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經過并不復雜。王斌余陳述：今年5月份，因為父親去年修房子腿被砸斷一直沒治好，家里急需用錢，再加上我身體一直不好，就想要回今年掙的5000多元錢，可老板卻只給50元。我就去找勞動部門，他們建議我到法院。法院說受理案子要3到6個月，時間太長，讓我找勞動部門。勞動部門負責人立即給陳某打電話，說他違反《勞動法》。陳某卻誣賴我看工地時偷了鋁皮，不給工錢。5月11日，經勞動部門調解，包工頭吳新國向勞動部門承諾5天內給我算清工資。誰知回到工地，吳華把我們宿舍的鑰匙要走了，不讓我們在工地上住。晚上，我和弟弟身上沒錢，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塊錢，我們就到吳新國家要點生活費。吳新國一直不開門，住在旁邊的蘇文才、蘇志剛、蘇香蘭、吳華還有吳新國的老婆過來讓我們走。吳華罵我像條狗，用拳頭打我的頭，還用腳踢我，蘇文才、蘇志剛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當時實在忍受不了，我受夠了他們的氣，就拿刀連捅了５個人。
王斌余為何由一個“很淳樸、善良”的小伙子，在突然間變成連殺5人（4死1傷）的“殺人狂”，許多媒體認為：是因為王斌余是一個“農民工”，是因為國家及有關部門對農民工的關懷、維權不夠；是“城市人”對“農民工”的一種歧視；農民工工資問題還是罪魁禍首。這些說法不無道理，我想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并不在于此。
從王斌余殺人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
一是我國農村教育的嚴重缺失。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可以說是王斌余的法制觀念的淡薄，其中與其所受教育不足有分不開的關系，“小時候因為家里窮，我邊上學還邊干農活”，“小學四年級時我就輟學在家”，“弟弟二年級也輟學了”在這樣的教育狀況下，王斌余幾乎是文盲加法盲，發生如此令人心痛的事件，教育的缺失是有著重大的關系，我國義務教育法在貧困地區的實施情況令人擔憂。我們知道，沒有文化的社會將是一個野蠻的時代，王斌余的殺人，不就是一種不理智的野蠻行為么！看來國民教育還是一個重大問題。
二是國家機關的服務意識的缺乏。王斌余為了討工錢，先后找了勞動部門、法院，但這些部門都在踢皮球，這也是導致王斌余殺人的一個重要原因。無庸諱言，我們國家的許多部門的服務意識都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有的是制度上的問題、有的是管理體制問題，重要的是人為因素。不僅僅是農民工難辦事，即使是“城里人”也難辦事。只是相對來說有的能夠熬得住、耗得起，但因為王斌余及弟弟沒有5天的吃住錢，耗不起，因此而一時沖動而殺人。因此，“群眾利益無小事”在此體現的是多么的精辟！有關部門是否應該從中汲取教訓？也許我們在工作中的一個小小的失誤，將給社會造成多大的損害啊！是否也應當從中吸取教訓改善我們的工作作風？
三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措施落實的缺少。從王斌余的遭遇中我們可以看出，“工地的負責人，他經常平白無故地拿我們出氣。他讓我偷工地上的東西，我不干，他就打我，罵我。我們平常從早上七點干到晚上七點，有時候到晚上八九點才下班，只要天亮著就干活”、“我們工資一般都是年底結算”、“老板給我們說晚上加班就給多加8塊1毛錢，但最后發工資的時候他們能賴掉就賴掉了。”勞動者的休息權哪里去了？勞動者應得的報酬怎么得不到保障？有關監管部門是如何履行職責的？這些事件不僅僅發生在農民工身上，有許多的用工單位都有類似的現象，這確實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值得有關部門研究解決！
四是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方面的缺陷。王斌余是一個沒有文化、沒有技術的一個農民工，只能夠從事一些簡單的勞動，像這類人群不能說是極少數，只有不斷地加強教育和培訓，從文化知識到行為規范進行必要的教育，從而提高他們的素質，才能使其更好地為社會服務，減少不必要的損害。這是建設我國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重要方面。
從王斌余殺人事件中，我們不應當拘泥于“農民工”的問題，應當從更為深層次地去找問題，才能從中吸取教訓，總結出有益的預防措施，把我們的社會建設好。王斌余及為此而死的4人的血才不會白流，構建我們平安和諧的社會，讓“我父親、爺爺、奶奶過得好一點”和社會所有的人“過得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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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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