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
一、什么是平民主義？
在政治學中，平民主義或稱民粹主義是一個極為含混不清的概念。根據《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對這個概念的含義所作的闡釋，Populism可以有幾種不同的翻譯方法，比如，可以譯為人民黨主義，民粹主義，民眾主義以及平民主義等等。但其具體所指，主要有兩種。一是農業平民主義，二是政治平民主義。
在農業平民主義中，又具體包含著兩個實質性的內容。一是美國的人民黨主義。在"19 世紀90年代出現的美國農民黨是美國西部和南部各州農民迫于經濟窘困而發起的一場群眾運動，其支持者用' 平民主義' 一詞標榜自己。他們宣稱自己的目標是' 把共和國政府的權力還給普通人民'.他們憤怒譴責金融商，要求政府采取行動幫助小生產者，其中特別要允許私鑄銀幣以對付銀根緊縮".二是俄國的民粹主義。俄國的民粹主義也是產生于19世紀。" 在這場運動中，激進的知識分子將農民理想化，希望在俄國農村中殘存的集體耕種的傳統基礎上建立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場運動在1874年達到了巔峰，年輕的知識分子們' 走到人民中去' ，涌向農村宣講社會主義的教義。在發現農民們無動于衷后，一些民粹主義者采取恐怖行動，成功地刺殺了沙皇".[1]
政治上的平民主義則多少與此不同。政治上的平民主義往往不是與一種特定的社會運動相聯系的，而是表現為一種更為含糊的政治意識形態取向。" 這種平民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立場，歸根結底是迎和' 人民' ，通常是反對精英分子的……。迎和民眾的效果可能是含混的。平民主義這個術語也適用于具有神授權力的專權者，他們運用過去傳統的政治以及面包加哄騙贏得權力。……迎和' 人民' 的另一種方式集中表現在模棱兩可的表述中，它把國家當做一個整體，強調國家對內部各部分的整合。如果政治家避開意識形態的義務和主張去為全體民眾而不是為某個派別和階級說話，或者他們屬于一個不強調原則和在政策上持折衷態度的' 吸收全民的政黨' ，他們就可能被稱之為是平民主義者。"[2]由此可見，在已有的政治學文獻中，對于平民主義一詞的使用是極為籠統而含糊的。因而，要使對平民主義的討論和分析富有意義，就必須對這一概念本身加以嚴格的限定。正因為如此，本文所使用的平民主義的概念將嚴格局限在這樣的意義上：平民主義是指一種在政治上刻意迎和普通民眾的意識形態，反對精英和拒絕以犧牲普通民眾的現實利益來實現的歷史進步，是其兩個基本的特征。
二、改革前再分配體制的平民主義特征
在改革前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中，無疑包含著重要的反對平民主義或者說精英主義的成分。對反對群眾中的落后意識和要求的強調，對教育群眾的工作的提倡，對所謂尾巴主義的反對，以及時時刻刻對黨的先鋒隊組織的作用的強調等，無疑都具有反平民主義或精英主義的深刻含義。而在實際的工作中，當強調按照共產主義的理想和黨的方針政策來改造社會和建設社會的時候，實際上也是對精英的理想主義的實踐。
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圍繞是建設一個工業化的強國，還是建立一種更多地考慮到農民利益的體制，實際上面臨著一種選擇。由于中國革命是以農民為基礎和主體的，這一問題具有相當的選擇難度。發生在50年代初的那場毛澤東與梁漱溟之間有關" 九天之上" 與" 九天之下" 的有名的爭論，從一個方面體現了當時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中的精英主義取向。在梁漱溟看來，當時毛澤東及其中國共產黨所致力的以某種意義上的農民的犧牲為條件的工業化的目標，導致了城鄉差距的急劇擴大，這實際上是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 忘掉" 了農民。在城市中的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的同時，農村中的農民卻生活在九天之下。而在毛澤東看來，這種觀點，不過是一種小仁小義。只有中國迅速地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目標，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3] 這場爭論實際上是在一個通過下層革命而建立的社會中，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的一次沖突。只是由于這場爭論過多地涂抹上了當時的政治色彩，而且最終是以政治權力結束的爭論，這使人們沒有對于其中的另外一些內涵加以注意。在此之后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也帶有這種明顯的精英主義的色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中，即使是對精英主義的解釋，也往往使用著平民主義的政治話語，這種語式的典型形式，就是將精英主義的主張定義為群眾的長遠的和根本的利益，而將群眾的現實的利益定義為暫時的和眼前的利益；而暫時的和眼前的利益是應當服從于長遠的、根本的利益的，小道理應當服從于大道理。而作為先鋒隊組織的黨的任務，就是使人民群眾認識到自己的長遠利益，并為自己的長遠利益而奮斗。但是，盡管使用的是這種平民主義的話語形式，但所體現的實質內容則是精英主義的。
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在當時的社會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中，又體現著濃厚的平民主義的色彩。也許可以說，與精英主義的取向相比，這一個方面具有更根本的意義。這種平民主義的取向，有著頑強的意識形態基礎。在當時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中，強調的是下層老百姓在歷史和現實中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 ，"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是這種意識形態最基本的信念和通常的表達方式。這種平民主義的表達方式，既是對歷史的解釋，也是對現實的社會生活的指導和建構。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指導之下，縮小社會中的上下之間的等級，建立一種無差異的社會結構，成為一種自覺的努力。在當時，盡管社會中的差異甚或等級事實上是存在的，而且某些制度結構確實在起著維護和強化這些差異和等級的作用，但在官方的意識形態中，這種等級和差異是沒有其合法的地位的，至多只是一些過渡性的現象。對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批判，意味著對這些等級和差異的合法性的徹底否定。而對于精英可能形成的任何跡象，都是相當敏感，并要嚴加抑制的。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種平民主義的意識形態達到了頂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盡管有著復雜的原因和動機，但對平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強調，對精英主義的批判，一直是其中一個基本的主題。其中的原因也許在于，毛澤東對精英層的失望，使他轉而將希望寄托在普通的民眾身上。正因為如此，在整個運動中，他一再強調的是，普通老百姓對國家大事的關心，是他們防止和制止精英的資本主義復辟的能力；同時，作為批判的主要對象的修正主義則是與精英和精英主義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在這次運動中，無論是作為歷次政治運動主要對象的知識分子，還是作為這次運動的獨特對象的干部官僚，實際上都以其精英意識和地位而受到嚴厲的批判。干部官僚的最基本的罪名是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知識分子的形象畫像是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于是，知識分子參加勞動接受工農的再教育；學術和技術職稱被取消；工農兵學員上管改；工宣隊、軍宣隊、貧宣隊進駐上層建筑單位；反對關卡壓；工人直接參與管理；提拔普通工農分子擔任各級領導職務等，都體現出這種平民化的努力。在文化大革命最火熱的年月，" 工人階級領導一切" ，是這種平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最基本表述。
這種平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上，表現為平均主義、大鍋飯。換言之，平均主義、大鍋飯不過是這種平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稀缺資源配置領域中的具體體現。這種建立在平民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上的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有兩個相當明確的目標，一是縮小官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與一般工人之間的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前的幾十年中，低薪制一直是制定干部工資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由于在現實中，這種低薪制難以實行，為了確保官員階層的利益，在以工資差別的縮小體現的收入分配平等的目標實現的同時，官員們在住房等實物分配上享有的特權，卻在不斷地擴大。二是縮小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與工人的收入差距。原來由蘇聯專家幫助制定的知識分子工資標準被不斷降低，以至最后達到普通工人的工資性收入超過知識分子的工資性收入，形成所謂的" 腦體倒掛" 這一幾乎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而所有這些平民主義分配政策的實施，都并不僅僅是為了縮小人們在收入上的差距，也并不僅僅是對曾經支持過革命的民眾的一種回報，其中的一個重要考慮是，這樣的一種個人收入分配政策可以使干部、知識分子能夠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鑒于中國歷史上的民間統治精英都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因此，對知識分子成為" 精神貴族" 的刻意防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平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也造就了一種蔑視權威的潛意識。瓦爾德認為，中國的工業權威模式的典型特點之一，是組織性的依附關系的存在。這種組織性的依附關系，表現為對工作單位的社會與經濟的依附，對管理層的政治依附，以及對領導者個人的人身依附。[4] 依此觀之，權威意識應當是上下級關系的一個核心的內容。從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人們也可以體會到權力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們對權勢者的屈從和膜拜。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在這個社會中又存在著對工作權威的普遍而自發的抵制和蔑視。一個極為善于拍馬屁的人，很可能腦后就長著一塊反骨；一個極為謙恭的人，很可能同時就是一個造反派。這種蔑視權威的潛意識在一個具體的工作單位中則表現為，對管理者的指令進行抵制的" 合法化" ，以及" 抗上" 成為一種被人們所贊許的價值。可以說，在總體性體制和平民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雙重作用之下，形成的一種極為矛盾的人格，即" 權威- 反權威" 人格。也就是說，在總體性社會的縱式庇護關系中，個人對領導者有一種很強的依附關系，在這種依附關系中，被庇護者對提供庇護者體現出一種很強的權威性格；但同時，對一切不能影響自己的利益，但卻理應服從的權威，卻普遍地表現出一種輕蔑和反抗。如果能得到更上級領導的有力的庇護，也會對自己的直接上級進行無所畏懼的挑戰。因此，在改革前的總體性社會中，雖然權威人格是普遍存在的，但卻不能建立起一種能夠體現為工作效率的上下級的關系。
三、平民主義與社會運作和合法性
在改革前的總體性社會中，對平民主義的倡導和實踐，是與這種總體性社會的兩個特點直接有關的，這就是總體性社會的運行機制的特點和其獨特的合法性基礎。
總體性社會的運行機制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的幾乎所有的重要社會活動，都是以社會動員的形式進行的。而總體性社會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在于它的極強的動員能力。它可以利用自己的全國性的嚴密的組織系統，將全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動員起來，以達成某一國家目標。就這一方面而言，總體性社會具有一種其他社會所無法比擬的" 效率".
這種高度動員的體制，即是實現工業化這一民族主義目標的有效手段，也是對1949年之前中國社會中資源高度分散狀況的反應。自晚清起，由于國家的衰敗，社會資源急劇地分散化，越來越多地掌握在士紳和軍閥等地方豪強的手中，而這些地方豪強在壯大了自己的力量之后，又成為抵制中央政府集中資源的力量。近代史上外強的入侵，工業化的緩慢，頻繁的社會動蕩，可以說都與當時中國社會的資源處于高度的分散狀態有關。換言之，20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總體性危機的形成，與社會資源的這種高度分散，有著直接的關系。為了解決1949年之前的由政治解體和社會解組結合在一起的總體性危機，同時，迅速實現以工業化為手段的富國強兵的目標，高度的動員能力便成為當時的新政權所不能不關心的首要問題。實際上，不僅是在中國，在當時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高度的社會動員也都是推動各項社會工作，乃至全部的社會生活運轉的重要的甚或是基本的機制。
社會動員對平民主義的需求，與社會動員的類型有著直接的關系。雖然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動員都是普遍使用的運作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但在不同的國家，社會動員的特點和性質卻有明顯的區別。按照伯恩斯坦（ThomasBernstein ）的看法，在兩個規模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即中國和蘇聯，社會動員的模式就明顯不同。以農業合作化的過程為例，蘇聯的社會動員可以稱之為命令式動員（commandmobilization ）。在蘇聯，其農業合作化的實現，依靠的是城市工作隊在農村所實施的強制性的措施。凡是抗拒農業合作化的農民，都受到強力的壓制以至專政手段的鎮壓。而中國的農業合作化的過程則與此不同。中國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社會動員方式可以稱之為參與式動員（participatorymobilization ）。[5] 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雖然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隊，但工作隊的主要任務不是強制農民，而是向農民進行宣傳和說服工作，使農民認識到現有的土地占有情況和經營方式是是不合理的，不符合農民的長遠利益的。個體的農民只有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道路，才會有光明的前景。在整個過程中，都伴隨著工作隊對農民的" 訪貧問苦" 和農民的" 憶苦思甜".其目的是旨在形成農民的階級意識，提高政治覺悟。其結果是農民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自覺參與。
從這種比較分析中可以看出，作為這種參與式動員基礎的，就是被動員者對這種過程的自覺的參與，而被動員者對這個過程的自覺參與，又是與其現實的利益以及對這種利益的認識直接有關的。只要將這種社會動員的方式與命令式動員的方式做一簡單的比較，就不難理解其與平民主義之間的聯系。在命令式動員中，更加強調的是精英的作用，是精英與民眾之間的命令與服從的關系。以蘇聯為例，在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后不久，就出現了恢復社會中的等級秩序的過程，知識精英在社會生活中處于一種優勢的地位，并享受著種種的特權；在經濟與社會生活的管理中，更加強調領導人和專家的作用，一長制，專家治廠、教授治校，成為普遍的管理結構；規章制度嚴格，獎懲制度分明。可以說，在這樣的社會中，實行的一種精英統治，或者說是一種由精英實施的科層式統治，而一般的老百姓則處于一種較為被動的地位。與此相反，在中國的參與式動員中，一般的老百姓要處于一種更為積極的位置上。從群眾路線，到兩參一改三結合，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廣泛的群眾動員，都貫穿著一種不懈的努力，即利用和發揮群眾的能動性和主動性。而在每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動員的最初階段，大量的宣傳教育工作，實際上都是一種群眾能夠認識所要從事的運動，與自己的短期或長期利益的關系。而當群眾的熱情與精英的主張發生沖突，領導層也傾向于精英的主張的時候，也特別強調要保護群眾的熱情和積極性。因此，在當時的社會當中，群眾的自發的創造性處于一種相當神圣的地位，挫傷群眾的創造性成為領導者的一種不容小視的失誤甚或錯誤。
作為一種體制和意識形態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平民主義的特征，除了與其特有的體制運作方式有關之外，另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種平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這種政體的合法性基礎。所謂政權的合法性，實際上是指一個政權存在的理由。1949年之后建立的新政權是長達幾十年的革命戰爭的產物。在這漫長的革命戰爭中，人民群眾追隨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場革命的"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的宗旨，以及建立一個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許諾。因此可以說，無論是革命的本身，還是革命的公開目標，或是革命后建立的新的社會，都是以具有濃厚的平民主義色彩的論證邏輯為其基本綱領的。
在通過下層革命建立的政權中，以平民主義作為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因此，在革命性的意識形態中，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的利益為第一位等，都是常有的內容。中國的獨特之處是在于，在革命勝利之后很久，并沒有出現一般所說的熱月反動的過程。在這一點上，中國與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中國將當時的蘇聯稱之為修正主義。在這種平民主義的革命熱情中，更加強調的是為了普通老百姓的真誠的動機，而對于實際的效果，則至多置于第二位的位置上。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整個社會的理性化過程的出現，作為政權合法性基礎的平民主義已在處于衰落的過程中，但盡管如此，在今天的意識形態中，平民主義仍然占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社會面臨某種危機的情況下，尤其是政權在受到某些精英集團的現實的或想象中的威脅的時候，就會出現借用平民主義來反對精英主義的努力。
四、改革開放與精英主義
與當時體制和意識形態上的平民主義密切相關的另一個因素，就是當時的社會結構的特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體制和意識形態上的平民主義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的社會結構的反應。對于這種社會結構，可以稱之為是由國家與民眾構成的兩層社會結構。一般地說，絕大部分社會中的社會結構都是由國家、民間統治精英、民眾這三個層次構成的。在這種三個層次的社會結構中，民間統治精英既是國家與民眾之間的中介，也是組織日常的社會生活的重要力量。而從1949年到改革前這幾十年的時間里，中國社會的社會結構中只有國家與民眾這兩個層次。[6]
這種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直接淵源于社會中的稀缺資源配置制度的變化。通過對官僚買辦資本的沒收，農村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城市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國家實現了對幾乎所有的重要社會資源的壟斷和控制。在此基礎上，國家也實現了對所有重要的社會活動空間的壟斷與控制。在這種情況下，民間統治精英精英所賴以存在的基礎基本消失，同時社會也無從滋生出新的非官方的社會精英。在這種情況下，民間統治精英這樣一個重要的社會階層已經不復存在。社會中剩下的唯一的精英類型，就是政治精英，即政府官員和黨的專職干部。但這個精英群體，是處于國家機構之內而不是民間。但也正是這部分官方精英成了后來改變了整個中國社會面貌的改革開放的啟動者和主要的推動者。
與歷史上的歷次改革的邏輯大體相同，始于70年代末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來自對某種危機的反應。凡是改革，大體上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這就是，在改革之前，社會中往往存在著某種危機，而且這種危機已經開始對國家構成某種威脅；這時，國家精英為了國家政權的存在，便開始對釀成這種危機的某些制度安排進行改革。因為改革是與國家的前途從而也是與國家精英的現實利益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改革者的愿望大多是真誠的。直接觸發中國改革開放的，無疑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種種社會危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雖然并非象人們為了論證改革的必要性而說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但包括經濟在內的種種社會危機無疑是嚴重的。如果考慮到當時正是處于領導人的換代之際，這種種危機無疑具有深刻的政治含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場主要由國家精英推動的改革開放的進程開始了。
對于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動，我們有一個通常的說法，說是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和推廣，是中國的億萬農民的偉大創造。實際上這個說法并不準確。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安徽鳳陽的出現，確實是農民自發地創造出來的。農民的這種創造的基本動因，是無法忍受的貧困。而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初的推廣，也是以農民的極度貧困為條件的。當時，凡是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比較順利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中國農村的最貧困的地區，特別是窮困的山區。而在較為富裕的平原地區，以及在雖然貧困但卻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的地區，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則受到農民以及基層干部的強有力的抵制。當時有一句話，說是"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就典型地表明了對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抵觸。后來這些地區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精英的推動，特別是當時的中上層的黨和政府機構的推動。在其中的一些地方，為了推進這些改革，不得不撤換了一批抵制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層干部甚至更高一層的干部。
而在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這種來自群眾的對改革的抵制就更是明顯。而且一直直到現在，這種抵觸不但沒有消失，而且表現得越來越突出。中國的改革，從時間上來說，城市遠遠落后于農村。在農村中的改革已經進行了大約五個年頭的時候，城市中的改革基本上還沒有開始。中國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只是在80年代中期，才開始真正列上議事日程。而這是與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聯系在一起的。為了使城市居民能夠接受這種改革，在當時的宣傳媒介上對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進行了多少有些夸大的宣傳。這種宣傳的目的是在于向城市的居民進行暗示：農村改革的前景就是城市改革的前景；如果進行改革，大家的生活水平很快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提高。一時之間，城市居民開始用羨慕的目光關注著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的農民。但不久之后發生的事情很快就表明，事情遠不是如此簡單。在過去的再分配體制之下，城市的居民一直享受著比農民多得多的特權，因此，城市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在威脅著城市居民的優越的地位。在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最開始涉及的就是大家多少年來已經習慣的大鍋飯和鐵飯碗。為了克服對改革的抵觸情緒，當時的改革推進者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一是向群眾許愿，即改革很快會為大家帶來好處；二是用給好處的辦法，以換得基層干部和普通的城市居民對改革的接受和支持。
因此可以說，無論是農村的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都并不是基層群眾的創造，而是在政治精英的推動之下，自上而下地推進的。這也是改革與革命的基本區別之一。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直到目前為止的改革過程中推動改革過程的精英的構成成分的變化。如果說初期的改革是由政治精英啟動和推進的話，那么，從80年代中期開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的發生，則是基于在改革的過程中中國社會結構所發生的重要變化。
在改革前的中國，基本的社會結構是由國家與民眾兩個基本的層次構成的。但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由于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的出現，一個可以稱之為民間統治精英的社會群體開始出現。這種民間統治精英的出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民間經濟精英的出現，二是知識精英的獨立性的增強。就前一個方面而言，主要包括私營企業主、有一定實力的個體戶、鄉鎮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 三資企業" 中的中方管理人員、無主管部門的股份制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以及在一定意義上也包括全面的已經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國營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就后一個方面來說，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不斷增強，特別是隨著社會中的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的增多，知識精英從事自己活動所必須的資源，已經不是象改革開放之前那樣完全來源于國家，而是有相當的一部分是來自于社會，來自于民間。應當說，在改革前的幾十年中，雖然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一直處于被壓制的地位，甚至成為歷次政治運動的主要對象，但它對當時的體制的依賴性是相當強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智力活動的特點以及當時社會中資源配置體制這兩個因素的結合，造成的。而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知識精英的資源來源的變化，其對國家的依賴性也就大為降低了。
如果對十幾年的改革開放過程做一個基本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作為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變革運動的改革，雖然在整個過程中都是由精英推動的，但在前期和后期，推動改革的精英的成分是有明顯的變化的。在改革的前期，推動當時的改革的主要是當時的政治精英，更確切地說，是當時的政府精英。這一點，從我們前面的分析中便可以看出。但再近些年來，推動改革的力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就是民間的經濟精英對改革過程所施加的影響，在明顯增強。民間經濟精英對改革的影響不僅是表現在對改革的推動上，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改革的基本取向。有時，在有關不同的改革措施的分歧與爭論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精英中的不同部分的不同主張。這種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政府精英與民間的經濟精英的分歧。這些分歧的形成，明顯地反應出兩部分精英各自的不同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實際進程發生了某些意味深長的變化，如果說在改革的初期，決定改革的實際進程的主要還是意識形態上的爭論，以及堅持不同的意識形態的政治與社會力量的對比的話；在改革深化的情況下，能夠支配和左右改革的進程的，更多的已經是不同群體的利益關系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分歧。分歧的主題可能仍然是不變的，如是市場因素多一點，還是行政的因素多一點；銀根是收緊一點，還是放松一點，但在諸如此類的分歧與爭論中，已經越來越多地具有了利益集團的因素。從這種意義上說，改革已經走過了它的" 理想與熱情" 的純凈階段，而進入了" 利益博弈" 階段。
但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改革進入了一個更為復雜的階段。理性的判斷和選擇與利益的要求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出于理性的判斷和選擇而發出的改革的要求與基于本集團甚或個人的利益發出的改革要求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兩者的要求有時是一致的，有時又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可以預見到，在今后的改革過程中，這種利益的因素會占有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此條件下，支持和推進改革的力量無疑會明顯增長，但由于利益關系的作用，改革的過程被扭曲變形的可能性也明顯增強。就此而言，國家與社會力量的相對強度，會對今后的種種選擇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五、改革深化過程中的平民主義
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另一個方面又必須注意到，在精英主義因素增長的同時，平民主義的因素也由于種種因素的作用而在增強。
令人感興趣的是，在十幾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即使是在對改革開放的最真誠的宣傳當中，也帶有一種很強的平民主義傾向，使用的是一種平民主義的話語和邏輯。在這種平民主義的話語中，對人民群眾的作用仍在進行不加分析的強調。因此，在幾乎所有的關于改革的重要宣傳中，啟蒙都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在這種話語中，只有使人民群眾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自覺地投入改革中來，才是改革能夠成功的重要保證。這說明平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有著根深蒂固的基礎。
而在目前的情況下，對于平民主義形成的現實條件，至少有如下幾點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第一，是改革過程中的利益調整。改革是一場根本性的利益調整的過程。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和社會階層的利益會面對不同的遭遇。有些群體的利益會得到強化，而有些群體的利益會受到損害。一般而言，在改革的過程中，利益受到損害的，主要是在改革前的體制中處于某種有利的地位的社會群體。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在改革中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的，主要是包括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在原有的社會經濟體制中掌握著政治資本的干部階層。在改革前，雖然在利益的分配上，特別是在勞動報酬的分配上，帶有明顯的平均主義的傾向，但實際上干部階層還是享有種種的優惠待遇和特權的。這不僅表現在他們享受著全面的社會保障，而且也表現在，由于在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中，實物分配占有很大的比重，干部階層在實物分配的項目上實際享受著種種的優惠和特權。這突出地表現在象住房、小汽車、電話以及其他的實物分配項目上。另一部分則是更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居民，特別是國營企業的工人。
在8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開始逐步侵蝕到" 公有制貴族" 的特殊利益和特權。在過去的再分配體制中，工人階級被隆重地置于" 社會和工廠的主人" 、" 領導階級" 的位置上。雖然這種政治地位帶有很大的虛幻性，但卻是與一系列的特權或優惠待遇聯系在一起的。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程度上意味著對這種特權和利益的剝奪。戶籍制度的弱化，農民工大量進入城市，雖然給城市居民帶來許多的方便，但不容否認的是，也已經多少引起城市居民的心理反感和不安，隨著可以預見到的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的城市就業機會上的競爭的加劇，這種心理反感和不安將會更為嚴重；住房制度的改革、公費醫療制度的改革、鐵飯碗的打破、退休待遇制度的改革等，都意味著過去的那些特權的不復存在；隨著" 三資" 和個體以及私營企業的發展，一些城市居民開始在這樣的非公有制經濟中就業，而在這些企業中，他們無法享受過去那種所謂的主人公地位；隨著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革的深化，特別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有部分工人開始進入待業或失業的狀態。而且就其中的大部分人來說，雖然比之改革前收入和生活的絕對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其相對的水平則是下降的。也就是說，在利益關系調整和社會結構轉型的過程中，他們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相對位置，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這種狀況已經在其心理層面，導致了種種的失衡的心態。這些失衡的心態不僅對于平民主義的接受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其本身就會滋生出種種樸素的平民主義的主張。
第二，改革中的腐敗問題。有人用純潔的革命、腐敗的改革來形容革命和改革的不同特征。雖然這種形容可能多少會有某種偏頗，但也不能否認，它確實指出了改革的某種重要的特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改革不是用暴力而是用贖買的方式來解決利益的調整的。在農村改革的過程中，這種用利益贖買權力的現象就已經開始出現了。在當初，農村基層干部對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抵制，并不僅僅是出于一種對意識形態的固執，同時也與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關系，因為生產隊這一實體的瓦解，意味著生產隊干部過去所掌握的資源的喪失，以及自己在這種體制中的優勢地位的被剝奪。而后來，生產隊干部對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接受，除了來自上級的行政命令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看到，在分割集體財產的時候，他們可以得到某種好處。根據貴州省平塘縣熟悉情況的干部的估計，在人民公社解體的過程中，約50% 以上的集體財產（特別是現金）被生產大隊、生產隊的干部所瓜分。[7] 只不過由于當時農村中的集體財產積累的有限，這種用利益贖買權力的過程不久就結束了。
城市改革的情形則與此不同。如果說農村是處于再分配體制的邊緣，城市則是處于再分配體制的中心。30年的再分配體制所積累起來的財產，基本上是集中在城市里。而在整個的改革過程中，那些較為重大的改革措施，尤其是會涉及到利益格局變化的改革措施，為了獲得能夠得以實施的條件，幾乎都要以利益的贖買為前提。從嚴格領導干部的離退休制度，到后來的價格改革，再到金融、房地產市場的建立，以及目前正在進行的產權制度變革，都幾乎無例外地遵循了這樣的一條規律。這就是腐敗與改革相伴隨的根本原因。一些人否認改革與腐敗之間的必然聯系，雖然是出于維護改革的良好愿望，但卻是與事實不符的。而漸進式改革模式更進一步加劇了腐敗的過程。中國的改革與蘇東改革的根本區別之一，是中國的改革沒有實行蘇東國家普遍實行的所謂" 震蕩療法" ，而采取了一種漸進式改革的模式。對于中國來說，這可能是一種更為現實的改革道路，但也無疑為權力的作用，從而為腐敗提供更多的機會和條件。此外還應注意到的是，在幾乎所有重要的改革領域中，都幾乎沒有預先制定規則的工作，規則都是在改革措施實施的中途開始制定的，而且完善的速度很慢，加上有關的監督制度的不完善和缺乏效力，腐敗現象幾乎處于失控狀態。這種腐敗現象不僅嚴重地損害著政府的效率和能力，而且也造成精英層的腐化和墮落。
無論是在哪一個社會中，腐敗都只能是為權勢者所為。因此，作為對腐敗的反動，對腐敗憤恨無疑會為平民主義的形成提供土壤。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由于腐敗是與改革，同時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與社會精英聯系在一起的，因此，由此而引發的平民主義，就帶有一種明顯的反改革、反精英的色彩。其中，尤其是對以瓜分國有資產的手段迅速爆發起來的大款，更是充滿了怨恨。而這種怨恨，并不僅僅是針對這些大款的，同時也意味著對有關的改革措施的懷疑和抵觸，以及整個社會對精英層的不信任。
第三，知識分子與平民主義。在整個改革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改革之初，知識分子對改革表現出一種近乎獻身式的熱情支持。雖然在知識階層的內部，對改革的態度也有某些差異，但就總體來說，知識階層是當時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中對改革的支持最明確的一個階層。如果仔細分析一下當時知識階層支持改革的原因，就不難發現，有兩個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對改革可能造成的自由的學術氣氛的向往，二是其知識背景以及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使他們堅信，只有改革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換言之，當時他們對改革的支持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改革對自己的切身的物質利益可能造成的影響的判斷為基礎的，而是基于一種關懷社會進步的理性態度。在這個時候，對于市場取向改革的殘酷性，特別是可能對知識階層利益造成的負面的影響，整個知識階層并沒有一種清醒的估計。
相反，在改革初期整個社會重視知識的熱烈氛圍中，知識階層一直一廂情愿地相信，在新的的社會中，知識的價值會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經濟地位也會提高。但在改革進行了十幾年的時間之后，知識階層突然發現，隨著市場改革的進展，自己的相對貧困化日益嚴重，有的甚至陷入絕對貧困化之中。在這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往往被人們忽略了。在改革之前，知識分子雖然在政治上處于" 臭老九" 的地位，而且幾乎成為歷次政治運動打擊和批判的對象，但在經濟上，卻享受著當時再分配體制中的種種優惠。由于當時工資幾乎是城市人的唯一的收入來源，因此，知識分子的相對較高的工資待遇就使他們在經濟上處于相當優越的地位。在當時，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的工資，大約相當于已經出徒的同齡青工的兩倍。但在整個改革的過程中，除了下海經商從而也不再屬于知識分子的那部分人之外，腦體倒掛的趨勢愈演愈烈，知識分子已經由過去的高收入階層，變成今天的低收入階層。
從這種意義上說，知識分子也是一個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遭利益損失的一個階層。同時，隨著市場化的進程，" 金錢崇拜" 鋪天蓋地而來，知識階層歷來奉為神圣的知識在一夜之間大貶值，甚至受到輕蔑和悉落。在人們紛紛投身商海的時候，知識階層現出" 百無一用是書生" 的本色。在這種情況下，從90年代開始，知識階層對改革的態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表現在對改革的熱情明顯下降，同時，對不同的改革措施，開始采取不同的態度。在知識階層的內部，對改革的批評開始增多。與對改革的保留和冷淡態度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腐敗現象的激烈抨擊。當部分經濟精英為" 瓜分國有資產" 這條中國獨有的" 私有化道路" 辯護的時候，知識階層明白無誤地將這種現象置于其激烈抨擊的腐敗現象之中。經濟精英更加強調的是" 瓜分國有資產" 對經濟增長的正面作用，知識精英更加強調的則是由此造成的社會不公及社會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目前的知識階層中，對改革的一種相當矛盾的心理正在形成：一方面，從理智上說，他們仍然堅持中國只有走改革的路才有出路，甚至以" 瓜分國有資產" 為特征的" 非國有化" 的道路可能也是最有可能性的一條路子；另一方面，自己在改革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對腐敗現象的本能的反感，以及對腐敗在社會層面所可能引起的負面反應的憂慮，又使他們不能不對改革形成某種保留的態度。僅僅說" 腐敗并不是改革的必然產物 " 、" 改革與腐敗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 ，并不能改變他們正在形成中的這種保留態度。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知識分子歷史上的就有的" 為民請命" 的傳統，知識階層在取向上更趨向于平民主義，不是沒有可能的。
注釋：
[1].[ 英] 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588-591 頁。
[2].同上。
[3].毛澤東《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07-115 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5].Thomas Bernstein， "Leadership and Mobilization in the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al in China and Russia： AComparison".（Ph. D.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se， ColumbiaUniversity ， 1970 ）。
[6].孫立平《改革前后中國大陸國家、民間統治精英及民眾間互動關系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4年第一卷。
[7].姜汝祥《市場、政府與社會變遷》（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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