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新自由主義規則下的全球化——菲德爾•卡斯特羅與托馬斯•博赫斯的談話*

    
哈瓦那  1992年6月

    我想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意識形態化的世界上，只是在這個世界上有人試圖把資本主義思想、帝國主義思想、新自由主義思想強加于人，恰恰是試圖把一切與這種思想不同的思想從政治地圖上抹掉。因此我想，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意識形態化。我確信，所有那些都是一個大鬧劇，一個彌天大謊。
    比方說，和平共處原則一向是作為各個國家——不問其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如何——相互關系的準則存在的；這是老早的事，有幾十年了、如果把非意識形態化理解為不問意識形態差異地發展各國相互關系以及尋求和平和合作的話，那是革命運動很久以前提出來的，絕對不是新的。如果不是恰恰企圖讓一切與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唱反調，與其有分歧的東西銷聲匿跡的話，我不知道他們想用這個詞匯干什么。
    ……不只是企圖使它長期永存，而且使它更加殘忍，更加不公平，按照美國和各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整頓世界。
    新自由主義是帝國主義在其世界霸權階段的意識形態。是企圖強加給其他國家的想法；但是第一個不實施這些想法的是美國，因為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對拉丁美洲國家說，他們不應該有四千億美元的預算赤字，因為他們把這赤字變為世界市場上的外匯吸收機。美國說不應該有貿易逆差，可是最大的貿易逆差是美國的；美國說不應該有保護主義政策，可最主要的保護主義政策出在美國；美國說不應該給工業和農業補貼，可是第一個補貼其工業和農業的就是美國自己；美國說不應該有自由兌換的限制，可實際上美國利用它為自己謀利。
    我舉個例子：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政策相當于什么呢？相當于組織一場足球比賽——舉這個例子是談一個很多人都了解的運動——由奧林匹克冠軍對一個幼兒園隊，但規則相同；也就是說，對幼兒園的孩子們說，要進球就得把球送到距中線50米的大門——我相信大門是在50米處——而奧林匹克冠軍們要進球也要把球送到距中線50米的對面的大門。另一種規則可能更公正：幼兒園的孩子們把球送出20厘米就算進球，奧林匹克冠軍們把球帶出50米算進球，也就是說，不應用相同的規則進行這場比賽。在我們所談的情況下，他們用完全相同的規則組織比賽：自由兌換，不保護本國工業。
    由于這些經濟處在危機當中，由于所有這些國家都有通貨膨脹，由于金錢尋找最可靠的地方，這種情況為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銀行大量轉移、大量流出創造了最理想的條件；錢不是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銀行流到不發達國家去，而是由這些國家流出，這些國家對自己的工業沒有任何關稅保護，這些國家的工業的銷聲匿跡有利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它們成為無數商品的供應者；不發達國家決不可能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競爭，只得去搞污染性工業、勞動力密集型工業，而這種勞動力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受到輕視的。
    也就是說，美國對他們說：“你們要實行連我們都沒有始終堅持實行的經濟措施，你們要清除所有妨礙發展的障礙和限制才能得到發展，才能得到資本”，然后就到處掠奪這些國家，首先靠利息和投資利潤掠奪他們；靠資本流出掠奪他們；靠不等價交換，廉價購買他們的原料和高價賣給他們制成品掠奪他們；通過競爭——自己在競爭中擁有強加其技術的一切優勢——來掠奪他們。也就是說，隨著他們強加而拉丁美洲各國政府又接受這些公式和藥方，掠奪的方式層出不窮。
    談判的條件也不平等：一個強大的國家——美國——以及為其效勞的強大的國際金融機構，同問題成堆的國家，同困難成堆的國家，同危機四伏的國家，同分崩離析的國家，同孱弱的國家談判。恰恰是最壞的談判條件，不是在平等條件下談判。
    這就是美國在拉丁美洲強制推行的政策。是什么樣的前途在等待著這些國家人民呢？很簡單，是難以忍受的東西。生活會證明，這是難以忍受的，生活會讓那些資本主義思想和那些新自由主義思想目前的威信掃地以盡；生活、現實終將獲勝，因為一個現有4億多人口、25年或30年后將有8億人口的國家集團不會甘心承受這種命運。
    8億人的生活、歸宿、命運不能犧牲，不能視而不見，不能那樣剝削。我在同拉丁美洲人談話時看到了。聽聽正在發生的情況，邊緣區的情況，孩子們的情況。婦女的情況，失業者的情況，教育的情況，拉丁美洲越來越多的兒童無家可歸流落街頭自謀生路的情況；聽聽疾病情況，所有這些國家衛生情況，這些國家有從發達國家傳來的諸如艾滋病之類的疾病，有發達國家沒有的疾病，比如霍亂，近些年中它在拉丁美洲國家猖狂肆虐，聽聽這些情況實在令人心碎。
    拉丁美洲人對這種情況表示了實實在在的絕望。我已經不是在跟你談政治領袖，而是談專業人士、知識分子、作家。科學家、醫生、教師、工程師。我參加過很多有這些人發言的會議：醫生會議、教師會議、母親會議、婦女會議，他們所描繪的圖畫……，他們在30多年后的今天所描繪的圖畫比在古巴革命開始時描繪的圖畫，要可怕得多，絕望和讓人絕望得多；我看到了，這是可以看到的東西。是時間的問題，因為現在用這種政策在拉丁美洲安裝的是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我們還等待什么呢？等待一切都爆發才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嗎？沒有前途，我認為，拉丁美洲的政治家、進步和民主人士的根本義務是給予這種情況所需的一切應有的注意，要么我們就將注定要做奴隸，注定要使發現和征服的歷史重演一次，或許要到500年后才來回顧實施這一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時刻。
    我不相信會發生這種事。我已經跟你說過，用不了30年我們就是8億多了。8億人不能像臭蟲那樣消滅，8億人不能屠殺，不能斬盡殺絕；對于數以億計的人，對于我們現在這些新印第安人——他們想發現我們，想征服我們，想教導我們，想教育我們——不可能重演發現和征服的歷史。
    你若是看到，比如說，在我們國家找不到一個乞兒、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一個流落街頭的孩子，我們國家沒有；你若是看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甚至第三世界國家，數以千萬計的兒童被遺棄，無家可歸，無父無母，得不到任何幫助，在街頭行乞、吞火、表演節目，以謀生路，這是一幅普遍的情景，而古巴卻沒有一個這樣的孩子。有哪一個國家在人權上比我們做得更多呢？
    你若是分析得不到醫療的患病兒童和文盲兒童的數量；你若是分析一下，世界上有億萬個兒童缺醫少藥，有哪一個國家在人權上比我們做得更多呢？我們是一個沒有一個兒童失學，沒有一個兒童得不到醫療的國家。
    你若是注意，世界上有人販賣兒童，甚至“出口”到其他國家去，而且創建了兒童出口貿易公司；世界上有兒童交易、販賣兒童，有時候，往往販賣兒童是利用他們的重要器官搞移植，你看到我們這樣一個連一例這種情況都沒發生的國家。有哪一個國家在人權上比我們國家做得更多呢？
    你若是想想第三世界如此普遍的兒童賣淫的問題，有的兒童甚至被用來進行性交易，或性場景及一切諸如此類的事，而你在古巴卻找不到任何一個這樣的情況。有哪一個國家在人權上比我們做得更多呢？。
    你若是看到，比如說，許多國家的嬰兒死亡率超過10%，拉丁美洲的平均數是6%以上，這就是說，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兒童死亡，你會看到，在我們國家——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一個不發達國家，一個被封鎖的國家，一個被雙重封鎖的國家——降低了1～5歲和5～15歲的嬰幼兒死亡率，在革命勝利后的30多年中挽救了數十萬兒童的生命。有哪一個國家在人權上比古巴做得更多呢？
    *托馬斯•博赫斯：《一粒玉米》，國務委員會出版局，哈瓦那，1992年。
    編后話：這篇談話，選自2000年11月我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翻譯出版的《全球化與現代資本主義》一書（菲德爾•卡斯特羅著 王玫 鄧蘭珍 王洪勛 范墨賢譯）。這是一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歷史條件下，在美國眼皮底下，遭到美國殘酷打壓、顛覆、封鎖，歷經四十載而沒有被摧毀、被壓倒，始終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的英雄古巴的領導人——卡斯特羅發出的旗幟鮮明、氣壯山河的革命聲音。這樣的革命聲音是值得我們傾聽、深思和欽敬的。刊登這篇文章的自的之一，也是為了向我們的讀者推薦《全球化與現代資本主義》這本表達古巴人民的不畏強暴的革命精神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