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經濟學家巧妙地利用了經濟體制轉換的機會，將自己的良心擺在了舊體制的對立面，將資本和老百姓的不滿全部歸咎于舊體制，將全部舊體制的惡歸咎于政府，矛頭向上就是大方向，總是不會錯的。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嗎？“體制”之錯；工人待遇差嗎？“體制”之錯；就業問題嚴重嗎？“體制”之錯。雖然經濟學家既取悅了資本，又不得罪百姓，但經濟學家的良心呢？經濟學家的良心難道不是說真話嗎？追求利潤是市場的唯一動機，在這個動機驅使下，媒體要登虛假廣告、地產商要偷工減料、包工頭要克扣工資、礦主會草菅人命，假奶粉、假藥、假種子，屢禁不絕。“體制”有什么錯？“體制”最大的錯誤在于聽信了經濟學家的謊言，以為市場可以自行調節，以為市場存在通過利他才能利己的機制。
百姓對住宅價格不滿，政府徒勞地企圖壓低房價，沒有經濟學家站出來說一句真話：這價格是市場決定的！有人將房價高企歸咎于地產市場準入制度，沒有經濟學家站出來說一句真話：準入制度是維護市場秩序、保護百姓利益的必要制度！政府倡導節約，沒有經濟學家站出來說一句真話：浪費自然資源是降低市場成本的最佳途徑！
但經濟學家并不總是沉默。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有人急急忙忙地將國有資產私有化，這自然會引起人們的質疑，這時經濟學家的良心發現了，紛紛自稱自己有社會責任感，不惜胡說八道加上破口大罵也要將對私有化的質疑壓制下去，可見經濟學家的良心實在是有選擇的良心。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僅僅選擇為對資本最有利的制度辯護。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在沒有任何法理基礎情況下，被經濟學家強行鼓動實施的。據說，國有資產是被“出讓”的。可是，經濟學家要消滅國有企業的理由是，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失位了。由于沒有所有者的監督，所以管理者不盡心管理，于是國有企業非“出讓”不可。于是這里存在一個關鍵的問題，既然所有者失位，那么是誰“出讓”了國有資產？財產的主人不在，財產是不可能被“出讓”的，財產只有可能是被人拿走了。無論經濟學家編出什么樣的方案、使用什么樣的技巧，他們都無法饒開一個基本的悖論：國有資產私有化非法性的理由恰恰與他們要將國有資產私有化的理由完全一致：所有者失位！
就在經濟學家們在中國埋頭推銷他們在西方書本上學來的漏洞百出的理論的時候，西方的理論已經發生了變化：市場效率的條件中，理性預期假設為不真、行為理性的假設為不真、收益遞減不真、信息完全不真、完全競爭的假設當然也為不真，市場效率的前提假設竟然沒有一項為真。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說，根據經濟學的新成果，“看不見的手”并不存在！傳統經濟學并不是沒有看見這些假設為不真，它只是一相情愿地假設這些不真只是偶然現象，但實驗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的研究結果表明，市場中的理性偏差是系統偏差；而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不僅是市場的條件，而且是市場的結果。而收益遞增的研究表明，如果經濟是增長的，收益遞減的假設就不可能為真。也就是說，市場效率的條件不可能為真。對于這樣的新進展，曾經熱衷于“向中國人民介紹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家們都做了些什么？
在中國，經濟學家要做的，就是繼續自說自話。既然關于市場的理論不好推敲了，就只好將市場神化。帕累托最優就是一個被神話的概念，只要提一句帕累托最優，什么人就都敢胡說八道了。帕累托最優在什么時候可以存在？它僅僅在經濟學家阿羅—德布魯的有嚴格假設條件的數學模型中可以存在。利己的動機是市場的靈魂，存在利己的動機就存在欺詐的動機，而信息不對稱則為欺詐提供了最好的生存環境，只要市場中還存在欺詐，帕累托最優就不可能存在。為了消除欺詐的動機和限制欺詐的機會， 我們就需要法律對市場進行約束，市場如果被約束，帕累托最優又如何存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為了避免欺詐行為，法律設置了市場準入制度。在農資市場設立準入制度，是為了防止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坑農；在金融市場設立準入制度是為了防止百姓的存款被卷走；在地產市場設立準入制度是為了防止“集資建房”的騙局再發生。毫不奇怪的是，這些準入制度都受到了來自市場基本教義的批評，因為市場因此絕不可能達到帕累托最優。但沒有這些準入制度會如何？不需要任何經濟學常識，我們也知道會發生什么。
農民是市場中的弱勢群體，馬克思所說的相對貧困，其中就包括他們。如果農民的數量特別龐大，相對貧困的發生就以“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形式表現出來，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易斯的增長模型準確地預言了中國必然要出現“三農”問題。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卻睜著眼睛說瞎話，說什么完全市場化可以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可市場化國家的農民卻偏偏全部需要政府補貼才可以生存。
經濟學家有義務告訴人民實話。馬克思說市場的本質是勞動者相對貧困；雖然是為市場辯護，但亞當斯密也說過實話，勞動在市場中雖然處于不利的位置，但他們的生活狀況要比在非市場經濟中要好，哈耶克也說過類似的話。這句話翻譯過來，還是相對貧困：勞動者在市場中生活狀況雖有改善，但他們永遠是市場中的弱者，是市場中最貧窮的那一部分。經濟學大師們對市場的態度雖然不同，但他們至少都是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他們說了實話。
自稱最有良心，最有社會責任感的中國經濟學家，竟然沒有人愿意站出來說句實話：老百姓是市場中最后“富起來”的人，如果他們可以在政府的干預下富起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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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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