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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月20日，亞信公司(Nasdaq: ASIA)發布了其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的2003年第四季度季報。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12月31日，亞信第四季度的總收入為3060萬美元，同比增長30%，凈收入(除去硬件成本)達到1620萬美元，同比增長21%。 在亞信人的努力里面，應該還包含了一種特殊的貢獻。（本文轉載自：中國思維網|http://www.chinathink.net） 人們記憶猶新的是，去年10月亞信慶祝成立10周年的時候，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以亞信獨立董事的身份出現在媒體面前。 其時，業界把張維迎出任獨立董事看作是亞信“打造最強董事會”的一步重要棋子。亞信公司創始人之一、現任董事長丁健表示，張維迎教授“對中國宏觀經濟和市場環境的理解以及他在中國企業管理、戰略規劃方面豐富的經驗，將為亞信的董事會創造很多價值。” 亞信僅僅是“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嗎？ 張維迎教授是中國最有名望的高等學府──北京大學的校長助理，是經濟學界最有名望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對于輿論最有影響力的公眾經濟學家之一。他參與政府決策咨詢，從而是一位對政府重大措施出臺有影響的學者。 1998年，張維迎教授和盛洪教授在《改革》雜志發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從電信業看中國的反壟斷問題》，文中列舉了中國郵電部的種種壟斷和壓制打擊競爭對手聯通公司的行為，最后提出了幾項具體的政策建議：組建新的“國家電信管理委員會”(或電信管理局)、將長話經營與市話經營分離、將中國電信分解為幾個公司、將郵電部的一部分電信網劃撥給聯通公司，等等。文中特別提到：“中國電信市場非常大，從長遠看，雙寡頭的市場結構不足以形成有效競爭，需要引入更多的競爭者。” 看看今天的電信業的實際情況，我們不能不對張維迎等經濟學家的政策影響力表示由衷的贊嘆──中國電信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們的思路進行的，甚至可以說，亞信這樣一家民營企業能夠參與并在電信行業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張教授在政策上的鼓與呼。雖然，改革過程中經濟學家對政策獨一無二的影響,被思想界一些人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但現實中的企業與其“逆之而害”,何若“順之而用”? 實際上，張維迎教授對電信行業改革的鼓與呼是不遺余力的。他不久前在中國一家媒體發表的演講稿中，又對中國電信行業的壟斷行為進行了抨擊:“在中國，如果注冊公司名稱有‘網’字，你就需要得到信息產業部門的批準──誰賦予了信息產業部壟斷名字的權力?其合法性在哪里?沒有人追問。” 看到這里，有人或許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從事電信行業的亞信，為什么要聘請張維迎教授作獨立董事，是不是可以更明了一些呢？更為重要的是，在民營企業的利益訴求渠道還不夠暢通的情形下，亞信未來的利益，尤其是政策需要，是不是可以通過張教授這樣對政策影響很大的著名經濟學家來進行游說呢？ 這的確是當今中國的一個需要正視的現實問題。 皮與毛的關系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有一個著名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比喻，用在今天，也是十分適合的。 根據媒體公開的信息，目前中國的經濟學家，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與資本的關系可謂是越來越“緊密”。見表: 經濟學家任職企業曾或現任職務職務年薪(萬元)備注 鐘朋榮三九集團顧問為大慶、三九集團等70多家 茅臺酒廠顧問大企業制定發展戰略和體改方案。 中房銀川獨立董事兼20多家大型企業經濟顧問 浙江電信獨立董事 裕興電腦獨立董事 誠成文化(600681)獨立董事 長運股份(600369)獨立董事4 華立控股(000607)獨立董事6 國泰基金獨立董事 董輔ST猴王獨立董事5 成都正光科技獨立董事 國光瓷業(600286)獨立董事1.88 長江證券獨立董事 泰康人壽獨立董事 現代資產投資顧問名譽顧問 吳敬璉神州數碼獨立董事 中國聯通獨立董事 中石油獨立董事 中水漁業(000798)獨立董事5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TCL集團首席顧問 永安信專家顧問 蕭灼基大唐電信(600198)獨立董事 中集集團(000039)獨立董事 清華紫光獨立董事6 嘉實基金獨立董事 華安基金獨立董事 現代資產投資顧問首席顧問 成都正光科技總顧問 中國資產管理公司專家咨詢委員 天津泰達生物醫學非執行董事 魏杰華紡股份(600448)獨立董事8兼15家企業經濟顧問 新疆屯河(600737)獨立董事3 三九醫藥(000999)獨立董事20 澳柯瑪(600336)獨立董事3.6 中國資產管理公司專家咨詢委員 張維迎國旅聯合(600358)獨立董事 家世界連鎖商業集團獨立董事 吳曉求鳳凰光學(600071)獨立董事1.5 華立控股(000607)獨立董事6 用友軟件(600588)獨立董事6 廣匯股份(600256)獨立董事8 張曙光煙臺華聯發展集團獨立董事2任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湘財證券獨立董事并是湘財證券的首席經濟顧問 高尚全寶鋼股份(600019)獨立董事20不包括差旅費 寧波海運(600798)獨立董事8 劉紀鵬萬向錢潮(000559)獨立董事 盛洪三聯商社(600898)獨立董事12以上基本津貼月6000元、會議津貼每次3000-10000元、風險津貼月4000元 周道志南玻科控(00012)獨立董事5 曹遠征華僑城(000069)獨立董事8 王鈺三九醫藥獨立董事20 西安海星集團策劃部王萬牢副部長向《?望東方周刊》透露，海星的顧問班子中就有像鐘朋榮、樊光鼎這樣的經濟學家，也請過張維迎(張是陜西西北大學畢業)。對于經濟上的往來，王的說法是，自己并沒聽說海星對這些經濟學家在課題上有資助，一般都是免費咨詢。對于海星是否通過這些經濟學家向媒體或者政府反映過情況的問題，王說：“我們容總是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是陜西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的專家委員，有什么問題可以直接向政府反映，沒有必要通過他們來反映情況啊！我們主要是向他們咨詢企業發展的戰略問題。” 《?望東方周刊》對浙江傳化、重慶力帆、上海紫江、上海新航星等企業的調查表明，它們都與經濟學家保持密切的聯系。但對于課題經費這樣的敏感問題，以上企業的有關人士均沒有回答。 根據公開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設立了獨立董事，共聘請或提名了500余名獨立董事，其中經濟學家131名。在2001年報披露抽樣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獨立董事津貼每年1萬-2萬元的有18家，2萬-3萬元的有26家，3萬-4萬元的49家，4萬-5萬元的21家，5萬元以上的為16家。 據中國證監會規定，一人擔任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最多不得超過五家，獨立董事每年為上市公司的工作時間不應少于15個工作日，并確保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有效地履行獨立董事職責。 無法知道，那些身兼數職、不斷出現在大眾媒體上、對各種經濟問題發表意見、一場接一場地趕場子出席各種論壇和研討會的經濟學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來履行這么多兼職的應盡職責呢？??三聯商社的前身鄭百文的獨立董事、經濟學家盛洪先生的前任陸家豪先生，在2001年因鄭百文的作假而被證監會罰款10萬元后，連連喊冤，稱自己對公司造假之事毫不知情。 在美國，安然事件發生后，納斯達克市場對獨立董事制度最大的改革措施是，不再允許獨立董事在上市公司領取最高每年6萬美金的報酬，更徹底的是對上市公司向獨立董事所服務的機構提供捐助也作了最高限制。 股市之爭與“利益” 觀察經濟學家對公眾經濟事務發表意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2001年年初，有經濟學家“良心”之稱的吳敬璉教授發表了一系列關于股市黑幕、基金操縱和中國股市甚至不如賭場等嚴厲批評，被輿論稱之為“切中時弊”。然而，2001年2月11日，經濟學家蕭灼基會同厲以寧、董輔、吳曉求、韓志國4位經濟學家舉行“懇談會”，認為“股市已經到了很危急的關頭”，“如果這場論戰的贏家最后是吳敬璉，那將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場災難”，全面反擊吳敬璉關于資本市場的言論。 蕭灼基說，“股市不是賭場，不是零和游戲，是創造財富的重要途徑。如果股市就是賭市，那5800萬股民就是賭徒，政府就是賭場老板，1200多家上市公司發行的股票就是籌碼，這怎么也說不過去”，“有的同志說，揭露股市的弊端是要保護廣大股民，尤其是要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如果把股市當成賭場，而賭場是非法的，應該關閉，如果關閉股市取締股市，受到最大損害的是誰，還是廣大股民。如果廣大股民有意見，誰來賠償？我要是股民就會提出，股市是政府開的，上市公司是政府推薦的，股票發行價格是政府決定的，監管是由政府負責的，你現在說要關掉，我的損失找誰賠？應該找政府賠。政府賠得起嗎？” 作為回應，吳敬璉于2001年3月在《財經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中國改革要警惕落入“權貴資本主義”泥坑。然而問題還沒有這么簡單。結合后來吳敬璉和中金公司許小年關于股市的一系列言論，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的楊帆教授認為，吳敬璉作為有摩根斯坦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許小年作為中金公司的高管，背后是買辦資本，他們之所以不斷發表對股市不利的言論，目的是打壓股市以便讓跨國資本低價吃進??不過，這當然只是一家之言，在另外一些經濟學家看來當不得真。 蕭灼基于是繼續發布他的利好消息。2001年7月8日，蕭灼基應中天證券研究院、廣東證券和中山大學邀請在廣州作演講時說，中國證券市場經過10年快速發展后，未來還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未來10到30年，中國證券市場仍將保持快速增長勢頭。他特別提到，一些研究所的研究項目紛紛改制為企業，而且很多改制而來的研究所企業都將上市，目標鎖定于創業板，發展資本市場可以為科研力量提供資金保障。 2002年5月12日上午，蕭灼基教授在為廣大投資者準備的報告會上稱:“去年春節，我接受某媒體采訪時認為，中國證券市場(以上海股市為例)從1992年5月的1000點，到2000年7月的2000點，漲幅超過1倍用了8年時間。據此推測，從2000點到3000點的漲幅只有50%，時間會相對縮短至4年，扣除去年，未來3年將會達到3000點，到目前為止我依然樂觀地堅持這種觀點。” 2003年11月16日，蕭灼基在“2003北京大學中國企業家論壇”上向記者表示，盡管上周四上證綜合指數跌穿1310點，達1307點，創4年來新低，但目前中國股市80%股民套牢，下降空間很小，上升空間很大。 蕭灼基教授的言論不能不說是言之有理。但仔細觀察和思考著的股民，如果把蕭教授一貫的言論和股市的現實情況結合起來，肯定會納悶：為什么不管股市風起云落，蕭教授的預測總是利好呢？當然，有可能這只是一個學術問題??蕭灼基教授信仰的理論模型就是這樣的。 然而中國政法大學楊帆教授卻說，蕭灼基的家屬炒股票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他一個女婿就曾供職于某證券公司北京分公司??現在是否還在，楊表示未曾證實。 人們也注意到，蕭灼基教授身后有過清華紫光、中集集團、大唐電信等三個上市公司，嘉實、華安兩個基金公司，現代資產投資、中國資產管理等兩個投資咨詢公司。 博覽財經公司研究部李主任在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對記者做這樣的選題表示了擔心。他認為，現在什么樣的收入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的是個很難弄清的問題。李主任透露，現在一些研究人員或者公眾學者的子女、學生，通過關聯交易、建立咨詢投資企業等相融合，是否違反了相關的法律是很難說的。個別人不顧中國股市的現實，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創業板的好處，在全流通法人股的問題上積極推動，實際上與他們的關聯公司及其控制大量法人股有關。 但另一些接受采訪的人，則對這樣的說法持反對意見。更多的經濟學家表示，吳敬璉也好，蕭灼基也好，他們的言論，是出于一片公心，目的是為了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沒有他們的理論，中國20多年的經濟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如今的成績。 “心照不宣” 《?望東方周刊》聯系到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福前教授希望進行更深入的采訪，方教授了解到采訪意圖后，猶豫了一下讓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再聯系。當《?望東方周刊》第二次與方教授聯系上后，方教授最終拒絕了采訪。 在短暫的交流中，方教授奉勸記者放棄這個選題。他表示，經濟學家或者學者，拿某些企業或者基金的資金，作可能有利于出資者的研究，這在經濟學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 他說，比如林毅夫任主任的北大經濟研究中心就拿過福特和其他好幾個國外基金的資金，天則經濟研究所也拿過福特基金和其他私營企業的錢。“但這些問題你能怎么說呢？詳細的情況人家不會說，外人又怎能知道呢？” 在謝寧撰寫的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林毅夫：走向世界的中國經濟學家》中，根據林毅夫自己提供的信息，“(北大經研)中心是一個非贏利性質的研究機構，全部資金由發起人自行籌集，沒有求助于政府撥款。目前，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商會等海外民間機構相繼給予中心資助，一些國內企業也提出了捐贈意愿。林毅夫為籌集資金及招攬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為止已籌得資金近百萬美元。這就使中心的研究人員有可能獲得比較高的待遇。” 上海財大經濟學院院長程恩富教授在接受采訪的過程中，對圈內拿企業課題經費而影響研究公證性的事情進行了批評。而一向主要對宏觀經濟問題發表意見的林毅夫教授，關于可口可樂這一個企業的“實證”研究就很有意思了：《可口可樂罐裝系統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網站上，這篇由林毅夫、平新喬、楊大勇在2000年1月合寫的文章赫然在目。文章在結論部分說，“本文研究結果表明，可口可樂系統的直接經濟影響約為94億元人民幣”，“為中國創造了總價值為214億元的中間需求”，“此外，我們對可口可樂系統的注入給資本形成、利潤、稅收、尤其是就業所造成影響的研究結果表明，由于高度的就業關聯，上述注入對中國就業狀況的貢獻是巨大的。我們估計，可口可樂罐裝生產所單獨創造的就業機會約為466078個”，“另外，罐裝系統的注入所間接導致的政府稅收增加值在1998年約為12億元人民幣，這相當于罐裝系統向政府直接交納的稅收的3倍”，“毫無疑問的是，這些影響只是可口可樂系統所作的全部貢獻的一部分，它直接改善了我國的生產過程中的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下游影響，即可口可樂產品及其相關的銷售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家庭與政府的支出造成的進一步影響，可以極大地促進中國這樣一個過渡型的新興市場經濟的繁榮。” 程恩富教授指出，任何有健全智力的學者在考慮外資飲料產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時，不可能不考慮它對中國民族產業的“擠出”效應。可口可樂的進入，使中國本土民族飲料企業紛紛倒閉，現在只剩下“健力寶”和“娃哈哈”在苦苦支撐，在這之中損失了多少的產值和利稅，使多少中國工人下崗，在研究時必須考慮，不能簡單得出增加就業和產值的結論。“問題是，促使那么多聰明的學者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程教授反問。 然而，偏頗的也許是程教授。學術無禁區，學者怎么立論是自己的事，與收受捐贈與否，難說就有必然聯系。程教授是不是在“嫉妒”？ “復雜”的經濟學圈子 在原國家計委工作數年、現任加拿大安大略大學休倫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的徐滇慶，曾組織長城金融研究所進行民營銀行案例研究。 據稱，2000年7月徐滇慶在西安組織成立長城金融研究所后，私下聲稱是國務院委托他們做民營銀行試點的課題的。《?望東方周刊》為此專門采訪求證于徐教授，他是這樣回答的：“至于說民營銀行研究項目是誰委托的，這個問題還是留給歷史來回答吧。反正到時候會有很多著名人士出來說話的。” 就在2003年7月的北京大學，面對即將作古的長城金融研究所，徐滇慶還表示，“要澄清一個誤解，不是說長城金融研究所在和金融監管層博弈。其實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一起商量的”，“國務院不少領導都很關心金融創新的研究。戴相龍曾經找過我們幾次，很多問題我們大家都討論過”。 在加拿大，徐滇慶與臺州銀座商業銀行董事長相識，后經銀座董事長介紹，與浙江泰隆信用社董事長王鈞相識。在徐滇慶的背景和“國務院委托”的吸引下，泰隆加入長城金融研究所的研究計劃。有消息說，泰隆的王鈞經過當時的臺州市委宣傳部長蘇建國之手(原因不得而知)，為研究方轉交研究經費數萬美元。 蘇建國是怎樣一個人呢？2001年10月，蘇建國因受賄被拘留，11月被逮捕。2002年8月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贓款48.8萬元予以追繳。中新社報道稱蘇“出差走到哪，嫖到哪”，“收紅包48萬，養情婦14個”。 《?望東方周刊》向浙大經院負責長城金融研究所民營銀行浙江案例研究的史晉川副院長了解，史院長語氣非常肯定地說，浙大經院課題組不曾收過蘇建國或者王鈞一分錢的課題經費，也不曾收到過長城金融研究所任何課題經費，只是在去年天則經濟研究所和浙大經院聯合舉辦的第二屆中國制度經濟學年會時，收到過泰隆信用社人民幣10萬元的贊助。 那么經過貪官蘇建國之手到底有沒有錢到了長城金融研究所那里呢？徐教授回答:“蘇建國是誰？我從來沒有見過。”“在2000年10月北京大學會議上，我們確定了東北、西北、浙江、蘇南和廣東5個試點，請他們每家給北京大學捐贈科研費用5萬元。所有這些經費都進了北京大學的賬號。北京大學還扣掉了15%的管理費。這些費用完全是用來報銷學者們出差調研用的路費和會議費。除了給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支付過一點助研費(每人每月500元)之外，沒有給任何一個教授支付過人工費。這些聲名赫赫的學者來開會，我們連車馬費都沒有給過。大家都是白干。幾次會議和調研之后這些費用就用完了。在2002年5月，為了組織學術調研和研討會，浙江泰隆信用社、廣東南海和深圳中科智又各自捐贈了5萬元。共15萬元。現在還剩下一些在北京大學賬目上。” 徐滇慶教授在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之后，2003年12月12日發布了第215期長城金融研究通報，就此事說了下面一段話：“依長城金融研究所或者我個人現在的名聲地位，倘若給某個企業作咨詢，收個10萬20萬美金，司空見慣。你到畢馬威、摩根斯坦利去打聽一下，咨詢費用大概是個什么檔次？他們派出的人是什么檔次？不過，倘若我收了某個企業的咨詢費用，一定會按章繳稅。不是吹牛，如果我開口的話，別說是8萬美金，再多一些也要得到。” 然而蘇建國事件將泰隆牽涉其中，王鈞被有關部門調查。進而，謠言四起，浙江臺州發生擠兌事件，人民銀行調集大量資金平息事態。在巨大金融風險的壓力和其他因素作用下，王鈞安全歸來。人民銀行鑒于泰隆信用社金融風險的干預，使得泰隆通過“研究”完成民營銀行的夢想提前落空，泰隆最終退出研究計劃。 雖然以上的情況很難說它非法，但在“良心”與“利益”之間，另外一些情況就比較令人深思了。 以下這些圈內的“傳言”，顯示出了經濟學界的“復雜”。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楊帆教授在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提到了一件企業花錢請經濟學家替自己宣傳吹捧的事情。上個世紀80年代，中農信總經理翟新華出書后，花錢請經濟學家論證，北京某著名學府的一位經濟學家就露骨吹捧翟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現在這樣的用語該經濟學家早已不提──是天才(翟新華后來因為腐敗落馬)。 關于這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員還提供給《?望東方周刊》另一件陳年往事。左透露，他親耳聽社科院一位領導對他們講，大概10年前，在一次會議中上洗手間時，這位領導親眼看到某人追上去，遞給這位專家一個紅包，請他一定在股市上“講講”。當《?望東方周刊》表示試圖去采訪這位領導時，左大培說，“不用了，領導說話都是很謹慎的，他不會對你們說的。他跟我們講起是在私下的場合，隨便聊的時候。” 人民大學的孟捷教授向《?望東方周刊》透露了一件自己有所耳聞的事情:京城某知名經濟學家，以前與紅塔集團已經下獄的前董事長褚時健過從甚密，經常往紅塔跑。后來兩人“合寫”過兩本書。“據傳褚時健曾送過他一輛轎車”，孟教授說。 傳言僅僅是傳言。但圣潔的經濟學圈子里為什么會產生這些“齷齪”的傳言？一些經濟學家為什么要“敗壞”另一些經濟學家的形象？這才是讓人郁悶的。 “大部分經濟學家是主張正義的” 當《?望東方周刊》提到不少主流經濟學家擔任企業的獨立董事時，中國政法大學楊帆教授不假思索地回答：“獨立董事沒有實際作用，只是為了加強企業家和經濟學家聯盟!” “那您認為經濟學界是不是存在利益格局問題呢？” 楊帆說:“中國企業界分三個集團。一是投機集團，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厲以寧、蕭灼基、韓志國；二是民營企業集團，是干實務的；三是買辦資本集團，正在興起，理論界的代表就是吳敬璉、林毅夫、樊綱、張維迎、江小娟、張五常等。任何社會理論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會集團。按馬克思說的，利益集團必然要爭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為政策，還要尋找理論和理論家，要掌握自己的宣傳工具。” 楊帆認為，中國的民族資本、民營資本在國內好像是強者，但在世界上實際上是弱勢群體，因而不能贊成弱肉強食，不能相信新自由主義那一套，必須要有國家保護。“民族資本現在還沒明白過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那一套實際代表的是買辦的利益。” 然而經濟學家鐘朋榮卻不這么看。鐘朋榮認為,經濟學家做研究,立場觀點都是站在國家一邊的。鐘朋榮表示,“我是不會因為拿了哪個公司的研究經費就怎么樣，就替他們說話的。不要以為站在富人立場上，就是站在窮人對立面。現在窮人更需要富人”;“民營企業發展好了,受益更多的是窮人,而不是民營企業家自己”。仔細品味，鐘教授的話不能不說也是一種立場。 復旦大學經濟系袁志剛教授認為，在民營經濟的成長過程中，經濟學家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整個長三角民營經濟的發展，與經濟學家的研究推崇關系很大。至于經濟學家是否會因在民營企業的現實利益，而使理論研究和政策建議的公正性受到影響，袁教授說：“這應該不會。經濟學家一般都是憑著真理說話，不管在公眾輿論，還是宏觀政策，或者是在現實利益上，不會為了你那個企業說什么話的”;“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政策問題是個公共產品，某個民營企業不會因為你某個經濟學家說了什么好話而為你付費。這種情況在俄羅斯有，但中國現在還沒有出現像俄羅斯那樣富可敵國的寡頭，還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袁教授說的俄羅斯的寡頭，指的是俄羅斯六家最大的寡頭，控制了國民經濟一半左右，從而深刻影響了俄羅斯的整個社會。中國的民營經濟的實際情況是否如俄羅斯那樣呢？ 據國家工商總局統計數字:截至2002年上半年，全國私營企業數達到221.52萬戶，私營企業中的從業人員達到2930.6萬人。而個體私營經濟已經占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20.46%,占全國稅收總額的9.3%。全國工商聯2000年度上規模民營會員企業調研結果顯示:2000年營收總額、資產總額、納稅總額和凈資產四項指標規模最大的企業,均為聯想集團控股公司，分別達到284.4億元、136億元、5.57億元和63.6億元;員工最多的是希望集團有限公司，達到21500人。 鐘朋榮認為，民資的突破仍受到許多限制，在市場準入等方面的待遇，民資與外資和國有企業相比還有不少差距。在某些行業雖然沒有明文規定限制民資進入，可“明寬暗管”的現象十分嚴重。金融體制對民資仍存在限制。民間資本的合法權益尚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護。民營企業的財產、商業秘密、知識產權及人身等方面的安全，都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護，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民營企業家最擔心什么？最擔心財產的安全性！”他認為，這都需要經濟學家和社會各界大力呼吁。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知名經濟學家一夜間成為了各大高校推銷的“賣點”??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動輒數十萬學費的“總裁班”把知名經濟學家作為“生源大戰”的“法寶”；許多為求生存安全的民營企業家紛紛醞釀“一石雙鳥”──知識“充電”和編織高端人脈網，甚至在經濟學界挑選利益代言人──民營企業“拜師、求知、交友”，通過獨立董事、顧問、課題研究等有償職務或者課題資助等形式，利用經濟學家達到影響政府政策的目的，這實是市場經濟邁向成熟過程中的一種無奈。這也反映出，尋求突圍的民營企業家面臨著新的理論和實踐挑戰:聯盟社會精英，拓展經濟與政治新空間。換句話說，即便經濟學家為誰代了言，也不能就此否定其理論的價值。當前要做的只是規范代言的程序，并且使其更加透明，消除個別“害群之馬”。（本文轉載自：中國思維網|http://www.chinathink.net） 在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開設的“總裁高級研修班”任教的謝百三教授聽了《?望東方周刊》提出的問題后說:“國外都是私營經濟,根本就不存在你這樣的問題。經濟發展當然就是私營經濟發展。只要是正常的經濟學家,大都會支持民營經濟。”在謝教授任教的總裁高級研修班,一年共30天的課程學費是34800元,學員中的民營企業總裁占一半,加上上市公司高管、國企總裁、金融企業高管，超過了90%。復旦大學副校長鄭祖康并不諱言,希望研修班把“總裁和復旦聯系起來”。 謝教授說，“大部分經濟學家是主張正義、有理想的。他們不需要靠誰養！反過來講，就算被養著又怎么樣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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