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短短的25年里，我國教育所實現的兩大歷史性跨越式發展的確讓大眾感到欣慰，但如果有人認為，現今“中國教育改革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務已經主要是“均衡發展”和“解決那些弱勢群體的基本教育問題”的話，那就值得商榷了。

筆者試圖就“中國教育改革迫在眉睫”的若干問題，擇其要者三，試問一二，以為引玉之磚。

之一：創新為何乏力

我國科技經濟社會普遍且持續性地創新乏力與我國教育創新乏力之間的相關系數，是高還是低？

這是一個看似解決而實際沒有解決的問題。說“看似解決”，指的是我國教育界從上世紀80年代熱鬧一陣的“創造教育”，90年代時興的“創新教育”，到21世紀以來黨中央提出并開始探究的“教育創新”，發表的文章、報告甚多。

然而，依筆者陋見，專門調研和探討上述兩者之間“創新乏力”相關性問題的文章或研究報告，恐怕還未曾面世。根據鄧小平理論，教育要“面向現代化”。如今，面對我國現代化過程中，科技經濟社會普遍且持續性地創新乏力這樣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我國教育應負何等責任呢？我國教育哪些弱點與毛病才導致了前者的“普遍且持續性地創新乏力”呢？

筆者暫且以IT產業為例。眾所周知，IT及其相關產業乃是近二三十年來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支柱產業。有關研究表明，無論是IT原創國美國，還是IT后發國家如英、法等，IT產業之所以成為其支柱產業都不過是一代人的工夫。他們的IT硬件工程師、IT軟件工程師等，其中絕大多數人是19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學校培養出來的。而面對我國IT及IT產業的落后現狀，我們捫心自問：中國教育怎么啦？中國IT教育怎么啦？有人說，“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信息科學落后，IT產業薄弱，IT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一半多責任應由中國教育界負責”，恐怕是頗有見地的。

在筆者看來，這第一個問題不僅是“實際沒有解決的問題”，而且應該是當代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過程中首要且最大的問題。這個問題絕不是任何聽起來非常充滿感情色彩的別的什么問題。

之二：投入何時達標

政府在教育投入上要達到國內生產總值4%的承諾，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兌現？

這是第二個看似在解決而實際遠沒有解決的問題。早在1988年，鄧小平同志就諄諄教導全黨全國人民：“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在1994年，江澤民同志又告誡全黨全國人民：“財政再困難，也必須舍得投資把義務教育辦好，這是提高全民素質的奠基工程。”

在隨后的中央文件中，曾多次明文做出了政府在教育投入上要在20世紀末達到國民生產總值4%的承諾。非常遺憾的是，新世紀的頭五年又過去了，政府的教育投入距離“占GDP的4%”的承諾依然相去甚遠。

世界著名科學計量學家布勞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訪華演講時曾風趣地說：“對科學研究而言，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難道對教育而言，不也是“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嗎？也許正是根據這個原理，據媒體報道，周濟部長最近指出，影響中國教育發展最嚴重的問題是經費短缺問題。

那么試問：政府在上個世紀做出的關于教育投入要達到國民生產總值4%的承諾，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得以真正實現？

之三：教育界的態度如何

為何我國教育界對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教育的批評，仿佛采取一種視而不見或不予理睬的態度？

從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到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都對我國教育提出過批評意見。如果說對毛澤東、鄧小平關于教育的批評意見，我國教育界曾給予過及時回應的話，那么，對第三代領導人關于教育的批評，則有些部門尚缺積極的學習、響應和回答。

比如，在1999年我國第三次“全教會”后不久召開的國務院基礎教育工作會議上，時任總理的朱镕基同志曾嚴肅指出，從總體上看，我國的基礎教育比較落后。文獻研究表明，面對朱總理的批評，我國教育界非但沒有半點自我批評，反而只當沒有聽見而繼續宣揚“我國基礎教育在世界上是一流的”奇談怪論。更為嚴重的是，當黨中央把“我國生產力和科技、教育還比較落后”的現狀，寫進了莊嚴的黨的十六大報告之后，在我國教育界依然未見有什么積極的、帶點自我批評的文章或講話。恰恰相反，教育界（包括教育部門的官員）倒流傳起了什么“我國的教育，自碩士研究生教育以下在世界上比較是無可挑剔的”之類的大話。

如果說，我國教育界存在什么問題值得拿出來供大家探討和研究的話，難道這不是一個應當足以引起重視和警醒的大問題嗎？

（特約撰稿 蔣國華：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授，民進北京市委秘書長，北京市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