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繁榮發展我國理論經濟學
——兼論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歷史使命

許興亞

(河南大學經濟學院  河南  開封  475001）

摘要：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充分重視理論經濟學的作用。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決不能搞指導思想多元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及其意識形態在中國理論經濟學中的指導地位。必須堅持從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國情和實際出發，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大膽的理論創新，建設真正繁榮昌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經濟學。

關鍵詞：經濟學；理論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指出，“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善于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貫穿到哲學社會科學工作中，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哲學社會科學。決不能搞指導思想多元化。”《意見》為繁榮與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的理論經濟學指明了方向，同時也為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工作者提出了光榮的歷史任務。本文僅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自己的體會。

一、 繁榮與發展哲學與社會科學，必須充分重視理論經濟學的作用

黨中央的《意見》中指出：“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定要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高度，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把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切實抓緊抓好，努力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有一個新的更大發展。”
哲學和社會科學屬于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我國的哲學與社會科學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是歷史的選擇，也是由我國國體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憲法規定了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或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 。它在我國全部哲學與社會科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理論經濟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在某些領域中，卻也程度不同地出現了一些“重科技和應用，輕視理論經濟學、尤其是輕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的傾向。因此，在當前的形勢下，黨中央從“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的高度，發出了“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號召，是非常正確的和及時的。在當今世界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它的興旺和發達，離不開先進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離不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作為自己的民族精神，作為自己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同樣也離不開高度繁榮、昌盛和發達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
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哲學和社會科學也是生產力。一個不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在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不僅承擔著對全社會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任務，而且也承擔著為我國各門具體的經濟科學提供理論基礎的任務。我們一定要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高度，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把繁榮和發展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切實抓緊抓好，努力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有一個新的更大發展。

二、 繁榮與發展我國的理論經濟學，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黨中央的《意見》中指出：“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決不能搞指導思想多元化。”這也是指導我們繁榮和發展我國理論經濟學的指導方針。
我理解，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繁榮發展我國理論經濟學來說，至少應當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的立場。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就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也就是最大多數人的立場，和全人類的立場。在我國現階段的條件下，也就是“三個代表”的立場。“三個代表”的核心，我認為是在于“代表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而決不只是少數“民營企業家”、“精英”或者所謂“中間階層”的利益，雖然其中也包括了這一部分“人民群眾”的利益。問題在于：在這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中，也是具有不同的利益群體劃分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說法，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所謂的“中等階級”，就是“資產階級”。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決不是要去刻意培育這樣一個“中等階級”，也決不是要刻意地去建立一種鼓勵一部分人通過搜刮和聚斂社會財富的方法，踩著社會其他成員的身軀“向上爬”的機制。我國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立足點，一定要始終放在這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共同富裕”上。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更好地去研究和解決如何“統籌”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因此，我認為，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工作者”的口號之一就是：“為四化建設獻策，為改革開放建言，為勞動者階級立論，為建設‘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努力！”我認為，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這是符合我國國情和“三個代表”的立場的。
（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科學是最實事求是的學問。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核心之一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又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當前，在繁榮和發展我國理論經濟學的過程中，我認為有必要認真注意把握如下幾點：
1．理論經濟學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就必須從我國的國情和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某些先驗的“假定”、“邏輯”和“范式”出發。必須堅決擯棄“左”的和右的兩種教條主義的傾向。在當前，尤其必須堅決擯棄“全盤西化”的“資本主義教條主義”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教條主義”的傾向。
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一生在科學上做出的兩大貢獻之一，就是他的歷史唯物論 。這一原理在經濟學上的應用，就是要求人們在研究經濟科學、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時，都必須把它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以內。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在研究經濟范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里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 也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因而，好像只要一說到生產，我們或者就要把歷史發展過程在它的各個階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開始就要聲明，我們指的是某個一定的歷史時代，例如，是現代資產階級生產——這種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
而在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這個“本題”。這同時也就是我國最大的國情和實際。這對于研究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或者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來說，顯得尤為重要。而所謂國情，就是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階段。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早已闡明了的。因此，我國的理論經濟學，在研究任何現實經濟問題時，或者把任何現有的經濟理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運用于我國時，都萬萬不可忘記“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這個大前提。而那種不顧我國的國情和實際，試圖用所謂“市場經濟一般”、“資本一般”、“股份制一般”、“現代企業制度一般”之類的說法，來“規范”或評判我國經濟體制的做法，則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這一基本觀點的。此外，從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的角度看，用所謂“價值一般”和“分配一般”的觀點來看待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和分配的做法，同樣也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觀點和方法的。
2．堅持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就必須正確處理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關系，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在我國現階段，也就是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牢固樹立科學的發展觀。
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按照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歷史上每一時代的人，都是在繼承了前人所創造的現有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來開始他們自己時代的生產的。“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  因此，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而不是相反。同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也不是相反。“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就構成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而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制度”（英文Institution，而不是System）和“產權”（英文Property Rights，而不是Property），則純屬上層建筑。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要改革我國“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環節和方面”。因此，決不能“為改革而改革”，也不能不顧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實際，一味地強調所謂“市場化的改革”。只有這樣，它才有可能成為“推動我們各項工作的動力”，否則，就會適得其反。因此，在改革、穩定和發展三者的相互關系上，必須要始終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必須始終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國理論經濟學的研究，也理應如此。
但在一段時期以來，我國理論經濟學界的一些同志，卻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原理忘記了，或者拋棄了。這同樣也是不利于我國理論經濟學的繁榮與發展的。
3．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就要忌帶主觀性和片面性，力戒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
例如，一提到鄧小平同志所說的“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就倒過來，把計劃經濟說得一無是處，而把同樣也是鄧小平同志所說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是手段”的基本原理也不要了。甚至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中的“社會主義”也舍去，簡單地說成是“市場經濟”。還有就是，在講到“市場經濟”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時候，把分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功績，也統統記在“市場經濟”頭上。或者，把某些“資本主義經濟”的現象、規律和規定，首先說成“市場經濟”的，進而按照形式邏輯的“三段論”的方法，來論證我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對于這種“邏輯推論”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其實不過是一些“判斷”或“假定”）正確與否，則不予深入地研究和分析。
其典型的“邏輯”是：
A．市場經濟是某某經濟（大前提）；
B．社會主義經濟也是市場經濟（小前提）；
C．所以，社會主義經濟也是某某經濟（結論）等。
實際上，在這同一個三段論式的推理中，其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正確與否，都是尚需通過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方法來加以“證明”的。而這個具體的三段論本身，對于這些問題則是根本無法解決的。這就使我們的某些“經濟學理論”的研究，陷入了形而上學的泥淖。
再如，在講到“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時，就把它等同于一味的“國退民進”、“民營化”和“私有化”。甚至，只要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本的比重”“有所增大”，就認為是“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違背的”。
又如，一提到可以“把股份制作為我國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就把它推廣到一切股份制。主張：股份制，無論它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本身就都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或者主張“股份制既不姓社、也不姓資”，而是“中性”的等等。
所有這些，從方法論上看，就都是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方法，亦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方法相違背的。因而也是不利于我國理論經濟學的繁榮和發展的。
（三）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經濟學領域內的指導地位，“決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意識形態”一詞的德文原文為die Ideeologie，相當于英文中的Ideology，和俄文中的Идиология，也可以譯作“思想體系”，也就是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的“觀念形態的東西”。它是從德文Idee（相當于英文中的Idea和俄文中的Идея）即“思想”、“觀念”、“概念”等等轉化而來的。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的角度看，它是社會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筑”。也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本身只不過是人類史的一個方面。” 而在有階級的社會里，任何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就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意識形態。我國是一個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的立國之本”。馬克思主義及其經濟學，就其作為我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意識形態來說，理應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這是絲毫也不容置疑和動搖不得的。
不過“意識形態”這個詞，從形式邏輯的概念劃分上看，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若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看，則有“一般”、“特殊”和“個別”之分。就我國理論經濟學的情況而言，廣義地說，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它們全都屬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現階段的意識形態的范疇。然而占統治地位的只能有一種，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狹義地說，意識形態又可以是特指某個階級特有的意識形態，即這個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學的“指導思想”，或者說，“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傾向”。而在今天，為了在我國理論經濟學的領域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我國經濟學領域內，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領先、主流（或主體）和支配的地位；另一方面，即使對于國外經濟學和各門具體應用經濟學的研究，也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以為，只有做到了這兩點，才算是在我國經濟學領域內保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
目前，在我國經濟學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及其意識形態，已經遭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挑戰。這些挑戰，有些仍然是來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隊伍自身方面的，其中尤其是來自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許多“誤解”和“錯誤的附加”。因此，繼續清理這些錯誤的、“左”的“教條主義”的傾向，仍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當前尤為突出的則是來自右的方面的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及其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嚴重的干擾。也就是盲目地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挑戰，鼓吹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教條主義”的傾向。而且這些挑戰和干擾，從認識方面看，大多又是從對馬克思主義及其經濟學的無知中產生的。“無知產生偏見，而偏見比無知距真理更遠。”因此，目前，如何在我國經濟學領域內堅持馬克思主義及其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就成為一項更加異常艱巨的任務。
（四）必須堅持以科學的態度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它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以及它的一系列基本原理迄今為止都是正確，因此也是必須堅持的。但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必須要堅持，僅僅是因為它正確，也就是說，僅僅因為它是科學的。至于其中的某些具體原理和結論，則會由于研究對象和主體（即社會）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即使是那些帶有普遍原理性質的部分，在把它運用與分析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實際的時候，也必須堅持對具體事物進行具體的分析。例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就是一例。就這一理論作為研究私有制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理論基礎來說，簡直可以說它是堅如磐石、固若金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也可以換一句話說，就是“撼泰山易，撼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難”。然而一旦我們把它運用到社會主義社會中來的時候，情況隨之就會出現重大的變化。因為勞動價值論賴以產生和存在的那個主體（即社會）已經發生了變化。所以我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勞動價值論仍然只能是“一元”的，但“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理論”則可以是“多元的”。這決不是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相反，倒是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決定的。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那個主體即社會已經發生了變化。而“具體之所以是具體，因為它是多樣化的統一”。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理論之所以可以與勞動價值論有所不同，這才是它的唯一的原因。這個例子也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同全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一樣，確實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一個不斷豐富和發展著的體系，一個需要不斷創新的理論體系。不發展，不創新，理論就會僵化，就會失去自己的活力，也就不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五）要以科學的態度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堅決抵制和批判“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就其分別作為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總體來說，本身就是互相對立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的具體內容和結論，時時處處都是對立的。其中確實也包含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因為無論這兩種經濟學各自是怎樣闡述的，但是它們的研究對象其實是相同的。“生產一般”和“人類社會一般”只能有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或“資產階級生產”作為人類社會生產過程的一種特殊類型只能有一個；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及其初級階段”，以及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只有一個。因此，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經濟學這兩種“經濟學”之間的對立，主要是存在于資產階級經濟學中所包含的那些“特殊的意識形態偏見”上。具體說來，我認為，這又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共有的那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偏見。
就是說，這些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無論是“科學的”即“古典的”，還是“庸俗的”和“當代的”），把他們生活于其中的那個“資產階級社會”看作是人類社會的常態，從而把從這個社會中所抽象出來或者記錄下來的一些理論、范疇或觀念，說成是像自然規律那樣永恒的。西方經濟學中的所謂“經濟人”的“假定”，就是突出的一例。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這其實不過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市民”，即“資產者”（德文Bürger，相當于英文和法文中的bourgeois）。這個“假定”（嚴格說來是“抽象”），對于那些在私有制商品經濟或資產階級生產方式中活動著的大大小小的私有者（即馬克思所說的“利己主義的私人”）來說，是客觀的、正確的和有效的。但是，把它推廣到“一切社會的人”，這就暴露出了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共有的那種“資產階級狹隘眼界”的局限。這就是說，在他們看來，除了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以外，不可能還會存在任何其他的社會經濟形態，無論在此以前和以后，都是如此。
二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庸俗性，也就是馬克思批評的那種膚淺性、辯護性和調和性。
兩相比較，我認為前者是更為危險的。因為在我國，它對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腐蝕作用，會把人們的思想搞亂，進而為害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或經濟體系（德文和英文System，俄文Систима），妨害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而庸俗經濟學的庸俗性，相反倒是比較容易識別的。并且這也并不是所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具有和都贊賞的。
（六）要提倡刻苦學習、勤奮研究和嚴謹治學的好學風。
在意識形態當中，也包含著人們的作風和學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曾經尖銳批評過我們革命隊伍中一些同志的不好的作風和學風。在近年來我國理論經濟學的研究中，同樣也出現了這樣一些壞學風。在我看來，目前比較突出的表現，一是完全不顧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及其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國情和實際，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所謂“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實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樣板，或者以所謂“經濟學”（實為“西方經濟學”即“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原理”為準繩，來評判、裁剪或者“規范”我國的經濟發展或經濟體制改革。忘記了或者不懂得：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這個前提下進行的，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找不到現成的方案，從西方發達國家和西方經濟學中更加找不到現成的方案。重要的乃在于：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通過我們自己的實踐去大膽地探索和創造。二是完全否定我國建國以來，包括改革前和改革以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和成就。好像只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藍色文明”，才給我們紅色的社會主義中國帶來了“福音”。三是不注重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研究。更談不上“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及其立場、觀點和方法。而在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及其經濟學都是科學。科學是最實事求是的學問。淺嘗輒止、望文生義和浮光掠影式的研究和學習是不行的。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各門科學都是如此。當然更不能像張五常先生那樣，對于馬克思的學說，因為他和他的老師科斯都“看不懂”，所以就認為它“肯定是錯的”。而且還竟敢狂妄地要往“馬克思的棺材上”“訂釘子”，辱罵“最蠢還是馬克思”。
（七）倡議中國的經濟學家們要重提重視世界觀的改造。
一切革命的和想要革命的、工人階級的和勞動人民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一切革命隊伍和革命階級的成員，都必須注重自身世界觀的改造。這決不僅僅在于防止經濟上、政治上和生活作風上的腐敗，而且也在于防止意識形態上的腐敗，也就是抵御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侵襲。
我認為，這對于我國的經濟學家們來說，也是適用的。不過這種改造應當是像周恩來總理那樣是自覺的和主動的，就是要“工作到老，學習到老，改造到老”。對于我國的經濟學家來說，我認為，目前改造的重點，就是上面所說的那種“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決不是自發的和天生的，而是通過學習、研究和批判（也就是“改造”）才能樹立起來。而這又是因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批判或“清算”了自己過去也曾經具有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后，才開始創立了自己的學說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那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任何人只要還沒有經過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的世界觀的改造，就不可能自發地形成科學社會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認為也是如此。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人在通過勞動而“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
也正如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所說的：“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現世界的關系。……所謂被改造的客觀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對改造的人們，他們的被改造，須要通過強迫的階段，然后才能進入自覺的階段。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
（八）提倡相互尊重的學術氣氛，實現全國經濟學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大聯合、大團結。
我國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所有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理論工作者都是光榮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也都理應努力使自己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而這與經濟學家本人所從事、所研究的具體是哪個專業，是毫無關系的。而且在我看來，我國的老一輩經濟學家，特別是一些從事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同志，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反倒是比較高的。只有我們這些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絕大多數同志，全都站在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上，才有可能切實保障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理論經濟學中的指導地位。

三、 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歷史使命

繁榮與發展我國的理論經濟學，需要我國全體理論經濟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這里，我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本身，來談點粗淺的意見。
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歷史，并不比西方經濟學短。早在上一世紀初，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傳入，同時也就傳入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后來，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又給我們送來了“蘇聯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理論，以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就是當代“中國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我國老一輩經濟學理論工作者，為傳播、發展與繁榮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建立了不朽的功勛，為我們留下了寶貴而又豐富的歷史遺產。在黨中央號召我們進一步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條件下，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工作者承擔著特殊的歷史使命，這是無庸贅言的。
為了完成好我們自身所承擔的這些歷史任務，我認為應當做好以下這些方面的工作。
（一）堅定不移地貫徹和落實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意見》的精神，堅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工作的陣地，埋頭苦干，艱苦奮斗，做好自己應做的本職工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廣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工作者，為了繁榮和發展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付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但由于種種的原因，我國的這支隊伍，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其中有些同志是由于工作的需要，而走上了領導工作的崗位，或者實際經濟工作，或者應用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的崗位等。這些同志的絕大多數，并沒有因此而放棄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事業的追求，而是一如既往地繼續為此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但也無庸諱言，也確有少數人，改換門庭，走上了背離、排斥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道路，并把這稱作是“解放思想”和“理論創新”。因此，這對于剩下來的、繼續堅守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陣地上的同志，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加緊迫的任務。因此，我完全贊成和擁護黨中央的如下說法：“一定要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高度，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把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切實抓緊抓好，努力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有一個新的更大發展。”同時我也完全贊同“首都經濟學家論壇”部分經濟學家的倡議：既要吃透實際，又要吃透經典作家的著作。“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我們應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貫穿到研究工作中，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做出自己的貢獻。不僅自己要這樣做，而且也要教育自己的學生這樣做。為堅持、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實施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培養和造就一批中青年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家做出應有貢獻。
（二）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繼續完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工作。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并且也是一門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著的科學。正如上面我們已經提到的：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工作者，為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培養和造就中青年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家已經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但從另一方面看，由于“左”的錯誤思想和原“蘇聯版本”的政治經濟學的影響，我們在過去的理論研究中，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確實也存在著不少“誤解”和“錯誤的附加”。反過來說，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許多重要的基本原理，甚至包括它的理論體系和許多最基本的范疇，我們這則研究和領會的還很不夠。這不僅貽誤了我國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而且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損害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身的聲譽。因此，我在不少場合都曾經提出過：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無論贊成還是反對，首先都應當把它真正弄懂。為了說明問題,這里僅舉出以下幾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或者作為這個研究對象的經濟基礎、經濟結構或經濟關系。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中，分明已經對于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說法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即：“在那本書中我曾經說過，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簡言之，‘社會的經濟結構，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而“生產方式”是包括了它的“物質和技術條件”在內的。但我國許多同志迄今仍然固守斯大林和原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是一定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的說法。這就很難說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的做法。這既不符合“理論”的“實際”，也不符合實踐的要求，而只能是這些同志所固守的這種版本的政治經濟學的“軟肋”。
再如，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商品和使用價值的范疇。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中，商品是一個具有“起點”性質的范疇。在《資本論》中，它是被作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德文Der Reichtum der Gesellschaften, in welchen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herrscht）的表現形式來看待的。這個意義上的“商品”（德文der Ware）實際上也包含了一切“用來出售的物品” 。但我國不少《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卻繼續沿用了原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說法，將其“定義”為“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這就一方面排斥了那些“不是勞動產品的商品”，另一方面又混同了“交換”和“出售”（以貨幣為媒介）。最后，則把一些帶有“直接的物物交換”或“直接產品交換”性質的產品（或“半商品”）混同于“商品”了。至于“使用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明說的是：“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因此，商品體本身（德文der Warenkörpers selbst，英文a commodity），例如鐵、小麥、金鋼石等等，就是（德文ist，英文is）使用價值，或財物。”（黑體是引者加的） 。但我國有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迄今仍然堅持要把“物的有用性”，亦即所謂“商品用來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屬性”，說成是“使用價值”。這實際上也就是把馬克思所說的“使用價值”混同于“效用”了。這又怎能更好地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效用價值論”相抗衡呢？
又如，關于所謂“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實際上，正如列寧所說的，從馬克思《資本論》的“公式”中，是“根本得不出”“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結論的。列寧為了與“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論戰，運用他自己的“數字公式”，指出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存在的這樣一種“可能”和“固有矛盾”。但他絕對反對把這說成是一種“普遍規律”，并且把這樣的嘗試批評為“胡說八道” 。可是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原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卻把它說成“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實現共產主義的不可動搖的基本總路線”。毛澤東從實踐上，并且借助于辯證法，巧妙地抵制和批評了這種片面的理論，但卻并沒有從政治經濟學本身的角度予以徹底的否定。這其實也就是所謂偉人也有自己的局限。而我國大多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迄今至多也只是仍然停留在毛澤東同志的那些論斷上。這又怎么能夠適應繁榮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的要求呢？
最后，關于“產權”、“制度”、“所有制”和“所有權”等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特別是《資本論》）中所說的“資本主義制度”（德文das kapitalistische System），其實是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或“資本主義的經濟系統”，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經濟關系或經濟基礎的“總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說的“所有制”（德文das Eigentum，英文property），所指也是現實的經濟關系。它們全都屬于經濟基礎的范疇。而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制度”（英文institution，而不是system）和“產權”（英文property rights，而不是property），則純屬上層建筑。后者，用馬克思批評蒲魯東的話來說，就是把這些現實的經濟關系變成了“形而上學和法學的幻想”。而在我國，在目前，雖然也有一些同志對這兩個詞賦予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但也有另外一些同志，特別是一部分比較年輕的同志，迄今為止還覺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說的“制度”和“所有制”（在現行《資本論》中文版中有時也譯作“所有權”），與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和“產權理論”似乎是“相通”或“相似”的。這實際上也就是把西方經濟學所說的那種屬于上層建筑方面的東西，天真地看作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動因。而其實它們只不過是一些“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或權利關系”，也就是法的關系。這些“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經濟關系決定的”，而不是相反。
這樣的例子還很多。我認為，迄今為止，即使在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許多同志的理解也并不都是十分清楚明白的。遑論在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和非經濟學界。而對這些概念和范疇的研究和考證，在一些同志看來似乎又不過是“斤斤于一些瑣事”。其實這同樣也“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所以，我認為，中央提出在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方面實施一系列重點工程的建設，包括重新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等，乃是十分正確的和英明的。
（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蘇聯范式”，在肯定它的那些“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的前提下，繼續清除其中那些“脫離馬克思主義”的“誤解”和“錯誤的附加”。
對于以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原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代表的這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在我國有些經濟學家那里，現在也被稱作“蘇聯范式”。而對這個理論體系，毛澤東同志早已做出過精辟的評價，他說：“不能說這本書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能說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 特別是其中的社會主義部分，總的說來，“是若干觀點有嚴重錯誤，部分地、又是嚴重地脫離了馬克思主義，但還不能說是完全地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有嚴重錯誤的馬克思主義的書。” 而在我國理論經濟學界，一方面，這個教科書體系中的錯誤觀點的影響還遠遠不能說已經徹底得到了“清除”；另一方面，有些同志卻早已把對所謂“蘇聯范式”的批判，延伸到了整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身。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方面，要繼續清除這個理論體系中的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觀點，以進一步恢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本來面目，決不能諱疾忌醫。另一方面，又要仔細地防止和克服，把這些“錯誤”當作“馬克思主義”來反對的傾向。也就是，決不能像馬克思所說的，在黑格爾哲學體系解體以后德國一些“批判家”所作的那樣，把黑格爾當作一條“死狗”來“踢”。或者像恩格斯所批評的費爾巴哈對待黑格爾的態度那樣：在倒洗澡水時連小孩一起倒掉。
（四）進一步加強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身的發掘、整理和發展的工作。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在我國，目前存在種種不同的說法。但是很明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個無比豐富的理論體系。它不僅是指馬克思本人的經濟學理論和著作，當然更不僅限于《資本論》，也就是不限于馬克思所說的那些僅僅相當于“英國人所說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部分。廣義地說，它是“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 ；狹義地說，則是研究某一特定社會的這些條件、形式和規律的學說。就馬克思本人的經濟學理論體系來說，按照他自己的設想，本來應該包括如下3個大的部分：
第一，首先是對“經濟范疇”（而不是“經濟學范疇”）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說是對“資產階級經濟體系”（德文System，即“系統”或“制度”）的批判。而“這同時也是對上述體系的敘述和在敘述過程中對它進行的批判。”這就是說，馬克思首先致力于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的批判，亦即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批判，而不是首先致力于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因此，馬克思經濟學著作的“六冊計劃”的標題，以及《資本論》的副標題，并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而是《政治經濟批判》 。正是這部我們認為應當被稱作《政治經濟批判》的著作，馬克思計劃將它“分成六個分冊：（1）資本（包括一些緒論性的章節）；（2）地產；（3）雇傭勞動；（4）國家；（5）國際貿易；（6）世界市場。”只是在其中“有時不能不對其他經濟學家進行批判，特別是不能不反駁李嘉圖，因為作為資產者，李嘉圖本人也不能不犯即使從嚴格的經濟學觀點看來的錯誤。”
    第二，其次是“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批判和歷史”。對經濟學來說，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經濟學說史”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史”。而由于“這同時也是對上述體系的敘述和在敘述過程中對它進行的批判”，所以我認為其中也應當包括了馬克思對于未來社會的經濟關系的原理。
第三，“最后，對經濟范疇或經濟關系的發展的簡短歷史概述，又應當是第三部著作。”我認為，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經濟史”，或者，至少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史”  。
由此可見，即使單就馬克思本人的經濟學理論看，本身就是一個無比宏大的理論體系。其中不僅包括了相當于一般所說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部分，而且也包含了它的“經濟學說史”、“經濟史”，以及“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就其“政治經濟”部分來說，又包括了它在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的應用，例如，微觀和宏觀、國內和國際等等。而現行《資本論》，按照“窄派”的看法，其實僅相當于馬克思的這個三部、六冊計劃中的第一部、第一冊（《資本》冊）中的第一篇，即《資本一般》篇。這個第一冊中的其余的三篇即《競爭》、《信用》和《股份資本》的理論，則是尚未全面展開的 。而若按照馬克思自己的一個說法，本來比這還要“窄”，也就是“只包括本來應構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內容”，即把“商品”和“貨幣”這兩章除外的《資本一般》篇。“這樣，這里沒有包括資本的競爭和信用。”不過，在我看來，即使按照“寬派”的主張，現行《資本論》至多也只是，把前三冊中的另兩冊（《地產》和《雇傭勞動》）的某些基本內容也包括了進來，而不是全部。馬克思并且寄希望于后人，認為：“至于余下的問題……，別人就容易在已經打好的基礎上去探討了。” 
馬克思傾其畢生的精力，在其積極參加和領導實際革命工作的同時，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經濟學理論的研究。然而，迄今為止，雖然我們在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方面已經作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總的來說研究、整理、發掘得還很不夠。距離把它們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繼承下來，使之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的共識，并且使之成為黨、國家和人民的一筆寶貴的財富，以更好地造福于我國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則還有更大的差距。因此也就談不上真正在“科學”的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此外，還有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毛澤東和以他為代表的中國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原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所有這些人的貢獻和創新。所有這些，都是迫切需要我們結合新的實踐，來認真地加以整理、發掘、繼承和發展的。
（五）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我們的研究工作和實踐，不斷地開拓新視野，開辟新境界，并且通過總結新的實踐經驗來進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創新，建設真正名副其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從來就都是不斷發展著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經濟學”更是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雖然也對未來社會發展的特征做出了一定的論述，但那主要是根據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已經展現出來的某些事實和征兆。“舊社會孕育著新社會的因素”。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100多年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不僅沒有使他們的這些論斷失去其科學的光輝，反而越來越證明了：這個以“資本生產方式”為特征的社會，越來越不再是一個“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機體。” 也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 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所出現的一系列最新的經濟和社會現象，——例如，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知識經濟”的興起；以現代“股份公司”為代表的現代企業制度中的“私人資本所有者”地位的進一步弱化和企業“法人財產”地位的增強；企業中的“職工持股”、“民主管理”和“合作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國家（即社會）對于全社會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和資本主義的“國民經濟計劃化”（“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保障措施的進一步增加和歐洲“福利國家”的出現；“跨國公司”和“資本主義世界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等等，——所有這一切，都令人鼓舞地說明了：在這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正在繼續發生著雖然不是革命的、疾風暴雨式的，但卻是靜悄悄的、緩慢的、漸進式的、帶有部分“質變”性質的“量”的變革。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以一種“開放的”和“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胸懷和姿態，去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這些新現象，進一步發掘和發現其中可能包含的那些具有朝著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過渡點性質”的“萌芽”和“因素”，為我所用，這對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繁榮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包括它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無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這樣做，絲毫也并不意味著朝向資本主義方向的讓步和融合，而是繼續沿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道路前進。因為，他們的全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就主要是通過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分析得出的。
另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畢竟又沒有親身經歷過社會主義社會及其經濟建設的實踐。而當代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卻已經有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并且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經典作家，沒有、不可能、也不應該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現成的方案或藍圖。每一代人所面臨的任務，都只能靠自己這一代人在繼承前人成就的基礎上，通過自己的實踐來解決。我們正在從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正是這樣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因此，從理論經濟學的角度看，為了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就必須立足于我們當前正在從事的事業，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進行大膽地理論創新。因此，我認為，對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形成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必須要長期堅持下去。問題在于：必須防止和克服一種錯誤傾向掩蓋著的另一種錯誤傾向。例如，就不能在克服了“蘇聯范式”的“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之后，又代之以“資產階級經濟學范式”的“資本主義教條主義”。相反，兩者都是需要防止和克服的。只有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不斷地開拓新視野，開辟新境界，建立起真正名副其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六）繼續大力開展對于當代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努力促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工具或手段的現代化。
這里所說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也就是現在通常所說的“西方經濟學”。其中既包括“科學的”或者“古典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 ，也包括“庸俗的”和“當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前面已經提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就其分別作為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總體來說，本身就是互相對立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的具體內容和結論，時時處處都是對立的。其中確實也包含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這里強調的是：當前，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任務，除了認真地批判或者清除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外，認真地研究和借鑒，也是重要的任務之一。這是因為：
第一，正如前面所講的那樣，資產階級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雖然全都屬于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但這并不意味著全部都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偏見”。在科學地剔除了這些“資產階級偏見”之后，總還會有一些屬于“生產一般”方面的、以及“多少屬于不同社會形態”的有關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內容。而且，正如“人的正確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樣，人的錯誤思想也是這樣。因此，即使其中那些僅僅屬于資本主義經濟的范疇，它們也有自身的客觀依據，也是現實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中的反映。甚至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也是如此。因為它們畢竟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中許多經濟關系的現象或表象。而在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那里，特別是在這些當事人的觀念里，這些關系是正確的、客觀的和有效力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懂得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什么是資本主義，從而也就不可能完全懂得什么是社會主義。不僅如此，而且我認為，庸俗經濟學的有些觀點，用來說明資本主義經濟是庸俗的；但是，換了“前提”或“主體”（即“社會”），用來說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經濟問題，則有可能就變得“不那么庸俗”了。
第二，資產階級經濟學也是“人類思想和文化的成果”。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其中肯定也包含有許多“優秀”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在批判地繼承了到他們那時為止的“人類社會創造的全部優秀思想和文化成果”的基礎上才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是如此。因此，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繁榮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除了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面向實踐不斷進行新的理論升華以外，還必須接過馬克思的接力棒，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開辟的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研究和批判，特別是對于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進行下去。而正如孫冶方老前輩所說的：“批判”，也就是“批評”（德文Kritik）。就是“一分為二”，就是“分析”。就是“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
第三，從科學研究的學風上來看，這也是嚴肅和嚴謹的科學研究或批判所必需的。正如前面我們曾經指出的：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無論贊成還是反對，首先都應該把它弄懂。我認為，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也應取同樣的態度。
第四，當代西方經濟學所標榜的一個重要特點或“優越性”，就是所謂“經濟學研究的科學化”、“精致化”、“精確化”和“數學化”。盡管我認為，從理論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同時不過也意味著資產階級經濟學沿著從“政治經濟學”，——到“理論經濟學”（或所謂“純粹經濟學”），——再到“數學科學”這樣一種軌跡而出現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上的大敗北、大潰退和大逃亡，以至于不得不像“寄生蟹”那樣逃避到“數學”這個原本并不屬于它自己的“外殼”中去了，但它在這個“外殼”中，關起門來自己“編織”的那個“小房間”，卻也還是相當“精致”的。而若把這種意識形態方面的背景撇開不說，經濟科學的“精確化”和“精致化”，以及包括“數學方法”在內的現代科學方法在經濟學領域內的應用，就決不是西方經濟學即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專利”，而是作為一門“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此外，西方經濟學中的一些作家，他們在文體和語言上，在對自己理論闡述的通俗化和引人入勝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薩謬爾森的《經濟學》，就堪稱一例。這些方面，也是值得我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學習的。不如此，我們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這些“精致化”的和“引人入勝”的東西面前，有時就難免會感到尷尬和自慚形穢，甚至可能會迷失方向和敗下陣來。
總之，我認為，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必須努力研究、熟悉、并且最好要“精通”西方經濟學，同時要努力做到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工具和手段的現代化。另一方面，我國理論經濟學界從事西方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同志，則必須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否則，在我國，兩者就都不具備更好地進行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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