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溪

 中外歷史上的“抵貨運動”，一般都帶有政治的和經濟的兩個面孔。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十八世紀在英屬北美殖民地，發生了由波士頓和紐約商人參加的抵制英國貨物運動，而這場表現為經濟斗爭的“抵貨”運動，成為美國獨立戰爭這場政治革命的序曲。二十世紀初中國開始出現抵制外國貨物的運動，它最初帶著比較單純的發展實業、振興民族經濟的色彩。而同時期發生在印度的抵制英國貨物運動，則更凸顯了印度人擺脫殖民統治的政治訴求。中國的“抵貨”浪潮,在“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和1931年開始的中日戰爭中，逐次達到高潮， 其政治色彩也愈來愈壓倒其經濟意義。最終，它成為全民抗戰的一部分，“抵制日貨”也成為民族救亡的銘志和口號，擁有了圣像化的符號意義和高度動員能力，使它成為當今國際政治中的一個重要變量。

一個抗日救亡的主題，綿延至今，仍然是調動大眾情感、動員集體行動的力量，這個現象本身就說明：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在所謂“人類文明大融合”的全球化時代，也并未畫上句號，無論是在經濟維度上，還是政治維度上，民族的集體焦慮仍未化解。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作為大眾集體行動手段的“抵貨”，是如何橫跨了一個世紀，面對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迅速全球化的世界。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抵貨運動”中，所涉及的貨物是相對簡單的，主要是棉紗織品、日用百貨等輕工業產品，也包括日本在中國的采礦生產。這時期，外國資本對中國的大規模直接輸出相對較少（“滿洲國”除外），僅包括日本在大城市的紗廠、少量商業資本，以及在中國的礦山。

    日本貨物伴隨著日本侵略軍隊在中國泛濫，這是“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背景。日本的侵華戰爭，其實也是在暴力主導之下的一種特殊模式的全球化，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全球化模式。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特別是冷戰結束后的全球化浪潮，是資本主導之下的全球化，在這種全球化模式下，“貨物”已經不再是跨國流動的主要因素，“資本”取而代之，而跨國資本的復雜、隱秘、無處不在，對傳統的“抵貨”運動形成巨大的挑戰。

    首先，資本的構成變得多國化、國際化，主導這個過程的就是擁有巨大資本的、不斷互相購并的跨國公司。它們不再具有十分明確的國籍，然而，卻毫無例外地來自發達國家。比如：“抵貨”名單上的日本的三菱汽車公司，其實是由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控股（擁有37%的股份），而后者又是由德國的戴姆勒-奔馳公司和美國的克萊斯勒公司合并而成的。因此，是來自德國的、美國的、日本的資本共同控制著三菱。如果說，三菱汽車公司是在中國人的“抵貨”名單中，那么，利益受到直接影響的，就是世界第三大汽車生產商----戴姆勒-克萊斯勒。

    第二，跨國公司的產品，其生產過程高度國際化，因而絕大部分產品是多國籍化的。所謂的“日貨”，不再是日本紗廠生產的棉布，或者日本進口的商品，而通常是具有日本的核心部件、知識產權、營銷計劃，而由不發達國家提供次要部件并組裝加工而成。中日貿易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這種隱性的“日貨”。比如，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的資料，由于中國計算機、手機、數據家電生產的擴大，2004年上半年由日本進口的高端半導體電子部件、液晶設備等價值62.3億美元，由日本進口的汽車零件為12.1億美元。而這些大規模進口，又是和日資企業大量轉移生產基地同時保留核心技術、日本自身產業“空洞化”有關。

    在“抵貨”運動中首當其沖的“朝日啤酒”，其生產商是朝日啤酒株式會社和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該公司在煙臺、杭州、泉州、上海、深圳都有生產、銷售和投資公司。該公司還購買了北京啤酒廠55%的股份，投資約5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3.8億元）建新工廠，生產北京啤酒和朝日啤酒。朝日與伊藤忠購買的另一家公司是康師傅飲品，擁有該公司50%的股份，而康師傅是臺灣的食品企業，已經包含有日本三洋食品的投資。

在“抵貨”名單上的另一家公司味之素，在上海、廣州、天津、江蘇、河南、四川、香港，有多家分公司，生產、銷售網絡遍布中國。日本在華企業生產的“日貨”，通常有中國自己國有的股份。而原來本來是純正“國貨”的產品，如北京啤酒、青島啤酒，現在卻由日本控股的企業在中國生產。

    第三，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再局限于“貨物”的生產和流通，而是擴大到無形資產和服務領域，比如金融、保險、知識產權等。再一次以“抵貨”名單上的一個日本公司為例：日本住友生命保險公司2005年春節前夕通過網站宣布，住友生命計劃在今年與中國人保控股公司合作，在中國內地成立合資人壽保險公司。住友生命擬入股29%，涉資37億日元（約2.93億人民幣）。

    綜合以上三點，資本全球化時代的“日貨”已經不再簡單。既然中國決定在經濟上和國際接軌，也就無法避開“日貨”，因為“日貨”早已是我們要與其接軌的秩序的一部分。這既是改革開放實踐的結果，也是資本跨國流動的必然邏輯。

在資本全球化時代，資本的流動、擴張是如此復雜，其滲透是如此深刻、徹底，使得傳統的“貨物”觀念、“以國家為單位的生產”等觀念不再和當代現實相吻合，在這種情況下，“抵貨”的號召雖能夠調動一時的情緒，卻無法訴諸理性的思考，無法訴諸前后一致的實踐。在肯定“抵貨”的正當性、正義性之外，還需要以冷靜的、求知的態度面對錯綜復雜、充滿矛盾的現實，以尋求超越“抵貨”的局限。

    “抵貨”運動的可貴之處，是一種公民責任感，即在和平、守法的條件下，通過公民個人所能控制的選擇，參與公共事務，表達正義的情感。這樣，“抵貨”運動在不同領域內完成了雙重跨越：即：

個人領域 à 公共領域，

以及：經濟領域 à 政治領域。

    然而，我們還是能看到，作為民眾動員的“抵貨”運動，仍然是一種間接的訴求，一種迂回的抗爭，一種弱者的無奈。這是因為：從輿論倡導，到個人的購買選擇，再到大批個人選擇所形成的政治壓力，這是一個間接的、不確定的、被動的過程，如果說動員是“抵貨”的手段，而“抵貨”是達到某種政治目標的手段，那么，這個過程可以表達為：

        政治手段 à  經濟手段  à  政治目的

    然而，我們知道，政治、經濟既是相關的，也是有所區別的。在一個民主的社會體制下，政治目的通常是直接通過政治手段（亦即民主政治手段）達到；即：

        政治手段   à   政治目的

而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或者欠缺民主的社會體制下，有時政治目的必須通過經濟手段來達到，錢權交易、賄賂收買是這種情況，抵制貨物也屬于這種情況。

    “抵貨”的基本原則，就是動員每一元錢，去給貨物或者公司投不信任票，這是一元錢一票的原則。而更為民主的公共選擇，應該是一人一票，每個公民都應有同等的機會和權數直接發表意見，從而形成民主的共識。

    毋庸置疑，在資本全球化時代，民主遭到了攻擊，即使是在有民主傳統的國家，公民的權利也遭受到侵蝕。資本全球化，確實是全世界強者的大聯合，貧弱國家、各國弱勢階級、弱勢群體是當前全球化的被犧牲者。人類文明的大融合面臨著大分裂的危險。

    然而，封閉自守、盲目排外、回歸過去，并不符合弱勢國家、弱勢群體的利益，它們的利益和未來，有賴于一個另類的全球化模式，也就是建立在民主、平等、關注社會需要和自然環境的基礎之上的全球化，這是一個符合普通人利益的和諧國際社會。畢竟，普通人永遠是大多數。

    如果說，我們能夠從反對資本全球化的國際運動中找到啟示，那么，我們就有希望將“抵制日貨”這一抗日救亡遺產，創造性地轉化成一種重新具有生命力的當代實踐，姑且稱之為“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公民不服從”。

    “公民不服從”傳統來自印度反對殖民主義運動和一些西方國家的下層人民的抗爭。之所以借用這個詞，是因為“公民不服從”傳統和“抵貨”運動有一些重要的共同點。首先，它們都屬于弱者的抵抗手段，具有自發性，適合民眾的廣泛參與；它們都強調道德感召，主張將個人的微薄貢獻積少成多。

    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抵貨”行動基本上仍然局限于消費者個人的選擇，而“公民不服從”則試圖將被動的消費者轉化為積極的公民，更直接地運用憲法權利、媒體、公眾輿論等公共空間，通過交流和溝通，表達人們的社會關注，推動社會公平和正義。如果說，傳統的“抵貨”是以大眾購買力去和公司的金錢勢力較量，那么，“公民不服從”則把“道義”引進方程式，使天平倒向弱者一邊。

    發生在西方國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對資本全球化的國際運動，具有策略靈活、立足草根基層、有理有利有節、高度國際化的特點。這既包括廣泛的民眾動員，也包括非政府、非盈利的民間組織長期務實的工作；它們有時采取間接的“抵貨”手段，以制裁那些損害勞工權利、破壞環境的跨國公司，有時也采取更直接的公民社會手段，起到監督、請訴、倡導的作用。

“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公民不服從”這個想法能否成立，當前的“抵貨”運動是一個考驗。這取決于：在公共意識中，能否超越簡單、狹隘的排外情緒，浮現出一個國際化的、全球化的視野，從而積極地構建民主的、開放的公共空間，和一個平等、公正的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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