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中國的“經濟發展”，究竟目的何在？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李志寧 2005.7.13.





在今日中國，“經濟發展”這幾個字是很神圣的，被稱為中國各種工作的“一個中心”。所謂“發展是硬道理”，當然也是指經濟的“發展”。而使許多學者們得意的事，正是中國25年來驕人的“經濟增長率”。應當說，這個很高的經濟增長率，也把世界嚇了一跳，好像中國真的要“崛起”了似的。在國內報刊上，經常可以讀到：中國已成了世界經濟的引擎；中國改變了世界產業格局……等等諸如此類的話。于是，事情似乎是，只要經濟發展了，就有了刀刃，中國其他一切問題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但是，事情是不是這樣呢？我們先來簡單看看歷史。

在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幾個字并沒有今天這般高級，那時候“兩條路線的斗爭”和“階級斗爭”更神圣得多，叫做“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當然，當時最神圣的是“偉大領袖”本人，他說要“抓革命，促生產”，于是“經濟”二字才在狂暴的文化大革命中總算有了一個位置，當然是從屬于革命的位置。時光飛逝，斗轉星移，文革的一頁終于翻過去了。這時，理論家們大概又想起了列寧所說的革命成功后最重要的是“經濟建設”。于是在70年代末期，中國便出現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是為“一個中心”。后來，又出現了“兩個基本點”的說法。顯然，兩個基本點也是不能少的。事情好像是，對于已經有經濟特權的那部分人群，必須有穩固的政治權力來保障其經濟政策（例如要在“價格雙軌制”中得利），這對他們也是很要緊的。否則，搞“經濟建設”干嗎呢？就因為“經濟是基礎”嗎？

從這個簡單過程可以看到，建國30年后，“經濟發展”終于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

但是，我認為，事情到此并沒有完事。顯然，國家的很多工作，可以以“經濟發展”作為目的。就是說，圍繞著“一個中心”還要做許多工作，例如財政、金融、稅收、投資、引進外資、發展民營經濟等等許多。這些事情要做，也是為了“經濟發展”這個目的。

經濟發展本身成了目的。但我不解的是，“經濟發展”又為了什么？如果說，經濟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發展經濟！這話通不通呢？通常，中國學者提問到此為止，在他們看來，只要經濟發展了，那就行了，到了頭了。但我還是要問：“經濟發展”為了什么？發展經濟的目的是什么？

這個問題不能省略。我以前就在《李志寧網頁》（www.lizhining.net）中說過，經濟發展有目的，而且只有兩個，兩者必居其一：

（一）為了“少數人”富起來。
（二）為了“多數人”富起來。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目標。也可以用時髦的話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策“取向”。而在我看來，中國80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說到底，也并不是什么“市場經濟取向”，而只是“‘少數人先富起來’取向”。因為自改革時起，中國的一切，都開始為“少數人”、甚至是“極少數人”的利益而劇烈地運轉起來。這個，被高級權威人士大模大樣地稱作“大政策”，生怕人們把這點弄錯了、矮化了。于是，其他一切政策，都不過是“小政策”了。于是乎，“少數人”三個字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圣經，成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而25年來的事實，也很顯然：

如果“價格雙軌制”能夠為少數人謀利，……
如果“擴權讓利”能夠為少數人謀利，……
如果“承包制”能夠為少數人謀利，……
如果“兩頭在外”能夠為少數人謀利，……
如果“大搞房地產”能夠為少數人謀利，……
如果“機關創收”能夠為少數人謀利，……
如果“大銀行小財政”能夠為少數人謀利，……
如果“項目審批”能夠為少數人謀利，……
如果“股市圈錢”能夠為少數人謀利，……
如果“醫療改革”能夠為少數人謀利，……
如果“教育產業化”能夠為少數人謀利，……

那么，這些事情就成了“政策取向”，或者就成了政策本身。

一句話，只要是能夠使“少數人先富起來”，那么任何所謂“經濟改革”的內容，就會立即實施。不要爭論，先改了再說！“不爭論、先改”也是個非常奇特的辦法，換言之，就是任何“道理”都不必講了，任何“真理”都毫無價值。這在全世界也屬罕見。無疑，這個辦法本身，并不是為了經濟發展的健康，而只是為了使“少數人”得以謀利而出現的。

有了“少數人”這個政策取向，蛋糕就只有那么大，那么很自然，“多數人”就自動被甩到了一邊。也可能，前一段時間，多數人也想鉆進、或擠進“少數人”里去，但是有進去、有出來，最終“多數人”還是被甩出來了。當然，許多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及他們的子女親屬，是不可能被甩到“多數人”里去的。終于在90年代到0年代，在中國，“多數人”困難了、沉悶了、傷心了。這個歷史結果，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多數人”的利益，在偉人眼里，究竟在什么位置？人們很難找到。舉例說，房屋私有化，從80年代初期就開始使勁，究竟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還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直到90年代和0年代，人們才明白過來，相當多的人發生困難了，甚至困難到極點。買房，成了“中國人民”中絕大多數城市家庭的最大支出。人們不難算出，即使北京的人均工資，現在也不過1.6萬元/年左右，而一個兩室一廳，也在四五十萬元以上。人們拿什么錢買房呢？拿工資？笑話。如果要吃要喝要看病要讀書，人們掙的工資，一百年也買不起一套房子。所以顯然，要買房，絕大數人必須在“工資”之外去“搞錢”。怎么搞錢？那不管了，報紙只管高聲歌唱中國人的“收入”提高了，欣逢盛世，過上了什么“好日子”，公然向人民扯謊。而人們為了搞錢，則絞盡腦汁，到處鉆營，社會風氣只能越來越壞、越來越邪。中國目前的犯罪活動，已經猖獗到建國以來的極點，所以會變成這樣，是有其深刻社會原因的。

最幫閑的是那幫主流經濟學家，做著道貌岸然的一副可愛模樣，費盡唇舌，花樣翻新，擺出為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不顧一切的樣子，但他們的言論，說到底，不過就是：要拼命推動中國的“大多數人”去向“極少數人”貢獻自己的血肉！

如此而已，這些所謂學者，講的倒是不少，其中還有什么更深的意義嗎？沒有了。

有人認為我說得不對。他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是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而這一點還是對的。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與西方國家相比，實在是天差地遠。首先西方國家有嚴格的法制，經濟活動必須在“法制”的嚴格管制之下，行賄受賄、貪污、假冒偽劣、假廣告……，都是嚴格取締的，并且會受到嚴厲打擊。其次，西方國家有“社會保障制度”。在北歐西歐，人民享受高福利，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絕無凍餒之虞。

西方“市場經濟”的這兩個基本點，中國有嗎？沒有。

盡管中國經濟“發展”了，華美的大樓到處拔地而起，據說近年來全世界的水泥有一半傾倒在中國的大地上。超市的貨架上也已經琳瑯滿目，供應充足。而且在全世界的商店里，幾乎到處都堆滿了“中國制造”的便宜商品。中國人應當很驕傲了吧？不過，“全民的驕傲”并沒有發生。似乎和理論家們的意愿相反，大量的中國老百姓反而經常憤憤不平、很有怨氣。于是高層人士批評了，早在80年代，人民就被指責為“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這里要表達的含義很清楚，就是：經濟“發展”了，老百姓應當心存感激，應當感恩戴德，為什么還要發牢騷？甚至還要鬧事，引發什么“群體事件”！

這種現象，包括經濟學者們，大都沒有搞明白其原因。他們大概認為，“分配”問題是無所謂的一件事，即使“少數人富起來”，人民也不應當有怨氣，世界本來就是不公平的，人民應當接受和面對。他們完全忘記了，當年的老共產黨人為什么要革命。80年代，人民的不滿，被指責為“紅眼病”，嚇得中國人民好長時間不敢吭聲。但人民長時間不出聲，是不合乎規律的，于是90年代人們又被指責為有“仇富心理”。似乎人們對“少數人”有不滿，這種事情比什么都糟糕、比什么罪孽都要深重。

我認為，這種對老百姓的指責，沒有一點道理。人民“吃一點肉”那是勞動所得，不是額外的恩典，不是皇恩浩蕩。而華貴大廈、高檔享受，和中國的“多數人”幾乎沒什么關系，為什么人們連說點對現實不滿的話都不行了？表達不滿，這是老百姓的權利，到了今日世界，除了極個別國家外，幾乎沒有什么國家制定了“不許批評國家政治或政治領導人”的法律和罰則。倒是，當老百姓罵娘時、上街游行時，一個真正負責任的政府，就應當好好檢查一下自己了。否則，它們就可能被人民用選票“民主”地攆下臺。

在中國，也許現在已經沒有這項法律，但從建國時起，就常常把“批評”定為“攻擊”或“反對”。有人攻擊黨、攻擊政府、攻擊領袖，這還得了。對于此項罪名的懲罰，也常常是最為嚴厲、最不留情的，因此發生了很多不應有的生命悲劇。特別在文革中及文革剛結束的一段時間里，對于偉人和國家的“批評”，往往成了一種莫大罪過。文革中，國家就頒布了所謂《公安六條》，明文規定了：凡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屬于現行反革命行為。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這種打擊有多么可怕。在這樣一種“國情”下，“諫議制度”固沒有，“諫議精神”也談不上了。所以，國家一旦發生了錯誤，“批評”者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劉少奇地位已經高至一國元首，一旦批評了“大躍進”，也付出了沉重的、可怕的犧牲。

另外一個問題，在我看來，為了“少數人”的利益，我國20幾年來的經濟高速發展，代價實在太高昂了。

自然資源方面，由于工業污染在中國的“廣泛深入”，全國80%以上的河流遭到污染，城市水域受污染率已高達90%以上，1/3的農村居民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2001年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國占16個；中國1/3的國土上空飄蕩著酸雨；1/3的國土正在荒漠化；水土流失面積已占國土總面積約40%，每年流失的寶貴土壤在50億噸以上；華北的沙漠化前鋒已經逼近北京；全國660個城市中已有500多個缺水，有100多座大城市供水不足，北京的人均年供水量目前也不過只有300立方米。我想起，在資源保護還保不過來的時候，國家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有水快流”，于是全國大量的礦產資源很快就面臨枯竭；至今天，我國現有資源型城市118個，已有50多個面臨資源衰減狀態。嚴峻的資源耗竭的局面，在不過三五十年時間里，就要不可避免地出現中國人的眼前！但今天，大家仍然歡天喜地，歌舞升平，有哪些中國官員著急了嗎？有哪些中國經濟學家著急了嗎？沒有。

據報道，2003年，中國每單位GDP的資源消耗是日本的9.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每單位GDP的能源消耗，中國是日本的11.5倍，是美國的4.3倍，是法國的7.7倍，是世界平均值的3-4倍。每萬美元GDP的水消耗，美國是514M2，日本僅208M2，而中國高達5045M2，中國人真能用水呀；另據公布，2003年中國每萬元人民幣GDP用水為465M2，是發達國家的8-20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

有人總結中國的“經濟發展”是9個字：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事實真是如此。這種“經濟發展”，對中國人民是負責的嗎？

此外，在人文方面，為了“少數人”利益的經濟發展，也付出了沉重代價。中國人不再有同情心了，中國人不再有責任感了，要讓孩子學會在“無情的競爭”中生存，在“叢林”中要學會作豺狼虎豹，否則就會變成它們的食品。人們的心腸已經變了，20幾年來，中國市場上出現了亙古未見的“假冒偽劣”產品大泛濫，生產能致他人死命的假酒、假藥、骯臟的注射器，在許多中國商人的心中，已經沒有一絲不安。所以，可怕的是，醫院的垃圾，竟成了“搶手貨”！據報刊4月報道，在過去的兩年里，超過50%的農村居民遭受了假冒偽劣產品的“襲擊”。我們的農民兄弟，從遙遠的年代就為革命流血流汗，他們在“革命成功”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究竟得到了什么！

在25年間，伴隨著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國還創造不少“歷史之最”：中國“人口買賣”的規模，已經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代。中國公安司法中的冤假錯案之多、之重、之離奇，也是史上少見。中國目前的賣淫嫖娼規模如此巨大，恐怕早已經超過了“性產業”合法的那些歷朝歷代。

這就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代價，但不止這些。我們還應當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若干重要的“成果”也是令人痛苦的。讓我們再來更具體地看一看。

第一，中國的“經濟發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么？

現在，中國有約1%的人口富起來了。這個富人的比例，遠小于當年農村的地主富農。這就是說，99%的中國人沒有真富起來。其中還有相當比例的人群，生活很困難。中國出現了巨大無比的“貧富鴻溝”，在世界若不是首屈一指，也會是位列前茅。即使如此，我們仍然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見，當代“社會主義”的內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遷，當代社會主義不能容納“民選”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但令人不解的是，當代社會主義卻可以容納世界上最大的貧富差距。很多具體事實更令人恐懼，在廣東甚至發生了“奴隸勞動”，而在當代上海居然還“驚現”了包身工，這是一種比18世紀的歐洲還要恐怖的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形式！

據公布，目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4-5倍。企業的管理人員和一般職位間收入差距則為20倍以上。因此，一般職工的收入，我們若假設為1000元/月，那么企業老總們的收入則為2萬元/月以上。這樣一來，我們這些普通中國人不免奇怪了，每月收入2萬元是中國的富人嗎？不是的，差得遠了，中國的富人可以花幾千萬元買一所豪宅，可以花3000萬元買一艘私人游艇，他們還常在國外豪賭，一晚上輸100萬美元依然情緒高漲。這才是中國的富人！他們的錢是哪里來的？他們的錢是怎樣來的？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明白。

中國的經濟發展，給中國1%的“少數人”帶來了極大的利益。香港的《南華早報》2005年5月間報道，“中國的奢侈品市場有1000萬到1300萬人組成”。合于我們上述估計。另外，在2005年春節期間，國內有件事情，沒怎么引起人們注意，即：2月份，居民儲蓄存款額增加了5654億元！報紙上出現巨大標題，經濟學家和媒體當然是興致勃勃。但我看到之后，直覺得匪夷所思，怎么會有這么多？這情況只能說明，中國極少數的富人，趁著今年春節又撈到了大量的錢。因為，在2月份這個短月里，全國的“工資總額”能有多少？依我估計，不可能超過1500億元。所以，中國富人們這時又弄到了花不完的錢，達到“全國工資總額”3倍半以上！

盡管中國的工資部分（勞動力成本）極其低，但中國的“物流成本”并不低，大約能占貨品總成本的30%左右，據報比西方國家高出3倍。不難想象，在“物流”中，在流通中，有多少錢又如流水般地流進了那“極少數先富起來”的人的錢袋里。

這些，都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給富人們帶來的。

在20幾年的“經濟發展”中，我們中國的“工人階級”得到了什么？無疑，在總體上，得到了低工資、甚至是世界罕見的超低工資！這也就是，我們用中國人民的血汗工資換來的“競爭優勢”！

這樣的“優勢”，到底有什么好呢？我有時想，沒有也罷。但是不行！前幾年，我曾經在關于“勞動研究”一個小討論會上，親耳聽到一位“教授學者”激動地說：“中國現在的工資還是太高了！沒有競爭力！還要再低！”這使我不由大吃了一驚。我問他，是否有統計數據來說明這個問題。他不屑地說：“我不需要統計，我有例子。有例子就夠了。”

我說：“只有例子不行。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例子來說明任何觀點，但是要說明真理，必須有統計。如果你沒有統計數據，我可以告訴你。”

當然，他很生氣。但同樣惱人的是，真理并不會有人生氣而走樣兒。事情的實質，仍然是冷冷地擺在那里：就是說，2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中，我們國家的“勞動力價格”已經被弄到了賤而又賤、不能再便宜的地步。億萬中國勞動力，變成了“最便宜的商品”，這究竟有什么可高興的呢？但是經濟學家們眼光自有不同，好像這樣一來，我們中華民族反而賺得了“大便宜”似的。

當然，若是“低工資”也弄到了這些“專家學者”頭上，他們的說詞也可能會有些變化吧。

據2005年5月份報紙消息，在美國有人估計，過去10年來，“廉價的中國商品為美國消費者節省了6000多億美元”。這就是中國的便宜商品“有競爭力”的結果，實質上，美國消費者的這個利益是由中國勞工的血汗提供的。現在，中國的學者大講中國25年來的經濟發展奇跡，倒不難解，為什么連外國也有人贊不絕口，我終于明白了其中原因。原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首先給國外投資者帶來了巨大利益。據報道，僅只從1990年到2004年，外來投資者們就向境外總共匯出了2500多億美元。然后，當便宜商品到了國外的時候，國外的消費者又再次得了利。

那么，中國的多數人在“經濟發展”中，到底能得到些什么呢？讓我們來看看。

據2005年5月間消息，目前中國全部就業人員共計7.52億人，其中城鎮就業約為2.65億人，城鎮的在崗職工約為1.06億人。這些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是多少呢？據公布，中國城鎮在崗職工年均工資為16024元。其中：機關職工1.6萬元、事業單位職工1.5萬元、企業職工1.4-1.5萬元。有些所謂“大行業”職工2004年平均工資則高達6萬元。因此，除了這些“大行業”的職工，約有一億“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每月不過1200-1300元。

另外，我們不知道在城鎮的“非在崗職工”的工資是多少？肯定會少得多。我估計，能有個600-800元/月就很不錯了。但據2005年6月間新聞：據不完全統計，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約達1000億元。這還得了了嗎？假設每個農民工平均一年工資為1萬元，就是說，起碼有1000萬“農民工”的工資被拖欠了1年。實在太慘痛了。我們在中央電視2臺上看到：北京有的建筑業的民工每天工作16個小時，連非常粗糙質劣的飯菜都尚未吃完時，就又被工頭吆喝著上工。還有的“農民工”在鄉鎮企業的高溫中工作，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措施。

由于80年代以來國家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的這樣一種自毀生態的政策，現在即使在農村，大量的農民也開始從事“工業”了。而任何有工業生產常識的人，都應當清楚知道，相比農業的田間勞動，工業生產場所具有很大危險性，機器的動力巨大、運轉速度很快、化工廠有不少有毒物品，操作工人必須有嚴格的操作規程和勞動保護。但在農村，這些都極其薄弱，因為沒有動力，也沒有規定。當然，即使有規定又會怎樣？在那些“農民企業家”看來，如果連這些也要花錢，那這些農村工業還會有幾個錢利潤！

目前在中國，很多農民在從事“工礦業”勞動，無論進城務工、還是在農村的鄉鎮企業或各種礦場，他們很缺乏勞動保護，缺乏對“職業病”的防治。目前，中國的業主們，無論公私企業，往往不拿工人的“保障”當一回事，更不要說那些“身份”更為低下的、可憐的“農民工”了。這情況，往往使我感到悲憤。20多年來，許多中國的“資本”不僅一直在滴血，而且越滴越多，越來越血腥。這與當前的世界文明已經達到的水準相差太多。為什么不少境外資本家愿意到中國大陸投資辦廠？很有可能，就是因為這里有“資本”可以發揮其本性的空間，這里有世界罕見的超級低工資，這里可以甚至沒有什么勞動保護，這里對工人的工傷和職業病可以“低成本”地予以對付，這里還可以隨意解雇工人而不會有工會的抗議和罷工。

第二，雖然經濟發展了，但是全國1/3左右的勞動者已經患有各種各樣的職業病。

常識告訴我們，工業生產常常會引起工人發生各種“職業病”。這是難以避免的，因此要加以防治，要給予特別補助。但是對于“農民工”，這種本來已很薄弱的環節就更加薄弱，于是，經過2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到目前中國已有超過2億勞動者患有各種“職業病”。由于缺乏勞動保護，估計患有可怕的塵肺病的人全國不少于100萬。

這也是中國為了“經濟發展”所支付的代價。為了獲取“成本”的優勢，我們還支付了沉重的人文代價。這是非常不應該發生的，因為現在已經不是19世紀了。

第三，盡管經濟發展了，但由于貧困，許多窮人看不起病了。報載2004年第三次全國醫療服務調查結果是，全國竟然有45%以上的患者應該就診而未去就診，有近30%的患者應該住院而未去住院。又例如，另據報道，中國每年應該有130萬腫瘤患者得到放射治療，可是目前約有100萬患者得不到治療。就是說，77%的患者沒有得到治療。

“經濟發展”是否必須以人民的健康為代價？這問題是不難回答。但是據報道，目前的中國只有15%的人口能夠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健康標準”。

第四，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童工”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

中國的16歲以下的童工究竟有多少？外國人說很難得到統計數字，但估計有高達1000萬的學齡兒童正在從事勞動。現在，16歲以下的兒童失學率正越來越高。即使在學校里，也還有不少農村學校的小孩子，在干著與他們體能不相稱的勞動，為學校賺錢，也就是為那些學校頭頭們和部分教員賺錢。孩子們甚至在做著制造鞭炮、或拆卸電子垃圾這樣的高危險工作，我真難以知道，中國人的良心都到那里去了？

每讀到魯迅先生在87年前寫的“救救孩子”，都感到驚心動魄，看來：我們窮苦的孩子們，許許多多至今還沒有被救出來！

第五，中國經濟的確是有所發展，但人民的精神健康，并未與此成正比。

現在中國每年約有25萬人自殺身亡，起碼還有200萬人“自殺未遂”。這個比例雖然比日本的“自殺率”略低，但要知道，中國從來不是個有自殺傳統的國家。“好死不如賴活著”，就是一句中國的俗話，表明自古以來的中國老百姓，雖生活艱難、但是留戀人生，很對自己的親人們負責，而不愿只讓自己解脫、而使親人痛苦。那為什么現在的“盛世”中，竟會有那么多人自殺？這不是很悲慘的事嗎？

所以，我想：

如果我們的“經濟發展”很健康，就不會出上述這樣的事情；

如果我們的“經濟發展”有正確的目的，那我們的“經濟發展”就會健康；

如果我們完成了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我們的“經濟發展”就會有正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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