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由經濟學家決定改革方案是荒謬的
幾年前，北大著名經濟學家，留洋回來的博士，北大校長助理張維迎先生為了使北大成為世界名校，出臺了改革方案，這方案后來沒有通過。(這年頭，改革是正常的，不改革是不正常的。張維迎的經濟學是否是博士得打個問號了，可參看烏有之鄉老田的文章。)改革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凡是沒有在外國留過學的，沒有在外國發表過論文的，不能在北大當教授。張維迎是國外留過學的，也是在國外雜志上發表過文章的。當然雜志的級別和文章對中國有多少作用我們就不知道了。我們現在崇尚的是有沒有出國留學過，有沒有得諾貝爾獎，哪怕是哪個諾貝爾獎教授的學生也不錯，就像當年和毛主席握手的人是包裹著手回來，然后解開和大家一個個握一樣。精忠報國的鄧稼先就遠不如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威風，也沒聽清華把別墅獎給鄧稼先的家人啊。張維迎是出國留學過的，也在外國雜志上寫過文章的。北大是以文史出名的，中國的文史是否要外國人來寫倒的確是個問題。改革就是改革別人，鞏固自己的地位嗎？
啟功老先生不是北大的教授，他是北師大的教授。啟功老先生沒有讀過大學，是中學生，他的很多只是是學自生活，是自學苦練出來的。張維迎先生的文章手稿能否賣價超過啟功，我想估計在英國拍賣行都是不行的。按照張維迎先生的標準，像啟功老先生這樣著名的書法家，書畫鑒定界的國寶是連在北大做教授的資格都沒有的，北大和北師大的高下大概就憑這就分出來了。我是應該說北大高標準嚴要求，還是應該說北師大海納百川呢？我是應該慶幸啟功老先生走得早還是慶幸他不是北大的教授，沒有遇到類似北大的改革呢，還是應該讓啟功老先生多活幾年，為改革搖旗吶喊，或許這樣的改革成功了，中國就富強了，不用做殖民地了？啟功先生過世，所有國家最高領導都送挽聯或直接到場表示哀悼，可見老先生的人品和水平了。當然他是中國級的，不像北大張維迎是世界級的。
縱觀世界各國，哪里有國家領導都是經濟學家的，哪里有國家領導競選必須懂經濟的。改革方案光由經濟學家拍板才是荒謬。如果是這樣的話，2003年本來應該啟動醫療系統的市場化改革的，醫療市場化，這在全世界都是聞所未聞的。光一個教育產業化就全國怨聲載道，至今無人肯對這錯誤負責，也沒有人肯改變這錯誤。如果真的教育市場化，那傳染力極強的“非典”來了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把沒有錢看病的推出去，然后所有人統統得病死亡，亡國。真不知道是“非典”挽救了中國還是威脅了中國，至少因此很多人能繼續看得起病了，因為沒有改革？改革改了那么多年，真是越來越奇怪，教育改革不是由教育家為主參與決定，卻由經濟學家(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和他的老婆－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就是提出股市永動機理論的；當然，世界上的永動機要么是失敗的試驗，要么是騙子吹的)決定，醫療改革也是喊市場化口號，古人講究醫者父母心的傳統都不要了嗎，西方的經濟學是這么教的嗎，舉例看看呢。北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是這么做的嗎？一個國家解決問題，就是要提出方案，無論你是不是經濟學家，哪怕理論講得再多都要落實到具體的方案上，經濟學家不等于能提出具體方案，這是無法劃等號的，理論背得再多，再能總結經驗也不等于提出方案。“學業有先后，術業有專攻”這是傳統名言。無論是哪一級別的經濟學家，都不等于他是個好人，能提出好的方案。作為國家領導看方案是要權衡利弊，要照顧社會各方面的影響，矛盾激化的方案是無法實施的，這是眾所周知的。一個被大家指責為不懂行普通人往往更能夠比那些所謂懂行的更加小心謹慎(一般來看是這么樣的)。
毛主席是軍事家，但同樣他是無法遠隔千里指揮的。林總是具體的執行者，主席的戰略是要林總以具體的方案來執行的。而且這方案的好壞直接涉及整個戰略的實施。
經濟學家最好拿出方案，而且你的方案和其他專業的人是平等地要接受質問的。不是常在報紙上叫中國經濟可以每年增長8％幾年就可以改變經濟周期的。無非是讓報紙多等自己的名字出名而已。
向啟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為了中國的安定，不好意思借用他老人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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