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剝削有功，剝削有理”的來龍去脈》 （轉人民網強國社區深入區） | |
| [司馬長空２００３] 于 2005-07-17 10:50:32上貼 | |
| 《“剝削有功，剝削有理”的來龍去脈》 一、 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至１３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 毛澤東在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作了報告。全會著重地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全會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領導城市工作時，黨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黨要立即開始著手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并將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作為中心任務。 全會充分地研究了經濟政策問題，指出，中國現代工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中國官僚資產階級手里，沒收這些資本歸人民共和國所有，就可使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份。對于分散的個體的農業和手工業，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同時要對它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進行限制。 毛澤東主席指出：“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的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毛澤東選集１３２２頁） 從以上可以看出，當時我黨對私人資本主義（即剝削）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這一政策無疑是正確的。 二、 １９４９年４月間，劉少奇受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委托到天津宣傳貫徹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結合天津實際情況，先后對天津黨政干部、職工代表、工商業資本家、國營企業職員等作的１０余次報告和談話。在這些談話中，劉少奇同志發表了“剝削有功，剝削有理”“剝削越多功勞越大”等言論。對于這些言論，我們決不能脫離當時的背景與環境進行理解與分析，更不能去斷章取義。 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官僚資產階級及其被收買的御用文人煞費苦心地搜羅了這些只言片語，曲解、支解劉少奇同志的原意，為自己的剝削尋找“理論上”的“依據”。這是別有用心的，也是徒勞的。 １、 劉少奇同志當時的講話距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僅一個多月，劉是受黨中央、毛澤東的委托到天津宣傳貫徹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他不可能發表嚴重違背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講話，更不可能象林彪、四人幫所污蔑的那樣“與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相對抗”，或象一些官僚資產階級御用文人所鼓吹的“模范地貫徹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創造性地發揮了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如果是那樣，他不可能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的接班人。 ２、 劉少奇同志當時的講話純粹是就事論事，是針對當時天津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偏向。他指出：“如果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斗爭對象，就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擾亂了自己的陣線。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首先要搞清楚他們不是敵人而是朋友，不是斗爭對象而是團結對象。” 他認為今天資本家的剝削是利潤分配問題，國家通過稅收，使資本家的一部分利潤變為國家財產，這是好事。劉少奇勸慰工人，為了長遠利益忍受一下被剝削的痛苦。他在肯定資本主義進步作用的同時，堅決指出：發展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決不是發展資本主義。他說：“采取限制政策，就是為了避免舊資本主義的前途。”（《對劉少奇“天津講話”的再認識 》 李文芳） 從劉少奇同志的天津講話中可以看出：所謂“剝削有理”的“理”是指民族資產階級“在歷史上還有一定的進步性。即是他比小農經濟、小手工業經濟都進步”、在經濟落后的中國，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具有必要性；所謂“剝削有功”的“功”是指利用私人資本主義“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是指國家通過稅收，使資本家的一部分利潤變為國家財產，這是好事。 ３、 發表“天津講話”時，我軍正在準備發起渡江戰役，中國一半以上的國土和人民還沒有得到解放，南京還在國民黨反動派的手中。在這種背景下，有關“剝削”的講話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只能就事論事地去分析理解，決不能作為普遍性的原則。即便如此，我認為用詞也是值得商榷的。 三、 １９４９年６月，劉少奇同志在《關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的報告中指出：“今后中國的經濟建設必須反對以下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資本主義的傾向。就是把中國今后經濟發展方針，看作是發展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向資本家作無原則的讓步，對小資產階級的弱點表示遷就，自覺或不自覺地要把中國建設成為資本主義共和國，這就必然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統治的復辟。這是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放棄無產階級領導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路線。 另一種是冒險主義的傾向。就是在我們的經濟計劃和措施上超出實際的可能性，過早地、過多地、沒有準備地去采取社會主義的步驟，因而使共產黨失去農民小生產者的擁護，破壞城市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這就要使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政權走向失敗。因此，我們必須在今后的經濟建設中，經常地進行兩條戰線斗爭，反對上述兩種傾向，以保證正確的經濟建設方針的貫徹執行。” 從以上講話中可以看出：劉少奇同志在公開講話的場合，是嚴格執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的，是堅決貫徹全會精神的。 四、 必須明確的是：上述所說的“利用、限制、改造”的對象是“私人資本主義”即“民族資產階級”，決不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對于“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及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中非常明確的指出：“中國。。。最大和最主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手里。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是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毛澤東選集１３２１頁） 我認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是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結合，是最腐朽、最丑惡的資本主義，它對人類社會的危害遠遠超過了壟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它對勞動人民實行最公開、最直接、最殘酷無情地掠奪與壓榨，甚至拋棄了所謂“資本經營”這塊遮羞布，而變成了赤裸裸的“權錢交易”！ 五、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于1979年11月主持下著手起草，于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并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成正確的。” “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可以看出：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對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所確立的方針政策是完全贊同的，對于這個正確方針政策所指導下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所取得的輝煌勝利是充分肯定的。 六、 我個人認為，在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今天： 允許私人資本存在剝削和鼓勵私人資本剝削是兩碼事。 弱勢群體忍受剝削和弱勢群體歡迎剝削是兩碼事。 在確保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條件下允許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和聽任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發展是兩碼事。 允許私人資本主義勤儉致富、帶動廣大群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和聽任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對廣大勞動人民巧取豪奪是兩碼事。 司馬長空 ２００４.１０.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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