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現和諧發展是人類共同的理想與追求目標，而社會保障是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客觀基礎與必要條件，它的獨特功能決定了它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與促進共享國民財富的基本制度安排。健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應當建設健全、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

一、社會保障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客觀基礎與必要條件

和諧社會是人類普遍向往的良性發展的美好社會，實現和諧發展是人類共同的理想與追求目標。在國際上，通常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即發展不和諧的國家通常是社會危機、經濟危機乃至政治危機不斷的國家，同時也是當代世界不安定的重要風險來源。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和諧發展不僅構成了本國或本地區正常、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客觀基礎，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

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過近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經濟社會發生巨大變革并取得國民經濟持續二十多年高速增長成就的時代背景下，明確提出并實施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戰略，正是為了更好地化解快速發展中的問題、矛盾和保障國家健康、可持續發展所做出的重大決策。人類社會發展迄今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本身并不是發展的目的，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偏離了這一發展目標，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意義就會大打折扣；違背了這一發展目標，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也就失去了它的核心價值。因此，中國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更好地回答為什么發展和為誰發展的問題，是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同時讓全體國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而在促進社會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以及實現全體國民共享發展成果方面，社會保障毫無疑問是不可替代的基本制度安排與保證。

所謂社會保障，是指國家依法建立并由政府主導的各種具有經濟福利性的社會化的國民生活保障系統的統稱，它其實是用經濟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進而達到特定政治目標的重大制度安排，它超越家庭、社區及組織或單位之上，又與家庭、社區和組織或單位形成相互支持的關系并共同促進著人的全面發展。在中國，社會保障不僅包括各種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軍人保障等基本社會制度，而且也包括教育福利、住房福利以及各種補充性保障措施。就像市場機制天然地追求效率一樣，社會保障也天然地追求社會公平，社會保障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追求，對全體國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保障，恰恰是社會和諧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核心價值的具體體現。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和實現社會公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社會保障，因為許多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只有依靠社會保障制度安排才能獲得解決，個人及家庭的諸多生活風險只能依靠社會保障制度安排才能獲得化解。

社會保障作為能夠讓全體國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基本制度安排，近百年來構成了絕大多數國家社會發展的主體內容，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縱觀世界，可以發現這樣一個有目共睹的現象，即凡是追求社會公平并想獲得和諧發展的國家，必定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凡是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完備的國家，都可以說是和諧發展的國家。反之，凡是不重視社會保障或者社會保障制度殘缺不全的國家，通常也是社會矛盾相對尖銳、社會排斥與社會對抗相對嚴重的國家。例如：作為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主體內容的社會保險制度，19世紀80年代在德國的產生，就是為了化解當時尖銳對抗的勞資矛盾和緩和德國工人階級的反抗，結果因增進了工人階級的福利和減輕了無產者的風險而促成了勞資雙方由全面對抗走向妥協與合作，社會保險制度也因此而為眾多國家仿效，迄今全世界已有170多個國家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自己的社會保險制度。20世紀30年代美國將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羅斯福新政的重要內容，于1935年通過綜合性的社會保障立法并由此確立其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有效地化解了全球性經濟大危機帶來的一系列國內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而且有助于美國經濟持續多年的高速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20世紀40年代末英國率先建立福利國家，迅速化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希特勒德國狂轟濫炸等放大了的各種國內社會矛盾與階層對抗，更是將社會公平正義與社會文明程度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高度，福利國家亦風靡一時，被西歐、北歐等歐洲國家和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眾多國家所仿效，并成為這些國家走進和諧社會、實現社會公平的制度保障。盡管福利國家遭到了一些經濟組織與部分人的攻擊，但福利國家確實是福利國家民眾引以為自豪的成果。日本在戰后的經濟發展奇跡，事實上也與其迅速建立、健全自己的社會保障體系密切相關，因為接近福利國家水平的社會保障制度為日本經濟的起飛和持續增長奠定了穩定與公平的社會基礎。即使是韓國、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及中國臺灣、香港地區，也都在通過努力健全自己的社會保障體系來促進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那種單純、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被這些國家或地區摒棄。許多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實踐表明，社會保障制度與社會和諧發展構成了一種密不可分的、正相關的內在聯系。在當代世界，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沒有社會保障制度的維系，便不可能有社會和諧。因此，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維系不僅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客觀基礎，而且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必要條件。

社會保障對構建和諧社會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作為國家干預收入分配和協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工具與基本手段，具有縮小差距、化解矛盾、實現共享發展成果等多方面的獨特功能。例如，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貧困救助）、災害救助等在內的社會救助，以國家財政為經濟基礎，通過對低收入群體或者貧困人口、災民的援助，不僅可以幫助這些群體擺脫生存危機，也事實上起到了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作用。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等在內的社會保險，以雇主或單位與勞動者個人繳費加政府補助形成的社會保險基金為經濟基礎，不僅有效地解除了勞動者在養老、疾病醫療、職業傷害、失業、生育等方面的后顧之憂并事實上增進了勞動者的福利，而且客觀上平衡著勞資關系，緩和乃至化解了勞資之間的利益沖突，并可以起到防止與減少貧困的作用。而包括老年人福利、殘疾人福利、婦女福利、兒童福利等在內的社會福利事業，則通過政府、社會的投入，可以真正實現讓這些群體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目標，這種共享發展成果的機制在現實社會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此外，由政府主導的教育福利不僅是提高國民文化教育素質的基礎，而且是創造著市場經濟起點公平的保障。包括企業年金、互助保障、慈善公益事業等在內的其他各項補充保障措施，也都不同程度地起著潤滑社會關系、促進社會和諧、增進國民福利的作用。

可見，社會保障制度的出發點，就是為了化解現實社會中的問題與矛盾，滿足社會成員的生活保障與發展需要，實現的也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從而真正全面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新發展理念和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追求。

二、健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必由之路

社會保障制度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正相關關系，要求我們在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必須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并通過健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來化解現實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在充分肯定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國近二十多年來總體上是一個從計劃經濟時代的階級斗爭年代逐步向和諧社會邁進的進程的同時，還必須承認現階段確實存在著差距、矛盾、沖突，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的格局日益顯現，部分社會矛盾甚至在日益尖銳化。中國進入２１世紀后所面臨的既是一個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分化加劇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才能得以化解的敏感、復雜時期。

在中國現階段面臨的諸多引人關注的社會問題中，貧富差距的擴大化，勞動關系的失衡，流動人口與固定戶籍人口之間的利益沖突，城鄉發展差距、地區發展差距的客觀存在等，都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產生著直接的負面影響。而在這些差距、矛盾與問題中，又幾乎都與社會保障制度的殘缺不全、有效性不高有著直接的關系。例如：

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與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功能得不到充分發揮直接相關，即高收入者未能夠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而低收入者又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面向城鎮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單薄功能與鄉村貧困人口制度化社會救助的缺乏，決定了社會保障調節貧富階層之間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不可能得到正常發揮，而對低收入者缺乏必要的、綜合性的保障實際上直接擴大了貧富差距。

勞動關系的日益失衡，與勞動者的社會保障不足直接相關。如許多勞動者既沒有養老、醫療、工傷等社會保險，也缺乏應有的職業福利，有的勞動者（如農民工）甚至連勞動報酬權也得不到有效保障，社會保障與職業福利的缺失既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更損害了平等的勞動關系，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就可能導致勞資沖突與對抗，進而必將損害社會和諧發展。

在流動人口與固定戶籍人口的利益沖突中，主要表現為農民工的權益得不到充分的維護，而農民工的權益受損在很大程度上又與社會保障政策不健全直接相關。如農民工從事的職業與城市勞動者一樣，所面臨的職業風險與人生風險亦與城市勞動者大致相同，卻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障，或者雖然政策沒有歧視，但因受戶籍因素與工作不穩定的影響而并不能真正享有相應的社會保障，鄉村流動人口與城市固定戶籍人口之間的利益沖突因社會保障權益的不平等而在持續擴大。

城鄉之間差距的持續擴大，也與國家福利資源分配的不公直接相關。如國家財政中的公共福利資源（包括教育資源、公共衛生資源、住房福利資源等）主要用于城市居民，占總人口40%的城市居民至少占有70%以上的國家公共福利資源，而占總人口60%的農村居民只占有不足30%的國家公共福利資源，這種長期畸形的公共福利資源分配體制，進一步弱勢化了農村居民的經濟社會地位。教育福利資源、公共衛生資源、住房福利資源等配置的失衡，揭示了這些基本福利制度的非公平性，它已經成為拉大城鄉差距的重要因素。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以及效率與公平關系的失衡，也均與社會保障體系殘缺不全直接相關，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滯后及不成熟，既是效率優先走向效率至上的結果，又進一步導致了對效率追求的異化。

可見，在充分肯定中國近二十多年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到中國快速發展進程中存在的貧富差距偏大、勞資關系失衡、流動人口與固定戶籍人口利益沖突、城鄉差距與地區差距持續拉大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存在與發展又在很大程度上與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公平、不健全、不完備直接相關。因此，要緩和乃至化解這些問題，必須建設健全、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同時也應當是社會保障制度走向健全、完備的過程，健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促進社會和諧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

三、中國應當加快建設健全、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

中國的社會保障改革可以從1986年算起，但政府真正重視社會保障制度并開始主導這一制度的建設卻是1998年即上一屆政府以來的事情。這一制度改革以來，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國民單純依賴國家與單位的傳統保障觀念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國家負責、單位包辦、板塊結構、封閉運行、缺乏效率的傳統社會保障制度，也已經從整體上被轉換成為政府主導、責任共擔、社會化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

然而，實事求是地講，能夠適應市場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的新型社會保障制度還未真正形成。現階段社會保障體系殘缺不全、漏洞很大，大多數城鄉居民缺乏應有的社會保障等事實，表明了這一制度自改革開放以來滯后于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局面并未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現實社會中諸多社會問題的出現乃至在某種程度上的惡化，揭示了社會保障制度在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中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發揮。

我認為，當前社會保障領域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一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促進共享發展成果的價值取向與建制理念，一直未能真正得到確立。受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影響，整個社會過度的效率取向既影響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理性判斷與決策，也損害了這一制度應有的公平性。如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因歷史責任與現實責任混淆及地區統籌所產生的單位或雇主繳費率高低相差懸殊的事實，加之機關事業單位改革的不同步，就不僅無法創造社會和諧發展所需要的公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造著新的不公平或破壞著社會公平，成為激化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的新的因素。即使在理論學術界，多數人關注和討論的也并不是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更好地縮小收入差距、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如何更好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促進共享發展成果，而是熱衷于社會保障基金與資本市場結合及如何投資、如何收益的問題，將社會保障的根本宗旨拋在一邊，以辦公司、做生意的觀念或者理念來探討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發展，種種異化的觀點常常將社會制度改革引入莫衷一是的理論誤區。

二是漸進改革與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式已經形成新的路徑依賴，并阻礙著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化。由于中國的經濟改革走的是漸進改革的道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響。然而，迄今為止，在市場經濟體制得到確立、社會發展格局逐漸明朗的背景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卻長期試而不定，每一項社會保障政策均是在否定中改革，再在改革中否定。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長期試而不定所導致的新路徑依賴，就是每一項改革只能在原有的改革的基礎上進行，每一項改革又都充滿著不確定性，尤其是在地區統籌的條件下，任何新的修正均還要考慮到各地的適應性，這樣，當改革方案不成熟、不理性時，這種不成熟、不理性就很自然地會延續下來，從而既直接損害著這一制度的穩定性、可靠性與權威性，也增加了這一制度改革的成本與代價。中國現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就是1995年過早推出不成熟的統賬結合改革方案，而醫療保險改革已經帶來的看病難、看不起病等現實民生問題更是當初只考慮控制醫療保險費用而忽略社會公平等相關。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深化，在實踐中事實上均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以往的漸進改革與長期試而不定。

三是社會保障明顯不足。絕大多數城鄉居民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障投入嚴重偏低的事實表明，保障不足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方面，80％以上的勞動者沒有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沒有基本醫療保障，城鄉困難群體沒有制度化的社會救助，1.4億老年人和6000多萬殘疾人以及億萬婦女兒童缺乏必要的社會福利，等等，這些數據資料表明的是社會保障制度仍然只是一部分人的專利，它并沒有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實現共享發展成果等方面發揮其應有功能；另一方面，國家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嚴重偏低，國家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僅占總支出的12％左右，而國家財政收入事實上已經從1997年8000多億元增長到2004年2.6萬多億元。因此，中國現階段社會保障的供給與城鄉居民的需求是嚴重地不相適應的，與國家財力的持續高速增長也是明顯地不相適應的。社會保障的滯后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和諧發展產生日益負面的影響，因為迫切需要通過社會保障來解決的許多民生問題與社會問題，仍然無法或者不能全面地通過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得到解決。

四是社會保障責任劃分不清，構成了這一制度健康發展的無法逾越的障礙。它包括社會保障的歷史責任與現實劃分不清（主要是養老保險），政府責任與民間、社會及市場責任劃分不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責任劃分不清。這三個責任劃分不清，既影響了新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與發展，也影響了政府及其他各方承擔責任，更影響了各級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責任的合理分擔。

五是立法滯后，仍然是政策主導。與幾乎所有國家立法先行相比，中國社會保障法律的難產，意味著這一制度仍然是政策主導，仍然是不穩定的。

六是現行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幾乎均存在著需要修正及完善的缺陷。

綜上，相關社會問題的發展與惡化，社會保障制度的嚴重滯后，均表明現階段特別需要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步伐。只有建立起健全、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國社會才能實現和諧，經濟才能持續發展，文明才會不斷進步。

就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當務之急而言，我認為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必須澄清社會保障領域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誤區，盡快確立公平、共享的價值理念與政策取向，并真正體現在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之中。那種所謂“天下沒有免費午餐”的效率觀念并不適合于社會保障，那種所謂“勞工成本低是中國優勢”的經濟觀點其實有害于國家的長遠發展，那種一提社會保障就要求警惕“福利病”的主張顯然是無視中國社會保障嚴重不足的神經過敏，那種一提社會公平就認為是“劫富濟貧”的思維其實不過是一部分人過度自利化的反映。因此，在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即使現階段還不可能在社會保障制度上實現全民公平，但也必須確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公平、共享的價值取向，并根據社會公平正義與共享發展成果的原則來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這無疑是完善這一制度的基礎。

第二，盡快彌補社會保障制度的缺漏，推進社會保障體系一體化、完備化。即在統籌考慮并滿足城鄉居民不同群體的社會保障需求的原則下，構建覆蓋城鄉所有貧困人口的一體化社會救助制度，將社會保險制度覆蓋到全體勞動者，運用公共財政與民間及市場資源來推進各項公共福利事業，并發展各種補充保障事業，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將成為整個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性保障。在構建沒有漏洞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尤其需要高度重視對困難群體的綜合援助與激勵，有必要從現行相互分割的貧困救助走向綜合型的社會救助機制，還需要通過相應的激勵機制來幫助困難群體從貧困中走出來，解除生活困難并促使貧困人口脫離貧困陷阱是社會救助制度追求的目標，因此，在困難群體援助方面，還特別需要強化制度安排，整合政策體系與資源，在保障困難群體生活的同時有效地引導其擺脫貧困。同時，盡快構建覆蓋全民的多元化的醫療保障體系，真正解決城鄉居民的疾病醫療保障問題，其中尤其需要重視鄉村與社區為主體的基層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在開放醫療服務的同時推進各種醫療保障制度的快速發展。我認為，改革公費醫療、勞保醫療制度的目標絕對不是為了縮小保障范圍和放大城鄉居民的疾病醫療風險，而是為了在完善醫療保障機制的同時，更好地解除人們的疾病醫療后顧之憂，任何偏離了這一方向的改革都將不會取得成功并必然地要遭到反對，因此，構建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障體系其實是我們不應當放棄的追求目標，現階段可以是多元化的制度安排，但應當努力用不同的制度來覆蓋全體國民，最終向全民醫療保障邁進。

第三，明確政府主導，加大財政投入，不斷增進國民福利。政府掌握著公共權力，控制著公共資源，其根本職責就是謀取公眾福利。工業化國家的實踐表明，市場經濟無論效率多高，都不可能自動地實現社會和諧，如果沒有政府公共權力的介入和對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市場經濟帶來的必然是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階層矛盾的日益尖銳化，因此，社會公平與社會福利是市場失靈的領域，建立并主導社會保障制度，各國政府行使公共權力分配公共資源和增進國民福利的基本且有效的途徑。在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備，必須以政府真正承擔起主導責任并加大財政投入為必要條件，因為任何社會保障項目的改革，政府都肩負著不可推脫的財政責任與監管責任，而要維護社會保障的公平性并實現共享發展成果的目標，也必然地要以相應的財政投入為基礎。從這個意義出發，需要政府承擔起社會保障改革成敗的全部責任。在國家財力持續增強的條件下，社會保障無疑應當成為公共財政支撐的重點領域，應當摒棄對市場化的追捧和不切實際的期望。盡管筆者也強調推進社會保障社會化進程和盡可能地在社會保障實踐中利用市場機制，包括有效地維護中國傳統的家庭保障功能，但這種取向應當是在政府承擔了當然責任和有利于增進國民福利保障的前提下才能采取的。就現階段而言，強化政府主導社會保障制度的責任，通過加大財政投入來促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與福利性，各級政府顯然責無旁貸。

第四，在理性決策的基礎上，對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做出重大調整，并采取切實措施加速推進，促使社會保障制度盡快走向定型。毫無疑問，社會和諧發展要求社會保障制度盡快定型，因為只有定型的社會保障制度才能真正給人以安全可靠感，而這種定型的制度安排又必須以提高現行制度的有效性并加速通過社會保障立法為條件。針對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甚至是重大缺陷，國家不宜再繼續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驗辦法，而是在理性決策的基礎上，有必要對現行制度做出重大調整。如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就有兩個方案可供選擇：一是全國統籌，二是省級統籌，如果全國統籌則是全國統一制度，現階段存在的一些問題會迎刃而解；如果確立省級統籌，則必須同時確立分段計算勞動者養老金權益的辦法，否則將無法形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無論是全國統籌還是省級統籌，國家都必須盡快做出明確決斷，一旦確立目標就應當立即付諸實施；否則，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現存問題不僅無法得到解決，這一制度還將因其目標的不確定性而造成地區進一步分割、基金加速耗盡、制度無法持續的必然后果。在醫療保障方面，必須確立其公益性與全民保障的理念，國家應當為所有城鄉居民構建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但在現階段可以選擇多元化的制度安排，在制度內部堅持公平原則，同時，大力發展城鄉基層公共衛生事業，扶持民營衛生事業和私人醫生，既滿足不同層次的社會群體的疾病醫療與健全需求，又使公共衛生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在社會救助方面，必須確立平等理念和受助者的權益意識，維護受助者的人格尊嚴，將最低生活保障向綜合型社會救助機制轉化，同時在救助方式、待遇發放等方面做出相應的改進。在各項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中，需要走官民結合、官助民辦的發展道路，加快官辦福利的社會化進程，政府的福利資源不應當只面向官辦福利機構，而且應當以需要服務的群體為對象，并根據福利機構所服務的對象來提供財政撥款，等等。可見，中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均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制度的有效性才能得到發揮，而社會保障制度功能的充分發揮，帶來的一定是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

第五，大力發展慈善事業。在充滿競爭與風險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社會分化加劇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時代背景下，在企業與公民社會責任相對缺失的社會氛圍下，毫無疑問，社會的和諧發展不僅需要建立并健全制度化的社會保障體系，而且需要有發達的慈善事業。因為慈善事業的發展不僅可以彌補各種正式制度安排的缺漏，同時還具備軟性的維系經濟社會健康、協調發展以及調節社會關系、潤滑社會矛盾、減少社會沖突與對抗，進而提升公眾社會責任與社會公德等多方面的功能。因此，有必要把慈善事業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可或缺的維系機制與潤滑機制，通過慈善事業促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有機結合，并在慈善事業的發展中重塑積極向上的道德、價值標準。針對中國慈善事業異常滯后、參與者既不普遍、動員的慈善資源又十分有限、慈善機構亦發育不良、獲得幫助的社會成員更是少之又少的現實，有必要采取多管齊下的有力措施來加以扭轉。包括：強化立法規范，確立慈善機構獨立的法人地位并明確其公益性質、使命及其管理、運行基本準則；盡快確立有利于慈善事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和財政扶持政策；促進慈善機構嚴格自律；努力形成有利于慈善事業發展的社會氛圍等。中國已經具備大力發展慈善事業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而慈善事業的大發展，將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起到良性的、不可替代的維系與促進作用。

總之，社會保障與社會和諧是一種正相關關系，健全、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整個社會得以和諧發展的基礎與保證，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備程度，將是中國向和諧社會邁進的重要標志。（鄭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