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澤東的名義——南街村民間信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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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107國道，一進入大名鼎鼎的“紅色億元村”河南臨潁縣南街村，就會被無數熟悉但又陌生的標語所包圍，這些標語核心思想都是圍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讓人頓生惶如隔世之感。在南街村主干道寬闊的穎松大道中央轉盤處，一座高達10??6米的漢白玉毛主席塑像，至今還在為南街村民揮手指引前進方向，雕像基座上刻著“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毛澤東思想賽過神。”村志記載，93年雕像落成時村黨委書記王宏斌噙著熱淚，激動地朗誦他親手撰寫的碑文：“禾苗生長靠雨露陽光，南街村的興旺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而且最令這里的老百姓自豪的是“共同富裕”，村民免費住的是全中國農村都罕見的有中央空調的居民小區，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幾乎都享受集體福利。附近其他村的年輕人都以能到南街村打工為“有出息”。這個一支獨秀于中原腹地的南街村以八百戶農民兩千畝耕地，在“班長”王宏斌帶領下“玩泥蛋起家，玩面蛋發家”，成長為有方便面、啤酒、調味品、印刷等系列項目頗具規模的產業集團，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是一個奇跡。
　　　如果你想從老百姓那里尋找答案，問他們南街村經濟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他們會一臉真誠的說：是學毛澤東思想學出來的。這個答案可以滿足一般意義上的獵奇心理，但任何一個受過現代經濟管理知識訓練的人聽了都會丈二和尚莫不著頭腦。“三年自然災害”弄的餓殍遍野，“文化大革命”搞得家破人亡，不都是學毛澤東思想學得最熱鬧的時候么？如果要擠去語言的泡沫，最關鍵的是分析清楚，南街村是如何學毛澤東思想的，或者說他們以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名義都做了些什么？筆者的調查也由此展開。

“集體主義”與“團隊精神”

　　　南街村取得了不小的經濟成就，但和大丘莊不同的是這里的領導干部，普遍保持了樸素親民的作風，二十一個村委干部一律每月拿250元工資，這個“二百五”象征領導干部吃虧在前的傻子精神和模范帶頭作用。面對人性中共有的“機會主義”和“敗德風險”，在國企領導都要用期權激勵來收買才能忠誠服務的年代，南街村的干部何以基本做到堅持一心為公？王宏斌有一句名言“南街村也不是一塊凈土，南街村的今天是斗出來的”。在這里毛主席的斗爭哲學“與人斗其樂無窮”很受推崇，“斗私會”就是非常典型的形式，一旦有人干了有損集體利益或者公共道德的事，比如出差多報銷了發票被揭發，或者在家不孝敬老人，村民組長或者單位干部提出就可以召開，會上當事人站在臺前接受大家質問批評，長輩訓斥，親朋好友勸導，讓人無地自容，有錯誤的人還要穿上一種標志參加學習班的黃顏色背心白天從窯場往建筑工地拉磚，晚上住在保留下來的一座破房子里，吃窩頭菜湯，憶苦思甜。“讓他們丟丟人，想想好日子是咋來的！”不僅普通村民，連村干部都挨過斗，曾有四個村干部，當集體企業效益上臺階以后，“產生了腐化思想”，結果上了“斗私會”，被稱作“四人幫”，幾次檢討都通不過，不過斗過以后經過一段時間考察“認識提高了”，又恢復了領導崗位。
　　　還有各級單位定期召開的“民主生活會”，會上干部要帶頭“脫褲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恨斗私字一閃念。連王宏斌自己都曾在會上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檢討自己“心里有鬼”，多年以前“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南街在今天依然把“堅持政治掛帥”作為掛在嘴邊的口號，村民定期被組織起來圍坐一堂“學毛選”，（“學毛選”在南街村泛指進行政治學習），并規定對于“不重視政治學習”者，“進學習班，加強思想政治教育”。這種“治病救人”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干涉個人自由的極左風氣。但是這些年在北京、上海等地一些外資企業開始流行的“團隊拓展訓練”非常時髦，記者也湊巧參加過一回，一個來自臺灣的培訓師運用音像、燈光、語言暗示等各種手段，誘導參加者在同事面前說出工作中、和團隊相處中最讓自己尷尬和羞愧的事情，也是不少人一面傾訴一面痛哭流涕。一個是紅色年代的革命傳統，一個是資本主義社會新事物，比照起來二者卻相應成趣，有異曲同工之妙。

新版《白鹿原》

　　　看過《白鹿原》的人，一定會對中國農村秩序的維持有很深的印象。解讀南街村《村規民約》很有意思，在處理頗有一些冷幽默的意味，比如對“不能正確對待批評……發牢騷，講怪話”“停止工作，進學習班”；對于“當面不說，會后亂說，當面不說，背后亂說”者“公開作檢查，直到大家滿意為止”，對于“見壞人壞事不敢斗爭”，罰“十天內抓壞人壞事30起”；對于“無事生非，戳三搗四，挖苦先進”，“寫檢查1500份由本人送至各戶村民，義務勞動三個月”；對于“搞第二職業”者“停發一切福利，取消建設小社區資格”；對于“觸犯法律人員的家屬”，“全家停發福利”。這些都是借助農村低流動性熟人社會構成的天然團體，以違背秩序者將被被團體孤立的威脅，維持成員間關系和諧，維護集體凝聚力、戰斗力，用現在時髦的詞來說就是“團隊精神”。而且對于符合這些規范的村民，還用評選“十星文明戶”的方式加以褒獎，這種褒獎還直接和福利待遇掛鉤。

　　　毛主席教育大家，中國“最重要的是要教育農民”。剛到南街村記者驚異地發現，這里村民衣衫儉樸古風存焉，待人熱誠，問路都給你認真指點，隨便敲開哪一個辦公室，都會給你泡一杯熱茶，而且都很講禮貌，時不時還以河南口音冒出兩句河南人不大用的敬語，如果中國農村都能這樣恐怕快是六億神州盡舜堯了。后來我拿到一本剛印發村民學習的《“凈化思想，規范行為”實施準則》才算是找到一些答案，這本手冊里連教育村民該怎么用文雅的語言說話都有詳細的規定，“好久不見說：久違”；“贊人見解用：高見”；“等候客人用：恭候”；“中途先走說：失陪”；“求人讓道說：借光”，“征求意見說：請指教”……至于其他一些諸如不許“賭博、喝閑酒”；“奇裝異服”；“鋪張浪費”；“嫌棄老人”；“對子女嬌生慣養”的規定，仔細體會其實和儒家哲學的各種人倫規范，諸如仁、愛、義、親、慈、孝、友、悌等在情感意蘊上并不違背，當然和《白鹿原》里不一樣的是在這里一切倫理教育統稱“學毛選”。

　　　在道德建設領域，南街村人最自豪的口號就是“外圓內方”。具體表現在南街村的業務員出去了，該吃喝的照樣吃喝，該拿的回扣照樣拿，需要花錢搞攻關的照樣搞，但對內帳目必須清楚，可以收紅包、禮金但必須上交集體，由集體統一分配。這點破了就是道德上的雙重標準，舉個極端的例子就好像江湖好漢們出去也打家劫舍、搶壓寨夫人不覺得有何不妥，回到山寨里卻得論功行賞做得很公道，團伙內部，朋友妻，不可欺。它的來源就是我國傳統推己及人，有差等的倫理體系。這么做其實也不是南街村的專利，一些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為了順應中國國情，也大搞攻關，但其內部財務制度卻是非常嚴格的，其背后的邏輯就是社會風氣管不了那么多，但企業內部風氣絕對不能馬虎。這種對待道德的實用主義態度經不起康德的“絕對命令”來推敲，但卻在適應外部環境又避免內部矛盾上非常有效，這一價值觀被南街村人稱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完美結合”。

“集權主義”和“現代企業制度”

　　　南街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全民皆兵”，把本村和外村來打工的青年組織起來，現有30個民兵連，民兵8000人，其中基干民兵4500多人，還有一個專職化的民兵獨立連，實現“兵工一體，兵農一體，兵商一體”，每天清早伴著廣播喇叭里《東方紅》、《紅梅贊》、《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一類的歌聲，一隊隊身著迷彩服的青年邁著整齊的步伐出來@練，頗為壯觀，這令很多參觀者嘖嘖稱奇。只要是看過哈耶克大作《通向奴役之路》或者奧維爾的《1984》、《動物農莊》的人，對此情景恐怕會展開很多聯想，不會有什么好印象。不過南街村人普遍認為，經過軍事訓練的人“素質高”。并愛舉一個例子，南街村的一家合資企業，日資方代表一開始提出一個合資條件，就是不對員工搞軍事訓練。后來發現參加軍事訓練的員工明顯工作效率高，嘗到了甜頭，主動提出要村里多多組織軍事訓練。其實仔細體會這里的“素質”并不是指某個年輕人文化程度高低，或者是否具有創造性，而是流水線生產所需要的組織性，紀律性。對于以居安思危名義進行的軍事化訓練，最顯而易見的一點洽被忽略，其實這種訓練是把在小農經濟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農村青年短時間培訓成符合工業化大生產基本要求的產業工人的一條捷徑。同時這還產生了一點良性副作用，就是確保了社會治安，這么多民兵整天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來走去，難怪這里可以做到夜不閉戶。

　　　目前對于南街村這樣的集體經濟模式，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最擔憂的一點，高福利背后，對私人財產的牢固控制。南街村居民的收入采用“工資＋福利”的模式，其中工資只是比較小的一部分。他們堅決反對“單干風”，有一句口號是“讓南街村富得沒有一分錢個人存款。”南街村所有企業在產權上都是集體共同所有。這個“集體”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我們有理由有這樣或那樣的擔憂，因為我們看到了太多少數權勢集團以“集體”、“人民”、甚至“國家”的名義，控制進而侵占公共利益的行為。而南街村公然逆“包產到戶”而行，與大躍進年代不同的是，這不是以國家機器力量強制推進，而是民間的自發行為。南街村也走過包產到戶的道路，但效果并不好，很多土地被撂荒，于是早在1986年2月初五，南街村村民委員會發出告示：

1不允許把責任田租賃給外村。可提出申請交回村里集體耕種。
2交了責任田的農戶參加村里組織的集體勞動。
3交了土地的農戶吃糧由村里配給供應。
4農民交地憑自愿，以后想自己耕還可以交申請重新承包。

　　　至今為止還沒有農民提出要重新申請承包，倒是周圍別的村的農民，巴不得把自己承包的土地“并到南街村來”。這些村民之所以出于自愿把土地交給“集體”，本質上的原因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共產主義覺悟”，“毛主席的教導”，而是因為這個“集體”的代理人——“班長”王宏斌，出于各種也許是偶然的原因，恰恰既不是只會聽上級指示的庸人，也不是村霸，而是一個敢拍著胸脯和人比良心的大能人。就好像開放市場經濟環境下，人們把積蓄交到某位有才干和@守的口碑的職業經理人手中，南街村人相信在王宏斌的監管下這個“集體”，會真正代表廣大村民的利益。在經濟效益好的時候南街村不搞分紅，而是按毛主席的教導“勒緊褲腰帶搞建設”，把肉留在鍋里而不撿到碗里，從某種意義上講，實際是一種被村民認可的期權制，犧牲近期消費收入換來遠期回報。這種模式之所以不可克隆，是因為王宏斌式的人物在中國廣大農村難于被成批量的生產，或者就算有也難于坐到村支部書記的位置上。因而經過幾十年的考驗，老百姓覺得把“班費”由王宏斌這個“班長”來監管放心，而廣大農村的其他村支部書記們卻難于做到。這個班長以個人魅力帶領大家遵照毛主席的教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但如果拋卻意識形態的色彩來看，筆者以為在這一群中原農民身上表現出的勤奮、自律、堅韌、進取的品質，包括講奉獻來加速企業資本積累，其實和馬克思·韋伯所提出的“新教倫理”大有暗和之處。新教倫理的節儉禁欲導致了資本的積累，而把生產和獲利視為天職的觀念成為支撐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文化動力。從背后的思想實質而言可謂理一分殊，月印萬川，從這一意義上來講，也確實可以說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導并不過時。

　　　南街村人把毛澤東思想喊得震天響，但卻不是毛澤東思想的原教旨主義者。話語沒變但語境變了，更重要的是心境變了。活學活用對南街村人來說是“學毛選”的最高境界，他們善于“托毛改制”，在計劃經濟陰影還沒消退的年代，他們就能從毛選里學出搞市場經濟十六字訣“你無我有，你有我優，你優我廉，你廉我轉。”用典型的毛式語言，居然也把經濟學里企業競爭力的道理給講透了。

托毛改制

　　　從以上這些都可以看出南街村人有意無意間，以毛主席的名義和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來整合各種思想資源和意識形態的努力，讓人想起一句流行語“借殼上市”。但在這一過程中，有一段歷史被很多人忽略了。和村干部聊天中我得知，毛澤東思想在南街村真正被大講特講，并不是開始于文革而是文革以后。那時村里辦起磚瓦廠，很快見了效益，集體經濟就要上軌道了，但關于下一步該怎么走鄉親們意見很不統一，再加上這里回漢雜處，還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問題。于是村黨支部開始討論用什么來統一思想、教育農民。一開始，甚至有人提出讓大家拜佛信教，當然很快就被否定了，因為共產黨員不允許信其他宗教，最后決定只能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馬列著作都論斤稱，不容易看懂，村里沒人能說清楚，所以只能信毛澤東思想。廣大村民不是搞哲學研究的，記不住那么多復雜的概念，只要告訴他們是毛主席說的就行。一開始是悄悄地搞，主要因為文革剛過，怕被別人告狀戴“極左”的帽子。后來看到了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有必須堅持馬澤東思想并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文字，才抓住了尚方寶劍，開始用高音喇叭大張旗鼓地宣傳毛澤東思想。村規規定“不允許佩戴護身符，十字架等迷信類的東西”，但每家每戶統一發毛主席像，象關老爺一樣香燭供奉，同時每個正式職工統一發毛主席像章佩戴。

　　　作為南街村的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對毛主席的信仰無疑是真誠的，他們的富裕生活向他們證明了這種信仰能給他們帶來福音，就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的描述的“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

　　　毛澤東誕辰將至的時候，南街村街頭的電子公告牌上，反復地閃爍這各種歌頌毛主席的語言。你可以把南街村這片土地作為一個民間樣本來感受在毛領導的年代飽受摧殘知識分子群體為代表的精英情感和普通民眾在歷史價值觀上巨大鴻溝。毛澤東所犯的戰略性錯誤，曾使得廣大群眾深受其害，但在價值觀上毛澤東卻代表了當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群眾的情感立場。他為老百姓吃不飽肚子而流淚，以激烈的方式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和以權謀私，他批判那時的衛生部長，你的衛生部，干脆就叫城市衛生部，或叫“城市老爺衛生部”。歷史的發展總是需要一種平衡的聲音，在今天所有這些反而更加凸現出其意義，而深得廣大群眾的懷念。

　　　12月26號這一天，南街村的老百姓將要演樣板戲，唱東方紅來紀念這個偉大的日子。耗資千萬的毛澤東思想紀念塔也快要落成了，這是繼摹仿天安門設計的朝陽門之后又一標志性建筑，里面將供奉某書法家手書的全卷《毛選》，那將是一個盛大的日子。這一切都伴隨著南街村經濟的穩步發展。

　　　南街村以后會怎么樣很難預料，眼下不管別人怎么評價，南街村的村民們日復一日的在毛澤東思想的語錄滋潤下紅光滿面地過著幸福生活，而至今沒有一個現任國家領導對南街村模式表過態。

　　　也許根本就不需要誰來表這個態，我想起一句老外常說的話：If they feel good，that'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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