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

滕  彪

蒙河邊的抗爭（之一）

“我家親戚被抓了22口”（之二）

她的眼里沒有淚水（之三）                                       

到辦公室上課去！（之四）

不扎也得扎！（之五）

學習班（之六）

向人性宣戰（之七）

“盯關跟主義” （之八）

人性不曾屈服（之九）

野蠻是如何煉成的？（之十）

后記

蒙河邊的抗爭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一

 “你去告吧，去縣城告也行，去臨沂告也行，打死你也就一萬塊錢！”

——題記

2005年4月18日早6點左右，蒙陰縣垛莊鎮西師古村59歲的劉元成正在為女兒看家，還沒起床，突然聽到門外有叫喊聲；他剛一開鎖，一群人（大約九個，他認識其中一人叫韓鳳燕）蜂擁而上，進屋到處搜尋，所有屋內搜尋一遍，沒有找到他的女兒女婿，這伙人便把劉元成強拉硬拽（兩個扭胳膊，一個按頭），推進一輛紅色昌河車內，直接拉到雙堠鎮計生辦。這伙人就是臨沂市沂南縣雙堠鎮負責計劃生育的人員。

雙堠計劃生育服務站人員把劉元成單獨關押在計劃生育服務站一間小屋內，第二天上午，他的兒子到雙堠計劃生育服務站去探望他，門口有人看守，受害人之子詢問計劃生育工作者，“什么是知情選擇權？”工作人員季成修解釋說：“到縣計生委結扎經體檢不合格后，再回到鎮計劃生育吃避孕藥或放環。”他們拒絕放人。劉元成的妻子及兒子下午再次到鎮計劃生育服務站探望送飯時，卻找不到他了。小屋內及計生委各間屋都看了一遍，都沒有。鎮里的人都說不知道，母子二人找了一兩個小時，無奈只好又回家等待。

下午6點過后，親屬再次去要人，在去鎮計生辦的路上，發現他躺在營后村村后云彩橋邊，無人過問。等他稍有清醒后，經詢問才知道，他一天茶飯未進，頭腦發脹，反應遲鈍，被折磨得不成樣子，才放了他回家來找女兒女婿。他在計生辦要吃飯，不被允許；當天下午四點，一女鎮長（張婷舉）滿身酒氣回來，她和五六名打手打完另外兩個被抓的70多歲的老太太，就把他叫到院子里，用掃帚打他后腦，把三把掃帚打得粉碎；之后又用手掌打他耳光。五點多，將他關押在小屋內，并讓他坐在水泥地上，把腿伸直，張婷舉便帶頭用腳去跺受害人的腿，他們跺的跺，打臉的打臉，毆打后就用冷水潑到他頭上。劉元成說：“你打我，我告你！”張婷舉聲稱：“你去告吧，去縣城告也行，去臨沂告也行，打死你也就一萬塊錢！”她又說：“你是雙堠四萬人口中的渣子頭。”劉說，“我是三十多年的老黨員，我不是渣子頭。”張婷舉說：“我九八年入黨的，就打你30多年黨齡的！”一邊說一邊打。他被非法拘押兩天一夜，一頓飯都沒吃上。

 陳光誠是當地有名的維權者，他很快介入此事。報警后，鎮派出所來人作了筆錄；陳光誠為他準備訴狀（4月25日遞交，5月9日受理）。

我和郭玉閃、圖畢聲在臨沂調查的最后一天，劉元成老人最后一個向我們傾訴了自己的遭遇。他說，他一生遵紀守法，到了老年卻被打成人不人鬼不鬼的。這伙畜生，天理難容，難道真沒有人敢管此事？我們從電腦上調出張婷舉的照片，老人一下子就認出來了，指著照片激動地說，就是她！

是她。不只一個村民認出了她。我們三個也認出了她。8月14日早晨，我們向日夜監視我們的人一個一個質問的時候，她和另外兩個女人就站在村子里；我看她文質彬彬，沒忍心去喝斥她。我很難把她的暴行和她的形象聯系起來。   

在我們之前，李健、江天勇律師、李和平律師、李春富律師來和華盛頓郵報的兩個記者來過。江天勇律師和李春富律師來的時候，罪行正在發生。5月9 日晚，江天勇和陳光誠聽見有人踹陳更江家大門和孩子撕心裂肺的哭聲，他們就趕了過去，這伙人（十七八個）見到外人就往車上退，一車逃跑，一車被攔住，村民質問到，“你們既然是正確的，為什么要跑？”黑夜中，所謂的計生執法者慌忙逃遁。

由于陳光誠和村民的維權行動，沂南的暴力計生運動持續了二十多天，到5月13日，抓人就停下來了，之后也有強制結扎的，但都是用各種糾纏辦法。這比其他地方要短；而且，和其他區縣不同，沂南沒有收每天100元的學習費。在和沂南計劃生育局的人員座談的時候，我最后跟劉文冰副局長說，“第一，沂南的問題極為嚴重，但是第二，比其他區縣做的要好。”不過這里我想說的是，“第一，沂南比臨沂市其他區縣做得要好；但是第二，問題極為嚴重。”

一個盲人維權者在某種程度上遏制了臨沂計生暴行在沂南縣的泛濫。但是他的力量還太小。焦點訪談不理他們，報社記者不敢涉及這個題目，也極少有律師愿意趟這趟混水。一個在臨沂電臺作法律節目的律師接到這樣的電話只說“不合法，但管不了”就匆匆掛了電話。陳光誠跟我們講：“我當時就站在河這岸，河那邊就正在進行著大規模的犯罪，你無法制止它，那種痛苦無法形容。一個人的力量真是太小。”

2005-8-20

“我家親戚被抓了22口”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二

三姨夫給我打電話說，你再不回來，你三姨就在里頭被打死了。

                                                           ——題記

房鐘霞，臨沂市費縣梁邱鎮夏家溝村村民。第一次見到房鐘霞是在蒙陰縣垛莊鎮，費縣的四個人來向我們反映情況；我們在陳光誠家的村子被二十多人看守的情況下，走田間小路，赤腳過蒙河，分兩批擺脫監視，和費縣來的人會合。

房鐘霞簡單講述了自己的故事，這個故事她已經講了很多遍：

俺生了兩個小女孩梁邱鎮就讓俺放了環，放環以后也就一直在外打工，也沒進站也沒檢查。在打工的時候懷孕，他們說俺違反了《計劃生育法》，四處找俺。2004年農歷11月初九，計生人員找俺媽談話，要求交1000元押金，之后俺媽躲起來了。臘月又找俺婆婆，把東西摔壞，把她抓走，抓了放，放了抓，共三次。俺三嫂子也被逮了三次。2005年二月十九，把我姐夫（梁邱鎮西邊北艷莊胡勇軍）抓走，在鎮計生辦被關了7天，打了27次。之后抓了我侄子（李強，27歲）、侄媳婦和他們一歲的孩子冉冉。關了一天一夜，侄子被打了14次，腳趾甲被計生人員用大皮鞋給踩掉了。逮了俺娘家的嬸子（叫朱邵香，和我一個村的）；又逮了俺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她是外鄉鎮的。他們見人就逮。2005年的農歷三月，俺妹妹（第一胎懷孕已三個月左右）房鐘艷因受我牽連也被逮去了。七八個人把她押上車，被關了一天，交了1000元出來了。我妹妹的婆婆（叫張什么榮）也同時被抓，在里面關了一個星期不給吃喝，后來交了1500元學習費后放出來。俺妹妹的公公去送飯時就被扣留了，而且一到就被六七個人打了一頓，關了一天后，他逃了出來。后來婆家的孫子、俺三姨和俺三姨夫（劉開馮）、三姨的孫女（不到四歲）、俺四姨（薛德英）、俺嬸嬸、俺舅母（小羊莊村，曹云香），都被抓了。俺舅母在車上被打得特別重，100多里路，打了一路，昏迷好幾次。用橡皮棍打，用皮鞋垛；好像是打著腎了，有費縣人民醫院專家開的病歷。把俺舅母打得到現在還不能干活。還逮了我五哥的小姨子（郭學蘭）、三哥的小姨子（喜家園鄉山頭村柴玉風）。她本來到俺三嫂家串門的，早晨起來讓他們給堵家去了。也不知道你姓什么也不知道你叫什么，逮著就往車拉，不聽話就打。

三姨夫給我打電話說，你再不回來，你三姨就在里頭被打死了。三月十一，我被迫回來，當時已懷孕七個月，被迫打催產針，過了一天，小孩流產，十三日早晨九點，做了結扎，結扎后，四姨才放出來。

因受牽連，房鐘霞的親屬被抓走22口，包括3個孩子、一個孕婦和一個70多歲的老婆婆。這讓我們感到非常震驚。為了核實情況，我和她說要見見她的親戚。

第二天在費縣梁邱鎮見到了她的舅母曹云香，她講到：

三月初九早六點多，一伙人（我認識的是梁邱鎮婦聯主任逄某某）去抓我，我在院里燒火，他們把我架走，當時家里有兩個孩子和偏癱的老婆婆。架出了大門，他們就指著頭罵我：“我們一夜沒休息，來抓人。你沾你親戚的光，我也沾你親戚的光。”幾個人用橡皮棍打我；他們讓我快點走，走慢了還打。上車的時候（車上坐著領著找我的那個嬸子），又打我倆橡皮棍，還罵：“你媽個B，熊娘們兒。”又去南燕莊逮了我大姑姐。到計生辦，把四大姑姐放下，又讓我領著去逮三大姑姐（探沂鎮，房鐘霞的親姨）。我說不知道。他們在車上又打又罵：“你這龜孫娘們，你不知道誰知道！”

我被打昏了，醒來的時候，我只知道自己盤著腿，捂著嘴。到了她家，門鎖著。他們罵：“你龜孫娘們兒上車！”上車后，又給我推下來，讓我帶著去找她的鄰居，讓鄰居騙俺三大姑姐說，“你媽病得厲害。”誆回之后，把俺三大姑姐、姐夫都推上車，大姑姐說，“小孫女怎么辦？” 小孫女也被推上車。求他們讓一個人抱孩子下車，求不下來。到計生辦，把俺三大姑姐夫打了；又打俺三大姑姐。我被打了八次；到現在，一站起來后背就麻，小便有些失禁。我被關了三天，交了錢出來。婆婆病更重了，兩個孩子（一個高三、一個初二）耽誤了兩天課；（因無人照管），小豬崽子都餓死了。

這個故事還有個尾聲：過了一個月，村里修路搞集資款，鎮計生辦的人讓房鐘霞收10戶的集資款；她不去，他們就拿鐵锨、鐵耙砸門好幾次。他們為收集資款，見人就抓，見人就打，全村100多戶都躲到田野里，晚上也住在哪，持續了兩天一夜。為集資款的事兒，共有十多人被打。被迫每人交了134元。后來全村去費縣上訪（王光玉是代表），每人退了69元。

我給房鐘霞和她舅母照了像,問她們提起訴訟是否有顧慮。她們態度很堅定。她們在講故事的時候沒有哭，她們已經沒有了淚水。

她們不知道，我站在村里無人的小路上，悄悄地哭。

一院子的人還在耐心地等著我來記錄他們的故事。他們的臉上只有淡淡的憂傷，和深深的迷惘。

2005-8-20

她的眼里沒有淚水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三

計生人員用橡皮棍打我哥，打完之后讓我打；

我說我不能打我哥；他們又讓我哥打我。

——題記

    在楚望臺的《東莊》里，一個70多歲的老奶奶控訴：“俺這些年，眼淚也哭干了，心血也耗干了，現在多難過也掉不下眼淚來。”也許我經歷的苦難太少了，自認為還算堅強的我在臨沂哭了幾次。最難受的一次就是聽宋花厚講述自己故事的時候。

宋花厚是費縣梁邱鎮馬下溝村人，60歲左右。她的兒媳劉山花頭胎是男孩，不讓生二胎，2004年十一月初五查出懷孕，已經五個月。劉山花講，查環員沒有給送藥具，體檢幾次又沒有查出來，這不能賴她。但她的親屬開始面臨大禍。

最冷的三九天，宋花厚被抓往鎮計生辦，要錢。因為她的另一個兒媳婦缺羊水，得花錢，老人央求：“我給你磕頭了。”放回來后三天，又被捉去，這次關了四天，正是冬天最冷的時候，她記憶猶新。計生辦的人要錢：“3000也行，4000也行。”她說，“500，你救救我吧，你不同意，我就撞死在這兒。”出來后，她還得躲，只要劉山花不回來，就抓她。

據劉山花講，臘八那天，她大姐、五妹、大嫂、二嫂、弟妹，同時被抓；全都被關了五天；每人交了500元，還得請他們喝酒，才放出來。臘月二十三，她大姐、五妹和五妹的四歲女兒，又被抓，關了六七天，共交1000元才出來。五妹不敢回家，二月十八，在另一個村子被抓起來，關了八九天；托人交了1000多贖回來。五妹又跑了，抓了房鐘臣（劉山花的大伯子，宋花厚的侄子）。

宋花厚去了計生辦，要頂替她的侄子。房鐘臣出來。鎮計生辦的人開始用刑。“他們在里面用橡皮棍打我，又用巴掌打臉，打了十幾下，我的牙打出血了。我有病，他們說我是裝的。也不給我水喝（有時候看門的給我些水）。我就在水泥地上一晚一晚地蹲著，沒鋪沒蓋。”

這一次就蹲了26天；她哥哥蹲了18天，她嫂子蹲了5天。鄰居老王（王寶坤）、房東振也被抓被打。這時劉山花的孩子出生了，交了25280元超生費，被關的人拿了錢才出來。

宋花厚說：“我哥哥（65歲）被抓了之后，計生人員用橡皮棍打我哥，打完之后讓我打；我說我不能打我哥；他們又讓我哥打我。”在記錄這一段的時候，我忍不住無聲地哭；卻又不想讓他們看出來，而且還得繼續寫。真想沖出去號啕大哭一場！就像王克勤調查定州屠殺之后在酒桌上那樣痛痛快快地哭一場！國家計生人員摧殘比他們父母年紀還大的老人、施暴之后又強迫親兄妹互毆，這立即使我想起印尼排華事件中用槍桿子逼迫弟弟強奸姐姐那類暴行。我想不出人性竟有如此邪惡，我想不出一個肆無忌憚地誘發邪惡人性的制度是怎樣一個制度。我想不出60多歲的老人受到如此虐刑時是如何看待他們生活的時代和社會，我想不出那些披著人皮的計生干部在讀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能不能有些許的心靈的不安。

    宋花厚的哥哥因為被關了18天，花生和羊被偷了，一些鴨子、羊、牛犢和小母豬餓死了，損失3000多元。宋花厚說：“我哥哥出來之后，生我的氣，一直不跟我見面。他說，你拿3000塊，否則永遠別來。”

宋花厚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眼中沒有淚水。但她那滿是皺紋的臉上卻可以看出哭過的痕跡。

2005-8-20

到辦公室上課去！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四

“計生辦的勞力（男的）用雙手摳我的軟肋，這個最狠，太厲害了，我們都疼得哇哇哭。勞力都哭得哇哇的，何況是婦女。”

2005年8月13日晚八點，我們與梁淑合來到費縣人民醫院，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他的妻子裴京蘭。她是臨沂費縣石板鎮板橋村村民，50歲，見我們進來，艱難地坐起來，跟我們講述她的遭遇。

她的二弟（裴京剛，費縣石井鎮裴家溝村人）超生在外打工。農歷今年三月初五上午，四五個人沖到屋里就說：“我們是計生委的（即石板鎮計生辦），因你兄弟的事抓你！”有推的，有拉的，還祖宗奶奶的罵。第二天早飯后，在計生辦的辦公室里，四個男子把她的上衣扣解下來，兜起上衣蒙住她的腦袋，被打了一頓；脫掉她的鞋，用粗竹竿抽她的腳心腳面；褲子扣也被拽掉兩個。他們打了四五十分鐘。裴京蘭心有余悸地講，最疼痛難忍的用刑方法是，“計生辦的勞力（男的）用雙手摳我的軟肋，這個最狠，太厲害了，我們都疼得哇哇哭。勞力都哭得哇哇的，何況是婦女。”

裴京蘭被關了30天，每天都被審問，被酷刑折磨。30天中只有解手才讓出來，其它時間不讓出來。白天想上廁所，喊一聲有人給開門，去的時候也是三四個人跟著。晚上喊有時候就不給開了，他們罵：“媽個B，再喊我揍死你個龜孫子的。”她的一個本家的孫子（51歲），喊不開門，只好站在窗戶上尿。有個高巖莊的老媽媽，沒辦法只好尿在盛飯的瓷碗里，從窗戶倒出去。被關的人經常得不到水喝，有一次她兒媳的妹妹送了一壺茶，一人一口很快就喝沒了，那些人說，要不是沾她的光，都得渴死。裴京蘭出來的時候，“衣服臭得不行，都脫不下來了。”

關人的房子，南頭有兩間，北頭有好幾間，她的那個屋子有二十七八個人，吃飯不讓送，誰送飯就抓誰；他的兒子（梁峰）、沒過門兒的兒媳婦（宋麗）以及沒過門兒的兒媳婦的妹妹，都是因為送飯被抓的。她的大伯子、大伯嫂子、侄侄媳婦、鄰居老韓、三大爺家的二兄弟，都被抓了，關了一天后交錢出來。

在她被關期間，又強行讓她帶路去抓她本家的四奶奶和四姥爺。他們在地里被逮住。計生辦的人跟他們說是裴京蘭讓他們去抓的。裴京蘭講，“我四奶奶和四姥爺信了他們的話，都怪我。抓到計生辦，我哭得不得了。我給他們跪下說，還怪我嗎？四姥爺說不怪了；四奶奶還生氣。”

梁淑合在家人陸續被抓了之后，才知道是因為他的內弟。“為了盡快解救我的家人，我不得不四處尋找裴京剛，先后去了蒼山、臨沂、吉林等地苦苦尋找，但都沒能找到。”

四月初四交2600元放了，加上贖鄰居的錢600元、兒子的錢1000元，共4200元。

慘劇還沒結束。7月27日天還沒亮的時候，石板鎮計生辦兵分兩路：一路由副主任李子軍帶領五六個人強行將梁淑合、裴京蘭抓走，同時將裴京剛的嬸子（溫西英）、裴京剛的岳父（朱紹玉）抓去進行禁閉；另一路竄至裴家溝村將裴京剛的叔叔（裴廣友）、裴京剛的二嫂（劉成秀）以及鄰居13人（裴廣明、裴廣林、蔣家美、劉洪娥、裴京燕、梁付花、裴彩霞、裴懷倫、裴京國、范銀年、李中芳、梁鳳玲、李善美）強行抓到計生辦關禁閉；早晨五點多，對所有人進行拷打審問；用橡皮棍、用木棍子打。

梁淑合講：“計生辦主任彭京寶嫌審訊沒意思，就令我們坐在地上，把腿伸直，彭京寶教著我們怎樣打鄰居、怎樣打親戚，讓我們互相毆打。彭京寶又嫌打得不夠標準、不夠狠，說我給你們做個示范。他拿起裴京蘭嬸子的皮鞋底向裴京蘭等人的腳面上狠狠地打了幾下，當時裴京蘭就哭了，腳面子腫得像饅頭一樣，鞋都穿不上了。”

后來鄰居每人交100元押金后陸續釋放回家；7月29日梁淑合的拘禁被解除；他的妻子卻再次慘遭毒手。裴京蘭講述了噩夢般的一夜：

7月29日晚上計生辦只關了我一個人。十點多，四個人喝酒喝得趔趔趄趄，有彭京寶、李子軍，還有兩個叫不上名，但我認得（她丈夫說，叫閻京堂、孔祥國）。我上茅房，他們跟著；我回來要睡覺，他們說，“走，到辦公室上課去！”

我看他們醉酒就害怕，說：“在這屋不行嗎？”

他們罵：“不行!媽個B的，由得你了，快走！”

到了計生辦公室，他們關門，關燈。

我說：“別關燈，我害怕。”

他們說：“由不得你！媽個B，你讓不關就不關嗎？”

他們讓我趴在地上，不讓我抬頭。有人掐我脖子、他們都圍著我打。用腳踢下半截身子，還用鞋底抽屁股和腳；他們說，“往狠里打！打完，非得再喊人打你！”持續了20多分鐘。打完了他們說，滾！

我被打得都不能走了，歪里歪斜地到了南邊屋子里，哭了一夜。我用兩個桌子把門頂起來；但李子軍又闖進來用兩指戳我腦袋。我哭到早晨四點多，也沒有人開門。

第二天，梁淑合接到石井鎮分管計生工作的解鳳軍（鎮宣傳部長、組織委員）電話來領人時，見到妻子“躺在連椅上，渾身是傷，身子一動也不能動，只知道哭不知道說話。”他去找彭京寶，彭說：“我沒打。” 他把彭拽到妻子跟前，妻子認出他來，他先是抵賴，后來承認了。裴京蘭的叔伯兄弟憤怒至極，打了彭一嘴巴。

在裴京蘭被毆打兩周之后，我們在費縣人民醫院復印了她的病歷。在7月31日的《入院記錄》上寫著：“主訴：頭胸部外傷伴疼痛一天。現病史：患者于一天前與當地計生委人員發生糾紛，被打傷頭胸部等處，當即感傷處痛，頭痛頭暈，無惡心嘔吐及明顯意識障礙，胸痛胸悶……”

在《病歷紀錄》上寫的是：“患者于一天前與計生委工作人員發生口角，被其打傷頭胸部，當即感覺傷處疼痛，令（另）感頭痛胸痛……右枕頂輕壓痛，右前胸壓痛，雙足指稍青紫，壓痛……”

我做了一天的紀錄，脖子都要累折了；我們又憤怒、又傷心，又饑餓、又困頓，還要擺脫追隨我們的政府官員，于是告別梁淑合、裴京蘭，我們的面包車在漆黑的午夜尋找吃的和住的地方。

2005-8-21

不扎也得扎！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五

杜鳳澤指著她的鼻子說：“這伙人已經說了，你扎也得扎，不扎按在手術臺上也得扎！”

——題記

2005年農歷三月初十, 沂南縣孫祖鎮南硤石村村書記宋祥瑞叫村民胡丙美去結扎；以前說過不要錢也不結扎,現在又要結扎了，34歲的胡丙美心里不服。村書記說:“我跟你說，今天去給100元，第二天就50元；再晚抓去就什么都沒了，結扎費還得自己交。”胡丙美說：“國家叫扎，就扎。我也不能另一個樣。但我得照顧孩子（4個月大），對象在廣東，等他回來我再扎。”頭一天扎了七個；有三家躲起來了。

4月5日，她帶孩子回娘家打針，鎮計生辦的一車人（六七個）找到她家，問孩子在哪？她說在屋子里睡覺。計生辦的尹紀荷（音）進屋把孩子直接抱上車；她也被推搡著上了車。拉到她村子，叫她婆婆把孩子抱走。又拉到石門亭村，一伙人下去抓人。她和村婦女主任、一個計生人員到了縣中醫院。

做檢查，量血壓，160，偏高，等一會再量，還高；等兩個多小時，還不行。醫生拿材料找專家鑒定；專家搖頭說不能做；醫生跟院長商議，出來跟計生人員說，為安全起見，不能做。計生人員答應了；他到樓梯口向上匯報：“這邊不給做。”一會兒，他手機一扣，拉我直奔縣計生服務站。抽指血，量血壓，160。讓計生辦的人拿了降壓藥給她吃了；三小時后，血壓還是160，大夫給姓袁的女副站長打電話，袁站長（個不高，方臉，白，瘦，其丈夫是B超室的王大夫）過來說：“盡管做就是。”

胡丙美：“中醫院檢查過了，專家說不能做，你們膽子怎么這么大！做是可以做，如果身體出問題，你得負責！”

袁站長：“滾滾滾！”

計生辦的人說：“人家叫扎你就扎，你這樣說人家生氣。”

后來又拉一車人來。鎮上的工作人員指著胡丙美的鼻子說：“你扎不扎！”

胡丙美說：“如果沒上中醫院，不知道情況，我就扎了；現在專家說我不合格。”

沂南縣計生局副局長講計生服務站站長杜鳳澤來了，他問：“孩子是生的還是剖的？”

“生的。”

“生的沒事，這點小手術算什么？”

“如果做，你得給我寫證明，一旦發生問題，給我多少錢我都不要——”

鎮上的那伙人指著胡丙美的鼻子說：“就你事兒多，快扎就行了。”戳得胡丙美向后退了幾步，不讓她說話。杜鳳澤也指著她的鼻子說：“這伙人已經說了，你扎也得扎，不扎按在手術臺上也得扎！”

胡丙美：“你得按個手印兒，出問題你負責？！ ”

杜鳳澤：“我負責！醫生按個手印兒就是！”

8月15日，胡丙美在陳光誠家向我們講：“我被逼進手術室，又害怕，又生氣。他們拿來單子直接叫我簽字，我也沒看就讓我按手印兒。我簽得歪歪扭扭的。”8月16日，和沂南縣計生干部座談時，縣計生服務站一個姓吳的副站長多次強調結扎手術全都由當事人自愿簽了字。我就詳細講了胡丙美的故事，我說，“她先是被村干部哄騙和威脅，后來孩子被強行抱走，體檢不合格后被鎮計生人員和縣計生服務站站長辱罵，還說扎也得扎、不扎也得扎；在這種情況下簽字也表明她是自愿的嗎？”在整個座談過程中飛揚跋扈的吳站長一時語塞。

胡丙美說：“結扎那天，是我來例假的第二天，正是血最多的時候。結扎完了，回去身體就不能動彈，腦袋一暈，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要小便，俺娘硬拉也拉不起來，到床邊，剛站起來就仰倒；腿一晃一晃的，小肚子痛得受不了了。”讓村婦女主任來，她說給找大夫來看看。鎮上醫生天黑來了，又走了。胡丙美的媽媽說：“不合格了還給扎，這不是要她的命嗎？”村里都知道了體檢不合格也給結扎的事。

六七天后，她疼得受不了，肚子腫個大疙瘩，村書記給她計生服務站的電話；電話里的人說：“有這種情況（指劇疼、肚子腫）。也許你腸子擰上大疙瘩了，你放心就是。”

術后十天左右，她的疙瘩太大了，肚子都青了，就讓村主任找計生辦；村主任說給問問，就沒動靜了，第二天打電話，他說不管了。

胡：“你怎么不管？你領著人去時怎么說了算？”

書記：“鎮上讓我干我就干！”
    胡哭著說：“你替鎮上辦事這么痛快，村民讓你辦事咋這么難？”

到了手后的第十三天，才有車過來送她去醫院，鎮計生辦的胡發宣同去。又要割第二刀；她很害怕。開完第二刀，住院十天，拆線，做B超，里面還有淤血。杜局長等人商量，唯一的辦法是使針頭抽！胡丙美一聽，就哭了：“俺怕受罪怕受罪的，怎么又要用針頭抽！俺是人啊，不是襖，要掏就掏，要蓄就蓄——”杜局長說：“你哭什么，甭說兩次，三次四次的都有！上去！”胡丙美要求轉院，杜局長和吳站長說：“抽也不一定抽好！”7月5日，去縣醫院復查，做完CT后疼得受不了了。結果是，里面已經不是瘀血，而是斑了。醫生說，只能回家慢慢養著。

后來她去村書記宋祥瑞家，書記說：“你給我滾出去！你有本事讓我下來，你有本事你當啊！”

找鎮里，要求賠償。鎮副書記劉鎮峰說：“門兒都沒有！”

8月8日去找縣計生服務站，在那等了一天沒等到，原來杜鳳澤局長從后門溜了。

胡丙美在講述過程中哭了好幾次。她用手按著肚子，有氣無力地靠在椅子上，一臉的愁苦和無助。

吳站長和我們談到胡丙美時，承認了血壓高也給開刀以及刀口血腫的事實。他辯解說，160是臨界點，可開可不開；加上她恐懼導致手術不成功；而且做手術沒有100%成功的。不管病人血壓高、充滿恐懼的事實而強行手術，出了問題后拖、躲、騙、橫。聯系到強制流產、株連九族、抓人、關人、酷刑、打死人的事情，我們感嘆到，臨沂的計生工作者真是視人命如草芥。是一個什么力量驅使他們這么做呢？

2005-8-21

學習班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六

以恐怖為手段的計生工作，異化成了以恐怖為目的的計生工作。

——題記

臨沂市三區九縣在這次運動式的計劃生育大行動中，有一個號稱“學習班”的東西。今天50歲以上的人對“學習班”這個詞應該并不陌生。文革時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簡稱“學習班”；它一開始是通過反復學習“老五篇”、毛最新指示和“兩報一刊”社論，讓干部和各派群眾自我批評、消除派性，達到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的目的。但后來演變成了比監獄還恐怖的東西，無數人在里面受到肉體折磨、洗腦和精神摧殘，被打死的和自殺的也不勝枚舉。它是奧威爾101號房間的中國式克隆，是中國的集中營。

“學習班”這個文革的幽靈在2005年的山東臨沂死灰復燃；不過準確地說，這個幽靈一直游蕩在全國的計劃生育運動中和打擊法-輪=功-團體的運動中，從未消散。但臨沂的“學習班”卻如此切近、如此慘烈，我親眼看到它給人們留下的肉體傷痕、親耳聽到它的種種恐怖，并從受害人的哭訴中感受到它所帶來的精神摧殘。這一切讓我深感震驚。

抓人是學習班的第一步，在抓人之前，學習班還只是鄉鎮政府的幾個辦公室或空房子。通常是四五個計生人員（本文所稱計生人員，絕不僅限于計生辦、計生委、計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員，而是包括了負責分片兒的所有干部，以及被雇參與打砸搶的打手），多的時候是30多個，坐著一兩輛或三四輛車，在深更半夜、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黎明之前，叫門、別鎖、砸門、翻墻、砸玻璃，一擁而入。

沂南縣雙堠鎮的陳庚江講，“2005年4月19日11點左右，天下著雨，我在家看孩子，聽見門哐啷一響，三個人猛地闖了進來，厲聲說到：走，鎮長有請。……緊接著又進來二三人（其中有韓玉林、徐圣厚），當時慌亂沒看清楚，他們一齊包抄過來，猛撲上來，其中一人說，你老實點！把我拉出門外，強行綁架……有擰胳膊的，有按我脖子的，往外死拉。”

沂南縣界湖鎮東明生村張德路講：“早晨五點在烙煎餅，婦女主任帶著七八個人叫開門，讓我女兒（張成愛）上車：他們說：你不上車，抬著也要抬上車！（我女兒）就被抬上車，抓到鎮計生辦的小屋里。”

費縣梁邱鎮西后柱子村56歲的門守花在控告信上寫到：“（因受二小姑牽連，）今年農歷三月初四早晨六點半左右，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計生委一行人手持警棍木棍，突然闖入房間內拳打腳踢，強行押上車，逮到計生委大院的幾間閑屋內關押起來。”

梁邱鎮西后柱子村的楊培榮寫到：“我因女兒的三大伯哥超生而被抓，抓我的時候是夜里，梁邱鎮計生委一伙人就闖進了我的家中把我從床上拉下來，連當家人也不叫給說，就把我拉出了門外拳打腳踢，打完了扔到車里，送到梁邱，一天打兩回。”

老輩人說，這樣的景象，只有當年日本鬼子進村時出現過。“他們比鬼子還厲害。”（《臨沂市“扎”連十族》）

被抓的人有時候被告知是“去學習”，但他們被押進的這個“計生學習班”卻極其獨特：沒有桌子，沒有教材，沒有老師，教具是警棍、木棍、橡皮棍，負責用刑的則是受過“保先”教育的“計生人員”和雇來的外地打手。而學費是每人每天100元；有時還得托關系、請喝酒才能放人。

梁邱鎮桃花頂村的張建富：“他們把我帶到一件黑屋里，用木板、橡皮棍靠打我，把我打昏后再用涼水潑醒，我渾身打顫。他們又問：‘到底說不說，你侄子到底在哪里？’我說真的不知道。他們又把我打昏，用涼水潑醒我后把我押到一件屋里，一共扣押我半個月。”

梁邱鎮61歲的張宗華老人：“抓到計生辦，進去就被踹倒了，七八個人穿著皮鞋踩我、踢我。眼眶被打淌血了，胳膊也被打破了。我被打得昏過去了。”

梁邱鎮44歲的徐長軍講的這種刑訊方法，幾乎費縣的每個被調查者都遭遇過。“張慶華、范守會、李良儒、劉文富、裴京棟、李天寶6人讓我協助找我叔伯兄弟徐長慶，我說行，但不知道在哪兒。于是兩個人就把摩托車頭盔倒扣在我頭上，兩個人擰我胳膊，有人從后面用腳踢在我腿彎兒處，有人按我，使我跪在椅子桯上。張慶華說，‘每人打50橡皮棍！’六個人都打了，有的超過了，有的不夠50下。張慶華問，打夠了嗎？他們說夠了。張慶華說：‘再讓上點兒！’又打。” 徐長軍被打得眼圈發黑、暈頭轉向，第二天被兩個人從車庫里架出來的時候，已經沒了人形，手一松，就攤在地上了。

梁邱鎮上陽莊的肖瑞兵（44歲，獨身）回憶那時的情況：

“晚上鎮計生委的人酒足飯飽醉醺醺地來審訊我，首先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一把椅子翻過來，四腳朝天，把我按在椅子腿中間，一人按住頭，用橡皮棍就打，我與他們辯理，他們就打得更兇狠。并說，打死頂多賠償埋葬費兩萬元。他們六七個人一擁而上用橡皮棍往我身上亂打，把我打得死去活來。昏死過去之后，三個多小時還沒有醒來，他們就用一同涼水把我潑醒；潑醒后他們說我裝死，又有兩個戴頭盔的蒙面人用橡皮棍狠狠地毒打，直到再次昏死。”

施暴者用摩托車頭盔蒙住受刑人的眼睛，或用強光照著受刑人的眼睛，或蒙住自己的臉，反映了他們犯罪時的心虛：也預示了他們將放縱自己的獸行，因為被打者看不見他們猙獰的面孔。

被費縣新莊鎮計生辦抓去的劉西東說，“關在屋里，打滅燈后，又是這種打法；我不趴，三個人把我按上去打我，椅子歪了，我趴到了地面上，他們就把椅子放在我腰上，兩個人踩著椅子，一個人踩著我的脖子，另兩個人用橡皮棍抽我，還有一個拿手電筒的。”

學習班的酷刑花樣繁多，有讓受刑者脫下衣服拿警棍抽的，有摳軟肋的，有抽耳光的，有拔頭發的，有踩腦袋的，有拿皮鞋打腳面的，有用口袋把人套起來打的，有卷起報紙抽嘴巴的，有拿木棍敲腦袋的，有強迫蹲馬步的，有連番審訊不讓睡覺的，有不給吃、不給喝的，還有專門的“水牢”——暴力已經日常化了，暴力語言也日常化了；伴隨著酷刑的是無時不在的精神威脅和人格侮辱。

張宗華老人說：“他們天天指著鼻子罵你。我們天天哭，加上被打傷了，根本吃不下去飯。”另一個老人講，“他們不打我們的時候就罵我們，祖宗三代的罵。”而一邊打一邊說“打死你也就一萬元埋葬費（有的說兩萬）！”也是多數施暴者慣用的一句話。不幸的是，打死人的時候真就按這句話說得辦，甚至也一萬元也拿不到。計生口號同樣充滿了赤裸裸的、血淋淋的暴力：費縣新橋鎮胡家莊村張貼的計生標語是：一孩放、二孩扎、不扎就動法。費縣探沂鎮石行村張貼的是：對非法生育者堅決從嚴懲處。其他地方還有“打出來、墮出來、流出來，就是不能生下來”、“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山東民間流傳的計生口號則是：“喝藥不搶瓶、上吊就給繩”、“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

學習班的生存環境本身就構成對人格的極大侮辱：臨沂市蘭山區義堂鎮下坡村58歲的陳百高講：

“就在哪兒（學習班）押著不讓出來，這邊(東邊)一個大尿罐。這邊（西邊）一個大尿罐，東邊里男的，西邊是女的，一個屋里男女60-70口人。唉！女的那邊尿都淌到這里，晚上都沒法睡覺。簡直是……不是人住的地方，拿著人不當人。一個屋子男的女的都關在一起，有時候不給飯吃，不給水喝。有時候60-70人、有時候40-50人。”

蘭山區義堂鎮的孟凡芝說：

“關的那天晚上有10-20多人。休息就坐著，白天晚上都在那兒坐著。不能躺也沒有地方躺，婦女和勞力（男人）、老的少的都在一個屋里，大便小便都在一個屋里。上廁所也不叫出去。上廁所就在屋里擋了一個小刨花板，就這么高低（大約1米左右）。人在這地方吃飯，那兒就是拉屎茅（距離大約2米）。”

夏家溝村的夏興榮說：

“四十多口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混合關在一起。到了晚上8點他們就鎖門，第二天早上六點開門，這期間不管有什么事一概不管。在這段時間吃飯不敢多吃、喝水也不敢多喝，（因為）一但要解手就麻煩了。人瘦干了，光這一樣別說挨打了，光受控制就把人困死。”

梁邱鎮的門守花說：“名義上是辦的學習班，實際上是打人罵人的‘勞教所’。”村民張宗喜（殘疾、單身）也被弄去學習，他在控告信上說：“那里好像是人間地獄。”

文革中的一些學習班實行“三不準”：“不準離開營房、不準與外界聯絡、不準會客”，而臨沂計生學習班比文革更殘忍：不準頂嘴（頂嘴打得更狠）、不許出屋門、晚上不許上廁所、不準送飯（誰送誰也被糾進學習班）。

制造恐怖一開始是為了迫使受刑人找到自己的親屬或鄰居，但后來制造恐怖自身成了目的。梁邱鎮桃花頂村村民張宗學被打昏、冷水潑醒后，一個領導走過來說：“這叫殺雞給猴看，要讓更多的人知道厲害。”有人向我們說：“說實話也打、不說實話也打。”答應找人也打、找到了人也打；清醒時也打、喝醉了也打；交錢也打、不交錢也打；想告狀的打，不想告狀的也打；反抗的打、不反抗的也打；本鄉鎮的打、外鄉鎮的也打；壯小伙子打、老弱病殘也打。計生干部成了以施虐為樂的虐待狂，成了打人打紅了眼的職業打手。我們的制度一度是左傾競賽、鼓勵殘忍，臨沂的計生學習班使我們認識到這種制度其實遠遠沒有和我們告別。以恐怖為手段的計生工作，如何異化成了以恐怖為目的的計生工作，還有待研究。

到底有多少人被非法拘禁在學習班里？據陳光誠粗略統計，臨沂共有1080萬人，約有占人口12‰的人被強制結扎，即13萬人；被牽連的親屬和鄰居每人有3-30人，以4人計則為52萬；被拘押的時間一天到三四十天不等，以三日計則為156萬天（約合4300年），每人每天收學習費100元（有的地方在這次運動中沒收，有的則多收數倍，但多數為每天100元），按60元計，則為9300多萬元。這還是保守的估計。而農民的血汗錢買來的是暴行、屈辱和恐怖。

計生學習班制造的恐怖一直到現在還統治著很多村民。不敢接受我們調查的、不敢去報案的、不敢去法院起訴的、不敢讓我們錄音和拍照片的，不計其數。恐怖，彌散在山東臨沂的各個村子，深入到親歷酷刑折磨和聽說學習班故事的每個人的靈魂深處。

向人性宣戰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七

損失一千多元是小事，我的二兒媳婦宣布和我斷絕父子關系了。

——題記

很多人用“野蠻”來形容臨沂的這次計生運動，我覺得“野蠻”二字遠遠不能顯示其罪惡的程度。這種邪惡超出了違法行政、濫施暴力、瘋狂斂財、迫害人權、扼殺自由的范圍；它摧毀和企圖摧毀的東西是民間社會的倫理基礎和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基礎。

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特點是對親情人倫的強調，盡管這與熟人社會的結構有關，但我相信即使在將來工業化、現代化程度很高之后，這種親情關系仍然會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值得嘉許的特色，是中國人心理世界的重要一部分。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即使沒有事業上的追求，那么親情之愛完全可以成為我安身立命之所在。我可以為了親人友人的愛和我對他們的愛而活。

臨沂計生的株連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的株連。一個老黨員受害者痛心地對我們說：“古代皇帝株連九族都沒干過的事，讓共產黨給干了。”

房仲霞的家屬有22口被株連。先后被抓、被關押、被打、被收學習費的有她的婆婆、三嫂子、姐夫、侄子、侄媳婦和他們的孩子（一歲）、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親妹妹（孕婦）、妹妹的婆婆和公公、婆家的孫子、三姨和三姨夫、三姨的孫女（不到四歲）、四姨、嬸嬸、舅母、五哥的小姨子、三哥的小姨子等等。只要和她有一點親戚關系的，被發現就跑不了。這還不是最多的。很多人被抓進去好幾天之后，才知道是受了哪個親戚的牽連。

還不至于此。除了親戚，鄰居也要遭殃。干部們執行的政策是方圓數十米乃至數百米的株連（有的推行十戶聯保政策，一戶出了問題，十家受處罰），連戶的長度，有時候說是50米，有時候說是200米或500米，有時候就干脆整個村子連坐，一人有問題，全村見人就抓。（“有問題”是村民的說法，實際上躲起來的、逃跑的人中只有極少數是超生的情況，而且按照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不能對她們實行強制墮胎；多數是為了躲避被結扎，而按照法律，采取哪一種避孕措施，應該由當事人自愿選擇。）最厲害的時候很多村子沒有一個人晚上敢呆在家里，連續幾夜睡在田地里。堪稱是法西斯式的恐怖。費縣梁邱鎮的門守花寫到：“他們由鄉鎮戈壁們的工作人員臨時結合在一起，號稱‘計劃生育工作組’不分黑白晝夜，隨時隨刻派車到各村逮人、搶人，一村如有一個外逃戶，他們結合本村人的檢舉，就逮親戚、逮鄰居、逮親戚的鄰居，逮居住房屋150米之內的人，甚至整個村見人就逮，弄得百姓民不聊生、雞犬不寧，家家戶戶不敢開燈，夜里在田間地頭睡覺，完全跟抗戰時期躲日本鬼子一樣。”

探沂鎮豐厚村一位叫石明理的老軍人，因兒子超生被抓；當兵的軍官兒子說情之后，石老漢被放了。于是工作組就去抓他在另一個村的女兒與女婿。女婿爬上房頂從西鄰居家房頂上跑了；于是抓走了西鄰居季振鋼。季家媳婦天天到石老漢家罵；石老漢過意不去，要求替換季振鋼。工作組不肯，他在電話里聽到季振鋼被打的慘叫聲。季家媳婦又來罵人了；善良的老漢石明理羞憤中喝下農藥自殺。

株連政策破壞了和諧的親鄰關系，是村民誠惶誠恐，怨氣叢生。計生人員有時候并不是找不到他們要抓捕的對象，而是故意讓親戚、熟人帶路，一來推托自己的責任（“是你侄子帶我來抓的，不是我”），二來斬斷血緣紐帶、破壞親鄰關系、制造仇恨、分化瓦解、阻止村民聯合抵抗，以利于他們更有效地開展恐怖工作。費縣梁邱鎮夏家溝村夏京山的故事典型體現了這點。

三月初八天不亮，計生辦七個人把我和我家屬（媳婦）抓上車，問我，你二哥在哪？我說，他打工去了，不在家。他們撬開二哥(夏京江)家大門，看沒人就出來了；打我一橡皮棍，又讓我領著去抓夏京為、夏傳云；夏京為被抓。又去夏傳邦家，把她的兒媳婦打了，抓了。……三月初是晚上，審問我是否知道二哥去哪了。我說確實不知道。他們就拿橡皮棍打。又讓被抓的曹云剛拿橡皮棍打我；我疼得受不了，大喊，范守會（梁邱鎮計生干部）打我嘴不讓我喊。打完我動不了了，還讓我領著去抓人。到夏京發、夏京河家：每人。他們罵：“你媽了個B，哪里沒人你往哪兒領！”……凌晨一點左右又去夏京江家，撬開大門，砸開屋門；京江他娘在睡覺。他們罵我：“媽個B，都八九十（歲）了”。出來砸鄰居家門，沒人；去后院夏傳才家，沒人，把玻璃全砸碎。又去夏京純、夏京成家……張慶華（梁邱鎮計生干部）這伙人說：再抓一個！我說沒人了。他們說：“你媽個B，有的是人！”又下去抓了夏興代。問我他姐妹家。一人說，他三姐夫殺豬的，不安全。另一人于是說，不去了。……去抓京江的大姐，我認不準門，他們罵：“你媽個B！弄不準。”讓我喊門，我弄不準，他們揣我，拿鐵棍捅我。出來人，不是京江的姐姐，是鄰居，還是把她家男的拽上車了。

費縣石板鎮板橋村的梁淑合講：“計生辦主任彭京寶嫌審訊沒意思，就令我們坐在地上，把腿伸直，彭京寶教著我們怎樣打鄰居、怎樣打親戚，讓我們互相毆打。彭京寶又嫌打得不夠標準、不夠狠，說我給你們做個示范。”

毫無節制的株連政策已經破壞了血緣親情和村社的倫理紐帶。

60多歲的宋花厚和她65歲的哥哥被抓去后，計生人員強迫親兄妹二人互打。她說，她哥哥因為被關了18天，花生和羊被偷了，一些家畜餓死了，損失3000多元。“我哥哥出來之后，生我的氣，一直不跟我見面。他說，你拿3000塊，否則永遠別來。”

費縣梁邱鎮的夏興榮說，“損失一千多元是小事，我的二兒媳婦宣布和我斷絕父子關系了。她說：‘你要是不領俺的門，俺什么事也沒有。我跟你斷絕關系，不養你老了。’……兒女不問（不管）我，這筆帳我要跟他們（政府）算清。我兒女不問我你得問我，我指望你養老。”

費縣石板鎮板橋村的裴京蘭在被關押期間，計生人員強行讓她帶路去抓她本家的四奶奶和四姥爺。計生辦的人跟他們說是裴京蘭讓他們去抓的。裴京蘭講，“我四奶奶和四姥爺信了他們的話，都怪我。抓到計生辦，我哭得不得了。我給他們跪下說，還怪我嗎？四姥爺說不怪了；四奶奶還生氣。”

金家溝村的劉西東說：“小叔子（和媳婦）生完二胎回來后，我罵他們兩個；他們兩個再不跟我說話了。”

這就是學習班，旨在摧毀鄉村社會人倫基礎的學習班。它讓兄妹失和、父子斷交、友人反目、鄰里成仇。它使和諧的鄉村充滿怨恨與隔閡、給純樸的民風注入劇毒。30年前張志新被判死刑，她的親人還被辦了家屬學習班，讓被逼離婚的前夫和未成年的女兒、兒子表示擁護政府判決，與前妻、母親劃清界限。如今，這個文革邪靈又借著計生干部的暴行、借著極權體制的潛在之毒和被極權制度激惹出的人性之惡，繼續在中國大地上逛蕩。臨沂計生人員的暴行不僅僅是普通的犯罪，它已經越過起碼的人道底線，是在向人類宣戰，向人性自身宣戰。

2005-8-23

“盯關跟主義”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八

“想干什么明說。”

——題記

我們在臨沂調查計生工作，讓我們驚訝的實際上有兩件事：一件是暴行本身，一件是官方對這件事的反應和對我們的態度。

到陳光誠家的當天，鎮里就來人間是我們的舉動；我們要去沂南縣計生服務站調查，被鎮計生辦的人擋住，說是鎮長要找我們談話；我們擺脫之后，又被縣委宣傳部的人尾隨。后來我們一分為三，金蟬脫殼，才得以進入縣計生服務站。中午，計生服務站的兩個干部又試圖阻止當事人給我們寫授權委托書，被我頂回去之后，又糾纏司機，不讓司機走；司機根本不怕他們。

在鎮長那見到了沂南縣計生局的劉文冰副局長，談了一會兒，村民對他的謊話官話激烈反駁，他只好匆匆結束了談話。黃昏時我們從田間小路，赤腳過蒙河，才擺脫監視來到蒙陰縣會見當事人。

我們在的那幾天，陳光誠家所在的沂南縣雙堠鎮東師古村天天有人看守，十幾個到二三十個，兩三人一組，明哨暗哨，固定哨流動哨，晝夜值班。我們每到一處，都有一輛到三輛車尾隨，有時候是偷偷跟蹤，我們快他也快，我們停，他也找個角落里停下；有時是明著跟隨，車離我們很近，明白告訴我們這是他們的任務。

見到陳百高（臨沂蘭山區夏坡村）時，他剛被大隊叫去談話。一開始不敢跟我們講，他說：“這個事（計生的事）說什么我也不講了……小朱寶村的一個村民因檢舉黨委書記，五六天前雙腿被打斷了。”在蘭山區的調查被跟蹤者破壞了。一輛警車見到我們立即尾隨過來，我們的車趕緊鉆小路，七拐八拐，才擺脫了尾巴。

唯一一次住賓館，他們三十多個人則闖進房間內進行直接威懾。有臨沂市的司法局副局長賀法利、沂南縣計生局的副局長劉文冰，還有自稱是公安局刑警隊的人。他們在另一個房間里帶走小蘇、小劉，對盲人陳光誠動也動手動腳。實際上在我們鄰近的其他房間里，已經住進了他們的人，與我們同行的村民能夠認出來。賓館樓下有很多車，很多便衣，形勢緊張。那時候我們有點害怕，怕的是他們用流氓手段奪走我們的資料（筆記、錄音、照片）；如果那樣，就損失太大了。但是又沒辦法：出去復印，正好被他們逮個正著、也暴露了我們所害怕的東西（后來證明，他們不知道我們最擔心的是資料）；去郵局寄，他們肯定有辦法劫走；臨沂的計生運動可以證明，公權力想做的事，幾乎沒有做不成的。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天下午的跟蹤；一輛金杯車把前后的車牌都用紅紙蒙起來，跟蹤我們到法院后，把紅紙撕下扔在地上，我們出來正好發現了紅紙和停在馬路斜對面的金杯車，于是把紅紙撿起來，拍了照；我們往客運站走，那車也跟隨著，到了地方，他們分頭下車。有一個女的裝作去買菜，后來又裝著去買冰棍；站牌下有個男的裝著打手機；另一個女的裝作等車，周圍至少六七個人在盯著我們。這一切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們過馬路去吃飯，裝作買菜的那個女的也跟過來；我放慢腳步，問她，跟蹤我們干啥？她說：“沒有啊，是找人的。”我問她是哪的，她說是莒南縣的。后來又問另一個女的，她說是沂水縣的，不認識前面那個女的。可我們明明看到她倆在一起說話。車站處處有監視我們的耳目；小吃部老板說外面有人總往店里盯著我們。實際上，我們鄰桌的兩個男的就顯然是盯梢的；我們就故意說些不軟不硬的話給他們聽。吃完飯，又在隔壁的店里發現了那兩個女的；我們進去和她們打招呼；她們顯得很不好意思。我們又走，她們又跟過來，離我們很近，那意思是說：“我們是被你們認出來了，跟蹤你們也是上面的任務。”我給了她們一張名片，說有事可以聯系。她們承認說是沂南的。我們開玩笑說，跟蹤我們又不是你們的本職工作，你們可以拒絕嘛；要不就要加班費。

沂南的計生干部和我們座談的時候，計生服務站的吳站長最愛說的是：“中國人太多，生存權是最大的人權。”“山東是孔子的故鄉，無后為大，農民觀念落后。”他還說，“結扎手術，割個小口、打一點藥，十分鐘就完。”“老百姓認為結扎是一種對身體的傷害，是一種懲罰，從醫學上講，結扎有利于婦女的身心健康。”（我問過一個在計生部門工作的朋友，當地較好地實行自愿原則，而自愿選擇結扎的一個都沒有！）而對胡丙美、徐西鳳（沂南縣雙堠鎮村民，有甲亢而被強行結扎，留下后遺癥）的痛苦沒有絲毫的同情。他們眼中最重要的是上面下達的生育指標，他們不管群眾死活，他們不敢面對細節。

在我的博客專欄上有一個跟貼，有點兒意思：“是不是有人故意要整李群？你們這些狗東西到臨沂來過嗎？這幾年臨沂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城市漂亮了，俺們這些普通老百姓心里高興！得罪你們了？想干什么明說。”這位“普通老百姓”的話很耐琢磨：他首先想到的是有人“要整李群”，用官場斗爭邏輯看一切問題；“想干什么明說”，難道我們說得不夠明確嗎？他以為一切行動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這位如果真是“普通老百姓”，怎么就看不到那些被強制墮胎和強制結扎者的痛苦、看不到學習班里的酷刑、看不到株連十族的恐怖？

在《臨沂市“扎”連十族》一文中提到，費縣探沂鎮鎮長在費縣電視臺公然稱：“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一位姓皮的朋友打電話給臨沂市蘭山區司法局，回復是：“計劃生育是國策，現在有點粗暴，但是只要不打死，致殘，其它不算違法，道理就是這個道理。”而國家計生委的回復是：“這是違法的，我們也沒有辦法。請當地公檢法想辦法。”而人大、公檢法的路也幾乎不通。　

在我們回到北京后，臨沂官員隨后趕來，到中央走關系作工作：他們的工作分兩塊，一塊是要求上面保護他們，不能允許曝光；另一塊是給調查者的單位施加壓力，讓我們少管閑事。我們走后，村里統一開會，要求２４小時值班，要求黨員要帶頭拒絕采訪。陳光誠則幾乎被軟禁，走到哪跟到哪；接受我們調查的村民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哄騙、威脅。他們在對我們實行“盯關跟主義”的時候，幾乎不計成本。用納稅人的錢、用橫征暴斂來的“學習費”來掩蓋事實真相、打擊維權行動，這是他們“出了事”之后的本能反應。這在反映了他們無恥的同時，更加暴露了他們的心虛。

2005-8-23

人性不曾屈服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九

他們用愛、用寧靜的微笑來恢復被破壞的生活；他們用團結、寬恕和理性來對付恐怖主義。

——題記

高智晟有一篇文章題目起得很好，叫《有誰戰勝過人性》。他說，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哪種力量曾戰勝過人性的紀錄，今后也不會有。臨沂的暴力計生運動已經向人性開戰；我見到太多的淚水、屈辱、傷痕和死亡，卻不曾看到作為整體的人性的屈服。

陳光誠從三歲起，就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本來這個世界已經對他極不公平，應該通過聲音和心靈讓他感到生活更溫暖、更光明、更美好的一面。但他聽到的是什么？是一個個讓人揪心的故事，是計生人員砸玻璃和打人的聲音，是孩子和老人的哭泣，是官僚們的官話、謊話和罵人話。而他仍然用歡樂的聲音、用耐心和愛心來回報這個世界。他家的院子里種了無花果、石榴、椿樹、柳樹、梧桐、滴水觀音，養了貓、狗和斑鳩；他知道哪一株月季是黃的，那一株是紅的。他自學法律，為殘疾人維權，卓有成效；他會操作電腦、傳真機、復印機；他會英語，朋友分布在世界各地；他的大腦儲存著大量的電話號碼、聲音和道路，去本村的村民家里根本不用別人陪伴，我們這些明眼人經常由他指路；他家的電話像是一個法律咨詢熱線；這一次他又路遇不平，臨危不懼，決心揭開暴力計生的黑幕。他在電話里的聲音總是很親切、很樂觀，即使在電話被竊聽、行動不自由的時候。那一次他在聽到李思怡的故事時痛哭不已；我攥著他的手，安慰他。那天我疲憊不已，他就在車上給我按摩脖子。我想陳光誠在當地的威望，不僅僅在于他的法律知識和行動勇氣，也在于他那敏感而豐富的心靈吧。

蘇永軍是個憨厚的村民，在我們調查時全程陪同。有一天早上，他用鉛筆寫滿了幾頁紙，說是要散發給更多的村民；我看后深感佩服。文章題目是《扎連十族對不對？》，內容如下：

先看我國的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第三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第三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由于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二百三十四條：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九條：實行計劃生育，以避孕為主。國家創造條件，保障公民知情選擇安全、有效、適宜的避孕節育措施。實施避孕節育手術，應當保證受術者的安全。

第三十九條：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計劃生育工作中，有下列行為之一，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一）侵犯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的；（二）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的；（三）索取、收受賄賂的；（四）截留、克扣、挪用、貪污計劃生育經費或者社會撫養費的；

第四十四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在實施計劃生育管理過程中侵犯其合法權益，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第一章第三條：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實行國家指導和個人自愿相結合的原則。

還有很多規范計劃生育工作的條款，我們不再一一列舉，總體而言，公民有選擇避孕方法和避孕措施的權利，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強制任何一項避孕措施都是違法或者犯罪行為。目前我們這個地方的“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已經嚴重違犯了《憲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民法》，明顯違反了《山東省人口與計劃條例》，有關人員已經明顯違反了《刑法》，構成了犯罪。

他們這些所謂的政府官員、計劃生育人員挖空心思搞國家計劃生育撥款、利用這些款項去做傷天害理，違法亂紀之事，這是與人道民主的人類文明主流背道而馳的。他們濫用手中的權力，對公民進行非法拘押、毆打、強制流產、強制墮胎、濫施罰款，我們應該拿起法律武器，維護我們的正當權利，與他們斗爭到底。

更多的村民們已經克服了恐懼，敢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并且在陳光誠的帶領下，找到了一些切實可行的途徑。8月14日早晨在村子里的抗爭，使我們整個行程中最過癮的一次，也是村民最解氣的一次：

前一天我們被迫離開賓館回到陳光誠家已經夜里兩點；20個左右的明哨暗哨，在黑暗的角落里監視我們的行動。這些人心里極為陰暗，他們用手電筒往樹上晃來晃去，故意把全村的狗逗得直叫，狗不叫了，他們又用這種辦法把狗弄叫，使得村民根本無法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想跟他們說一說這事。他們兩人三人一組，見我們湊過去就像溜走，我們喊住他們質問說：“你們是這個村的嗎？”“你們執行什么任務的？”“都來了，有什么不能說的？”他們支支吾吾地溜走了。又到另一撥（后來知道其中有張婷舉）人面前：“你們幾天來一直嚇唬村民故意把狗弄醒，騷擾村民，這太惡劣了！”另一伙人見到我們，趕緊鉆進胡同，我們追上問道：“你們是這個村的嗎？”他們說是；這時候村子里的很多人都聞聲趕到，說：“不是！”村民群情激奮，紛紛指責他們故意把狗弄醒，弄得一宿睡不好覺。我們警告他們：“不管哪一級領導讓你們執行任務，你們都不能騷擾村民，今天晚上決不允許把狗弄叫的事發生！”

我們又去跟另外一人“打招呼”，陳更江和徐玉芝認出了是闖進他們家里并動手打人的徐圣厚：“就是他動手打人，還拿了我搖把子現在還沒還！”他說：“我沒打！”陳更江說：“你在家里按我頭，就是你！”郭玉閃拿出錄音筆：“你說的話要負責任！”他說：“我沒拿搖把子！”我們問：“你是經管站的吧，你有什么理由闖入村民家里？”他不語。我們問他：“你敢不敢承認你現在說的話？”他說敢。陳光誠逼問：“你到底有沒有闖進陳更江家里？”昔日氣勢洶洶的徐圣厚低頭不語，極為狼狽。

有兩個領導模樣的人走來，我們去問，他們說是買樹的。還有一些抓人、打人的計生人員被當事人認了出來，村民和我們一道對他們嚴厲質問。村民們已經克服了恐懼。幾個月來，幾十年來受計生人員的欺負，一下子發泄了出來；而且有節制、有依據、有策略。一個村民跟我們講，就算官司贏不了，這次也解了氣了！他們也許從來沒有像那天早晨一樣在這幫官僚面前揚眉吐氣了。（第二天縣計生局的車來接我們，司機講，他不知道去哪一家，就先到鎮政府找人帶路，結果沒一人敢去。）

不少因受牽連而被關押、被毒打、被罰款的親戚和鄰居一起過來向我們講述，他們之間沒有隔閡和怨怒，因為他們心里面知道誰在挑撥關系、誰在濫施暴力、誰在斂取錢財。他們在親友或鄰居被抓的時候，義無反顧地去替換母親、替換病人、替換老年人、替換更無辜的人，盡管他們明知道關在里面意味著殘酷的毒打和無盡的辱罵。下坡村的陳百高與二兒子二換一換回了兒媳婦；上陽莊肖瑞兵的父親去替換在里面被打傷的兒子：馬下溝村的宋花厚去替換她侄兒，豐厚村的石明理老人要求替換鄰居季振鋼。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村民對我們都非常友好，第一次見面就沒有距離。我們臨走時，陳更江的妻子送給我們三人每人一雙她繡的鞋墊，設計巧妙，構圖精美，做工細致。有這樣豐富細膩的心靈，那些對人性宣戰的人怎么能得逞？

向人性宣戰的株連政策、讓親人互相用刑的暴行（本想用“獸行”，但我還想不出那種野獸會強迫同類親屬互毆）、制造恐怖、仇恨和殘忍的計生運動，并沒有改變中國農民的純樸、善良和堅韌，沒有破壞樸素好客的民風；人性的光芒并沒有被摧毀。他們依然用愛、用寧靜的微笑來恢復被破壞的生活；他們用團結、寬恕和理性來對付恐怖主義。他們渴望人道和自由，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

2005-8-24

野蠻是如何煉成的？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十

我們還有沒有足夠的思想資源和精神資源，使我們不被仇恨和恐懼所吞噬？

                                                                                             ——題記

在這篇報告里能夠記錄下的苦難和罪惡，不到我們手中材料的十分之一；我們所調查的對象，不到愿意接受調查者的百分之一，不到全部受害者的千分之一。用罄竹難書已經無法形容：如果寫在竹子上的話，恐怕一火車都裝不下！我想在這里列出臨沂的三區九縣：蘭山區、羅莊區、河東區、臨沭縣、費縣、蒼山縣、沂南縣、蒙陰縣、郯城縣、莒南縣、沂水縣、平邑縣，我們不能遺忘臨沂各級計生人員的罪行，就像我們不會忘記臨沂民眾所受的苦難一樣。

需要反思的也太多：計劃生育政策早有學者提出質疑，它帶來的人口老齡化、性別比失衡、溺嬰、販嬰等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計生工作中的大規模迫害人權現象歷來被國際社會所嚴厲譴責，中國的“計劃生育委員會”成員被一些國家當作“酷刑犯”禁止入境；全國計生工作中大量存在野蠻執法現象而很少有人為此承擔法律責任；以及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教育問題；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用大規模運動的方式搞計生工作的問題；基層政府的黑社會化問題；鄉鎮政權的存廢問題等等。筆者無力一一展開論述。這里我只提出一個很多讀者都會困惑的問題：為什么計生人員如此野蠻？

我在前文中隱約提到了一個維度，那就是人性。對人性的譴責，對罪行的追懲，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但問題沒有在此結束，而是剛剛開始。人性中既有天使、也有魔鬼，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一貫認為，若想更清晰地理解人性的具體表現，就要考察具體的約束條件，也就是堅持社會學、經濟學和制度進路：是什么東西讓臨沂的計生人員如此邪惡？

被調查者、陳光誠和與我們座談的計生干部都提到了臨沂市2004年的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臨沂大規模野蠻計生運動的發端和“法律”依據。當我們想看這份文件時，計生干部卻遮遮掩掩、不予提供；不過在互聯網上卻很容易搜索到。這份2004年7月9日印發的 (臨發〔2004〕18號)《中共臨沂市委　臨沂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強新時期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決定》共7000多字，并沒有我們想象那樣殺氣騰騰。（黨和政府的文件中，殺氣騰騰的不能說沒有，但是多數還是注意文明用語的。）它提到了臨沂計劃生育工作面臨的嚴峻形勢。原因是，“隨著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一孩生育證的取消、婚姻登記手續的簡化、一元化戶口登記制度的實施、經費的減收增支、利益導向力度的加大、避孕節育措施知情選擇的推行等,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第1條）此外，“一些同志在思想認識和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上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既有無所適從、畏難發愁、被動應付現象，也有滿足現狀、盲目樂觀、松懈麻痹的問題。人口計生工作處在不進則退的關鍵時期。”（第2條）

因此提出了一系列嚴控指標：“確保全市合法生育率保持在97%以上，人口自然增長率穩定在6‰之內。”“到2008年全市實現全面創優。”“把出生人口性別比穩定在正常范圍內。”“全市出生缺陷發生率控制在6‰以內。”（第4-6條）為此要采取的措施是，“對違法生育的，要嚴格按照《人口法》、《條例》的規定征收社會撫養費，對有能力而拒不繳納的，計生部門要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第12條）“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為村計劃生育工作第一責任人，村級計劃生育‘五職責任人’(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會計、村計生主任、村計生服務員)共同負責本村計劃生育工作。（第14條）“推行避孕節育知情選擇，搞好節育措施落實。堅持‘六是原則’(教育是基礎、知情是前提、指導是關鍵、首選是長效、自主是核心、滿意是目標)”，提倡“生育一孩后首選放環、生育二孩后首選結扎”，落實安全、有效的長效避孕節育措施。（第17條）

運動式治理需要動員黨政各部門的力量，需要建立“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制度” （第26條），計生工作就是“一把手工程”。文件里列舉了紀檢監察、組織人事、財政、民政、公安、衛生、藥監、教育、計劃生育等部門的工作重點，比如人民法院要“依法受理計生部門社會撫養費征收強制執行申請，采取措施提高執行到位率。”（第19條）（對起訴計生人員違法行政的則只字未提）

文件把大量的筆墨放在了對各級領導的考評上，也就是與政績、與官職的升降緊密地掛上了溝。計生工作不僅僅是一票否決權，干不好要丟飯碗，干得好則官運亨通：

“組織人事部門把計劃生育工作納入領導班子和干部年度考察、換屆考察內容,作為干部提拔重用、晉職晉級的重要依據。”（第19條）

“在市紀委監察局等20個計劃生育分工職責部門中,實行‘垂直管理、對口考核、排序通報’的條條抓、抓條條責任制,實行查下評上、部門互評等考核辦法,加強履行分工職責考核,獎優罰劣。”（第20條）

“黨委、政府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關心計劃生育干部,在干部提拔重用、學習深造、崗位鍛煉、評先樹優方面,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在推薦選舉各級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時，要有一定比例的計劃生育干部。”（第23條）

 “完善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責任考核制度，黨委、政府和各計劃生育分工職責部門，層層簽訂《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書》，明確目標任務，嚴格考核獎懲。對完成責任目標、成績顯著的單位和計劃生育責任人，予以表彰獎勵。對連續五年取得優異成績的,授予單位‘計劃生育特殊貢獻獎’，給予‘五職責任人’記功獎勵。對工作被動落后的,給予工作警告、黃牌警告；問題嚴重的實行‘重點管理、一票否決’”。（第27條）

“每年召開人口與計劃生育獎懲兌現大會,對先進單位給予表彰獎勵,宣布對落后單位的懲處措施。對受到工作警告、黃牌警告和重點管理的單位,限期一個年度內扭轉工作被動落后局面，年度內實行月調度、季匯報、半年評估、年終考核的跟蹤管理制度。同時,受工作警告的單位,年度內不得當選計生工作先進單位,一年后經考核工作仍被動落后的,給予黃牌警告或納入重點管理。”（第28條）

“受黃牌警告的單位,已命名為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先進單位的撤銷稱號，相應承擔五千元的經濟責任,計劃生育責任人個人負擔10%，并不準提拔、不準異地調動，一年內不能扭轉被動局面的，納入重點管理。被重點管理的單位，單位和計劃生育責任人向市委、市政府寫出書面檢討并由紀檢監察和組織部門備案；年度內不能被評為任何先進單位，已命名為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先進單位稱號的要撤銷；計劃生育責任人不能被評為任何先進個人，不準提拔、不準晉級、不準異地調動工作，已提拔、調動的要追蹤處理;相應承擔一萬元的經濟責任，其中計劃生育責任人個人負擔10%；一年后工作被動落后轉不出重點管理的，根據有關規定作出處理。”（第28條）

“村計生主任落實固定補貼待遇,納入鄉鎮財政預算,村級其它計生工作人員的報酬采取定額補助或誤工補貼的辦法解決。”（第29條）

這有點兒接近了問題的核心。官員希望自己轄區內的人口越少越好，這大概算是一個中國特色吧。為了完成上級的生育指標，為了得到獎勵、經費和爬升的機會，為了避免懲罰、避免失去權力，各級官僚——從市委書記、市長到村主任、村婦女主任——以及他們的打手——行動起來了。目的是控制人口，手段是不擇手段。

據沂南計生局某局長說，2005年給沂南縣的生育指標是11,600人，從今年實際執行的情況來看，差不多可以達到11,000人。完成任務不成問題。他提供的數字是，從今年3月到8月中旬，沂南縣總共作了7000例結扎。（以此來推算陳光誠的估算數字，被強制結扎的人數約占總人口的12‰還是相當吻合的。）為什么一定要強制結扎？學醫的沂南縣計劃生育服務站吳站長說，結扎有利于身心健康。而陳光誠則一語道破天機：“讓他們永遠無法再生孩子！”這就是文件里所說的“首選是長效”！我問，假如一個人生了孩子后被強行結扎，配偶和孩子去世了，他/她又和一個初婚的人再婚，怎么保障其生育權？

    他們可管不了那么多；在一個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體制下，完成上級的指令是官員的首選，什么生育權，什么人權，什么苦難，一文不值。不對百姓殘忍，就無法通過考核。合法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長率、凈增人口數都是硬指標：中央給省、省給市、市給縣、縣給鄉鎮，一級壓一級，都是簽了軍令狀的（目標管理責任書）。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司法獨立的體制下，民眾就只有挨刀、挨打、挨罵的份兒了。

在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中提到，一位在鄉政府干了八年的計生干部坦言：“為推行計劃生育，我抓過人，牽過牛，扒過房子，干過許許多多違法亂紀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過分。”在中國各地存在數以十萬計的計生人員普遍違法犯罪的現象，這也算是一個法學的本土資源吧。私闖民宅、毀壞財產、非法拘禁、綁架勒索、私設公堂、刑訊逼供、強行墮胎、強制結扎，都是對上負責對下無責的政績邏輯的產物。山東的孫文廣教授在《國策之災》中寫到，“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行為，當然是違法的，操作者應為此受法律懲罰。但是產生這種基層干部侵權、違法活動的行為的重要原因，是上級的不當政策，一胎化的國策。” 　

    因此費縣探沂鎮鎮長在費縣電視臺可以公然聲稱：“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因此蘭山區司法局可以說，“只要不打死，致殘，其它不算違法。”因此計生人員和打手在用刑時可以說：“打死你也就兩萬元的埋尸費！”（一個熟悉情況的朋友跟我說，縣領導開會講，計生工作中只要不是故意殺人，就沒事。）因此可以政府可以花錢雇用打手，給打人兇狠者發獎金。因此高血壓的、甲亢的、不能做手術的也被強行結扎。因此還差兩個月、一個月甚至還差一天的孕婦被強制墮胎。因此可以牽連九族、牽連全村。

“盡管現實中的極權統治總是搞得十分殘忍、惡劣，但從理論上講，極權統治的本意卻是在于要做好事。”（胡平）政府的本意是要控制人口、提高生存質量，可是他們用的手段卻是蔑視人權、降低生存質量。（況且在缺乏民主討論渠道的條件下，制定的國策很多時候并不合適，并不是在“做好事”。）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的缺位使這種動力機制屢試不爽。為什么這一次是臨沂？既是偶然又是必然。有兩種很接近的說法，一個是聽一個軍人說的，因臨沂的計生工作在山東排在最末，在省計生會議上，市里的頭頭被省領導狠批了一頓；于是立下軍令狀，要在一年內打個計劃生育的翻身仗。網上一個替臨沂政府說話的帖子也提到了“受到省里的批評”這個說法。另一個是說臨沂的領導要升官，但因計生工作的問題升不上去。這是否屬實并不重要，因為從上文所揭示的制度邏輯中、從一般的社會經驗中可以得出類似結論。這即使不是官場顯規則，也是官場潛規則。

受政績驅使的計生運動在執行中被執行人發現了另一個好處：那就是以罰代法，借國策瘋狂斂財。廣辦“學習班”，大收“學習費”，還有結扎押金、保證金、罰款提成、收受賄賂、販賣結扎證明和準生證等等斂財手段，帶頭致富的計生干部被稱為“寄生干部”。因此即使沒有紅頭文件的微言大義和上級官僚的恣意縱容，經濟利益也會驅使計生人員在邪惡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臨沂的野蠻計生運動是后極權制度的綜合癥：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沒有民眾的參與、官員的任命和考核不受民眾的制約而只聽令于上級、行政各部門乃至司法部門受控于黨委、法院不獨立和地方化（資源和人事權力受地方黨政的控制）、農民權利被侵害卻沒有獨立的新聞機構關注和報道（中宣部的禁令）、大規模政治運動的共產主義傳統、愚民教育帶來的觀念錯位——所有這些制度條件都誘發了人性中最邪惡的部分，造成了臨沂計生人員的反人類暴行。野蠻就是這樣煉成的。沒有憲政法治來限制公權力、約束人性惡的一面，這種野蠻就不會結束。

后記：

在我聽臨沂鄉民講述自己的遭遇時，往往被悲傷占據；在我一字一字寫下他們的悲劇時，往往充滿仇恨。但我必須抓住理性。在這個年代作一個學法律的知識分子，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有時候我想，我們還有沒有足夠的思想資源和精神資源，使我們不被仇恨和恐懼所吞噬？我們還有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承擔這種恥辱和苦難？

我還想說寬恕；寬恕那些非人的暴行，寬恕我們同類的人性之惡，因為施暴者也同時是這個體制的受害者。但我沒有資格。在那些被打死的同胞的冤魂面前、在那些被打傷的兄弟面前、在那些被整日辱罵的老人面前、在那些被強行墮胎的姐妹面前、在那些現在還在被關在學習班里、被毆打、被監視、還在流血和流淚的人面前，我有什么資格說“寬恕”？我的文字不是為了寬恕，而是為了控訴。這篇文章兼作遞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控告信，文中提到的那些計生人員絕大多數已經違反刑法，構成犯罪。文中沒有提到的臨沂市181個鄉鎮的計生人員有多少人涉嫌犯罪，我們也要求一個調查，為了正義。

為了真相。的確，“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圖圖大主教）；但是寬恕與和解的前提是真相。在他們掩蓋真相、公然說謊、威脅村民、阻礙調查的時候，寬恕又從何談起？

在我們的社會中，真相是多么珍貴。生活在真實之中多么珍貴。

感謝陳光誠、郭玉閃、涂畢聲、李健、江天勇、李和平、李春富、王振宇、浦志強、高智晟、范亞峰、許志永、蕭瀚、蔡楚、夏霖、李雅麗、蘇永軍、劉乃春、陳更江、徐玉芝、張宗賢、張星水、周洪凌、楚望臺、杜兆勇、吳飛、王彥、江登興等朋友和一切關注此事的人們。

此文獻給我的還有三個月就要來到世上的孩子。我每天都和她說話、給她讀詩、給她唱歌，我常常聽她快節奏而有力的心跳，撫摩她；她輕輕蠕動或隔著肚皮蹬我。她早有了觸覺、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記憶……我多么希望，她生活的世界是一個安全和自由的世界，一個值得愛的世界。

滕彪， 2005-8-25。

注：

本文所稱計生人員，絕不僅限于計生辦、計生委、計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員，而是包括了分管計生工作的、計生工作組的所有干部，以及被雇參與打砸搶的打手。

本文故事均有當事人錄音、照片、控告材料為據。

個別人名、地名不知確切寫法，以諧音代替。

4、當地村民多用農歷，偶爾用公歷，均以當事人口述為準。

5、作者滕彪聯系方式：[email protected],關于計生的材料、線索、文章、觀點等均可發信交流。

博客專欄：http://www.blogchina.com/new/member/_%EB%F8%B1%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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