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國共產黨橫空出世，二十八年的血雨腥風，終于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巍然屹立于世界的東方，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到今天也有將近二十八年了，對這段歷史的評價是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不過歷史又到了十字路口是很多人都有的感覺。面對美國先發制人的攻勢日益縮小對中國的包圍圈；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咄咄逼人；面對臺獨勢力猖狂叫囂國家有四分五裂的危險；面對國內日益加劇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政府都束手無策。興亡誰人定，盛衰豈無憑？我們到底何去何從？每一個愛國者都希望追尋答案。我也嘗試著把我的思考拿出來和大家探討，本篇為反思篇主要是對近年來流行的政治經濟上的主流觀點進行非主流的思索。

一和平統一

我不認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主要矛盾，但它是引發中國社會沖突和戰爭的導火索。我曾寫過兩篇深刻揭示臺灣問題實質的文章，認為和平統一是癡人說夢，解放臺灣才是中華民族走向輝煌的必由之路。然而不管民間喊打喊殺聲不斷，政府死抱著和平統一的黨八股不放。最近反分裂法的制訂和國民黨的大陸秀被看成是反臺獨的重大勝利，引來精英和御用文人們的一片喝彩。細想想你勝利了什么？如果說你和已經被臺灣人民拋棄的國民黨達成什么共識的話，那也只是一個字的共識——“拖”。

有人要說和平統一不戰而屈人之兵有什么不好，但你要知道不戰屈人是有條件的。解放戰爭中的北平，今日美國之于利比亞，都是不戰屈人的典范，但它們都是建立在已經戰而屈人的基礎上的，從來沒有退讓妥協的不戰屈人。政府的誠意善意感化不了敵人，倒是麻痹了人民。

有人說要寄希望于臺灣同胞，我們對臺灣同胞仁至義盡，錯！政府對臺商確實仁至義盡，但對臺灣人民又有何仁何義？選擇陳水扁的恰恰是臺灣的中下層民眾，用我們的話說是臺灣的弱勢群體，他們沒有錢到大陸來投資，自然享受不到大陸官員為他們倒洗腳水的待遇，但他們有幸有一張選票，他們有頭腦不會相信一個只對金錢頂禮膜拜連自己人民都不愛的政府會去愛他們！至于得了便宜的臺商嗎，他們最希望的就是維持現狀，他們絕不會支持統一的，很簡單的邏輯：他們當臺商的好處遠遠大于當國民的利益！

我們的選擇只能是武力統一，是我們曾經說過的解放臺灣。但我懷疑我們還有資格去解放他們嗎？臺獨并不可怕，人心向背是最可怕的，人心的遠去是真正的遠去，永遠的遠去！

二與世接軌

與世接軌是近年來媒體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一切對我有利的舉措如加費加價、修改教科書避免友邦的不安等等，都可以用這個官冕的理由。與世接軌有一個堂堂的名稱叫全球化，雖然全球化不是什么新鮮的東西，它在十九世紀也就是我們大清王朝的時侯就有了，那時候它叫世界主義，隨著反殖民主義運動的不斷勝利，漸漸退出了歷史舞臺。不過這次它改頭換面卷土重來，伴隨著美國的精確制導炸彈，以及麥當勞、好萊塢等等，氣勢洶洶不可一世。所到之處可謂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以致于我們的精英分子早已迫不及待的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了。

全球化就是美國化，與世接軌就是承認美國對規則的制定權和裁判權。誰掌握了規則誰就掌握了絕對的主動權，想要玩死你還不容易。舉個體育的例子，乒乓球是我們的國球，國際乒聯以縮短比賽時間利于電視轉播為由將比賽規則一改再改，改得面目全非怎么看都便扭，一場比賽十幾分鐘就結束了，但同是小球的網球一打兩三個小時是常有的事，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改規則。體育比賽本質上是游戲無關宏旨，而在經濟文化的關鍵領域由別人來制定規則是把國家民族的命脈交到別人手里，人為刀殂，我為魚肉。

在我們這里奉若神明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的日子并不好過，西方八國峰會的會場外有幾十萬人進行反全球化的游行，在美國的后院拉美，受盡全球化苦頭的民眾紛紛把選票投給了維護民族利益的左派政黨。在以穩定壓倒一切的這里卻只準州官接“鬼”，不準百姓驅“鬼”，所以世上“鬼”常有，中華“鬼”更多。

三市場經濟

在主流經濟學家的不懈努力下，我們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崇拜到市場經濟崇拜的飛躍，看看只要我國官員出訪，或哪國元首來訪，報紙上新聞里第一件要宣布的事情就是某某國家承認我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市場經濟成了天庭上的玉皇大帝，地獄里的閻羅王，是神中的神；鬼里的鬼了。

主流經濟學家大肆鼓吹市場經濟給我們帶來的巨大成就，可現在有的資料說1976年的時候我國的經濟總量是世界第六，經歷了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和蘇聯解體的機遇怎么到變成天下第七了？誰欺騙了我們？

主流經濟學家以每年GDP的高速增長來證明市場經濟的成績，讓我們看看這些增長只能說明什么。首先國民生產總值GDP并不代表國民收入，很大一部分外資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別人的國民收入。打個比方你是一個農民有一塊地，由于資金技術有限，你每年的收獲只有一萬元；現在有人給你投資，給你改進技術和生產工具，你每年的收獲值兩萬元了，問題是他的資金不是白給你的，你要給他投資利潤的，結果你的實際收入可能還是一萬元。你增值的部分是別人的。其次國民生產總值沒有區分生產性的和消耗性的。腐敗人人痛恨，但反腐敗卻是越反越腐，腐敗就有點象臭豆腐聞聞臭，吃起來香。腐敗有深刻的政治文化根源（以后專文討論）這里我要就經濟上談談反腐敗步履維艱的原因。假如我們的反腐工作取得巨大成功有一半的腐敗分子落網，那么全國80%的高檔娛樂場所要關門；50%以上的星級賓館要倒閉；三分子一以上的二奶小姐要失業；連累到下游開排檔的、出租的、登三輪的，很多人的生計受到影響，GDP要損失二到三個百分點。如果腐敗風清弊絕，GDP簡直要崩潰了，反腐敗有如此巨大的經濟成本（更不用說還要巨大的政治成本了），難怪越反越腐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影響和決定了生產。再次國民生產總值沒有區分建設性的和破壞性的。平時一個地區能有10%的GDP增長很不錯了，但要是發生地震啊海嘯啊等重大災害，對社會物質財富是重大損失，對國民生產總值來講可能帶來百分之百、百分之千的增長。

主流經濟學家鼓吹效益優先、市場分工，是要永遠把我們置于食物鏈的底端，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殖民地，永遠只能做褲子不能造飛機。我看過一個菲傭經濟的故事，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菲律賓如何利用比較優勢，大力扶植菲傭學校嚴格發放合格證書，創造了一個知名的菲傭品牌，菲傭們每年為菲律賓帶來多美金等等。我認為一個人做傭人并不可恥；一個國家以做傭人為榮是可恥的；一個民族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都用在培養自己的女兒做傭人上，這個民族是毫無希望的奴隸之邦。主流經濟學家給我們開的藥方是利用比較優勢永遠作牛作馬，其心可誅、其罪難逃。

市場經濟是一種客觀存在，它和計劃經濟一樣都是為人服務的，都是手段不是目的。徹底破除對市場經濟的盲目崇拜，還其以本來面目是當前經濟工作中的首要任務。

四三個代表

三個代表成了黨的指導方針，成了馬列主義的最新成果，我都不知道該說什么了，用這樣膚淺不通的理論指導實踐，怪不到中國革命要從勝利走向失敗了，讓我們看看三個代表到底是什么貨色。

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這嚴重違反政治經濟學常識的，生產力的代表是什么？是生產工具。青銅器是奴隸社會生產力的代表；鐵制農具是封建社會生產力的代表；黨是什么，黨是社會的上層建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了社會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反過來上層建筑能動地影響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影響生產力。黨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筑只能通過影響經濟基礎來影響（促進或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黨怎么去代表生產力呢？何況生產力是與世俱來，萬古常存的，政黨只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有自己誕生和滅亡的規律。

先進文化的代表。作為上層建筑的一種，文化和政黨也不是誰代表誰的問題。在執政黨是一個提倡什么文化否定限制打擊什么文化的問題。在實際上我們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當成先進文化大力弘揚，把中國傳統文化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優秀文化當成落后文化隨意貶低，搞得現在漢奸文化盛行；頹廢色情文化盛行；封建迷信文化盛行。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文明的傳承決不是一個先進和落后的簡單區別，它有民族性、有階級性，我們不能說西方文化就是先進文化，伊斯蘭文化就是落后文化；就象我們不能去判定信上帝是正統，信佛法就是邪教。

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代表。這句話看上去無懈可擊,其實它混淆了黨和政府的區別,把政府的職能當成了黨的職能。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可以理解為中國共產黨不再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沒有了鮮明的階級性，共產黨成了全民黨了。誰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工人、農民以及其它低收入者是中國最廣大的群體，無產階級的隊伍在不斷擴大，無產階級需要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烏云遮不住太陽，黎明終將沖破黑暗。

五改革開放

我實在不愿意寫這幾個字，但我又不得不說，“改革開放”曾經是多么神圣的字眼，是可以和“革命”一起放在圣殿上供人禮拜的。今天改革失敗了，分析這28年的成敗得失，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我認為改革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三中全會到89年的學運為第一階段，經過兩年過渡從92年的南巡講話到今天是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改革整體上是積極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二階段改革被引到了錯誤的方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下面我就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分別進行論述。

農村改革我認為它從一開始就是戰略上是錯誤，戰術上有可取性。今天中國的三農問題突出，其根源就是一開始在農村改革上犯了方向性的錯誤。農村走合作化集體化的道路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建國后我們在引導農民走這條金光大道的過程中，存在著急于求成、過快過速等工作失誤，也挫傷了一部分農民的積極性，但這條路的本身沒有錯，它是農民獲得徹底解放的必由之路。以聯產承包為代表的改革是開歷史的倒車，今天的小崗村是農村永遠貧窮落后的典型，這是歷史的嘲諷，也是歷史的公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存在著怎樣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問題，現在我們再去探討有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已經沒有意義了，但當時為了迎合戰術需要去犧牲戰略利益，現在看來是多么愚蠢。這就是為什么農村改革經過幾年的發展期后又迅速衰退了。今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的三農問題日益尖銳，市場經濟要競爭，競爭分為壟斷競爭和自由競爭，壟斷競爭又有絕對壟斷競爭（如電訊、鐵路）和相對壟斷競爭（如你要做飲料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等跨國公司設置了很高的門檻），而只有單個農民的競爭是完全的自由競爭，什么賺錢農民種什么，而農民種什么都賺不到錢！主流經濟學家們歸罪于農民不懂市場，不！這是由個體農民在市場經濟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小時侯我們讀葉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讀茅盾的《春蠶》，我們很難感悟為什么會豐收成災，今天又有誰能比我們有更深刻的理解呢！三農問題是發展道路問題，不解決根本的發展道路僅靠小恩小惠是無法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

談城市改革,先讓我們看看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當時經過建國30年的建設，我們已經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整體的規模居世界前列，尤其是對國計民生有主導作用的重工業，我們完全做到了自力更生、自主發展。當時國家既無內債也無外債，人民對黨和政府的認同感也不是現在可比的，可以說中國已經具備了騰飛的條件，“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是那時的夢想。無可否認當時經濟上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有重重工業輕輕工業；重積累輕消費；企業的激勵機制不完善（也就是常說的大鍋飯），人民群眾總體上的物質生活水平還比較低。我們把“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定義為當時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符合實際的，改革也是歷史的需要。所以第一階段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改革”的聲望漸漸如日中天。但這時侯的改革在戰術上也存在很多缺點：如注重物質文明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為了證明改革的偉大，過分否定過去。（我承認大鍋飯現象的存在，但把建國以來國營經濟都看成是大鍋飯，是對億萬建設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污蔑！）這些錯誤為以后改革的失敗埋下了禍根。

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落后及其他的社會原因，1989年爆發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標志著改革的第一階段結束。如果說改革的第一階段是在戰略正確下的戰術失誤，那么以南巡講話開始的第二階段則使改革徹底走上了歧途。改革是如何走向歧路的呢？首先是對社會基本矛盾的判斷錯誤。如果說改革開始的時候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那么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物質財富大大豐富了。絕對的產品不足，漸漸讓位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也就是從生產能力不能滿足需求，變成了消費能力不能滿足需求。社會的基本矛盾已經成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低下的購買力的矛盾”。由于對社會基本矛盾的判斷錯誤，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管白貓黑貓”為特征的改革措施，如果說在改革初還有積極作用的話，現在則完全走向了反面。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的結果，在中國造就一小撮富豪的同時，造成了廣大群眾的不斷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而人民群眾的貧困化又使購買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劇。其次在主流經濟學家的誘導下，改革從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自我完善，走向了私有化。“國有企業產權不明”、“國有企業搞不好了”、“國有企業要退出競爭領域”，這些是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國有企業為什么搞不好呢？那是因為主流經濟學家用一劑劑毒藥治死了國有企業，然后倒打一耙把責任全推到國有企業身上，以達到他們瓜分國家財產的目的。他們是如何搞垮國有企業的呢？他們先是把國企放在不平等的競爭地位上。主流經濟學家不是推崇市場經濟，市場競爭嗎？那么市場競爭應該是在公平條件下的平等競爭。而政府在稅收等一系列政策上向合資、外資企業傾斜，如果說在改革初用適當的優惠政策引進外資，對發展經濟還有作用的話，那么到了改革的第二階段已經從產品不足到產品過剩，政府瘋狂的用各種優惠政策引進外資，人為的制造不平等的競爭環境無異于對國家民族的犯罪！外部的條件不利，而經濟學家又用股份制改革等五花八門的名稱來搞垮國有企業。我們知道企業改革是以打破大鍋飯開始的，從承包租賃、到股份制改革它圍繞的核心都是一個，提高生產者的積極性。如果說在改革之初產品經濟的條件下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對提高企業效益有相當作用的話，那么到了市場經濟的時候這個作用已經微乎其微了。換句話說當改革到了第二階段大鍋飯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了，不應該是企業改革的主要矛盾了。當時國企的主要問題是：1企業從幾十年的計劃經濟一下子到市場經濟，企業對如何企劃、營銷、如何參與市場競爭不熟悉。2企業的競爭條件不利。3企業由于歷史原因負擔沉重。解決這些問題是一個綜合系統工程，而主流經濟學家卻開出了股份制的藥方，認為一股就靈。企業在股份制的不斷折騰中，白白浪費了時機。從此國有企業在總體上江河日下，而這又為主流經濟學家推行管理層收購、經營者持股等改革來享用最后的晚餐提供理由。再讓我們來看看所謂“國有企業產權不明”吧，不錯現在的國有企業是產權不明，但這個不明正是那些主流經濟學家造成的，“國有”企業原來叫“國營”企業，國營企業的產權從來很明確，它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它的產權為全體中國人民所有。我們看蘇聯解體后，不搞公有制了，葉利欽把原國營企業分成股份，每一個俄羅斯公民都有一股。而我們這里主流經濟學家利用文字游戲，把國營改成國有，一字之差就侵吞了我們的萬萬億資產。國營成了國有，國有成了政府所有，政府所有成了官僚所有。今天的國有企業如電信、石油，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維護國民經濟的國營企業，它們現在是地地道道官僚資本企業。

為什么主流經濟學家這些年來呼風換雨，步步授奸卻能暢通無阻呢？從我們摸著石頭過河起，政治體制改革就遠遠滯后，“六.四”以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政治改革成為不能言及的禁區。南巡講話后“不爭論”，不問姓資姓社，不問姓公姓私，又成了時髦，在談政治犯忌談經濟時尚的社會氛圍下，經濟學成了顯學，經濟學家自然成了不可一世的神靈。“錯誤和挫折教育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后，人民漸漸覺醒了，今天“主流經濟學家”這個名稱除了在一些“主流”媒體中還有一點吃香外，在人民群眾心里他們已經從不可一世的神，變成了資本家的狗，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沖破牢籠，清算他們的日子不會遙遠了。

最后來談談開放，開放原來的目的是引進外來的資金技術為我所用，就如魯訊當年所說的拿來主義。但從現在的結果看：在經濟上先進的技術一樣也沒有引進，市場里卻是國外的品牌充斥；外資是引進了不少，但不是我們利用了外資，而是外資利用了我們了。在文化上西方文明中民主科學的精華沒有引進，西方世界的垃圾糟粕引進了一大堆。搞的現在人們的思想、道德、價值觀念非常混亂。有人公開宣布以革命英雄主義為特征的愛國主義教育過時了；有人公然以當漢奸為榮；媒體把抵抗外國侵略為國家民族而戰斗、為信仰而獻身的志士叫“恐怖分子”；政府花上億美元去和美國扶持的傀儡政權友好。

開放失敗了，開放失敗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責任在政府，政府沒有把握“拿來主義”的精髓“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政府在光怪陸離的外部世界里迷失了方向，政府為“開放”而“開放”了，政府倒置了本末、混淆了手段和目的。開放的失敗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使我們在經濟上受致于人；在政治上屈從于人。當年毛主席說帝國主義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中國人民都自豪；現在李登輝說中共是紙老虎，臺灣人民都知道。怎么會變成紙老虎了呢？你看看俄羅斯就知道了，中亞革命中誰跟著俄羅斯誰倒霉，因為只要西方威脅要制裁，普京就得乖乖當孫子。蘇聯剛成立的時候，新中國剛建立的時候不怕制裁，現在強大多了為什么那么怕制裁呢？因為當時的蘇維埃政權、新中國政權都是人民政權，美國的制裁損害不到人民（同樣美國的胡羅卜人民也吃不到），今天的俄羅斯政權是官僚買辦政權，美國的制裁決定了官僚買辦們的生死存亡。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美帝國主義的緊逼，日本軍國主義的叫囂激怒了中國人民，民族主義這幾年在中國的大地上蓬勃發展，成為了時代的強音。而利益決定政策，政府的綏靖主義政策和崛起的民族主義的矛盾是無法在體制內解決的，民族的斗爭將伴隨著階級的斗爭在中華大地上風起云涌，它們將決定中國的未來。

歷史到了十字路口，民族到了存亡關頭，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歷史將在曲折中前進；民族會在獄火中重生。我堅信共產主義事業是巍巍泰山，刺破青天鍔未殘；是滾滾黃河，奔流到海不復還；是旭日東升，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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