國家部委高官學者、總共8輪調研考察團的造訪。
實際上,由科技部、財政部、商務部等十三大部委組成的調研組今年已經多次南下廣州、深圳等地,其中,僅華為、比亞迪、中興通訊等企業就去了兩、三次。
“一年來,我們一直在全面調研和尋找政策調整的意見“,科技部辦公廳調研室人士告訴記者,目的是為計劃今年12月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以及正在修改的國家經濟政策與科技政策收集意見。
這些意見,將對現存經濟政策中有悖國家自主創新能力的相關條款,進行“整體修正”,目前涉及五大類經濟政策的修改意見和存在問題已形成系統報告,最后定稿將于即將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重磅推出。
“將出現比較大的一次戰略調整,”上述人士透露說。改革開放以來,國務院共召開過兩次全國科技大會,一是1978年,會上第一次明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二是1995年,會議確立了科教興國的戰略。今年的會議是第三次。
在近日召開的一個高規格的全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強調說,廣東要實現新發展,根本出路在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他指出“十一五”期間,自主創新是廣東發展的后勁所在,并呼吁廣東民眾加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這場“事關廣東前途命運的決戰”。
之后的11月1日,《南方日報》全文刊登廣東省省長黃華華的《關于制定全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建議的說明》,黃華華指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增強我省發展動力和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并強調,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加強重點區域、領域自主創新,強化區域與國際合作,走開放型自主創新之路。
科技部一位參與調研的官員說,在今年的調研中,課題組總體認為,上海是一個金融、貿易的重鎮,給中小企業的生長空間相對狹小。相比之下,“青島、深圳是創新企業的熱土。”而廣東更是本土創新型企業的密集區。
但目前看來,廣東的外源型經濟依舊占據全省工業產值的2/3。對此,丁力頗為擔憂,“外源型企業的市場重心在外,而內源型企業的又發育不良,這使得廣東省企業的轉型任務尤為艱巨。”
不過,廣東表現出來的憂患意識恰恰說明“廣東,尤其是深圳有一種利于創新的氛圍”,前述科技部人士說,“我們到深圳開座談會,政府請不動企業――我認為,這是一種健康、平等文化的表現?!彼f,“這種創新的生態很好,企業作為創新主體,政府既不做運動員也不做裁判員,只做場地維護員?!?
5類經濟政策“自查”
“某種程度上,我們在自主創新上已經對外形成了依賴”,一位科技部人士在長達一年的調研,并走訪深圳、廣州、上海、青海等城市后對本報說。
深圳卻是一個反例。該人士說,去年,深圳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達350.6億美元,居全國第一,近千家國家和省級高新技術企業落戶深圳,其中60%是民營科技企業,全市超過60%的高新技術項目也在民營企業。而耐人尋味的是,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甚少大型國企及大學科研院所的深圳一直不是國家科技經費的投放重點。
而深圳的“四個90%”――“90%以上的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資金來源于企業;90%以上的專利由企業申請”――其自主創新的研發模式在中國獨樹一幟。
但從全國來看,根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統計,我國對外技術的依賴程度已經到了危險的境地:雖然我國一再強調“要強化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有效銜接,提高技術配套和自主開發能力”,2003年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比例僅為1:0.07,而日、韓兩國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比例均保持在1:10左右。
“今年以來,胡錦濤總書記多次強調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推進結構調整、促進增長方式轉變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中心環節后,科技政策與經濟政策‘兩張皮’的現狀已經到了不得不修正的時候。”上述科技部人士說。
據本報了解,今年初,由國家各部委共同組建的“國家促進自主創新的政策分析與研究”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召集了國家各部委及其下屬研究所上千名官員、學者組成五大分課題研究小組,針對我國現行財政、稅收、金融、產業、科技五大類政策存在問題進行“自查”的糾錯行動,并提出相關修改意見。
據悉,目前現行政策當中存在的問題,已經由科技部辦公廳調研組以及“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統一組稿為一份總報告與五大分類報告。該系列報告共梳理了五類共計289項與自主創新相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相關政策(不包括地方和行業法規政策),針對其中財政、金融、稅收、產業、科技五類政策共計124項的關鍵政策文本,梳理出31項“問題政策”,其中財政政策3項、稅收10項,金融5項、產業8項、科技5項。課題組在總報告的最后,針對其中的21個“問題政策”進行了解剖并提出建議。
課題組在對五類政策進行分析后得出的總體結論認為:一是國家歷年對促進自主創新的政策目標不一致,特別是經濟政策與科技政策目標存在相互矛盾;二是對技術創新支持的政策條款大多屬于理念性,缺乏實際可操作性;三是對政策的執行缺乏有效監督,難以取得政策效果。
反思“外源經濟”
雖然深圳等城市的自主創新走到了全國的前列,但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科研處處長、研究員丁力評價說,廣東整體的經濟發展模式還是受困于粗放型增長與外源型主導模式,“粗放型經濟的實質是自主技術少、資源消耗多,相應的市場競爭表現為激烈的價格競爭。隨著生產成本提高,市場價格下跌,粗放型增長模式最終必然會走到盡頭?!?
他認為,近期連續出現的能源荒、民工荒以及土地資源緊張、環境污染嚴重等跡象,已經表明,廣東省“有限的經濟資源已經無法承受全省粗放型經濟增長之重?!?
廣東如此,全國亦然。
形成這種局面,與國家一些經濟政策的不適合有相當關聯。據科技部人士透露,課題組解剖的五大類、21項政策中,針對政策中表現的“揚外抑內”的條款明確提出了修正要求。
他舉例說:比如財政政策,美國上世紀30年代以來已經制定了《購買美國產品法》、《聯邦采購法》,有專門針對本國創新技術和產品的采購內容,從政府采購政策實踐結果看,所采購的本國技術產品不僅份額大,并且采購價格一般高于市場價格。而“我國政府采購本國商品大都為低端產品,缺少對高技術企業產品制定相應的采購政策,就算有一個關于軟件采購‘同等優先’的采購原則,但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做到‘同等’是不實際的,也就因此喪失‘優先’的機會?!?
課題組還認為,在稅收上的“揚外抑內”最為明顯,總報告中提出“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負不統一”的問題,據報告測算,目前外資企業平均稅負為11%,內資企業為22%,國有大中型企業為30%。報告嚴厲指出:“內外資企業采用兩套稅率,在國外極為罕見,使內資企業處于不利競爭地位。”
課題組同時呼吁:要盡快扭轉“市場換技術”的產業政策方向??倛蟾嬷赋?,1994年國務院公布的《90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中有關“為了換取關鍵技術和設備,允許有條件地開放部分國內市場”的規定,“體現了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但是隨著國際競爭程度的加劇,一些發達國家已經把中國作為主要的競爭對手,嚴格限制高技術對中國的出口,關鍵技術無法從國外引進,所以“產業政策設計的目標導向亟需調整?!?
該課題總報告還建議修訂《國家科學促進法》、《政府采購法》等法規,并盡快制定中國的《反壟斷法》,并緊呼實行內外資企業稅負并軌制,金融政策上開征“科技發展稅”,“成立國家科技發展銀行”,并對科技創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多款政策調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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