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和

 來源：中國政治經濟學教育科研網

    前幾天，我從網上看到《北京青年報》（2004年12月21日）有文章說：“叫停MBO只是終止在錯誤方向上的狂奔，而若想真正解決國有資產的流失，卻還是要在校正方向之后重新起步”。我不知道作者指的“校正方向”是什么意思，但文章把國企改革面臨的問題提到方向的高度，則是同意的。文章同時指出，在校正方向以后要繼續進行國企改革，并認為“重新起步更加困難”，這些也講的很好。只是好像還應加上一句：在校正方向之后和重新起步之前，應對已改制的企業進行復查。

    要解決國企改革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不能就國企改革論國企改革，而應把它與一些年來實際起主要作用的改革理論聯系起來，作總體上的反思。這包括許多方面。這里只講一個方面，并且也只是簡單地開個頭，就是：調整完全按市場經濟要求進行改革的思路，用科學發展觀統帥國企改革。

    我們現在國企改革的種種問題，多是與“按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改革”的總思路聯系在一起的。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提出實行市場經濟，按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改革。其中，除中國外，其他國家都把市場經濟改革認同為轉向資本主義。因此，世界各國普遍的認識是，按市場經濟的要求改革國有企業，就是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

    在中國，按市場經濟要求改革國有企業，被明確為不搞私有化。可是，從過去的改革來看，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差別，甚至在形式上還不如人家。以中俄兩國比較，例如：第一，俄羅斯在私有化之前和之初（1991-1992）就已經有了一套比較系統的私有化法律法規，并在后來進一步系統化和完善化（這里不作具體介紹）。我們迄今沒有一部“國有企業改革法”，更不要說配套的法律法規了。好像我們這里最高的法律就是“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大膽地改”。這樣一來，改還是不改似乎成了標準，而改得對不對、合適不合適就沒有了標準，甚至對某些胡作非為，想糾正也無奈他何；第二，俄羅斯把國有企業劃分為不準私有化的、必須由聯邦總統批準才能私有化的、必須由聯邦政府批準才能私有化的、必須由聯邦國有財產管理委員會批準才能私有化的、必須由聯邦主體批準才能私有化的以及必須進行私有化的若干大類，并對私有化企業哪些要由國家控股也相應作了分類和規定。我們則不僅沒有這樣的分類，哪些該改，哪些不能改，心中無數，而在許多人的改革方案中，實際是“國退民進”在起著指導作用；第三，俄羅斯的私有化總的說是“小企業出售，大中企業股份化”，何為小企業，何為大中企業，都有明確的規定；并且，小企業在出售時，只要本企業職工聯合起來集體買下，不僅有優先權，還能降價30%，而在大中企業股份化時，不僅對本企業職工持股有照顧，還明確規定經理層總持股不得超過5%（第一方案）；此外，任何企業私有化，必須要有本企業職工集體同意，包括如何制定私有化方案。我們在改制時，往往是把本企業職工的意愿、意向和利益放在一邊，盡量滿足經理階層或者大款甚至外資的利益。當然，說歸說，干歸干。俄羅斯盡管制定了不少的法律法規，違法事件和暗渡陳倉攫取國有財產的事例仍所在多有，特別是私有化以后，原來的“人民私有化”更是一步一步地轉化為少數人的私有化，因此，根本不值得我們效仿。可是，話說回來，如果我們的國企改革思路和人家差不多，形式上又不如人家，那不是離“社會主義改革”更遠嗎？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么不搞私有化的改革和主張私有化的改革實際上差不多？為什么我國大部分國企已經改制，卻至今沒有一套防止私有化的國企改革法律法規？我的看法是，只要按市場經濟的要求改革國企，不管嘴上怎么說，結果是一樣的，或者說是差不多的。由于這個原因，制定真正能夠既防止私有化又能通過改革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的法律法規，在一些人看來，就等于不按市場經濟的要求改革國企，更達不到某些經濟學家和某些人士實際上主張資本主義的目的，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只做不說”了（不說，是指不立法）。

    調整國企改革的思路和方向，需要清理對市場經濟的錯誤認識。這里最根本的一點是，市場經濟，或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究竟會不會導致資本主義？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理論界批判以往不重視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失誤，功不可沒。但是，其中也有偏差，這就是在理論上否認商品生產會導致資本主義。這樣的偏差，為后來把市場經濟抬高到統帥經濟改革的高度，一切按市場經濟的要求辦，打開了方便之門。

    我認為，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會導致資本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社會主義理論史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過形形色色的企圖在保留商品生產的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的錯誤理論，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商品生產必然導致資本主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嘲笑蒲魯東，說他既要商品生產，又不想要資本主義，這種聰明才智實在令人驚訝！因為，你不想要的那個有剝削的資本主義，正是從你想要的那個沒有剝削的小商品生產中發展而來的。這是價值規律使然。因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杜林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公社的基本規律，必然復活資本主義，從而他就和蒲魯東站在一起了。多年來一些人把價值規律、把市場捧上天，無視價值規律、市場必然使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當事人分化的基本道理，硬說市場經濟不會導致資本主義，這種理論已經被中國兩極分化的事實打碎了。不要忘了，中國的基尼系數之高，在世界上是數得著的。

    我說商品生產會導致資本主義，有人一定會以斯大林的觀點詰問。的確，斯大林說，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然而，斯大林的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的觀點，恰恰是以承認馬克思的商品生產會導致資本主義的觀點為前提的。斯大林給不導致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加了許多限制：兩種公有制，勞動力不是商品，沒有資本家參加，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價值規律不能調節生產，從整體利益上看企業贏虧（虧損也不破產），等等。如果沒有這些限制條件，斯大林自己就說，必然復活資本主義。因此，商品生產會導致資本主義是基本道理，商品生產不導致資本主義則是有條件的。我們可以批評斯大林對商品生產施加的限制太多，超越了蘇聯的實際，但在方法論上，他認為不加約束的商品生產會導致資本主義沒有錯。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說：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是“所有制不同”，我們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這樣的市場經濟是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對此，有必要指出以下幾點：第一，所謂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在市場經濟改革站穩腳跟后，早已不講這些話了，而是強調市場經濟沒有社、資之分，強調不問姓公姓私，強調“國退民進”；第二，我們現在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已經不是事實；第三，按照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即使他們當初講過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也從來沒有打算讓公有制落實到經濟機制之中，他們講的是商品經濟“中性”論，經濟機制“中性”論，把公有制束之高閣，目的是照搬新自由主義的一套。僅此而論，想搞真正的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動機雖然良好，但實在是有點脫離實際了。更何況，如果真的是讓公有制為基礎，從而讓公有制落實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再生產的各個領域，讓公有制落實到經濟體制和經營機制中，市場就必然會受到限制和控制，那也就不是市場經濟了。因為在理論上，公有經濟恰恰是為了克服市場經濟的弊端的。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都是為了校正市場的失靈，更不必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了。

    我國現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上是馬克思講的“過渡時期”的比較初級的階段，不是馬克思講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初級階段。對于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經濟落后國家來說，向馬克思講的沒有階級、沒有商品生產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不僅是多階段的，而且必然表現出迂回過渡的特點。實行改革，實際上是對以往縮短過渡時期、直接過渡、超階段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調整。因此，重視商品生產，發展商品生產，包括利用資本主義，是我們現在講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是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上和框架中承認馬克思講的“兩個決不會”，而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樣，社會主義道路“走早了”、“失敗了”，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名回到資本主義。

    但是，發展商品生產、利用資本主義，并不意味著把市場和價值規律擺在至高地位和核心地位，完全按照市場和價值規律的要求進行改革。多年來，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于“如今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要求什么什么”這樣的思維，把“符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作為制定政策和怎樣改革的標準，好像只有市場經濟才能使我國經濟和社會更快發展。毫無疑問，在我國現階段，重視利用市場關系有利于發展，不重視利用市場關系有礙于發展。但是，靠市場關系的發展是有局限性的。第一，市場關系要求分散化，越分散，市場原則就貫徹得越徹底。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原因正在于此。我們是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國家，分散化從而生產組織完全小型化并不利于趕超發達國家，更何況一個大國的強盛，又有不同于小國僅僅“過好日子”式的發展的重要特點；第二，市場關系要求自由化，市場主體越自由，市場原則就能充分體現。這也是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原因，并與前述原因相聯系。市場自由化就是一切圍繞價值規律轉，生產者為了一己之利，完全由市場操縱，因而不可避免地給經濟發展帶來盲目性、短期行為，忽視國家發展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和整體利益，這已為國內外的事實反復證明；第三，市場經濟是“傍大款”經濟，市場原則貫徹得越徹底，則越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窮人，有利于強者，不利于弱者。這也為我國兩極分化包括地區發展的嚴重失衡所證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以工農勞動大眾的利益為首位，主要靠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很難想象，讓市場和私有化把工農大眾降為弱勢群體的改革，能夠使中國實現“趕超”，成為強國。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我國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刻，及時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重大理念，強調“為什么發展”和“怎樣發展”，這是十分有針對性的。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市場經濟在涉及“為什么發展”和“怎樣發展”等基本問題上的缺陷，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創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體制，正確處理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的關系，市場與計劃的關系，等等。照搬西方是容易的，走老路也不難，真正的創新卻有待于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解放思想，進行深入探討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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