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黨在中國行不通！——評曹思源“帶動全面改革”的政治綱領

    

    曹思源號稱“曹破產”與“吳市場”、“厲股份”并稱中國改革的“三大智囊”和“理論旗艦”。此君歷來不甘寂寞，近年又有“中國共產黨將要改名為中國社會黨”的危言聳聽（曹氏1999年5月20在美國加州大學的講演，見所著《人間正道私有化》，香港夏菲爾出版公司 1999年10月版）。究其理由，是共產黨改名社會黨能“帶動全面改革”。社會黨有如此風光，那就得問其來龍去脈。
    一、社會黨是何方神圣？
    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命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1847），他們為“同盟”起草的宣言就是偉大的《共產黨宣言》（1848）。共產黨這一名稱最好地表達了工人階級的社會理想。不過第二國際各黨多半稱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黨、工黨等。恩格斯領導國際的時候；這些黨大都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但機會主義傾向在逐漸抬頭。恩格斯為克服這種傾向作了大量的工作。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的影響增強，以列寧為代表的左派與之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第二國際各黨轉向社會沙文主義，淪為帝國主義戰爭政策的幫兇，第二國際在政治上徹底破產。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更使各國社會黨陷入危機，發生分裂。左派紛紛退出，按照列寧主義的原則，組成新型的無產階級政黨，并恢復馬思所定的正確名稱——共產黨。而社會黨則完全蛻化為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政黨，其基本主張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進行階級合作與社會改良。二戰中一度與共產黨合作，但政治上缺乏獨立，以至 1946年 5月的社會黨國際大會拿不出明確的政治綱領，連與共產黨“是合作還是對立”都拿不定主意。但繼邱吉爾發表“鐵幕演說”而拉開冷戰序幕，美國稱霸全球的“杜魯門主義”實施，蘇聯作出成立共產黨情報局的政治回應，這時的社會黨才獲得自己的政治靈感，扯出在東西方間充當“第三勢力”的旗幟。
    在此期間，德國社會民主黨正式議決放棄馬克思主義，英國工黨也公開宣布不再以紅旗作為自己的標志。所以，說是充當“第三勢力”，其實是資本主義的另一駕馬車。眾所周知，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使資本主義的危機深化，資本主義的自我作孽讓社會主義深得人心。面對社會主義的全球化壓力，資本主義的舊秩序難以維持，國際壟斷資本便將主張階級合作的社會黨當作應付危機的工具，于是社會黨便在不少歐洲國家成了執政黨。
    社會黨執政不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引進一些社會主義成果。如引進在蘇聯工業化取得成功的計劃手段改造傳統的市場經濟，用其社會保障制度緩和尖銳的階級矛盾，甚至搞所有制的國有化。社會黨的局部改良改善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為停滯的西方經濟注入了活力，開辟了一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在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20年的年均增長率達5.5%，比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年均2.5%的增長率增加一倍多。通過這些政策，社會黨為資本主義拓寬了生存發展的空間，延長了資本主義的壽命，也為在東西方對峙中的西方增強了冷戰實力。
    但改良主義并不能泯滅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社會黨人雖然講宏觀調控，但私有制不能讓宏觀調控貫徹到底；福利主義雖有利于緩和階級矛盾，但強化稅收又損害了壟斷資本的既得利益。加上戰后恢復時期的結束，國際資源控制力減弱（殖民體系瓦解所致），兩場“石油危機”又觸發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危機，空前的過剩和通脹為西方經濟帶來致命的“滯脹”。改良主義失靈。右翼大舉反撲。撒切爾主義的貨幣學派和里根經濟學的新供應學派取代了社會黨人的改良主義，政治上也由保守黨對社會黨執政地位取而代之。
    資本換馬的失敗證明資本主義不可救藥，也證明社會黨的改良政策對資本主義無力回天。但是，社會黨政策的示范效應對國際共運卻產生了重大影響，赫魯曉夫的現代修正主義和爾后共產黨的社會黨傾向便是其滯后效應，在上世紀中葉，中蘇曾爆發國際共運的論爭，中共對蘇共效法社會黨搞“全民國家”、“全民黨”政策和“土豆燒牛肉”的福利主義持批判態度。有人原以為說了些廢話，但蘇東劇變的災難事實卻證明中共的立場非常正確。蘇東劇變是否誘發于共產黨的社會黨傾向？對此，當事人最為清楚。其導演戈爾巴喬夫在當時有個很清楚的說明。
    今天在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已不再存在使他們分裂的鴻溝。共產黨對自己的弱點、失誤和錯誤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社會黨國際十八大所通過的綱領性文件證明，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無論是在對當代世界的看法上，還是在理解進步力量所面臨的任務上。在人道的、民主的價值觀的基礎上，我們不僅在政治立場上而且在世界觀立場上都接近了。
    ——《未來社會主義》第1期（1990年）載《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的確是和社會黨接近了，但其后果就是亡黨亡國，并有國際共運的巨大反復。當時以為這只是一場改革，殊不知戈氏另有意圖，其意圖就是他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發表的那場講演：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只有身居最高層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的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心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我的理想是走社會民主主義道路，計劃經濟束縛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場才能引向發展。
    ——原文載捷克《對話》1999年146期，北京外交學院周尊南譯
    從社會黨和共產黨“不再存在分裂的鴻溝”，到“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這便是戈爾巴喬夫的歷史交待。戈氏改革不過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繼續。而赫氏修正主義又是對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的繼承。不過，社會黨一旦完成修正馬克思主義、顛覆社會主義的使命，也無須有“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偽裝。如今社會黨勢力的代表人物是英國工黨領袖和政府首相布萊爾，他所主張的“第三條道路”與當年社會黨“第三勢力”主張有不同的內涵。據他說，“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壽終正寢”，他的“第三條道路”不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第三條道路”，而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傳統社會黨與保守黨的新自由主義間的“第三條道路”，具體內容被他概括為以下四條：  
    其一，在經濟上摒棄所有制概念，在傳統社會黨用國有化改造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之間尋求平衡；經濟運行機制上既反對傳統社會黨所謂”國家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又反對新自由主義對國民經濟的“自由放任”。
    其二，政治上反對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分野，用“聯合體”來取代階級概念，視“中間階級”為社會的主流和基礎，將其領導的工黨從工人階級黨變成“商業企業界的黨”。
    其三，摒棄傳統社會黨的“福利國家”政策，投資重點由公益事業轉向“人力資本”。
    其四，提出“世界民族”的概念。主張“模糊民族主義”提倡“多元主權”。
    以上轉向被西方評論家視為“左翼的右擺”。英國《外交世界》1999年第12期《英國經濟偽裝的改良主義》一文指出：“布萊爾不過是繼續撒切爾的遺產，穿起保守黨的衣裳”。布氏不但因此當上英國首相，還獲得美國政府的青睞，克林頓與布氏1998年就“第三條道路”舉行兩次會晤，并在他們牽頭召開的并有不少國家政府首腦參加的“第三條道路”國際研討會上將此作為“全球化”的大政方針。
    二、并非空穴來風
    社會黨與共產黨明明是代表不同階級利益和社會制度的政黨，為什么曹思源硬要將兩者扯在一起，斷言“中國共產黨將要改名為中國社會黨”呢？問題自然有其主觀意圖，如他對某些人說；“如果把共產黨改名為中國社會黨，共產黨不共產了，你們就可以放心了”（出處同上）。但主觀見之于客觀，曹思源之所以敢這樣說，能夠這么有恃無恐，問題不僅在于有官方媒體的捧場，有不少黨政官員的厚待，還在于現實社會一些微妙的變化。
    對照布萊爾摒棄所有制的主張，中國一些地方官員也有“不圖所有，但因所在”的非所有制口號。有些理論導向不但要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的國有經濟得退出國民經濟的競爭領域，還要對國有企業“一賣了之”，讓公有經濟“改制”為“民營經濟”。如此一來，全民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足四分之一，低于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時的水平。
    對照布萊爾的“中間階級”理論，一些官方媒體不但將此原裝拋售，《新華文摘》1999年第5期有讓“中間階級”取代工人階級領導的文章，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被一些人按照布萊爾將工人階級黨轉換為“商業企業界的黨”的說法，改口為“為納稅人服務”。在中國，企業是主要納稅人，企業活動以資本為紐帶，一些人總是以“優化投資環境”為借口，對外商和私商的投資行為肆意放縱，對工人的合法權益則無所顧及，以至在堂堂的社會主義中國，居然出現資本主義社會也罕見的關工人于狗籠、讓其集體下跪、從事集中營勞動的情況。
    對照布萊爾削減社會福利，財政投資由公益事業向“人力資本”轉移的政策，中國工人階級早已取得的社會福利和公益享受被大幅度削減，而“人力資本投資”又在很大程度上變成免費為發達國家輸送人才的活動。如今書讀得好的就是要出國的，出國混得不錯的就是不回來的，不能出國也是將為外國商社打工當作求職的首選目標，中國的國民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幾乎成了一場窮國為富國辦教育的鬧劇。
    對照布萊爾“模糊民族主義”和“多元主權”的“世界民族”概念，一場由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全球化運動竟成了中國人必須順應的歷史潮流，所謂“向國際慣例靠攏”成了某些人的奮斗目標，而對“國際慣例”由國際壟斷資本所制訂的事實卻閉口不談，作為國家凝聚力的愛國主義則被一些新潮學者當作“民族主義”大加討伐，以至于漢奸也成了不可多得的寶貝，有中央電視臺和一些省市電視臺在去年掀起一股謳歌漢奸的時髦。
    以上現象雖難說是我國社會生活的主流。但其動向非常危險，發展下去足以威脅執政黨的性質，斷送國家的前途。而“曹破產”之所以敢如此囂張，敢于要求中國共產黨改名為社會黨，除了此人的狂妄，還有以上種種令人擔心的現象，也不算是空穴來風。
    三、可悲的一廂情愿
    曹思源的預測除有國內條件，國外共產黨的社會黨化也是一種時髦，除俄羅斯，蘇東劇變下臺的共產黨差不多都改名為社會黨。俄羅斯雖無社會黨的易名，但當局政策倒是十足的社會黨路線，如經濟自由化，政治多元化，財閥占有國民財富的最大份額和由之釀成的兩極分化。之所以這樣一窩蜂，難說不是歐洲社會黨的示范效應。歐洲社會黨長期在西方國家執政，現在布萊爾的社會黨政策更是走紅，效法社會黨似乎能撈到些好處。但他們打錯了算盤，國際壟斷資本對投社會黨之機的前共產黨人并不買賬。。
    這里先說說南聯盟。前南聯盟可是當年社會主義陣營中最早推行社會黨路線、向西方靠攏的國家。國內政策有社會黨的“市場社會主義”和以“工人自治”名義推行的“福利主義”。對外則率先響應邱吉爾的“鐵幕演說”，以西方武力為后盾，效法社會黨當“第三勢力”，為西方撕開了“社會主義鐵幕”的裂口。西方對其優容備至，市場、技術和資金的援助應有盡有，南斯拉來很快由一個落后的巴爾干國家變成中等發達國家。然而，示范效應一旦奏效，“歷史終結”一旦到來，失去利用價值的南聯盟就成了西方摧毀的對象。在西方的策劃下，聯盟一分為五，剩下點地盤也嫌礙眼，出動上千架飛機，開來好幾艘航母，使出所有尖端武器，將一個小小的南聯盟炸得底朝天，而身為總統和社會黨領袖的米洛舍維奇則成了海牙國際法庭的通緝犯。武打不能顛覆，又以美國中央情報局導演的一場大選將南聯盟社會黨政府搞垮。
    在其它東歐國家，由共產黨所轉換的社會黨沒有南斯拉夫論會黨人先期投靠的資本，無功可恃，顯得格外服帖，對西方有求必應，主動加入北約，由此雖然沒有米洛舍維奇那樣的慘景，但日子也過得相當可憐。如在東歐還算不錯的匈牙利，先是一些持不同政見的學術名流組成的“民主論壇”接管共產黨政權，但這些一直在象牙塔混日子的角色除了故弄玄虛是一事無成、國家被他們搞得一團糟。操縱這個國家的西方不得不借助改名為社會黨的前共產黨人與民眾的“血緣關系”。有西方的青睞，這幫猶大獲得執政地位后受寵若驚，政策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以改革經受“陣痛”為借口，將少得不能再少的社會福利削減許多。“左派”干出右派不敢干的缺德事必然引起反彈。社會黨政府本來是投西方所好，按照西方規定的“市場經濟國家”標準改造“計劃經濟國家”，但惹出了麻煩不為西方所擔待，旋即讓那些在西方讀過博土學位，受過充分西方教育的人物組成的“青年民主聯盟”接管政權。盡管這些人少不更事，將社會搞得更為糟糕，但由于有充分的西方背景，仍然能為西方所接受。
    共產黨的社會黨蛻變不是純粹的主觀意愿，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前途的較量及其國際階級斗爭的反映。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共產黨的自我蛻變引起國際共運的巨大反復。由共產黨到社會黨不過是蛻變的中介，社會黨也由當年的騎墻派變成壟斷資本的頭面人物。與之相適應，當年掛著“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招牌的階級合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壽終正寢”所取代；所標榜的“福利主義”則變成“福利使人懶惰，失業讓人勤奮”等強化資本掠奪的說法。說到底，這是國際壟斷資本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反撲，而共產黨的社會黨蛻變則是一場“沒有硝煙的世界大戰”，將代表勞動者利益的黨向代表資產者利益的黨轉化，并由此將勞動者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獲得的利益重新交回壟斷資本。
    在那些已經變過去的國家，對民族國家來說，是政治動蕩，經濟滑坡，國家元氣大傷；對廣大勞動者來說，不但失去法律上的主人翁地位，還失去了憲法規定的勞動權利，飯碗可以被資產者任意剝奪，一支為資本增殖所需的“產業后備軍”讓勞動者為只飯碗自相摧殘，被壓低的工資和被削減的福利為資產者提供更多的剩余價值，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普遍倒退好幾十年。匈牙利據說是那些變過去國家搞得比較好的，但據統計，這個國家1997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不及1989年的90%，1998年的國民平均工資不到1989年的80%；社會保障體系全面崩潰，社會保障的比重由劇變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7%降到5%左右，而失業率由當年的零位數猛增到如今的40%以上、在這些變過去的國家，據說能自由表達政見，能自由競選總統，但人一但飯碗無著，或有飯碗隨時可被敲碎，哪里出得起廣告費去競選總統，不知他們還有多少政治心情？事實上，沒有經濟民主、即勞動者共同擁有生產資料和不可剝奪的勞動權利及以主人資格參與國民收人分配的權利，所謂政治民主只能是政客和文痞的專利，對普通勞動者則是根本無力享受的奢侈品！
    比較前蘇東的生產力和社會發育程度，人均國民收人排在世界100位左右，比全球競爭力排名41位的中國更顯落后，如此有限的資源根本經不起兩極分化。兩極分化讓匱乏的資源向極少數人集中，落在廣大勞動者手中的資源將會更少。如果讓這些“弱勢群體”去搞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等待他們的則是一個“馬太效應”。加上中國的勞動力無限供應，“勞動力商品”根本無法與資本相博弈。所謂“簡單勞動力”恰恰是廣大工農民眾，而中國憲法界定的國體又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基礎”。如果將工農置于資本的附庸，讓他們在兩極分化中變成“弱勢群體”，那將危及權力的合法性。
    按照社會黨綱領規范改革必然要推翻現行憲法。憲法是個文本，“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列寧語）。紙面上作番修改當然容易，但“人民權利”的內涵一旦剝奪必有反彈。共產黨人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知道得罪人民遲早要倒霉。歷史上的統治者心目中根本沒有勞動人民，讓一幫剝削者對勞動者肆意盤剝，但最為老實的農民也會突然間揭竿而起，一個“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的史實將那些歷史唯心論者搞得很狼狽。這樣的歷史曾在中國周而復始，現代中國人絕對不能重蹈歷史的覆轍。如果中國共產黨真像曹思源所主張那樣改名為中國社會黨，不代表廣大的勞動人民而代表少數暴發戶，歷史上演出過多次的這種悲劇將會重演。一個最好的辦法，還是讓“曹破產”自己去破產——讓他斷言“中國共產黨將要改名為中國社會黨”的“預測”永遠不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