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改革與發展的問題

----中改院《政府轉型與建設和諧社會》論壇紀要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常寧 整理

2005年6月25-26日，于海口，

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

當前社會的一些特點，公共需求的比重大幅上升，衣食消費增長低于總的消費增長，社會保障的增長大大高于其他的增長，不同社會主體的利益沖突不斷發生，甚至有可能導致改革和發展的中斷。政府政策要從利益傾斜向利益兼顧轉變，改革與多數人的利益問題要引起注意，有組織有秩序的利益表達在今后不可避免。為了化解社會矛盾，穩妥地發展民間組織比自發地發展要好。

未來幾年，改革將發生由微觀到宏觀、由經濟向社會這樣的轉變，公平公正地分享社會發展成果將變得越來越重要。政府應該是公眾利益的執行者，政府的問題暴露得越來越多，政府自身已成了改革的對象。

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 趙白鴿：

中國不可能以封閉半封閉的狀態搞發展，多元化的態勢已經形成，信息已經全球化，公民要求選擇權、監督權、表達權以及人權保障，我國已進入以人為中心的平衡發展階段，要把握好轉型方向，搞好政府的合法、高效、可測量性，要將政府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的能力和經驗轉換成市場經濟下的能力，要協調好改革活力與秩序的關系，60%的農村人口極待提高公民意識，如何城市化，轎車與自然的非和諧問題，我國現有6000萬殘疾人口，每年新增800-1000萬出生人口，兩年就新增一個澳大利亞的人口，6年產生一個英國的人口，目前我國65歲的老齡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7%，愛滋病患者已達84萬，人口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嚴峻的挑戰。我國要改變以往的投資政策，優先投資于人，將人口大國變成人力資源大國。這一切都需要系統思考，我國已成功地進行了從溫飽到小康的轉變，還要認清存在的危機。

瑞典駐華大使 雍博瑞：

民主才是發展的根本和基礎。中國依靠出口、低消費、低工資打造出一個可觀的GDP，但是還要注意消除貧富差距，打擊貪污腐敗，加強人權保障。中國要注意由發展和腐敗引出的非和諧現象。

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大學教授 鄧偉志：

社團是一個國家的第三部門，椅子有三條腿才能穩定，社團組織的作用政府起不到，兩者之間是互補的，社團是高級助手，是政府的智囊團，政府要從社會上購買智慧，購買服務，要選擇社團提出的方案。社團的功能還有矯正政府錯誤的作用，挪威的農民組織占國會的大半席位，結果使這個國家的城鄉差別迅速縮小。

今天我國的政府規模為何小不了？是因為社會太小了，現在政府的形象不是那么美好的，越位的地方太多，要適當退位。目前我國的非政府組織也有問題，那就是政府味太濃，有些已經被政府化了。還有的是一些非盈利組織的商業化太濃，某些社團被政府收買，為政府的失誤推波助瀾。這種現象需要整頓。總之，要消除對社團的恐怖癥，學會處理好分與合的關系，職能獨立，分開，強調社政分開。

南京大學黨委書記、經濟學教授 洪銀興：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沒有放棄經濟發展的職能，而是去幫企業發展經濟，限制外地產品的流入，鼓勵流出。我在蘇南地區做了些調查和研究，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將工作重點放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蘇南地區目前是全國城鄉差距最小的地方，這與政府的作用不可分開。因此，不能說蘇南地區政府太強，就不行。

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文力：

人們的政治關系就是利益關系，當前的中國，階層、城鄉和貧富的斷裂已經形成，社會已經出現斷裂，利益集團具有系統化的功能，中國曾是階級斗爭泛化的社會，從泛化到固化，現在沒有了，強勢集團已形成，強勢集團目前正在脅迫和綁架政府，俘獲政府。那么誰來支付贖金？人民大眾。有些地方政府主動去向強勢集團投懷送抱，弱勢群體處在分散狀態，表達不充分，這是當前我國利益權利失衡的主要原因。弱勢沒有聲音，主要是政府約束和壓制的原因，共產黨約束自己的階級基礎，黨就存在著危險。

國家發改委綜合改革司副司長 徐善長：

開征物業稅，怕資金外流，不如開放平民說話的權利。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盛洪：

要轉變當前社會重物質消費、輕精神消費的現象。中國要在追求經濟發展的的同時，不斷增大文化的發展。孔子說：“富而教之。”中國要通過文化的力量，引導人民在增長物質財富的同時，減少對物質財富的消耗。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 王振中：

當前社會分化非常嚴重，大量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市場是效率的機制，不是公平的機制，可是當前我國的情況是：市場與權力運行機制結合在一起，這樣就使財富的聚斂更加迅速和合法性。

中央黨校政法部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 王軍：

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與權力有關的控制上。

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教授 周天勇：

美國的情況是，納稅人同意則納稅，政府財政的錢怎么花要透明，財政部沒權力編預算，要通過議會，我國是行政主導立法，不通過人大，各政府部門都可以隨意收費，2004年預算外財政收入有5000多億元，還有3000億收費，加起來8000多億元。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當前沒有人研究政府因素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的作用有多大，有多少非和諧現象是由政府產生的？誰在俘獲政府？如何防止政府被俘獲？還需要人民大眾的力量，需要靠民選來制約的政府。中國至今未進入民選政府的政治時代，政府與社會和群眾的要求形成了一定的距離，中國共產黨面臨著資產階級化的危險。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 唐鈞：

當前不但社會在分化，意識形態也在分化，資產階級的文化意識不斷出現，譬如，一些富人不愿與窮人為伍，連小保姆都要起個洋名。

上海大學教授 鄧偉志：

拉美國家現在都在有教無類，可我國還在搞升學重點。

海南省政府原常務副省長 鮑克明：

政府不是萬能的，多元化社會有不同利益訴求，反映與協調不同利益集團可以互動，但官僚主義根本不能聽取別人的意見，官氣對意見和批評有天然的抵觸，它是防礙和諧社會的最大障礙。中國如何發展容忍制度呢？那就是強勢的一方要特別有容忍性，達成妥協態度。以前我國很多發生的事情，如果有容忍精神和妥協態度，矛盾都可以解決。問題在于雙方都缺乏容忍。特別是我國還有這樣一個特點：對外容忍，對內缺乏。

德國政府公共管理顧問 海里希·斯頓托普夫：

德國對克服官僚主義有一系列的法律規定。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汪玉凱：

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的和諧最終取決于公共治理的和諧，中國正面臨著一場從經濟建設為中心向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轉變，只有實行這場轉變，才不會造成現代化的中斷。在前些年我國發出《21世紀議程》白皮書時，還未影響到發展戰略的核心，仍然是以GDP為中心急功近利的搞建設，出現了瘋狂的圈地浪潮。但今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目標已經難以持續下去，1998年大洪水已經使我們驚醒，這兩年出現的能源危機、環境惡化，已經明顯地告訴我們，資源消耗難以支撐到2020年，

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研究員 丁元竹：

社會不能光靠制度，還要有文化理念的作用，仲大軍和盛洪教授講的話給我啟示，研究制度背后的價值體系，任何制度都是信仰體系在支撐著，反思當前我國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一個混合體，與社會事業部門相對應的制度在國際上找不到。

重慶市委黨校副校長 曾禮：

現在社會上的不和諧主要來源是政府，如征地、搬遷、東西差距。農民這么窮，是誰造成的？也是政府。一馬當道，萬馬不行。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孫立平：

提高政府執政力在一些地區被理解成對群眾動威和動硬的能力，如拆遷。為什么要用現代社會這個概念？今天要建立的是一個工業化了的現代和諧社會，要有基本的制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 魏加寧：

當前我國經濟宏觀調控成本較大，每次抬上去和壓下來都耗費巨大。招商引資，壓低土地價格，抑制了消費，失地農民陷入貧困，這種發展是挹此注彼式的發展，資源從一部分手中轉到另一部分手中。目前我國的發展出現這種現象：地方政府在拼命地發展，中央政府在拼命地調控，因此，中國經濟增長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很多是在做無用功。

經合組織公共治理和區域發展處專家 何伊蘭：

中國要重新界定政府的職能，調節好社會利益關系。

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研究員 常修澤：

要注意民主和法制健全度，和諧社會不應是一個專制的社會，小康社會內容需要有新界定，經濟發展，民主健全、科教進步、文化繁榮、生活殷實，但現在置抓兩頭，忽略中間，民主化進程到底如何？是薄弱環節。民主就是尊重民眾的獨立人格和權利。這包括：一、公眾的社會知情度、參與度、意見表達度、監督度。民主化不能等同于民粹主義，要強調法制建設。二、活力與秩序的關系，一潭靜水，活力不夠，國有企業的活力不足，社會事業單位的活力也不足，要釋放它們的活力。三、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遠未發揮出來，創新比重不如韓國和臺灣。要把蘊藏的創造性激發出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提高社會的信用度。四、多元與公平的關系，去年GDP13.6萬億元，國有占1/3，集體1/3，私人和外資占1/3。現在已經有了6種社會階層，1.4億農民在進城，如何兼顧這些利益群體？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 教授 周天勇：

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是要素價格過低，制度比道德更重要，矛盾主要是中央與地方的麻煩，94年稅制改革，稅種分開，現在層層向上集中，縣用50%的費來補充，中央集中度已超過50%，預算要納入計劃內，廢除收支兩條線，如工商局的收費。

中國（海口）改革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

要將5000萬人的事業機構推向市場，事業機構能否成為公共利益主體？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 魏加寧：

中國有個現象值得注意，結塊化，各個利益群體正在結塊，再是政府部門聽不得意見，弱勢群體的聲音聽不到，中國最重要的是建立溝通管道和利益協調機制，否則因很小的問題就能導致沖突。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 王振中：

黑格爾說過一句話：”精神的實質是自由“，政治文明就是民主。

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樊綱：

收入差距不僅因為腐敗、權力分配不公，還有城鄉結構變化造成的原因，譬如還有2億人沒進城打工。根據庫茲涅茲曲線，我國縮短這個差距的過程時間會非常長，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需要時間，因此，今天中國的社會貧富分化與工業化進程有關系。學者不能情緒化地對待這個問題，要仔細分析，找出解決辦法。現在的趨勢是要求政府做事情，轉移支付，通過改革制度增加平等，在是需要經濟增長。

但是，轉移2.5億人口很難靠政府補貼，要20%的城市人補貼80%的農村人是不可持續的。大的收入差距不可能通過轉移支付解決，必須通過經濟增長，人口遷移，要素流動。我們的注意力不能集中在收入分配上，政府也要做事情，和諧就是均衡，有多種公共品，思考政府的職能如何提供多種公共品。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 孫立平：

利益博弈的制度化呼喚民主制度，弱勢群體沒有制度化方式來參與博弈，只能殺人放火。

德國駐華大使館參贊 何伯：

變化帶來沖突，不變化沒有沖突，變化越快沖突越大。必須有應對沖突的工具，改革政府和社會，要注意政府管理能力的限度，能管多少？還有生活方式的問題，城鄉差別的客觀基礎，到底應該選擇哪種生活方式？

6月27日上午在”十一五“改革規劃座談會上

中國（海口）改革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

城鄉公民不平等的表現，某個地方砸死兩個人，其中一個城市人獲賠25萬元，而另一個農村人只獲得14萬元的賠償。理由是城鄉差別。

安徽省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吳克明：

農民組織，戶籍制度，都是制約社會和諧的因素。關于政府制度，美國鹽湖城一個市長干了十年市長后，議會才決定給他發工資。相對之下，我國的情況怎么樣？

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大學教授 鄧偉志：

穩定不能壓倒改革，有人說貧富分化是打破鐵飯碗造成的，是改革倒退造成的，弱勢群體一詞被砍掉。目前改革派與保守派有合流趨勢，因為都要反腐敗，當前官學勾結現象也很厲害，無恥文人不少，不僅官媒勾結。我調查過，基尼系數小的地區，官員的灰色收入也少。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唐鈞：

談到博弈問題，我與姚明大籃球肯定要輸。目前我國的弱勢群體如何博弈？農民協會，結社自由，國際上公認的自由結社不能實行，如何讓弱勢群體去博弈？現在一些組織協會的頭頭腦腦都是退休的官員。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 周天勇：

讓社會知道錢是怎么收和怎么花的，是最大的政治文明！但是目前我國連物價局都收費。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孫立平：

目前，我國改革的動力已經喪失，共識已經瓦解，基本底線已經被突破。這種狀況是叫改革還是不叫改革？收入分配已經失控，廣東公務員的個稅上升到75%，原來的比例是45%，凡是公共的東西都在流失，高管拿幾千萬元，很多企業還出現“丟人”現象，老總突然就沒有了，失蹤了。上市公司也在流失，新國企就是教育部門，一個文科項目弄得國家兩三千萬元的資金，什么基地、平臺都建起來了，學術敗壞，分利集團。（插話）：浙江大學的新校剛建起來，大家可以去參觀，太漂亮了，據說花了40多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 魏加寧：

強調重化工業很容易導致國有企業大發展，吳敬璉先生也就是擔心這個，引起爭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石小敏：

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形勢用《周易》的卦象看，已經不是潛龍在淵，而是飛龍在天了。盡管飛龍在天，但還是有點畏見大人。這是因為肚子鼓出來了，但腰沒挺起來，后背沒有肉，頭低著，腿還沒站直。這個肚子就是長三角，腿是珠三角，頭是首都經濟圈，后背是中西部地區。

不僅如此，還有這樣一些特點：投資熱，消費涼，發展熱，改革涼，平衡起來很難。戰略不清，壟斷集團，堵在北京，兩只手動不了，一邊摁著左派，一邊按著右派，頭起不來，往前邁步邁不動。四重二元，疊加在一起：城鄉二元、內外二元、死活二元、計劃與市場二元......計劃經濟的實質是高度壟斷，土地制度20年不變，成了大問題，形成緊張關系。

經濟增長快，人民幣幣值太低，導致每年白白輸出1萬億元的國民財富，在浪費1萬億，掠奪1萬億，每年十幾萬億的GDP就這樣分掉了。之所以這樣，核心是壟斷。韓峻算過一筆帳，2004年征地14萬公頃，北京的土地是60萬一畝，可給農民只有3萬元，這么個算法，一年就從土地上拿走1萬億元，中央實際上沒拿著，拿得最多的是地方政府。土地收益如果給農民30-50%，大約5000億元，農民的社保問題就解決了。但是，這筆都補給公司了，農民工進城要解決的四個問題如住房、上學、醫療等沒著落。城市的市長們何曾想過這些問題？

所以，不是控制房價的問題，而是把土地的錢給農民就行了。農民進城已經2億人，農村基本上都流光了，現在還沒建立基本的保障條件。這人道嗎？過去的東西沒打破，誰是動力？真要轉型是上邊沒勁了，城市利益集團的強盜行為要抑制，要打破壟斷，重要的是輿論，放開批評，打開空間就好干事，社會就有共識了。

還有三橫三縱的問題，省直接管縣，取消市這一環節，縣以下重建。這個問題也解決不了。

（注：以上內容根據仲大軍先生的部分筆記整理而成，未經談話人的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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