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共同的追求，對它的討論影響著世界各國人民對全球性問題的認識和實踐；對今天的中國人而言，“和諧社會”作為一種理念、一種發展理念，可能給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帶來結構性的影響，當然也會改變處于這個社會結構之中的宗教與社會的關系及其相關問題。因此，如何從“和諧社會”理念的新視角來解讀“宗教與社會”的關系，對宗教與社會的互動新關系進行深入探討，并提出構建及其實踐的有效途徑，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一

“和諧”是指一個整體系統的子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即相互支持的關系，具有動態變化、不斷進步的特征。具備這些條件的社會結構類型均可被認作處于“和諧”的社會狀態，只是到目前為止，人類社會中還沒有哪種社會類型真正達成了這種“和諧”的社會狀態。

為了避免概念混亂，本文用“終極和諧社會”來指已經達成“和諧”的社會狀態。“終極和諧社會”是一種各個子系統之間處于良性互動狀態的社會整體系統及利益分配模式的“和諧”社會狀態，這是人類文明共同的追求，不同的社會類型和文化傳統都曾用不同的符號表述過這個愿望，如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大同社會”、西方基督教傳統中的“上帝的國”等，并以此來確立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社會中個體與組織的廣泛認同基礎。只是所用的表征符號、實踐途徑設計、達成的理想狀態等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就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所積累的智慧性“理解”而言，它們卻有著共同的特征，即理想而未實現、能夠窮盡人們所能想象到的所有完美之特征。因此說，只有“終極和諧社會”具備“和諧社會”理念所要追求并達成的“和諧”社會狀態的所有要素。而就當今社會的現實而言，“和諧社會”本身所表述的只能是指理念――一種社會發展理念。

本文的“和諧社會”就是指一種社會進步發展的理念，而不是指一種具體的社會狀態；而且，這個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著處于發展中的中國社會整體系統及利益分配模式中有諸多“非和諧”的因素存在。也就是說，現實的社會結構與利益分配模式都還沒有達成“和諧”的具體社會狀態的條件；同時，將“和諧社會”界定為發展理念，也意味著它是現實社會發展應有的目標指向和價值追求。換句話說，“和諧社會”應該是以“終極和諧社會”為目標指向的、具有價值導向功能的理念，是動態的、進步發展的社會價值取向，是社會在發展中不斷調整“非和諧”因素而取得進步的標志。因此，動態與發展的基本屬性，要求以之為發展理念的實踐主體及其所運用的、具體的指導性理論應當具備開放性、實踐性的特征。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則是指一種社會狀態――這是一種過渡型的社會狀態。它規定了社會主義這種類型的社會在謀求現代社會發展目標的時候，應該以“和諧社會”為其發展理念，以社會發展的歷史與文化成果為基礎，通過符合社會主義這種社會類型的制度來調整社會整體系統的結構及利益分配模式，為完成向“終極和諧社會”的轉型進行各方面的不斷調整；它是一種動態的社會狀態變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實踐主體進行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結構各個組成部分形成相互支持的、處于良性互動的狀態，以不斷推動社會的進步發展；它也應該是一個能夠符合“和諧社會”理念的動態與發展等基本屬性的過程，并通過具體的、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的實踐活動，通過不同個體、民族、組織之間的利益公正分配來達成良性的互動與合作，進而推動社會順應“和諧”發展的理念指引，最終達成“終極和諧社會”的理想狀態。

本文中“宗教與社會互動關系”中的“社會”是指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思想與文化等四個子系統的整體系統，這四個子系統之間的關系決定著整體系統的類型與發展模式；“互動關系”是指整體系統內的子系統之間在平等基礎上的、雙向或多向的結構關系。“良性互動關系”則表明子系統之間是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導向雙贏的關系狀態。

二

“和諧社會”理念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構建現代社會發展的新思路。因為它是針對現實社會整體系統及分配模式中的諸多“非和諧”因素而提出的，目的就是要引導社會整體系統形成“和諧”的結構關系及分配模式。因此，“和諧社會”理念的具體實踐將直接決定著中國現代社會的構建與發展。而產生這些“非和諧”因素的根本源頭則在于社會整體系統的“扭曲化”與“再扭曲化”過程及其交錯運行，導致了社會整體系統出現了多處“斷裂”。如果不能夠從源頭上去解決問題，“扶正”社會整體系統的“非和諧”結構關系、并同時修復整體系統出現的多處“斷裂”，那么，再好的對策措施也只能得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結果，而且必然會惡性循環。比如發生在當今社會的、包括宗教信仰在內的“危機”及其關系“惡化”，已經危及到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并導致了普遍的、社會性的“誠信危機”，在這種情況下，還能談什么發展呢！從理論上說，本文以為“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正所謂“對癥下藥”。

我們先來談談社會整體系統的“扭曲化”與“再扭曲化”問題，當然這要從中國傳統社會的整體系統談起。簡要地說，中國傳統社會整體系統是等級制的系統，王權政治子系統處于絕對的統治地位，構成最高等級；絕對的權力地位決定了它具有壟斷性、任意性的屬性。壟斷性表現為它與其它子系統之間沒有相互認同的、相對穩定的“邊界”，只有被迫依附的單向屈從關系，當然就不會有相互制約的機制；而任意性則表現為王權政治子系統可以只根據“私利”的需要而無節制地、強制性地擠壓或強占其它子系統，而不考慮其它子系統的利益謀求需要；與現代社會應當具備的子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比較而言，這種整體系統的結構關系是“扭曲”的，“扭曲”的根源是王權政治子系統絕對的權力壟斷及其“私利”謀求。

而與王權政治子系統相對應的則是處于基礎地位的思想與文化子系統，它在傳統社會“扭曲”的結構關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功能。一方面，它為王權政治子系統的絕對地位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它又依附、并依靠王權政治子系統提供“至尊”的意識形態控制權力，突出表現在作為王權政治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有人稱之為“儒教”，本文暫不作討論）對思想與文化子系統的絕對主導地位，這種獨特的地位和權力決定了它具有對于王權政治的單向度依附性、對子系統中的其它思想與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在內的各類信仰的絕對壟斷性的控制權力。處于整體系統等級結構兩端的王權政治、思想與文化子系統是通過“壟斷性”合作來決定另外兩個子系統――經濟與社會子系統的命運與走向的。因此，中國傳統社會整體系統由于王權政治子系統所導致的結構是“扭曲”的，與此相對應的各個子系統的內在結構自然也是適應這一“扭曲”而存活的。比如，思想與文化子系統的結構是以信仰體系為基礎的，但在信仰體系的結構中，儒家思想這種服務于王權的政治信仰占據著最高等級的位置，處于絕對主導地位，通過意識形態的絕對控制來達成社會的價值觀念、道德判斷等的統一性，與傳統社會以政治權力決定人與組織的地位、利益分配的模式相配合，主導著整個社會的價值認同順從王權政治的意識形態；而佛教與道教等則處于次要的地位，并因與儒家意識形態的關系緊密程度而興衰起伏；處于漢族民間社會的、有地域文化特點的各類信仰方式，包括表現各異的儒佛道的形式，則處于信仰體系等級的底層。與其同處于這個等級、甚至因民族等原因而低于這個等級的是各少數民族的信仰，即使是這些民族的上層、即使是少數民族統治期間也是如此，因為如果王權與儒家思想相輔相成的統治地位不變，即使看起來有變化也只是等級形式表現方式的變化，正所謂“換湯不換藥”而已。中國傳統社會整體系統就是在這種結構“扭曲化”的過程中，長期處于“超穩定狀態”，因此，即使經歷了若干次王朝更替，這種“扭曲”狀態始終沒有發生過真正意義上的“解構”，處于扭曲結構中的思想與文化子系統的地位也沒有真正地改變過，原有的信仰體系的“扭曲化”生存基礎始終保存完好。當王權政治的擠壓“過度”時，就表現為王權政治的意識形態對其的覆蓋，它只能耐心地蟄伏；而當王權政治的擠壓緩解、或者因需要而放松管制時，則迅速表現出星火燎原之勢。當然，這與儒家思想的生存方式相一致，民間社會與民眾始終為它們留置了巨大的儲藏與表現空間。盡管儒家思想處于“顛峰”時，看起來總是由“精英”們粉墨登場作“代表”狀。總之，中國傳統社會的千年發展史，就是王權政治子系統強制整體系統結構“扭曲化”的歷史過程。

改革開放翻開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新篇章，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成就。可是，今天回過頭來看整體系統的結構，發現它又出現了另外一個方向的、強度更大的“扭曲”，即由經濟子系統為主導的“再扭曲化”。這樣，在政治子系統的結構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經濟子系統又迅速膨脹、擴張，并在政治權力的支持下，迅速擠壓甚至強占了社會、思想與文化子系統；同時，始料未及的是它還迫使政治子系統退回到自己的領域之內，并時不時地用一些政治權力做交換，以保證系統自身的完整。這種以經濟子系統為主導的、對原來處于“扭曲”狀態的整體系統進行強制性、系統性與整體性地“再扭曲”的過程就是“再扭曲化”。與政治權力子“扭曲”整體系統的結構一樣，經濟子系統也是從系統自身的“私利”而非整體系統的共同利益需要出發，只是與政治子系統“扭曲”整體系統結構的方式和結果有程度不同的差異而已。如果說“扭曲化”表現為政治權力更多地借助于思想與文化系統的資源，那么，經濟權力在“再扭曲化”的過程中，則更樂于借助政治權力的“壟斷性”與“任意性”特權。畢竟，在政治子系統仍處于整體系統結構頂端、絕對權力依舊的前提下，傳統社會的經濟是權力經濟，計劃經濟也是如此。而我們今天所謂的市場經濟也是權力化的“市場經濟”，而非市場化的“市場經濟”，或者說還處在轉型過程中；如果說，傳統社會的統治模式為了自身穩定的需要，在“扭曲化”的過程中還給社會、思想和文化子系統保留一些相對有限的彈性空間的話；那么，如果沒有政治權力的約束、或者在政治權力為了“私利”而給予支持的情況下，由經濟掠奪“再扭曲化”整體系統結構的結果，則不但沒有給社會、思想和文化子系統留下任何空間，而且還會不斷地強占并進行系統地粉碎性運作，使之處于“碎片化”狀態，甚至還要再迫使它處于“飄浮”狀態。僅看看當今中國人的“信仰危機”與“信任浮燥”就足以領教“再扭曲化”的力度了。因此，對中國社會而言，“再扭曲化”是一次真正的“轉型”。社會、思想與文化子系統處于“碎片化”狀態中，其中的信仰體系、特別是處于主導地位的政治信仰及其結構，也出現了幾千年來的、第一次真正的“亂碼”，包括宗教信仰也失去了原有的坐標，整個信仰體系當然就會處于無所適從的“飄浮”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高喊“引導宗教與社會相適應”的口號，而無法確定相適應的“邊界”與模式，因為適應的對象本身就存在著太多的不確定性。何況這個口號本身就是等級制、依附性思維的“產物”，與“和諧社會”理念完全背道而馳。總之，今天的人們已經開始反思“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社會的發展”這個曾經令人無限向往的夢想了，“再扭曲化”的苦果讓人們嘗到了太多的辛酸。

三

“和諧社會”理念給如何界定社會整體系統的結構關系及利益分配模式提供了新的視角。如“和諧社會”理念提供了全方位觀察整體系統結構關系的新視角，因為它更注重子系統之間相互支持的、平等互動的關系。即它是從社會子系統之間的“互動關系”的多點、而非某個子系統絕對支配整體系統的“支配關系”的一個“制高點”來看待社會整體系統。這樣就跳出了等級制、依附性的思維模式，而代之以各個子系統之間平等互動的關系模式。這種新的視角，不僅有利于引導社會整體系統結構關系變遷的整體性、平穩性的運轉與維護，也符合“和諧社會”理念在多元化發展環境下引導現代社會發展的價值目標取向。因為從某一個支配性的子系統來看待其它子系統或整體系統，必然導致支配性的子系統維護“自利性”利益的運行方式，這樣形成的社會結構具有的“先天”缺陷、處于“扭曲”的畸形狀態，無法彌補。

無論從中國幾千年歷史發展的傳統經驗、教訓，還是從現實發展的事實來看，“和諧社會”理念本身都符合當今世界發展“多元化”的趨勢，并有利于從觀念上將無法阻擋的“多元化”趨勢轉變為進步的促進因素，而不是簡單地以政治子系統及意識形態的“誤判”為標準，就將“多元化”視為“洪水猛獸”般的障礙因素，從而能夠有效地避免有關意識形態上的無謂爭議和資源浪費，更著力于現代社會發展的技術層面的探索。這樣也有利于中國社會按照符合自身實際的模式來構建現代社會及發展道路，并提高與世界其它類型社會發展模式的融合度。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理念的提出是真正意義上的、跳出“革命理論”模式的、適合當今中國社會發展實際的、新的社會發展理念，它能夠幫助我們開拓既符合中國實際、也有利于世界發展的道路，即中國現代社會發展道路。

在這種前提下，對構建社會與宗教的互動關系而言，“和諧社會”理念為重新解讀宗教與社會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如果各個子系統之間是“互動”關系而非依附、屈從關系，則意味著它們有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具有廣泛認同的價值坐標作為基礎性互動平臺，這樣，它們之間就會有相對穩定的“邊界”、互動規范與相互制約體系、相互支持的共贏需要與模式等。在這個結構中，宗教信仰與其它類型的信仰、信徒之間及信徒與非信徒之間、宗教組織與其它組織之間等等，就可以在共同協調的基礎上達成共贏的狀態。在這種背景下，信仰體系包括宗教信仰與社會的關系則應該是“相互適應”，是合作共贏的利益共享關系。從理論上說，在發展現代社會的背景下，從信仰體系的內在結構上看，當然還是會有處于主導地位的政治信仰，但在互動背景下，它與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各階層的價值認同卻有了達成協商、形成互動狀態的共同坐標及其實踐可能，并共同為形成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廣泛認同基礎而相互支持，成為促進社會整體系統關系“和諧”的穩定基礎。如果是這樣的話，也許把前面提到的口號改為“促進宗教與社會的相互適應”，更能體現“和諧社會”理念的本義，也更有可能真正地將口號變為現實。畢竟，宗教是以社會中的人為載體、以社會環境為活動空間、以思想與文化為表達方式的社會性活動。如果要體現“以人為本”，就不能忽略人之為人的自然與社會屬性，即應該充分體現人的內在精神及信仰表達方式的多元化。

四

任何一個謀求發展的社會，都必須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認同與價值認同基礎。事實上，我們的確在建立“新世界”的時候，試圖努力構建適合“新世界”的認同基礎，只是這些努力偏離了社會發展的軌跡，加上“再扭曲化”的強度過大，使得一切似乎又回到了過去曾經的“飄浮”狀態。因此，為了給“和諧社會”理念指導下的具體實踐提供一個基礎，就必須重新構建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認同和價值認同的基礎，包括宗教信仰在內的、憲法規定范圍內的各類型信仰都應該成為認同基礎的核心組成部分，在新的互動關系中，真正自主地發揮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的功能。本文將這個“和諧社會”理念引導下構建的、體現宗教與社會新型互動關系的信仰體系界定為“國家信仰體系”。

與中國傳統社會相區別，“國家信仰體系”并非僅僅是指宗教或某個政治信仰，而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多元化信仰體系。它是指以憲法為根本前提的、能夠體現各民族、各階層及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得到廣泛認同的多元化信仰體系。也就是說，這個體系是以憲法為唯一的合法性源頭和基礎形成的，以各民族信仰、各階層價值認同、社會發展的認同需要等為結構要素組成的、各結構要素平等相處的體系。“國家信仰體系”是思想與文化子系統的核心基礎，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子系統認同的基礎和合法性源頭；而憲法又是“國家信仰體系”的基礎和合法性源頭。這樣，“國家信仰體系”就為“和諧社會”理念引導下的具體實踐和謀求建立現代社會的努力，提供了具有廣泛社會認同和價值認同的基礎，也為各個子系統的良性互動關系提供了基本的支持與規范，這也是中國現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根本標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家信仰體系”包括公民的個人信仰、各類組織的政治信仰、各個民族的宗教信仰等分支體系，也包括無信仰的公民、組織以憲法為價值認同的分支體系。這個體系互動的有序性、穩定性是支撐社會整體系統有序、穩定并不斷發展的基礎。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以憲法為根基，既能體現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全體公民及各類組織的基本平等權利，又能為全體公民提供價值認同的廣泛基礎，還能為社會發展提供相互支持的價值體系，就此而言，它又是構成社會有序、和諧發展的基本保證。

簡要地說，構建“國家信仰體系”的現實價值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國家信仰體系”是“和諧社會”理念得到廣泛認同的基礎。以提供和保障全社會成員共同權利和利益的憲法為唯一的合法性源頭，使得“國家信仰體系”具有地位公平、權利公正、利益共贏等特征，便于形成全體社會成員、各類組織與團體、各類利益集團等達成廣泛的認同，形成共同的規范和相互的制約機制。這與“和諧社會”理念所內涵的公平、公正、共贏的屬性相對應。

二是“國家信仰體系”的確立，有利于以“和諧社會”理念為引導，在形成廣泛認同的基礎上穩定地推進改革開放、平穩地進行“社會轉型”，避免“再扭曲化”導致的“劇烈”轉型帶來的社會擺動與不穩定。同時，為了制止經濟子系統主導的“再扭曲化”過程及其帶來的巨大危害，我們還要進行“扶正”社會整體系統結構的“再轉型”過程，即以“和諧社會”理念為引導，從根本上把整體系統內的結構關系及利益分配機制調整為良性互動的“和諧”關系。這恐怕是一個更長、也更艱難的過程，必須有相對穩定的、建立在廣泛認同基礎上的思想與文化子系統的持續性支持作為基礎。當然，如果說改革開放需要勇氣的話，那么，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社會整體系統的“再扭曲化”結構進行調整，可能不僅僅需要更大的勇氣，還需要足夠的智慧、魄力和耐心，以構建足以支撐社會“再轉型”的基礎。

三是“國家信仰體系”的確立，能夠幫助我們正確認識中國現代社會發展道路的“起點坐標”及其基礎。當改革開放的進程已經到達“關健”階段的時候，問題的“關健”也就變成了：是按照“和諧社會”理念引導來調整社會歷史發展的傳統、并以此為基礎，還是把其它社會歷史發展的傳統拿來作“替代品”、充當中國發展現代社會的基礎，這個問題是無法繞過或避開的。社會歷史發展的傳統，曾經是決定著中國傳統社會整體系統的結構及分配模式的坐標，也應該成為中國傳統社會及現代社會與其它社會類型“差別”的標志。我們無法擺脫它，就應該以“和諧社會”理念為引導，對其進行有利于構建現代社會發展方向的調整，而不是簡單地、完全否定它。

四是“國家信仰體系”也是確定中國現代社會發展道路的“終點坐標”這個理想目標的基點。與前者相對應的問題是，我們要發展的現代社會應該是什么樣的，以什么評價標準來界定。簡單地說，中國是否可以或者說應該謀求如同西方一樣的現代社會發展道路或模式，中國社會的“起點坐標”基礎是否能夠支撐中國的現代社會發展道路走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社會發展道路或模式？建國幾十年來的多種嘗試性實踐，包括我們今天看到的實踐結果都已做出了否定性的回答，表明全社會的成員無法達成廣泛的認同，那么，還有什么理由繼續嘗試下去呢？

總之，以“和諧社會”理念為引導構建的“國家信仰體系”，內涵了包括宗教信仰在內的、各種類型的信仰和價值認同，它們共同構成了社會穩定與發展的支持要素，這些要素是支持各個子系統形成良性互動關系的基礎。“國家信仰體系”與“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是著眼于社會轉型遭遇復雜性的重大挫折時的實際需要，目的是在“和諧社會”理念引導下，通過構建符合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新型的社會與宗教的關系來形成共贏的關系狀態。因此，“和諧社會”理念不僅為我們深入探討宗教與社會的互動新關系提供了引導，也為我們如何構建新的有效的實踐途徑提供了坐標，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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