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堂

       —全新中國暢想

朱大碌

一個多世紀以前，一位執著的德國人—馬克思先生，傾其畢生精力，面壁數十載，創立了氣勢恢弘的關于人類解放的共產主義學說。其后的100多年，世界風云激蕩，各種力量、各種主義進行了激烈的較量，人類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動蕩，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和大發展。這100多年間人類所經受的苦難及所獲得的成就，都遠遠超過了之前的數千年。

人類歷史至此似乎峰回路轉，翻然醒悟，跳出了數千年一貫的“皇帝輪流，山川依舊”的老套，以日新月異的腳步大步向前。并且呈現出一種加速度的趨勢。時至今日，我們已經親眼目睹了前人所無法想像的物質的極大豐富，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同時也在消費力的極大差別面前惶然不知所以。

馬克思的學說在經過超越國界的廣泛流傳之后，其核心部分“共產主義”卻已被悄悄淡忘。馬克思所描繪的“無國家，無貨幣，人人平等而富足”的共產主義社會，盡管十分美好，但在今天的人們看來更象是“鏡中月，水中花”，在現實中難有容身之地。

畢竟人類社會越發展，就越需要高度協調的組織－國家，就越需要精確的交換計量單位－貨幣，沒有這兩樣，人類社會將是一團亂麻，何來文明富裕？由此我們是否可以推論,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建立在根據失誤上的一種空想？

如果我們的思維到此為止，我們難免辜負了前人的一番苦心。沒有國家和貨幣的共產主義，固然可能只是空中樓閣。但是有國家有貨幣的共產主義，現實中卻并非不可能。因為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其本義無非就是共同富裕。只要能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手段和途徑（有沒有國家和貨幣）是無所謂的，條條大路通羅馬。現實中通過國家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在有國家有貨幣的條件下，使一國之內全體民眾達到共同富裕。

為了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有所區別，我們不妨稱之為國家共產主義。國家共產主義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共同富裕為目標，以國家資金為保證，以社會文明為中堅，以可持續發展為基本原則，力圖在一國之內達到“高度文明，共同富裕”。

這就是我的夢想，構造一個有真實意義的人間天堂！

第一章 從貨幣原理探討富民強國的可能性

市場經濟、價值規律是人類社會的寶貴財富，這只無形的手推動生產力、優勝劣汰、調節市場余缺的巨大作用，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而且無可替代。這是資本主義貢獻給人類的寶貴財富。也證明了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之后的階段”，是無可挑剔的正確論斷。

但是僅靠市場經濟并不能達到共同富裕，要達到共同富裕必須要通過國家政權這只有形的手來調節和提供保證。國家政權對于建設共同富裕的社會，具有絕對重要的作用。

國家作為貨幣的發行者，實際上具有幾乎無限的資金支付能力。

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對個人來說是不可能的（個人的需求是個不定數，任何社會也做不到滿足所有個人的需要），但是對國家來說卻是可能的，國家應該有能力為國民真正需要的事務按需提供充足的資金，而不至于因資金匱乏喪失許多為國民服務的機會。

挑戰傳統的貨幣理論

貨幣的產生，起源于社會中的物物交換。可認為貨幣的起源是基于便利交換的要求，其功用主要是在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基礎上保障交換過程中持有者的交換權益，但其流通存在的合理性，它為什么不更多或更少些？卻并不是毫無疑問的，這可從物物交易的實際過程來理解。

當交易雙方的供求之物不對應時，如賣米的要買衣服，賣衣服的要買鞋，則無法直接成交，此時此地若有一賣鞋的要買米，若三方合意的話，則他可先將鞋換衣服，再拿衣服去換米，此處衣服對賣鞋買米的人來說，起著中間媒介物的作用，它起著保障他以失去的交易物品（鞋）來滿足他交易需求（米）的作用。其中的各特殊的中間媒介物可用（按馬克思的說法）“一般等價物”替代。由此而演成了歷史上的各種貨幣形態。它們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某種指定的具實在價值的物（如金、銀）或物的代表（可兌的紙幣）。

從其起源我們認識到，貨幣之所以能存在于流通過程中的合理性，其實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中物物成交各得其所的需要。若沒有人們的種種不同需求，則相應的貨幣發放和持有也就失去了流通媒介的意義。所以，在基于商品、服務交換的現代社會中，貨幣量及持有分割狀況應和社會的經濟發展需求相適應〔特別要注意從物態來考察〕，應成為我們認識貨幣問題的著眼點。

而對于貨幣的功用之一是在媒介物品交換的過程中保證持有者的交換權益這一點，我們也應當有充分的重視，價值尺度功能、支付手段、儲蓄功能等等都可以認為是圍繞著這一點而產生的，如價值尺度不過是為了計量權益的大小，支付是直接的權益轉換形式，儲蓄是為了保留交換權益等。     

為保證持有者的交換權益不受損失，在很長一段時間，世界上許多地區的貨幣都是采取價值相當的實在物形式或實在物符號如銀行卷形式（中國倒是很早就有過布幣）。但實際上專司交換的媒介物本身并不必有實在價值，只需交易各方承認接受即可。它的流通使用，事實上不過是一種公意使然。故完全可建立在由經濟力量或行政力量保證的社會信用的基礎上。

于是無例外地，今天各國都是以中央銀行發行的不可兌紙幣（非金銀本位）來充當。但我們切切應當猛醒的是，不可兌紙幣的意義已不可用其早期可兌紙幣的含意即實在物形式貨幣（如黃金）的代表來理解，而應當徹底地用社會生產和流通過程中交換媒介需求的映射及權益代表來認識。實質是因黃金不敷社會流通媒介的需要，而代以可兌紙幣，可兌紙幣不敷需要，而發展為不可兌紙幣。切不可本末倒置，被曾有的金銀本位制所迷惑，真以為紙幣是金或物的代表，發行應受特定物的限制。

馬克思也早已意識到這一點，他在討論積累和擴大再生產時講到“因為要使貨幣能夠轉化為生產資本的要素，這些要素必須是在市場上可以買到的商品,，……只有在它們存在以后，……才會對它們進行支付,它們必須是可能存在的，……于是，一方面的貨幣就能引起另一方面的擴大再生產，這是由于再生產擴大的可能性在沒有貨幣的情況下就已經存在“(全集卷24/552)。

這里，馬克思實際上已經有意無意地點出了現代貨幣的精髓，即只要社會中存在著潛在的產出能力，就可以投入相應的貨幣使產出得到擴大?？上яR克思沒能繼續就不可兌紙幣發行所形成的信貸和財政擴張的情況把話說明白。數十年后，凱恩斯作出了近似的發揮。 

現代貨幣（指不可兌紙幣構成的國家或地區貨幣）和各種歷史性態的貨幣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脫出了物的代表的局限，國家不必先有金或物再造幣，而可以根據社會流通媒介的需求來造幣。發行量及分配的合理性，實際上是基于一定生產力狀態下流通范圍內的潛在產出能力。人們不必先有物或服務再換錢，而可以在利于合理的潛在產出能力發揮和社會公平穩定的條件下，先有錢再促物資或服務的生產提供。     

我們從中可推知：      

1，貨幣存在的合理性是基于客觀社會中的交易需要，其數量及分配、使用都應以此為基礎。宗源有本，故貨幣量及其持有及支出分割應依附于社會的經濟“狀態”，滿足社會（當然是和流通范圍相對應的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交換媒介需求及各方權益平衡的要求。    

若貨幣量及其持有和支出分配滿足對應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交換媒介需求及整個社會的利益平衡，則必加速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協調發展。反之，則必阻斷和壓抑了社會潛在產出能力的發揮及造成社會中各部分的矛盾沖突。       

西方常從總量需求觀點來考慮貨幣和財政政策，這是不夠確切的，因為相同的總量需求可以有不同的經濟社會效果，同樣一筆錢用作軍火開支或用作教育、交通、福利開支其效果當然不是一回事。

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及生產潛力的發揮、調整也與貨幣媒介是否充分對應，及其造成的流轉是否順利、適當有關。

對于控調來說，應當更多地注意研究客觀的“分量”需求（對各種各類商品的具體需求)，及社會潛在能力和資源的開發。

而貨幣的持有分割狀況，也是一個既影響到經濟效果也影響到社會平衡的因素，其合理與否，也最終應由社會效果來判斷。        

2、由于就貨幣原理和其社會功能來說，貨幣并不必與某種實物相聯系（如金本位制等），故在存在中央銀行的今天，其在量上，具有相當的任意性。以至現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采取了各種形式和程度的擴張政策，但其根基一如前述，只有當貨幣量及其持有分配和支出分量符合滿足客觀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媒介交換需求及各方權益平衡時，才是合理的，否則必產生種種事與愿違之處。但一般而言，只要不過于偏差（如希特勒及蔣介石大陸政權末期的濫發紙幣，官斂民財，軍專眾用，使經濟循環崩潰），都較緊縮的效果為佳。      

3、我們所指的社會中的交換媒介需求和各方權益平衡，指的是社會生產和結構狀態中客觀存在的，有實現必要和可能的需求，而不是囿于支付能力和市場現有供應狀態的需求。因為支付能力是可以“創造”的，供給狀態會隨之而變。  

例如，社會中有生產和擴大生產建筑材料及施工能力的潛力，人民有住宅的需求，并且這種需求的實現有益于整個社會的平衡發展，但缺乏相應的支付能力，此時可通過擴張信貸或財政支出使其實現（對可能形成的通貨膨脹后果，我們后面還要分析），此時若緊縮(或者下馬)則必生產能力受到浪費和抑制，需求也得不到滿足。若社會中沒有可利用或潛在的相應的生產建筑材料的能力或資源或施工和技術力量，發放的居民住宅信貸或財政支出，不管是否是財政信貸平衡以內的支出或是擴張支出，都是無的放矢，無益于事。特別應注意的是那種認為財政信貸平衡以內的支出都是有物資供給保證的想法，是全然沒有根據的一廂情愿，必須實事求是地對供給和需求作細致考察。

銀行財政理論及宏觀經濟舉措的正誤

由以上對貨幣理論的基本認識出發，我們就可以進而判斷銀行，財政，稅收等宏觀經濟控調舉措的合理性。      

一種普遍的說法是：銀行吸收存款是積聚閑散資金，發放貸款是移用積聚的資金。 

由于資金不等于貨幣更不等于紙幣，所以這種說法細究起來明顯有問題。投資和紙幣的運動應當分別考察，紙幣積聚的時候并不能就認為其本可對應的物資也積聚起來了（可能由于相應的訂貸取消而使物資生產萎縮），然而當積聚的紙幣貸放出去時更不能認為就是原對應積聚的物資的使用，如個人儲蓄至多相應于用于個人消費品的物資積聚，這些物品一般和貸放之紙幣的購買對象是全然不同的。

所以用模糊的資金概念來解釋銀行活動是不能成立的。

事實是，銀行吸收存款是積聚紙幣，發放貸款是移用積聚的紙幣(注意：存在準備金制度的銀行，發放貸款就不僅僅是移用積聚的紙幣了)。是金融機構對社會流通媒介手段本身的一種商業利用。

但是對中央銀行來說，積聚紙幣是必要的嗎？另外，貸出必須嚴格限于已積聚的紙幣數量果真合理嗎？盡管許多人基于歷史和個人經驗對此深信不疑，但這一對普通商業銀行來說天經地義的信貸平衡，對中央銀行來說卻不盡然。     

首先由于國家銀行可發行紙幣，需要多少就可以印多少（在互聯網銀行卡普及后連紙幣都可以省略了），所以本不必通過各種方法從社會上去積聚，而貸出完全可以和積聚的紙幣數量無關，僅視經濟社會的交換媒介需要而定。

個人收支經驗，在此是完全不適用的。    

實際上只要社會經濟中有這個媒介需要，其交易后果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且無害于各方權益平衡，則即使原來沒有相應的流通貨幣，也可以適當的形式“創造”它，即由中央銀行發行并由銀行貸發或財政支出。貨幣支付需求，完全可依發行、分配者的意愿創造，合理與否，視其客觀社會效果而定。反之，若社會中不存在這種媒介可能或需要，或流通交換無益于社會，則即使握有相應的貨幣量也不得為用。如許多人雖然有錢也買不到合意的商品或服務，廠礦即使有錢也不會買不合用的機電產品。只得眼看其一邊積壓，一邊缺貨。貨幣的流通效果取決于支付需求的分量形式(即買哪些物品，各買多少)?？傂枨髴鞫嗑S空間中的向量理解，數量是無關的。

故個人的存款儲蓄，或許會影響個人支付需求所對應的形態，比如說暫時少買一件衣服，但銀行據此發放的信貸所造成的支付需求的形態，一般卻完全不與個人支付需求的分量形態對應，比如說銀行將個人存款貸給制造廠商，廠方卻用來支付擴建費用。這和貨幣原可能對應的個人衣服當然不是一回事，而若供銷狀況充許廠方擴建的需求而且具備實現的物品條件，則銀行盡可據利貸給，沒必要要求大家少穿衣服來存款以支持信貸。反之，若人們壓縮了個人消費來銀行存紙幣并由銀行轉作生產投資信貸，則除了相應的個人消費品的需求及生產受到壓抑外，投資單位的生產擴張，仍不能越出社會中原已具有的相應的物品條件的限制。比如生鐵的供給，不會由于人們少買了衣服而越出高爐的熔煉能力。用西方教科書的話來說，就是供給不會越出生產可能。相反，卻可能由于最終消費需求受到壓抑而使生產的擴張受到人為限制。

如果情況一方面是人們節衣縮食以致流通中商品積壓，周轉不靈，另一方面是銀行據存款貸給商業部門以支撐占用的流動資金，那就更荒唐了?？墒墙y計數字表明國內大部分銀行貸款是被商業部門和流動資金占用的。

所以，那種以為銀行是積聚閑散資金轉為建設投資的觀點，或許是對什么是資金以及對不可兌紙幣支撐的現代貨幣和流通全局缺乏宏觀洞察所致。

那種以為銀行里的存款必對應著什么物資的想法，是缺乏依據的，事實上完全可能沒有什么商品供給和存款相對應，貨幣只有在介入流通，造成既成或潛在的支付需求時，才對相應商品的經濟循環產生影響，只有在實現媒介時，才對應著等值的商品。而在貨幣退出流通過程時，它就并不必有什么商品與其對應了，盡管我們把錢存入銀行時，可能對應著積錢買各種商品和服務等等的打算，而要使這種想法實現。往往有待于相應產業的生產發展，而這些產業的生產發展所需的材料、設備、技術、經營管理等等又將對應著相應的資源、制造需求和教育、培訓、情報、體制等等。    

經濟活動事實上就是這樣錯綜復雜環環相扣地聯成一個整體，不能以為貨幣無論何種狀態時都應有物品對應。退出流通，就并非所是。     

故我們不妨走得更遠些，假設銀行不吸收存款又如何呢？此時原存款者的消費行為會有重大變化嗎？未必，可能不過是將存在銀行的錢放在家里而已，那么若放在銀行里就可據以貸款，而放在家里就不行？這對擁有發行權的央行來說，也是說不通的，因為銀行依據存在銀行的錢來放款與依據存在公眾家中閑置的錢來作同樣的放款，其流通的社會效果不是一樣的么？所以傳統的貨幣、銀行理論和解釋、做法，可以認為是缺陷、破綻甚多，不能成立。

這里，日本經濟協會理事長金森久雄的這樣一段話可供我們參考。他在<<日本經濟增長講話>>(中譯本84---86頁)中講到：“戰后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是由于所必需的錢得到了充分的供給才得以實現的，……日本銀行的貨幣是供給通貨的最主要的渠道,……日本銀行向民間銀行貸放,民間銀行再向公司放款，……日本銀行在超出自己力量以上的放款叫做“超額貸款“，日本為經濟增長所必需的錢正是靠這種超額貸款供給的?！弊⒁猓哼@里絲毫沒有提及儲蓄。且我們知道日本企業的自有資金比率大大低于其他各國，大部分錢都是靠銀行貸款。    

他并進一步解釋說(見同書)：“在實行金本位制時，由于貨幣的數量受到限制,若是經濟活動旺盛，則銀行自然拮據，不久經濟活動的旺盛便告結束，在經濟知識尚不發達的時候，人們把這種不合理的做法都稱之為黃金的自動調節機能，并且認為是有益的東西?？墒?，現在已經可以做到不依靠黃金的盲目調節力來支配經濟，而由中央銀行根據自己的判斷來調節通貨量了。正因為如此，日本銀行對通貨管理的重大責任就在于要為適當的經濟增長提供必要的通貨?！?

有這種主流見解指導經濟實踐，其戰后興起也必然。           

中央銀行的責任應是：依據國民利益和政府的經濟及政策目標，為經濟、社會的盡佳發展提供必要的通貨。     

為此需認真注意錢提供給誰及他是如何運用的問題。不僅要注意經濟效益，還要注意到社會關系及各方權益的平衡(比如應顧及邊遠和特殊意義地區、特殊產業的發展等)  。     

同時，應該明了，中央銀行的放款數額是不受儲蓄或自有資金或流通中的商品等等的限制的，完全以符合大眾利益的經濟、社會的客觀需要為準?？梢猿浞肿龅桨葱杼峁?。

對中央銀行的工作評價是看它的活動所造成的經濟影響和效果如何，看它是否適當地引導和推動著國民經濟潛在產出的有效發揮，降低失業，穩定價格體系和經濟秩序。      

 如果弄清了貨幣和銀行的原理，當然也就不難明白財政和稅收。

國家財政收支須平衡的說法與國家信貸收支平衡一樣都是以家視國的糊涂觀念，是貨幣原理上的根本錯誤。不能成立的道理，可用流通中的不對應所造成的矛盾來說明。按通常的理解，以財政收入形式積聚的貨幣和實物(封建社會時多實物貢賦)，意味著貨幣支付需求的轉變(原對應于商品a的需求，現可能轉為對應于商品b的需求而不再顧及商品a)及實物所有和用益權的轉移。   

注意和銀行吸收存款積聚紙幣意義不同的是，銀行積聚的紙幣，意味著存款者貨幣支付需求的擱置，即暫時不進入流通，并不改變存款者總的貨幣支付能力，而財政收入形式積聚的紙幣，意味著繳款者對商品的貨幣支付權利的相應喪失。對財政收支的一種傳統解釋相當于把相應于本當為繳款者取得的物品的所有和用益權轉給國家(我們這里提及用益權是因為同一種商品若為不同的人或單位使用，其經濟社會效果可有不同，不能簡單地設為商品的供給數量不變其經濟社會效果也不變)，由國家另行分配使用。在實物貢賦時代，事實或也確是如此。

 但在實物貢賦已難尋覽的今天，情況一般就不能以傳統認識來理解了。     

因為繳款者所納出的貨幣原可能對應的商品需求與財政支出所對應的對商品的支付需求，它們在貨幣數量上雖可能是一致的(收支平衡時)，但對應的商品內容一般卻極不相同。比如對個人來說，若不納稅的話，他可能將此款用于購買某些食品，這將對相應的食品供求和生產造成影響，而國家將此款取去后卻可能用于對圖書館的撥款，用來購買某些書籍，對書籍的出版供銷產生影響，這與對食品的影響顯然是不同的，在物品生產的實物投入產出關系上也沒有證據可說明少生產了食品就可多印書。若以為個人不繳納紙幣國家就沒有錢買書，這對擁有發行銀行可按需供應紙幣的國家來說，是不可理解的，是以個人收支經驗來揣測國家財政了。這大概是未曾深究不可兌紙幣原理及流通過程的人最容易接受的觀念。那種以為財政、信貸平衡物資供給必平衡，財政、信貸不平衡物品供給也必不平衡的想法，在分析和事實上都缺乏深察。其實財政、信貸即使平衡，物資供給也不一定在各需要的分量上平衡，光是資金總數表面平衡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一些商品供不應求，一些商品積壓的總數平衡無益于經濟發展。況且總數也并不依財政、信貸而平衡。相反，財政、信貸即使不平衡，供給與消費也可能相對平衡或處于更合適的狀態。      

對于國家財政來說，由于可由中央銀行直接供應貨幣，所以從原理上講，即使不征收稅利，一分錢收入沒有也毫無關系，可照樣按需支付（故美國政府國債高達數萬億美元經濟仍照常運轉，實際上，它即使全部赤字開支也未嘗不可，聯邦儲備也用不著自欺欺人地發什么國債）。這里的“需”當然是指合乎人民大眾利益且為物質經濟所容許的“需”。由此導致的經濟增長也沒有理由比依稅利收入開支為差。     

象那種依待香煙稅利來積累財政收入實屬自欺欺人的不智之舉。依靠無益于國民健康的香煙來所謂回籠貨幣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紙幣根本不須人為“回籠”，更不應該用無益于社會的東西回籠。而且回籠概念本身也是大有疑問的，以為流通中貨幣過多，所以要由國家來回籠，回到國家金庫里，這是缺乏深思的。       

事實上，人們購買香煙的錢并不會退出流通不動，它一部分轉為商店和煙廠的收入，商店和煙廠將用來支付本身的費用及謀取自身利益，煙廠可能據以擴建或支付獎金等。一部分轉為國家的財政收入，而國家又將據此進行開支，仍將其投入流通過程，不過可能是換了個方向或對應物而已。總的流通量并不會減少(當然若慮及流通速度的話可能會有改變，但這與回籠后速度將減慢無關)，只不過其中一部分將使資源分配對應著供給香煙這樣一種可能是無益于大多數人健康之舉。     

若因為適銷商品不能滿足需求，就增產香煙之類或抬價出售以回籠過多的貨幣，則未免使人有陰差陽錯之感。     

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美國的塞繆爾森在《經濟學》一書中寫到，“那些老一套粗淺的經濟學的陳舊說法，那些傳授給我們的祖父們而祖父們又灌輸給我們的學說是什么呢？這里有一些例子：

1，政府預算每年都要平衡(而且其數額要少，其支出要節儉，其用途要嚴加控制)。   

2，公債是給我們子孫造成的負擔(正象壓在他們肩膀上的沉重石塊一樣)。一切的欠債都是罪惡，公債尤其如此。     

3，對于每個人或每個家庭是正確的東西，對于政府也是正確的。如果夫妻兩人的花費多于他們的所得，那么他們將破產，從而困苦來臨……。     

有意思的是：在今天，沒有一位專家對于這張清單表示贊同，也沒有一位專家贊同清單所闡述的道理……在今天的世界各地，研究實際問題和財政原理的有經驗的研究人員對于這些問題的答案與我們祖先迥然不同了……。

和一般人所具有的舊式觀點相比，我們現在的觀點已大為不同，經濟學所重視的沒有通貨膨脹的健康成長，而不是預算的平衡……，如果預算沒有必要在每一年中都保持平衡，那么，政府的支出應該遵循什么樣的原則呢？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最終結論是，除了下列各點以外，并無其他的財政原則可循：

(1)避免浪費和提高效率，

(2)在民主政體中，整個社會決定哪一部分的資源應為政府而不是為私人優先使用……

以上一段文字是值得反復閱讀和思考的，任何會計學的準則都不能夠代替這些有關政策的基本原則。

我們希望，有理性的經濟思想會代替迷信和誤解，在平衡預算的口號失去了它限制政府支出的作用以后，良好的社會應該用代價和益處的分析來代替它。“(第10版中譯本504--518)。

相形之下，我們的一些專家學者，至今仍然對國債、赤字視為重負，是否桃花源中人了。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國家財政預算是否出現赤字，對經濟生活來說，是無足輕重的，不值得緊張，不可用個人家庭入不敷出的窘狀來設想。

國家與個人、家庭、單位乃至地方政府不同的地方在于，國家具有貨幣發行權，債務人即是債權人。自己跟自己借債，還不還是無所謂的。如果是借新債還舊債，則可以無限循環下去。債務只有在外力催逼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崩斷經濟鏈（所以借外債要小心，最好不借）。如果集債權債務于一身，根本就無人催逼，借債豈不是一件輕松愉快的事嗎？發達國家大多是高債務的，如2002年美國國債達5萬多億美元，消費者債務達7萬多億美元，意大利、日本國債都超過GDP的100%(2004年日本國債高達7萬多億美元，人均負債5萬多美元)，這些并沒有影響其經濟發達。恰恰相反，如果沒有高額債務的支撐，我們很難想像這些國家經濟何以運轉？何以發達？至今的所謂警戒線理論，即國債赤字不能超過GDP的多少多少，都是缺少根據的臆想。國債赤字真正的警戒線應該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可以比較直觀地反映物資供求是否平衡。如果通貨膨脹超過兩位數，國債赤字必須相應縮減。否則則可以大膽使用，不用管什么占GDP的百分比。        

比如這些年我國雖有些赤字，但人們無法否認近年來取得的實際經濟進展和對GDP的拉動。而這幾年中若硬要削除赤字(這當然不是不可以，硬削支出就是了)，則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就業必將遭到更大頓挫。且由于乘數關系，實際有形無形損失就更難估計了。如今就業形勢嚴峻，實因國債赤字太少！

那種危言聳聽的國債赤字潛伏危機之說，表面上似為有遠慮的經驗之談，實則是傳統和錯誤觀念影響下的似是而非之論。至于某些投資、策劃的失誤，保障體制的欠缺及經濟社會管理體制和對策的不當所造成的挫折和社會不安，并非是赤字的過錯，而是決策分析和經濟控調能力及社會體制尚未適應社會大眾利益和市場經濟所致。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將財政支出作了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最為合理有效的運用，一般可將盈利性質的經濟經營所需的錢，由銀行貸給，非營利的行政、教育、文化、科研、國防、公共事業等開支，由財政和稅收開支，兩方面都應該用投資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來考核，由決策者或使用者負經濟和法律責任。銀行和財政，都應對切實有益的、有物資供給保證、實踐中可行的經濟和社會活動作充分的貨幣供給。作為政府的高級分析，還要特別注意無形價值的判斷。光知道采油、采煤賺錢，不注意環境污染和可持續發展，顯然不妥。另外，作為一個系統構設的一環，還應根據統計分析，制訂工資物價指數，使人們的工資能隨著經濟發展和物價的變動而自動調整。工資收入及時、準確、合理的調整，對于穩定社會和經濟發展，控制秩序，保持信心是極為重要的。

 對于國家財政支出可不顧財政收入，許多人一定會產生這樣的疑問：這不將造成通貨膨脹么？

仔細研究一下流通過程，就不難發見，雖然其情況與一般的設想有許多差別，但并不排除物價上漲的可能，不過問題的實質在于通貨膨脹的利弊如何？這就需要具體細致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論，事實上是在某些條件下對某些方面有利，在某些條件下對某些方面有害，利弊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受環境和控調左右。  

若控調得當，輕度的通貨膨脹將無害于社會。但通貨膨脹本身并不促進經濟發展，而是由于適當發行貨幣，松動銀根促進經濟發展，通貨膨脹僅是后者在自由經濟狀態下的一個難免的后果或無寧說是副作用吧(在集權控制物價“官定”的計劃經濟體制不一定表現為通貨膨脹，而可能只表現為供需脫節)，但在現在的經濟水平上，常是利大于弊，故通貨膨脹現象也將不絕于世。無怪乎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詹姆斯、托賓這樣說到：“通貨膨脹作為一種社會災害被過分夸大了，盡管物價正在年復一年地上升，然而經濟也正在生產著越來越多的商品，滿足人民需要的商品、勞務和工作機會。畢竟這一切才是經濟的真正目的”（見<<十年來的新經濟學>>中譯本90頁）。

可以說只要大眾收入增長超過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就不值得大驚小怪。如果通貨膨脹超過大眾收入增長，那就必須嚴肅對待，相應削減國債、赤字開支。

稅收的控調意義     

  我們前面已說過，對于國家財政開支來說，稅收并不必要，并不象一般人想的那樣以為沒有納稅人繳幣國家就無錢支付開支，但各種稅收通常伴有反映調控所需要的經濟信息，調整社會中各部分的利得關系的作用。作為一種體現社會公平和調控發展方向的重要工具，我們并不建議放棄稅收，而是希望在更合情理的基礎上構設它，以適應經濟、社會控調的需要。     

以往的稅法多從比較單一的資金額考慮，資金營業額、所得多就多繳稅，反之則少繳稅。這是遠遠不夠的。稅負作為一種調控工具來說，必須根據社會的需要作全方位的綜合考慮。不是為了養一批人，而是從社會公平和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全面引導企業和個人良性發展，遏制各種危害社會的現象蔓延。

從社會公平和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說，企業或個人占用社會資源（占地或占有某種社會資源如礦藏等）、消耗能源、污染環境、對社會文明產生不良影響（濫用色情、暴力和低級庸俗以獲利）、奢侈浪費等可能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的方面必須征稅。社會稅負可從目前比較單一的利得改為從可能造成負面影響的資源、能源、環境、社會文明、特別消費五方面征收。營業稅、增值稅、所得稅、利息稅、印花稅、交易稅、海關稅等等只與資金額掛鉤的稅種可以削減以致完全取消。政府并不需要企業和老百姓出錢供養。對正當的、對社會有益的企業與個人的獲利行為不需要征稅，而是多多益善,這樣的企業和個人越多越好，越富越好。不需要劫富濟貧。但對社會有負面影響的方面除了其它法律之外還必須征稅。比如在環境污染方面，環保法定有一定標準，超標即要處罰，但大量的不超標者卻仍然是在污染環境。達標的汽、柴油車仍然要排放廢氣；達標的耗能者仍然要造成地球一次性能源的枯竭；合法的企業卻生產對社會無益的產品（香煙、低俗媒體）。對這些法律之外而又確實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普遍現象，應當以稅收加以遏制。這樣的稅收體系出發點可以稱之為“劫負濟民”，與以往的“劫富濟貧”（實際上可能是“劫民濟官”）稅收體系有根本的不同。

除了該收的稅，形形色色的各類稅外費基本上都屬應予廢除之列。如過路過橋費，據統計我國公路上平均30公里就有一個收費站，我國的收費公路占全世界收費公路里程的75%。這些都應在征收汽油稅、排污稅之后全部撤銷，由國家統一支付修造路橋費用。政府對社會大眾的服務則應完全免費。特別是警察辦案如果也要事主出錢，不但是有辱公門，也使政府維護社會公正的職能大打折扣。即使是國外通常收取的法院打官司訴訟費，也應予以撤銷，使所有人可以真正平等的打官司。如果因此導致打官司人增加，事無巨細都上法庭，也不是一件壞事。一方面可以做大司法產業，增加法官和律師隊伍就業，另一方面也對全民學法、推行法治和社會穩定更為有利。現在的許多刑事案件，不就是小問題沒人管最后導致惡性犯罪嗎？

 新貨幣原理應用 

現代貨幣應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潛在產出發揮對通貨的需求，這是我們前面研討通貨原理時已弄清的問題，由此可知國家作為貨幣的發行者幾乎具有無限的支付能力，可以為社會必需的方面提供充分的資金保證。也就是說，國家對于確為社會所需要的方面在資金上可以“按需提供”。

根據現代貨幣原理和我國的具體情況，以在央行內設立各專項基金為宜。如支持先進生產力發展的科技基金，支持文化教育的教育基金，支持社會穩定的社保基金，還有環保基金、醫?；稹野踩Ｕ匣稹⒔煌ńㄔO基金、新能源開發基金、社會文明建設基金、農業現代化基金，行政首腦協調基金等。將一應依靠自己的力量，調動內部生產潛力能辦的大事，都在央行專項基金內支付，根本不必為擴大內需發國債?；鸢l放與財政收支脫鉤，不涉及盈虧赤字等庸人自擾話題，而只依據國內的潛在產出能力和社會需要。在央行內，設立基金項目組，借鑒世行的項目管理經驗，負執行監督之責。   

基金年度不存在結余或債務，能被有效用掉，即說明被潛在產出能力吸收；不能有效用掉，即未能被國內潛在產出能力充分吸納或現行結構體制下尚未能容納，應減支或更制。通脹加劇時應減，失業和潛在失業增加時應針對性地增。     

失業率、潛在產出能力、通脹率，才是宏觀貨幣舉措力度和投入方向的最重要的參考指標。     

政府收支如有赤字一律向央行發行國債（這也是美國聯邦政府例行的標準做法）。而不是向社會賣國債（向社會賣國債與擴大內需事與愿違）。再由央行根據通貨膨脹情況向社會賣出（收縮銀行通貨〕或買進（增加銀行通貨〕國債和保值國債。     

這種舉措，不改變現行財政收支體制，行得通、有效果可繼續補充完善；行不通、效果不好，可一筆鉤銷，撤除基金，恢復原狀即可，進退兩宜。初期只做不說，不公開爭論，以免俗議嘩然，內外驚擾。        

第二章 解放大眾消費力 走共同富裕之路

這里所說的共同富裕，并不是“均貧富”。這是與以往各類烏托邦的基本不同之處。因為如果“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社會必然失去競爭力，失去優勝劣汰，最終使社會發展陷于停滯而被淘汰。國家即使有再多的錢，也不能亂發、亂花。如果沒有效率和競爭，錢只是虛值，并不代表財富。因此這里所指的共同富裕之路，不是傳統的均貧富，而是在市場競爭和多勞多得基礎上，以一系列政策保證和提高大眾消費力，提高整體民眾的生活水平。避免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擴大貧富差距，剝奪大眾理應共享的消費力（這在以往是屢見不鮮的，也是馬克思絕對貧困理論的根據）。沒有大眾的消費力，僅靠少數富人，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富強。解放大眾消費力（千萬不能理解成鼓勵奢侈浪費。這里要解放的是教育、醫療、住房、交通、通訊、文化體育休閑活動等大眾理應享受而未能享受的消費力），而不僅僅是解放生產力，是走向富民強國的必由之路。

短缺錯位-改革的兩個階段

中國過去搞的計劃經濟，其實質是行政經濟，也就是否定市場規律，用行政手段調控經濟。這種經濟的顯著特點就是效率低下，商品短缺，賣方市場，大眾消費力極低。從吃到穿到用，什么都不夠供應。人們微薄的工資加上一大堆各式各樣的票證，一般只能維持勉強的溫飽，什么空調、洗衣機、冰箱、彩電、電話，想都不敢想，沒有錢。

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后，我國人民大眾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當年不敢奢望的，似乎只有洋人才用得起的冰箱、彩電、空調、洗衣機、電話等，逐漸進入了中國的尋常百姓家。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象是“芝麻開門”的咒語，喚起了生產力的大幅提高和商品的極大豐富。經過十多年的努力，至1996年中國連年上漲的物價出現回落開始，中國終于奇跡般地扭轉乾坤，告別了短缺時代，由長期的賣方市場一舉跨入了買方市場。

買方市場的形成，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第一階段的任務已經完成。初步搭成了市場經濟的框架。此后中國面臨的新問題是，短缺已經發生了錯位，短缺的不再是一般商品，而是-“購買力”。廠家們不再擔心供不應求，而是要為推銷積壓產品犯愁，大把地花錢做廣告，希望“上帝”們慷慨解囊。由“買難”轉向“賣難”，給經濟運營帶來新的壓力，企業虧損、破產，職工下崗、失業，這些名詞的頻繁出現，預示著中國的改革又面臨著新的挑戰。

與前一階段不同的是，以前要解決的是商品短缺問題，此后要解決的是購買力短缺的問題，以前的改革是要解放生產力，此后的改革則是要解放消費力。因為我國生產力已經遠遠超過了消費力，只有解放消費力才能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消費力是盆 生產力是水 盆大水才能大

如果說計劃經濟是生產主導型，生產什么用什么，生產多少用多少，那么市場經濟則是需求主導型，需求什么生產什么，需求多少生產多少。這種顛倒無疑是一種進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從生產的后方轉到了前方，不是生產決定消費，而是消費引導生產，決定生產（這在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再怎么需求生產不出來也是白搭)，同時也制約生產。正是這一基本的變化，使我們對消費理論需要重新認識。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低工資低消費。中國有一句老話：“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正是傳統經濟的寫照。傳統經濟舍不得在人員工資上多投入，總想勒緊褲帶發展經濟。殊不知這樣一來勒緊的不是褲腰，而恰恰是勒住了國民經濟的咽喉。

因為消費能力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并不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無聊游戲，而是實在的“盆”“水”關系。在市場經濟生產力大發展的條件下，消費力是盆，生產力是水。盆有多大，水有多大。要想得大水，先要做大盆。

如果水大于盆，就會泛濫成災，即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或造成生產力流失（落入外人或少數人口袋），即中國農民常說的“增產不增收”，只見GDP增長，不見人民大眾收入和消費水平提高。只有把盆相應做大，提高大眾的收入和消費力，才能保證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成果落在人民大眾的口袋里，并促進經濟向更高水平發展。因此發展和保持與生產力相適應的大眾消費力，對現代經濟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當年美國汽車界的先驅者老福特，最先悟出了這個道理。當時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比我國目前還差了很遠，生產的小汽車很難賣出去。為了賣小汽車，老福特采取了兩個措施，即提高工人工資和降低車價。這一做法獲得了很大成功，既提高了廣大工人生活水平，又使產品形成了規模效益，可謂勞資雙方得到雙贏。

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克服經濟蕭條，推出了羅斯福新政，其核心內容也是保障和提高工人收入。當時制定的“勞工關系法”（即美國歷史上有名的“瓦格納法”），以法律形式保障工人和工會組織的權益，影響深遠?？梢哉f為資本主義克服經濟危機走向發達奠定了基礎。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曾研究提出高消費理論，即“高工資→高消費→高生產”形成良性循環的“團團轉”理論。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不被理解。倒是鄰國日本的經濟學家吸取了“高消費”概念，于五十年代末依據高消費理論制定了“國民收入倍增”的十年發展翻番計劃，大力提高國民收入，發展家用轎車等龍頭產品。至1973年日本加入經合組織為標志，在短短十多年內快速擺脫貧困邁入發達國家行列。之后亞洲幾小龍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高消費政策，使生產和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

所以現代經濟高消費理論，也就是做大盆理論。不把大眾消費力這個盆做大，經濟永遠上不了臺階。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是以大眾消費力為界限的?？可贁蹈蝗藷o法拉動整個國民經濟。一個富人以一萬元買一件衣服，與工薪大眾以一百元買一百件衣服，看起來消費價值一樣，都是一萬元，但實際價值大不相同。這件一萬元的衣服所消費的大多是虛值，其所用的原材料、所帶動的就業和對相關產業的拉動，遠遠不能與一百件衣服相比。所以少數富人的消費大多是虛值，只有工薪大眾的消費才具有真實的消費力價值，才能真正推動國民經濟上臺階。
提高工資好處多

傳統的經濟觀把工資福利支出只看作成本消耗，以致我國上世紀60-70年代曾出現過勒緊褲帶（凍結、降低工資福利）搞生產。其結果只能是越搞越窮。現代經濟理論則認為大眾工資福利支出實質上是對消費力和生產力的投資，是關系國民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一項投資活動。

有人擔心提高工資、保障職工權益，會增加成本，影響產品競爭力，影響引進外資。在人們的傳統概念中，總認為低工資是我們的優勢。但事實表明，低工資既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我們的劣勢。日本的一位高級職員這樣評價：“中國的低工資應該被解釋為其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反映。只有在中國工資水平接近日本同時反映出其生產率提高的時候，中國才可能成為日本難以對付的競爭對手?！?/p>

如果低工資只有優勢的話，那么高工資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優勢又在那里呢？從總體上來說，高工資比低工資優勢要大得多。

1.擴大消費，擴大內需。從消費市場來看，高工資國家的消費市場無論深度還是廣度都比低工資國家容量大得多。高工資國家的個人消費力，相當于一般低工資國家的幾十倍上百倍。這種以一當十、以一當百的消費力匯總起來，對于經濟發展來說具有何等強大的推動力。

2.推動科技進步。我們常說我們的產品技術上與國外先進水平相差多少年，但這種差距首先不是在技術上，而是在市場消費力上。因為所謂高新技術，首先來源于市場的需求。沒有市場的需求，再好的技術、再好的人才也只能被浪費。

3.創造就業機會。從就業來看，發達國家龐大的第三產業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如美國第一產業占國民總產值的2％，第二產業占20％，第三產業占78％。我國目前第一產業占18％，第二產業占46.6％，第三產業占35.4％。很明顯，我國今后的就業崗位第一產業嚴重過剩，第二產業也基本飽和，只有第三產業是今后就業的主要方向。而第三產業的高度發展，需要廣大工薪階層高工資高收入的支撐。在低工資低消費的條件下，以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很難有發展的余地。沒有消費的需求國家再投資也沒有用。較高的工資、社會保障標準不但可以為二、三產業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也使人們有可能一人養全家，不一定要雙職工全部出去打拚。從而可以雙向減輕就業壓力。

4.具有人才、效率、技術優勢。高工資國家雖然工資成本高，卻同時具有人才、效率、技術、開發創造力的優勢。因此其大部分商品、特別是高附加值中高檔商品，國際競爭力都遠超過低工資國家。即使一些產品拿到低工資國家加工，利潤大頭仍然落在高工資國家手中。

5.有利于淘汰落后偽劣企業。象我國屢禁不止的高耗低效的五小企業（小鋼廠、小煤礦、小化工廠等）和造假偽劣企業，在高工資國家就難以生存。中國的萬元GDP能源消耗水平是發達國家的3到11倍。說明我國低效差劣企業過多，嚴重影響了經濟效益。

6.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根據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的經驗：“部長和公務員的工資達不到應有的水平，搞垮了亞洲許多國家的政府。為了使政治領袖和高級官員維持廉正自守的高水平，給他們足夠的薪酬，是極其重要的?！毙录悠抡且匀w民眾的高工資高福利制度（新加坡總理年薪在世界各國首腦中排第一位），創造了一個沒有資源一窮二白的小國廉政高效高速跨入富裕發達的神話。

7.有利于引進外資。當今世界外資總量的五分之四是流向發達國家，可見外資追求的主要是商機、市場而非單為低工資而來。以中國眾多的人口，只要提高工資收入，擴大內需市場，進一步提高國民消費力，外資自然會滾滾而來。

8.有利于共同富裕。廣大勞動階層的富裕，主要靠工資和社會福利保障?？科渌緩桨l財的只能是少數人。提高工資福利可以使廣大勞動階層與業主共同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低工資低福利使廣大勞動階層有整體淪為弱勢群體的危險。

所以就總體而言，高工資的優勢要遠大于低工資的優勢。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與工資收入的提高是分不開的。如果我國的職工收入不從百元級增加到千元級，我國達到今天的經濟規模和家用電器的普及大發展是不可能的。今天當我國的經濟產業結構向更高層次的發展，也需要更高的工資、更高的消費力來支撐。那種靠勒緊褲帶，以低工資、低消費實現高增長的傳統觀念，已被實踐證明只是小農經濟的幻想。低工資所造成的消費力損失、就業損失、產業發展損失、人才與科技創造力損失以及腐敗損失，對一個國家來說，是其廉價打工所掙的一點血汗錢所無法彌補的。
要成為經濟強國  必先成為消費強國

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已不再是生產力，大眾收入低，消費力跟不上，已成了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有人認為我國居民存款有10多萬億元，老百姓不是沒有錢，而是不肯花。那么我國的老百姓為什么要存錢（大部分存款并不是勞動大眾的，80％屬于少數富人），美國人為什么敢不存錢借貸消費（美國2001年消費者債務達7.3萬億美元）？這與收入水平直接有關。美國人均收入3萬多美元，我國的人均收入1000多美元，大約只有美國的幾十分之一。收入水平直接制約消費能力。一個月收入一千元的工薪階層，要想買一套總價30-40萬元的房子或是年耗費1-2萬元的小汽車，即使銀行愿意貸款，許多人還是不會去買。因為每月一、兩千元的銀行還款或是耗費支出，一般千元級的工薪階層很難承受。如果月收入在萬元以上，則可以很輕松地貸款買房買車，哪怕他在銀行沒有一分錢存款。因此千元級月收入的消費水平，與萬元級絕對不在一個檔次。國民大眾的消費能力只能通過工薪收入水平來衡量。

從國內生產總值，即GDP增長率來看，中國長期保持高增長。統計數據顯示，建國以來，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8.3％的速度增長。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更高達9.5％。而同一時期，發展中國家為3.4％，發達國家為2.7％，美國為2.3％?？梢哉f，中國的GDP增長率，是發展中國家的2倍，是世界平均增速的3倍，是發達國家的4倍。按這樣的統計，毫無疑問，從上個世紀50年代至今，中國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但奇怪的是，幾十年高速發展，現實中中國不但沒有趕上發達國家，而且在人均收入上還被當初和我們發展水平差不多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超出并遠遠甩在后頭（韓國1968年人均收入只有87美元）。我國目前的人均收入與日本相差不是一倍兩倍，而是數十倍之多。我國的工資水平近年來雖然有較大提高，但仍然遠遠落后于港澳臺及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分析起來有兩個方面，那就是在傳統經濟觀念的影響下，我國的大眾個人收入增長和農民的城市化長期滯后，使GDP的增長成了虛漲（增長的果實沒有落入大眾口袋）。在改革開放前的20多年里，我國的個人收入、農民城市化的增長幾乎停滯；改革開放后雖有增長，但仍然滯后于經濟增長。這無疑阻礙了的消費力的增長，并最終影響了經濟實力的增長。如果我國的個人收入和城市化能與GDP同步增長，那么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將和美國旗鼓相當。所以說國民大眾個人收入的增長，也即國民消費力的增長，是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指標之一，是對國民生活質量和國家經濟實力的基本反映。離開大眾個人收入的增長，其它指標并沒有太大的意義。

我國目前的商品生產能力過剩，正是一種低層次的過剩。在中高層次的消費領域，我國的市場潛力還十分廣闊。我國小汽車人均占有率，不但與發達國家差距巨大，也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8人一輛，我國百人一輛）。其他如教育、醫療衛生、旅游、文體事業、環境保護、第三產業的發展等方面，我國與較發達國家相比，都還有很大差距。也可以說正是在這些方面，我國存在巨大的潛力和商機。但要把潛力變成現實生產力，首先要開發的是消費力。沒有消費力一切都無從談起。

與國外及港澳臺相比，我們的消費力差距要遠遠超過生產力差距。如就城市發展水平而言，上海與香港、臺北相比差距并不大，有的海外報刊甚至把上海排在臺北之前，緊隨香港之后。但在人均收入上，上海只有1萬多人民幣，遠不能與香港、臺北的2萬多美元相比。香港特首董建華年薪360萬港幣，幾乎是我國政府最高領導人工薪的一百倍。香港薪酬最低的菲律賓傭人年薪為4萬港幣，香港的貧困保障線為家庭月收入8500港幣，竟都超過我國行政最高工資標準。差距何等巨大！正是由于消費力上的巨大差距，當我們看到600多萬人的香港2000年出口額2024億美元，與當年我國十多億人口的大陸出口額（2492億美元）相差無幾，也就不足為怪了。

由此可以看出，強大的消費力，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和保證。通常國內消費者支出要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估計，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消費率水平為78-79%。美國、英國的的消費率都在80%以上，印度、巴西為80%，日本更高達85％，而我國2000年只達到60.8%，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經濟日報》2002.4.8“消費率偏低狀況亟待改善”），至2005年國內消費進一步降低，反而外貿占到了GDP的80％。當我們看到一個香港的消費力曾超過大半個中國，人口數千萬的小國，消費力卻以一當百，遠遠超過我們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我們不能不被深深地震撼。如果說經濟是一列車，那么消費力就是火車頭。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要想成為經濟強國，必須成為消費強國。要想解放生產力，必先解放消費力。解放生產力不是目的，解放大眾消費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根本。

自己沒有消費力，再怎么發展，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共同富裕才能興旺發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也同時面臨著貧富差距大、城鄉差距大、市場疲軟、部分企業和職工面臨困境、廣大農民收入低的新問題。根據2002年6月國家統計局的一項統計數據表明，20％的存款大戶擁有人民幣和外幣存款的64.8％和89.1％，而20％存款最少的戶只占人民幣和外幣存款的1.2％和0.2％，高低相差63.6到88.9個百分點。據世行報告，在所有國家中，中國的吉尼系數（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不平等）增長最快,八十年代初我國的吉尼系數是０．２８，１９９５年我國吉尼系數飛漲到０．３８，1999年已達0.445，超過了0.4的警戒線。說明我國的貧富差距已經相當嚴重，少數人享有了大部分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廣大工薪階層收入低，未能形成壯大的中產階級。更廣大的農民還未能脫貧致富。這個問題將嚴重困擾中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有人認為工資水平是隨著經濟發展而發展的自然過程，主要應由市場調節，不能人為拔苗助長。這種看法實際上是把工資等同于普通物價。如果工資福利沒有政府的干預，全靠市場調節，那么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條件下，出現下降也是理所當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何能提高呢？中國當前出現的一些企業十多年不加工資，造成部分職工生活困難的現象，就是因為政府干預不夠，工會軟弱無力，導致劣質企業無法淘汰，職工權益得不到保障。所以對于工資福利來說，政府的干預是必不可少的。美國三十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就是政府干預的典范。當時羅斯福提出的勞工關系法，以法律規定工資必須由勞資雙方協商確定，不得由業主獨斷。這一法規當時遭到業主的強烈抵制，羅斯福甚至被反對者指為“共產黨”。但羅斯福堅定不移地運用政府行政手段強力推出，終于在提高勞工收入和地位的同時，使當時的美國擺脫了經濟危機的困境，踏上了勞資雙方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說政府的干預，是工資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必不可少的保證。也是經濟發展、共同富裕、社會穩定必不可少的條件。當今高工資高福利的發達國家，可以說主要是通過政府干預才形成的。在這些國家工會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法律地位，可以保證廣大工薪階層可以有平等的地位與業主對話，不至于淪為弱勢群體。在這些國家社會保障稅是第一大稅種，每年的社會福利支出高達政府財政預算的一半以上，即使借債、赤字也依然保持這樣的高比例，這是“自然發展”所不可能的。工資福利缺少政府干預“自然發展”的國家，無論發展多少年，都與富裕發達無緣。

我國9億農村人口的脫貧致富，是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大問題。這個問題最終只有通過減少農村人口，使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轉移才能達到。從未來的就業形勢看，中國未來唯一具有巨大就業容量的，將是第三產業。而第三產業作為服務行業，需要有較高的消費力支撐才能發展。也就是說要解決農業人口的轉移問題，首先要提高廣大現有工薪階層的工資水平，通過現有工薪階層收入的提高，消費力的增加，達到發展和擴大第三產業，推動城市化，最終將大部分農業人口轉化成工薪階層的目的。據估算如果中國的工薪階層（目前約一億多人）平均月薪達到5000-10000元，將能為第三產業提供超過一億個就業崗位，即工薪階層擴大一倍。如果這些工薪階層的月薪再提高到10000-20000元（接近香港、臺灣的水平），將可使工薪階層的人數再擴大一倍，即中國工薪階層總人數達到4-5億人，其中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將占到70%以上，即可基本解決農民問題。如果中國工薪階層的收入不能提高，那么從宏觀上來說第三產業的發展、就業和農民問題都無法解決。

當前的中國只有解放大眾消費力，才能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只有讓每個勞動者家庭體面而寬裕地生活，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中國的社會才能穩定，人才才能凝聚，市場才能持續繁榮，企業才能產銷兩旺。工薪福利水平所代表的消費力增長與國民大眾的幸福生活和真正的經濟增長，具有密不可分的正比導向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經濟發達帶來高工資高福利，而是高工資高福利才能造就經濟發達。

富民新政

當年臺灣人均收入100美元的時候，菲律賓人均收入2000美元；而當臺灣達到人均10000美元的時候，菲律賓仍然是2000美元。這就是臺灣人驚呼的“菲律賓危機”或人們所稱的“拉美危機”，對其他國家和地區也一樣存在。一種模式的發展是有其極限的，要跨越極限，只有改變模式。

財政貨幣新政

即以立法形式規定國債按需發放。國債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需要發放，其發行數額僅受通貨膨脹和資源限制，不受其它盲目的數量限制。當通貨膨脹超過輕度時，國債發行總額應相應減少。當某種資源短缺時，可能加劇短缺的國債項目應減少或停止，轉投可緩解短缺的項目。

國債項目的確定，應由民間專家決定。政府可參與端盤子，即公開向社會征集，提出一些可供選擇的項目，最終的決定應由民間專家通過嚴格規范的法定程序決定。民間專家可通過行業協會和公證機構從電腦專家庫中抽取。杜絕地方“跑部”和官員出于部門利益亂拍板。如京滬高速鐵路采用輪軌還是磁懸浮方案，如果由民間專家決定，結果可能不一樣。如果明白國債可以按需發放，完全可以二者并舉，各建一條線，在實踐中比較，不需要爭論。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可以為這一類項目提供廣闊舞臺。

國債項目的投向，應當是民間無法投資或無法滿足投資的公益性項目。凡有收益的項目，均應先向社會民間集資，不足部分由國債補足。比如象三峽水電、西氣東輸、高速鐵路等工程，盡管工程浩大，但建成后都有穩定的收入，均可先向社會敞開集資，不足部分由國債補足。這樣一方面可以保證工程上馬，節約國債使用，同時也是讓利于民，造福于民。

除了交通、能源工程等硬項目之外，教育、衛生、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科技創新、國防事業等所謂軟項目，往往是市場經濟的軟肋，更應是國家資金著重投入的方向。這些方面的不足應由國債一體補足。

以上國債的投放可在國家中央銀行設專項基金解決。在央行內設立基金項目組，借鑒世行的項目管理經驗，負執行監督之責。   

勞動工資新政

共同富裕不是“均貧富”，而是使所有低收入及無收入者得到高度保障，提高整體民眾生活水平，全民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即“上不封頂，下有保底”。

共同富裕不可能自然形成，需要政府強力介入。

勞動工資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環，最廣大勞動者的富裕是要靠工薪實現的（大多數農民遲早也要演變成工薪勞動者）。因此對勞動工資來說，首先要保證勞動大眾的工資在正常情況下得到與社會發展相應的正常增長。為此可立法規定實行終身雇用年功系列工資，在正常情況下不得隨意解雇職工，職工工資隨工齡增長（非正常－如違法亂紀或有過失、或企業經營發生意外、或有特殊貢獻－除外）。工資增長額或解雇職工要由資方與工會協商決定。協商不能求得一致的，由法院或政府裁決。任何單位都必須有規范的工資系列程序并報政府有關部門批準，不得隨意解雇職工和隨意定工資。

其次對有損大眾利益的現象要加以制止。除了規定最低工資之外，要對各單位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的差距加以限制，一般以五倍為宜。過大或過小都無益于社會。企業的大股東不得拿高薪，其工資不得超過職工的平均值（大股東的紅利和股息是主要收入，再拿高薪就侵害了小股東和職工利益）。

社會保障不再是過去的貧困救濟概念，而是要保證每一個國民都能過上體面寬裕的生活。不僅要保障衣食住行，還要使醫療、教育、就業也得到保障。衣、食、住、行、醫、教、就業都得到保障，國民就解除了后顧之憂，擺脫了生活窘迫的貧困陰影。為此除了向保障家庭提供生活費、廉租屋、公交月票、醫療保險、義務教育等，國家還有義務為失業者介紹和安排工作。國家可成立專門的勞動服務機構，既為失業者介紹工作，本身也保有一定的工作崗位，可以滿足所有失業者的需要。就業問題說到底還是一個投資問題，國家只要在公益事業上多投些資，部分失業者的就業問題就解決了。如果當年國家很窮的時候能包所有人就業，那么現在國家資金充裕，只包很少一部分失業者就業當然不成問題。組建生產建設兵團、社會服務組織、兵役等，都是國家直接安排就業的途徑。

國家實行強制公積金制度。所有工薪人員都必須繳存相當于工薪收入30-40%的公積金，業主也以同樣數額存入個人賬戶。公積金可在購房和退休時動用。個人如果違法違紀，有可能失去公積金。反之則退休時能得到相當豐厚的回報，足以安度晚年。

教育新政

教育是立國之本。中國應實行十年制義務教育。即小學五年，中學五年（不分初、高中）。義務教育畢業達到高中文化水平。教學內容以素質教育為主，主要培養學生的道德、世界觀，使學生走向社會時具有誠信、敬業、勤儉的美德和環保意識。嚴禁以“讀書做官”“升官發財”等腐朽思想誤導學生。文化知識突出“雙語”，即漢語和一門外語，數理化等科目則作為選修課。因為語言（包括外語）作為一種工具，可以使人終身受益，而數理化對于非專業人員來說則大部分是浪費。義務教育的內容應該切合大多數人的實際需要。對于要考大學的學生，可再上一年大學預科，然后參加高考。這樣義務教育階段沒有升學考試（小學直升中學），跟高考也脫鉤（必須先上一年大學預科才能參加高考），義務教育就能擺脫考試的指揮棒，真正實現素質教育。同時把所有較差的中、小學校并入名校，每個地區形成幾大名校的連鎖集團，消滅差校，老百姓也就不用為擇校而煩惱。

義務教育不但完全免費，而且由國家提供免費的學生校服和午餐（這也是扶貧的基本內容，扶貧應以教育和醫療保險為主）。義務教育的教科書也由國家免費提供，循環使用（僅此即可節約大量資源）。

國家公立大學全部免學費。對困難家庭實行大學保證教育，即困難家庭的學生只要能考上大學，所需費用由國家補助，保證其念完大學。

國家建立大型教育網站，提供從小學到大學各類教材和學習資料免費下載，以利人們終身學習。

國有資產新政

國有資產還產于民。工人階級當家做了主人，就不應再是無產階級，而應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有產階級。要讓“全民所有”具體落實在全民頭上?，F在農民已經得到了田地，那么工人階級作為國有資產的創造者也應得到自己的股份?？梢钥紤]將我國龐大的國有資產的大部分分給工人階級。使他們成為真正的主人翁。徹底擺脫無產者這一被剝削壓迫的形象。由于各單位占有國有資產的數額不等，應由國家制定統一標準在全社會范圍分配，而不是任由各單位改制分配（由于國家對各單位投資不同，各單位自行改制分配顯然無理）。我國西部的荒山野地也可考慮有條件地分給城市居民，使他們主動直接參與西部開發。有人會擔心這會不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國有資產本來就是屬于人民大眾的，只要公平分配全民共享就不存在流失問題。需要警惕的是有人借改革之名將國有資產轉入少數人的口袋。屬于全民的資產如果變為少數人的財富，那就是道道地地的流失。這是全民不能答應的。

中國的國營企業經營目標和管理手段需要重新定位。首先需要弄清楚為什么需要國營企業？一般的經營性企業絕不需要國家來辦。需要國家來辦的企業都有其特殊性，不適合全由民間辦。這樣的企業大致有三類，一是國防軍工類；二是社會公益類，如公共交通、環保、郵政通訊等；三是需要國家調控的影響全局的行業，如銀行、能源、糧食、藥品、重要原材料類。以上三類企業也并非全由國家包辦，但國家必需占調控地位，在國家能夠調控的前提下，允許民間適當參與，不搞壟斷。除此以外其它各類企業都應放手讓民間去辦，國家不應以經營性企業參與。

所以國營企業的任務，主要是3個方面，一是服從宏觀調控，按照國家指令生產和經營；二是扶助弱勢群體，提高弱勢群體的收入，解決殘疾人、低保戶等就業；三是開發新技術、新產品，可由專家選取較有價值的國內專利，由國家購買，交國營企業開發。

所有新建大型盈利性國營項目，如水電站、核電站、油田、氣田、礦山等，所需資金可全額向社會招股，不足部分由國家貸款補足，如超額認購則優先滿足小額認購者。比如象三峽水電站這樣的大型企業，其股份可優先配給三峽移民和當地的低保戶，其余再向社會發售，其普通工人招工優先照顧當地殘疾人和低保戶。這些在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企業經營權仍然由國家控制，獲利則直接歸民眾所有（民有股份只分紅不參與經營），經營風險由國家承擔。老的國有企業則應照此模式將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開，無關緊要的“民有民營”，有關緊要的“民有公營”，但獲利都歸民眾所有，這也是造福于民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國的國有資產不能搞“私有化”改制，即不能隨便拍賣，不能搞什么“管理層收購”（管理層持大股收購實際上成為腐敗合法化的一種途徑，已經搞的應當秋后算帳，推倒重來）。凡國有盈利性企業應無償分給民眾或低價向普通民眾限額出售，產權向普通民眾轉移，直接造福于最廣大民眾，才是國有企業改制的正確方向。

國家由于擁有貨幣發行權同時也就擁有充足的資金，完全不需要通過國營企業來盈利。所以國營企業作為一種“特殊”的企業，其經營宗旨和目標與一般企業是完全不同的（普通企業可以利潤掛帥，國營企業則相反，必須以宏觀調控和扶助低收入群體、開發新技術為己任）。兩類企業涇渭分明。把國營企業當做一般企業來“搞活”，顯然是一條歧路，其理論和方向是完全錯誤的。國營企業只有服從國家調控指令、為民服務的義務，沒有什么“自主”牟利的權力。什么搞“三產”、投資、自定價格、自定薪酬等所謂普通企業的“自主權”，對于國營企業必須禁止。國營企事業單位全部實行目標管理，根據政府指令生產和經營。國營企事業單位員工待遇則參照公務員待遇，不能由本單位自定。國營企業的股份全部或大部由民間持有，主要面向低收入群體，本單位職工不得持有本單位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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