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者，就應該有一些學術上頗具造詣，道德上堪為楷模的大學問，以及懂得和創造這些大學問的學問家。與紛繁復雜的社會相比，有人說，大學應是一片凈土，那些在凈土中、象牙塔里做著高雅學術的大學教授們正因為探究著世界的普遍真理，教育著曾被冠以“天之驕子”的中國大學生們而成為這個世界上最純凈也最受尊敬的人。
然而如果你真的這樣認為，那就錯了。當你真的步入中國的大學校園，你會發現這里面除了知真向善愛美的學人以外，也有造假邪惡乃至極其丑陋的東西，而那些最應該受到人們尊敬的人，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格也是如此卑下，集中的體現則是學術腐敗。
中國高校的學術腐敗可謂別有洞天，他們給我的感受是四個字：觸目驚心。
現象之一：七拼八湊編教材 數十年來不換“芯”
據報道，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出版的各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已經達到500多種，僅北京圖書館收藏的書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高校教材就有100種之多。其他如：中國革命史、中國近代史、政治經濟學、法學概論、文學原理、大學語文等學科也有相同的情況，一些理科的基礎教材也大多如此。
那么，這些教材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記者采訪了一位同門師兄，這位師兄碩士畢業五年，已經參與編輯或者主編過5部教材，他向記者透露，一開始還是極其認真，找了大概不下100多本的參考資料，在翻看參考資料的過程中，他發現許多書的章節、甚至內容都是雷同的，于是他也找到了竅門，后來編教材簡直成了套路。他告訴記者，編教材既不要搞研究也不用做調查，更不用鉆故紙堆查資料，甚至相關領域的著作和論文也不要多看，只要找來三四本已有的教科書，框架體系上略微變動，章節順序上稍作調整，材料內容上綜合綜合，文字敘述上處理處理，一本新的教材便誕生了！不過有時候他也不愿意做這種事，便找來幾個學生，給他們定一個大體的框架，讓他們具體操作便是了。
我國大學的許多文科教材和理科基礎教材，普遍都存在著“嚴重老化”的問題，目前使用的教材不僅有七八十年代編寫的，還有五六十年代編寫的。一項對上海大學生的調查表明，有將近63%的大學生對現有文科教材的陳舊和老化表示抱怨和不滿。據目前在校的新聞系學生反映，他們使用的《新聞采訪學》是1983年蘭鴻文教授編寫的，《文學理論》的藍本還是60年代以群等編寫的修訂本，至于中國文學史的藍本還是60年代游國恩等教授編寫的。
不僅基礎課教材如此，專業課也幾乎大同小異。南方某著名大學一位學經濟的學生告訴記者，有一天他們上一門專業選修課，一位70多歲的老師走上講臺，攤開一本發黃的講義，對同學們誠懇地說，這是我1985年寫的講義，這個學科發展很快，我們大家一起邊學習邊探討吧。這位學生說第一次聽課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也就來了10個人，第三次上課5個人都不到了。
如前所述，近年來各種版本的教材層出不窮。但為什么教授們還在使用舊教材呢？中山大學的一位教授告訴記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間接抄襲舊教材的，有些教材雖然有了一層“學術前沿”和“最新學術動態”的包裝，但實質內容上卻是“換湯不換藥”，所以有的老師寧可使用舊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當作“靶子”批判的。
問題是，新教材雷同，舊教材又跟不上時代學術發展的步伐，最終受損害的是中國大學的學術水平，受貽害的是中國大學生們。
現象之二：近親繁殖 學術亂倫
北方某著名高校化學專業取得了博士學位授予權，該專業的學術帶頭人都成了博士生導師，在招收博士生的過程中，對外來的報考者卻一律從嚴，而本校和本系的報考者則寬松許多。據該大學研究生院主管招生的老師介紹，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況且本校和本系的老師讀博士還可以提高本校和本系教師的學歷水平和業務素質。據介紹，該大學化學系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教師都在該專業讀博士，而這種現象在中國其他大學當中也極其普遍。
教育部教育科學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員向記者評說這種現象，“這種學術上的近親繁殖，猶如醫學上的近親繁殖一樣，其結果必然帶來中國學術整體水平的下降。不僅如此，碩士導師和自己一起讀博士，或者本科同班同學成了自己的博士生的現象也比比皆是，這種學術亂倫，也帶來了學術水平的畸形發展。”這位研究人員介紹，在國外發達國家的大學中，這種學術上的近親繁殖是絕對禁止的，同一學校的學生一般不贊成考自己本校的研究生，但中國各個大學招收的研究生絕大多數都是本校的學生。
記者不久前參加了四川某重點大學組織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發現四川省以及這所大學的比較文學學科的科研人員都是由某知名導師培養的，他們的研究領域、學術觀點基本趨于一致，有的甚至如出一轍，號稱“比較文學的四川學派”，在學術上也一致對外。在此次討論會上，幾乎所有的四川籍學者都積極捍衛這位導師的觀點，其眾口一辭讓與會的國外學者大吃一驚，他們大聲疾呼“你們應該學習古希臘的學者，吾愛導師吾更愛真理。”，會下這些國外學者私下對記者說，如果中國學術界都如此，那么中國的學術完了。
學術的近親繁殖，是中國大學學術發展的致命傷，這使得中國大學的“學術”已成為某個圈子的“學術”，嚴重影響了中國學術的發展，以及學術向生產力的轉化。
現象之三：扯虎皮 做大旗
記者曾經采訪南方某著名高校一位小有名氣的學者，該學者滔滔不絕地談起自己的學術生涯，令記者欽佩不已。該學者說自己曾經得到過某某學術泰斗的真傳，是他的幾大弟子之一。而且曾經與某某學術大師過從甚密，與某某學術名人也是鐵哥們兒。所幸記者對學界也略知一二，與該學者所說的某學術大師和學術名人也有所交往，一次記者與他們提起該學者，他們竟然一臉的茫然。就在不久前記者又采訪了該學者提到的某某學術泰斗，談到他的學生也就是那位南方某高校的學者，這位學界泰斗告訴我，他根本就沒有這么一個學生。
現今高校學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做大旗，其目的無非是想唬一唬中國人抬高抬高自己的身價。記者認識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學人，此公是典型的“學術二道販子”，但英文不錯，曾在哈佛大學、牛津大學等做過幾個月的訪問學者，回到國內便四處宣揚他在國外與某某世界著名學術大師交往甚密，該學術大師曾經把自己文版的全部著作都贈與此公，此公回國后又做報告又寫介紹文章，儼然一副這位世界著名學術大師的中國學術代言人的模樣，然而據在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的某先生說，該著名學術大師的學術著作都是用法文寫的，根本就沒有出過英文著作。
更有甚者，國內某大學教授從日本某三流大學請來一位三流學者到國內做講座，為了抬高自己身價（能夠請來老外來中國講學），竟將其吹噓為日本著名學者，令旁聽講座的國內學者大跌眼鏡；一位日本記者聽到這件事更是唏噓不已，此事被日本媒體披露，造成極為不好的影響。還有一位曾經在英國某大學做過訪問學者的國內某高校學人，自稱某世界級著名文藝理論家的國內唯一弟子，回來為中國文學大師重排座次，被國內同行貽笑大方。
翻看許多高校學人主編的教材或撰寫的專著，會發現許多書上都列著各種各樣的學術顧問，比如那位與世界著名學術大師交往過密的國內學人的一本專著，就開列了一二十位的國外各個著名高校的學術顧問、總顧問、特約顧問，而有些學術顧問恐怕自己都不知道當的是什么顧問。
現象之四：泡沫泛起 浮夸盛行
有人稱，中國的學術為“注水”的學術，雖然有些夸張，但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近幾年中國高校學術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榮”，有人總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者特別是享有高級職稱的學者、名學者以及擁有各種獎項獲得各種稱號的“專家”級學者教授越來越多；二是高校論文、學術專著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中國的大學教授，中國的專著、論文數量名列世界前矛，但中國有國際影響的大學教授，或者有國際影響的學術專著和論文卻寥寥無幾，這從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學的三大檢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究其原因就是中國的學術水準注水太多。
從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學者一年也就發表一兩篇論文，一輩子只出那么兩三本專著。現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學者，在學界混了幾年就稱敢稱“著作等身”，有專著三四十本，論文好幾百篇。
更有甚者，有些人連百萬都羞于出口，因為現今學術界有種說法：十萬字原地踏步，百萬字才起步，千萬字水平才算數。據媒體報道，山東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長一年申報的所謂科研成果竟多達1300萬字，也就是說這位副校長，一天不間斷，每天能寫三四萬字——如此科研成果，沒有水分才怪！那么這些所謂科研成果是如何炮制出來的呢？請看有關媒體對復旦大學青年學者申小龍的報道：
申小龍是復旦大學的青年學者，在語言學界暫露頭角，他曾經著有在語言學界頗具盛名的《語言的文化闡釋》、《社區文化與語言變異》、《文化語言學》等十余種著作，但據某些專家披露，申小龍搶先發表別人的未刊論文，將此據為己有。其中《語言的文化闡釋》有４０％以上是抄襲近４０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鐵平在一篇題為《反對在學術著作中弄虛作假——評申小龍〈文化語言學〉等著作》中披露該書有350頁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復，這些重復的內容占該書642頁的56%左右。像申小龍這樣把好幾百頁的內容從一本書或者幾本書中，搬到另外一本書的做法在學界不乏其人。
如此看來動輒學術成果好幾百萬字乃至上千萬字，絕不奇怪。
現象之五：內定獎項 玩弄學術
學術評獎和立項（爭取研究課題立項）中的腐敗也為廣大學人痛恨。尤其是評獎，各種順口溜在人們口中流傳：“評獎就是評委分贓，你給錢，我評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來裝門面。”
去年，武漢大學哲學系鄧曉芒、趙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陳湖北省哲學（1994－1998）優秀成果評獎中的腐敗現象，“在這次評獎過程中，評獎主持人和個別評委利用職權，在哲學社會學組把一場嚴肅的評獎活動變成了一場一手遮天、結黨營私、瓜分利益的丑劇，在湖北省哲學界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從評審結果來看，評委們相互之間的心照不宣、彼此關照、利益均沾、互投關系票已達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高級別獎項中票數如此集中在評委和某個身居高位的評委的弟子們身上，即使在目前腐敗成風的學術界也是少見的。”
“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的哲學一等獎正如湖北省哲學評獎組長一職一樣，歷來都是×××的專利。在上一屆的評選中，他的一篇反‘和平演變'的輔導報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黨的事業》獲得哲學一等獎，當時他是哲學評獎組的組長。在本屆評獎中，他獲得一等獎的是一篇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情況的講演詞《中國當代哲學回顧與展望》......”
曾經轟動學界的《讀書》雜志主辦的長江學者“讀書獎”也被多名高校學者所抵制，原因之一就是參加評獎的人既是候選人又是評委。學者楊玉圣對記者說：“其實這里指出的高校及學界的評獎腐敗不過是冰山之一角，試想現在的學術評獎中，哪一省，哪一部門，哪一類獎項不存在諸如此類‘自評自'，‘裁判員下場踢球'的惡心現象呢？”
與評獎腐敗類似的是申報課題，爭立項目。陜西師大教授一丁說：就像一個女人還沒生小孩就申請營養費一樣，說我生的小孩將來要當國家主席，或者將來智力可賽過楊振寧......然后叫評委打分，根據吹牛程度，發放不同的數額的營養費，聽起來真是荒唐可笑，而我們每年申報選題和經費確實是干著這種荒唐可笑的事。在當前學術道德敗壞的情況下，更不乏一些申報者的選題暴露在評委面前而被竊取的事情。
記者曾經有幸參與了一個所謂國家某社科基金項目，被項目負責人列入除他之外的項目課題組的最主要的成員，然而整個評獎過程令記者莫名其妙。先是項目負責人告訴記者說要報一個國家項目，記者不才，自覺沒有學術功底去參與國家項目，然而終禁不住勸說，就讓項目負責人拿去了記者的簡歷和以前發表的論文，事后便將此事拋之腦后，誰知過了半年該項目負責人給記者送來一份材料，說項目批下來了。拿來項目審批表一看，此項目與記者所學專業相差甚遠，記者卻被項目負責人美化和夸張得有如該領域的著名學者一般，而記者的職稱一欄竟被項目負責人添為“高級編審”（記者現在的職稱為編輯），簡直令人哭笑不得。
現象之六：湊數評職稱 折騰爭教授
職稱評價制度是頗具中國特色的專利。在中國大學里，職稱的高低更標志著一個大學教師的學術水準，同時也與該教師的住房、待遇等密切相關，比如北方某著名大學就有明確的政策出臺，講師的住房二房一廳，副教授的住房是三房一廳，教授的住房則是四房一廳，博導的住房是四室二廳。
為了評上職稱，大學教師中不擇手段地托人情、拉關系，甚至花錢雇人寫文章的大有人在。該校社科系有一位想評博導的教師，竟然拿別人在《光明日報》上發的文章，換上自己的大名，復印多份，差一點弄假成真；一位教師所發表的論文大都是與人合作的，而在自己申報的材料中竟然拋棄合作者；有些教師為了評職稱四處掛名（既別人寫了論文，請求人家在發表的時候將自己的名字屬在后面，以此增加自己的論文篇數）；有的教師把自己在報紙上發表的豆腐塊似的文章，也拿出來湊數；更有的教師評職稱時竟把弟子的文章屬上自己的名字發表；還有的教師把自己以前發表過的論文稍稍修改一下換一個題目，再拿出來發表，又充當一篇論文。有一個教師把自己的一本專著中的所有章節都拿出來砍成若干篇當做論文一一發表，于是在他的成果表中除了這本書又多出了若干篇的論文......
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研究比較文學的教師，就一個簡單的學術問題分別在幾個學術雜志上發表了5篇論文，這五篇文章的題目分別是《論比較文學消亡論》、《再論比較文學消亡論》、《三論比較文學消亡論》、《比較文學消亡了嗎？》、《駁比較文學消亡論》。
有人開玩笑的說，如果收集高校學者在評職稱過程中的典型案例，編一本《評職稱之百戰奇謀》或《評職稱之成功寶典》，其在士林中的地位絕不下于《葵花寶典》在武林中的地位。
各種職稱中，最高的是教授，評上教授也就到頭了。目前中國大學教師的職稱都實行終身制，能上不能下，對一些學者來講當上教授也就走到了“窮途末路”，于是中國高校學術界就出現了“講師辛辛苦苦，副教授不敢馬虎，正教授舒舒服服”的局面。
現象之七：剽竊不知羞 抄襲家常飯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襲和剽竊幾乎成了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高校教師的傳統，更成為中國高校學術界最大的公害，有人戲稱為“學術蝗禍”，其泛濫之廣，已近法不治眾的地步。有學者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大家都沒有羞恥感了。南京大學校長蔣樹聲教授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小組會上指出：抄襲剽竊不治，學術將完。
有人根據媒體披露的高校抄襲和剽竊事件，總結了高校學術抄襲的幾種方法，既“全篇搬用法”、“偷觀點偷思想——隱性剽竊法”、“化名抄襲法”、“署名抄襲法”、“拼裝法”、“名編實抄法”、“搶先發表法”等等。
在學界以打假著稱的學者楊玉圣告訴記者，以前人們大都認為抄襲剽竊等問題在那些學術水平低的學校或年輕的學人身上才會發生，但從業已公開曝光的問題來看，包括中國最好的大學在內的許多名牌學府和科研機構，都已出現過或潛伏著此類丑聞。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就連一些功成名就的才子、名家、權威，也因公然抄襲他人成果而東窗事發。
楊玉圣還說，剽竊抄襲的風氣已經嚴重腐蝕學術界，不僅是學術文化公害，更成了社會公害。這些行為不僅嚴重敗壞了學風文風，導致學術道德淪喪，貽誤人才培養，而且嚴重損害了中國學術界整體的學術聲譽，十分不利于建立中國良好的國際學術形象。
嗚呼，中國學界腐敗！
給“名校”潑盆冷水
已故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大學何謂大？非有大樓，而有大師焉。”中國的大學不可謂不大，樓不可謂不高，高校合并后，全國更是出現了幾座空前絕后的“大學”，大學排行榜的前幾名又殺進了幾名新秀。
但是，按梅老先生的推理，中國的名校有無大師級教授、博導呢？中國名校的學術聲譽和學術水準又能否在國際學壇上與人爭鋒？中國還要等幾代學人才能出現自己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國名校真的終于能夠忝列亞洲甚至世界級名校了嗎？
中國人例來喜歡按資論座，中國大學也不幸染上此疾，蜂擁而起的大學排行榜充斥著江湖氣。事實上，學校之間的等級分化已日趨明顯，“名校”在自戀中“一枝獨秀”，而作為高等教育整體的大學云集著一片虛無飄渺的自娛自樂；“名校角逐戰”的背后，是愈來愈被冷落的清貧。
學術腐敗成風，弄虛做假成真，高校黑幕頻現，一紙文憑風行——這就是中國“名校”。
在一片沾沾自喜中我們給中國名校兜頭一盆冷水，非為棒殺，實為醒腦。
聽慣了馬屁話的中國名校可能會惱羞成怒，也許更會有個把學子告我等污辱了母校名譽權，那么，中國名校也就真的不可救藥了，實非本報所愿看到的結局。
部分名校教師被指抄襲事件
某著名大學教師李其榮所著《移民與近代美國》被指剽竊我國17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含專著8部，論文14篇。
某著名大學著名教授的的《南極政治與法律》嚴重抄襲澳大利亞西部大學法學教授的專著，從“第一章到第八章（15--354頁）基本上全部是剽竊”。
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某大學教師李斯的學術專著《垮掉的一代》幾乎原文抄襲美國學者約翰·泰退爾的專著《裸露的天使》。
復旦大學博士申xx教授被指在其專著《語言的文化闡釋》、《社區文化與語言變異》、《文化語言學》中，搶先發表別人的未刊論文，將此據為己有。其中《語言的文化闡釋》有４０％以上是抄襲近４０人的著述。
復旦大學哲學系著名教授被指其哲學著作《歷史與實踐》中的部分內容抄襲國外著作《哲學歷史詞典》。
原上海大學法學院院長潘國和出版的近10部法學著作據媒體披露，主要是靠剽竊和利用職務巧取豪奪。
武漢大學經濟學院某教授，為了破格提成博導，偽稱寫了一本《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到商務印書館騙得一紙出版證明，然后在各報社騙發了6篇書評，從而評上教授和博導，該教授現已移居國外。
上海xx理工大學某教授不僅偽稱寫了一本書，還用電腦模擬了封面等，這本虛擬的書竟然獲得學術獎。
北京大學生物系蛋白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國家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潘xx等六人在國外刊物上發表所謂體現中國國家高技術研究計劃863計劃的論文，存在嚴重剽竊問題，抄襲了加拿大兩個學者的論文，被國外雜志予以揭露，嚴重敗壞了我國的國際學術聲譽。
北京某重點大學的副校長1996年被荷蘭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學》雜志指控其與人合作發表的論文，與加拿大生物學家發表在美國《理論與應用遺傳》雜志上的論文有“相似性”。
近年媒體披露高校博士抄襲剽竊事件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胡黎明博士論文嚴重抄襲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一位博士關于美韓外交關系的博士論文通過后被指抄襲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某博士博士論文《論美國國際地位的歷史趨向》被發現抄襲
山東大學某博士出版的博士論文《現代化戰略與模式選擇》被發現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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