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私營企業主登上全國勞模榜的斷想

       （摘自2005年第11期《環球》）

    關于私營企業主是不是適宜當“勞模”的爭論，似乎已經隨著約30多位私營企業家昂首登上“全國勞模”榜而塵埃落定。輿論一片叫好之聲，私營企業家們也自感這是“正名正位”，泰然受之。
    不過這類“正名正位”看似皆大歡喜，實際上卻充滿了內在矛盾，結果是使原本就有點混沌的權利邊界變得更加混沌，對構建和諧社會未必有利。 
    “勞動模范”，顧名思義，應該是因勞動出色而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這個稱號的重心在勞動，要當“勞動模范”，首先就必須在勞動方面有比別人更突出的表現。
    當然，私營企業家也從事勞動并通過勞動獲取收益，然而這并不能否認，私營企業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仍然來自于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
    私營企業主階層與其他社會階層的本質區別，就在于它掌握資本，通過雇傭勞動，能夠無償占有雇傭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因此，如果“剩余價值”不占他收入的主要部分，那就不應該把他劃到私營企業家階層中去，而應該實事求是地把他劃為小業主或獨立勞動者。
    現在，第一個悖論來了：無償占有“剩余價值”的含義就是不勞而獲。把“勞動模范”的稱號授予不勞而獲者，是不是有點無厘頭的感覺呢？這是諷刺勞動呢還是諷刺那些獲得“勞模”稱號的私營企業家？
    按照中國的傳統，評選勞模的活動，一直都是由工會系統負責操辦的。而工會是干什么的呢？工會就是雇傭勞動者的組織。因為分散的、孤立的雇傭勞動者沒有能力和雇主博弈，所以大家才組織成工會，工會是私營企業家的天然對立面。
    現在，第二個悖論來了：在私營企業家們從事的“勞動”中，就包括和工會博弈的內容。私營企業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有一種天然的沖動，那就是要盡可能地降低工人的工資。這和某個具體的私營企業家的個人品質如何，是不是具有愛心或者同情心，沒有多少關系。
    而且越是成功的私營企業家，和工會博弈的能力就越強，他的成功往往就是以工會的失敗為前提的——工會給這樣的企業家授予“勞動模范”的稱號并大張旗鼓地表彰之，是不是有點超現實的感覺？如果有工人批評說工會這樣做是“種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工會又該如何為自己辯白呢？
    目前，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社會各階層回歸自己的本位。改革開放以來，許多曾經“魅力無窮”的階層都紛紛回歸本位，比如“干部”不再是“當然正確”的代名詞；“知識分子”也不再是“清高、清貧”的代名詞，這是社會成熟的標志。
    但“私營企業家”階層卻似乎與這個大趨勢相反，自破繭而出以來一直都在“入魅”。一會兒是“入黨熱”、一會是“從政熱”，現在又是“勞模熱”。在我看來，這對他們未必是好事。因為當一個社會對內在于其中的一個階層無法正確對待的時候，這個階層也就很難正確對待自己了，這個時候，它距侵犯別的階層權利也就不遠了。后果當然是：不光他們自己權益在碰撞的過程中受損，全社會的和諧也一并被破壞掉了！
    耐人尋味的是，差不多就在我們這里為私營企業家大加溺愛的同時，美國《財富》雜志推出了2005年“美國饕餮CEO排行榜”英國一位職介公司的老板，因殘酷剝削來自東歐地區的工人，被英國《世界新聞報》評選為“全英最貪婪老板”。——這至少意味著，那里的人們對資本的本性有著遠比我們更清醒的認識。
    現在，對掌握權力者必須進行監督，已經成了社會共識；但對掌握財富者，也要進行監督，人們卻似乎完全沒有概念。實際上，當有能力支配大量財富和生產力的私營企業家，一旦在逐利本性的驅使下發飚時，他們對自然環境和社會和諧可能造成的破壞，是遠遠大于幾個為討要工資而爬上腳手架的民工的。
    《財富》雜志認為，缺乏必要的監管是這些CEO們最終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的主要原因，它不無惋惜地評論說：“這群資本世界昔日的偶像，在暴露了他們對人類基本需求極端非理性膜拜的陋癖之后，終將走向黃昏，只留下一抹抹拉長的身影。”為了防止中國的私營企業家步他們的后塵，我們也應該減少對他們的溺愛，加強對他們的監督——從這個角度來看，把他們評為“勞模”，弄不好是害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