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芳

    2005年1月30日舉行了伊拉克「議會選舉」。與「臨管會」和「過渡政府」相仿，新「民族權力機構」注定得在美軍槍管下討生活，權限和預期壽命極不樂觀。占領軍的掃蕩、列強中東戰略的明暗沖撞、各教派上層圍繞政經利益的互斗、貧困和非工業化等等因素，正把富饒的石油國度變成永無休止的屠殺場。

    時至今日，美帝侵伊的意圖已漸清晰——長期占領和有步驟建立「美屬伊拉克保護國」[1]，進而徹底控制中東。必須指出，這一戰略與時代總背景息息相關——蘇、中復辟后，主要列強不再容忍后進國家的自救努力，著手重建殖民系統；與此相應，亞非拉色調各異的資本主義愛國自救運動，已于上世紀末壽終正寢。

     從蔣介石到薩達姆，自強時代的終結

    離去的二十世紀，留給我們一部有產統治與工人革命的全球決斗史，同時也譜寫了亞非拉后進資本集團「自強圖存」的奮進悲歌。十月工人革命的勝利，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即當時地區和人口的大多數）的民族資本打開了另一片天空——利用兩大陣營對壘的僵局，倡導跨階級愛國精神，以兩頭做交易的周旋戰術求生存、謀發展。二十年代后，蘇俄官僚層對國內工人民主的扼殺，使得他們對國際工人革命充滿恐懼，而樂于玩弄「拉一派打一派」的權謀伎倆，與資產階級諸派系達成各種交易。后來的中、越、古巴蕭規曹隨，扶植了大量「第三世界進步反帝政府」，在經濟自立和社會進步等領域，多數類似政權表現不俗。

   反共陣營內部，西方資本或主動或被迫地對鐵桿小弟們輸血，給予經濟援助并開放一角市場，使后者不同程度地落實了工業化。幾十年里，從埃及到伊拉克，從庇隆運動到緬甸軍人集團，從阿拉伯復興黨到印度國大黨，國際分工系統的邊緣地帶殺出了一條自強血路。后進資本集團的興起，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均勢——以二十世紀末的亞洲為例，百年前的「日本獨孤一枝」，已演變為列國爭雄的局面。

    與蔣記南京政權一樣，伊拉克復興黨先仰仗蘇俄站穩腳跟，再用美制刺刀鞏固統治，可謂左右逢源。1972年4月，莫斯科同巴格達簽署友好合作條約；背靠蘇方援建和采購承諾的強大后盾，復興黨人果斷接管全部外資控股油田，獲得穩定的工業資金來源。八十年代初，美伊關系熱絡起來；截止1990年，美國對伊提供了大量軍援（包括生化武器）和財經支持[2]。小而言之，美國援伊可保衛自身能源安全；大而言之，對薩達姆的爭取屬于全球剿赤戰爭的一環。

            1992年后，「反共神圣同盟」不再能夠凝聚本位矛盾甚深的各資本集團。大小強盜紛紛自求多福，轉舵慢的難逃滅頂之災——走向議會民主和市場經濟后，南斯拉夫反遭大卸八塊的厄運；美、澳資本的軟硬兼施下，印尼含恨離開東帝汶；韓國精心培育的大工業讓美國財閥打進楔子[3]；利比亞躲進西歐的羽翼下，以遲滯白宮的打擊；長期視抗美外交為立國原則的越南政府，開始考慮向前者提供海空基地；下場最慘的，莫過伊拉克。

            殖民統治的暗淡時光

    自美軍皮靴踏進巴格達算起，20個月過去了。白宮一面吹牛「獲得重生的（伊拉克）經濟日益增長，安全局勢也逐步改善」[4]，同時扭捏地招認當地至今「失業率和半失業率接近50%」[5]。據聯合國統計，截止2004年9月，25%（650萬人）的伊拉克人純粹靠食品救濟過活，另有360萬人需要部分救濟，而失業率搖擺于30%-70%之間[6]。基礎設施仍滿目瘡痍，嚴重影響工業復蘇，使近兩百萬失業職工難以返崗。

    20個月的占領，把資本的逐利本能展示給全世界——白宮昂著臉為親朋故舊安排生意，毫不掩飾[7]；至關重要的石油重建項目，讓美軍工程部門攥在手里；名義上阿拉維「過渡政府」擁有「伊拉克發展基金」（Development Fund for Iraq）的管理權，其實華盛頓「一直在控制這筆（184億美元的）資金，而且還會繼續這樣做」[8]（美《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沖突后重建項目」研究員Bathsheba Crocker）。目睹這一切，部分「過渡政府」官員也哀嘆「美國人的意圖和利益，往往和伊拉克的國家利益有分歧」（伊石油部高級主管Mohammed Aboush）[9]。

     就通盤規劃來說，卸任美國駐伊大使兼「總督」布雷默已解除原政權對進口、資本流動和外國投資的多數限制，頒布了有利大商家的低稅率制；布什當局決心「加強（伊拉克）國民經濟的私有部分、落實國有資產的重組和私有化、改革貿易政策加入ВТО、發展資本市場」[10]。北美大亨們為伊拉克準備了一場社會經濟大手術，而智利、阿根廷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前鑒告訴我們——任何高度開放的落后經濟體，必成國際壟斷資本（首先是美資）的最佳獵物。

    華爾街食人獸的計劃成敗，取決于若干因素，首先是「保護國」無產大眾反抗精神的程度。盡管屢遭挫折，當代伊拉克工人仍未喪盡團結性和斗爭的勇氣，1991年北方工廠委員會運動證明了這一。

    1991年北方工廠委員會運動：落日照大旗

    1991年春海灣戰爭結束，伊軍新敗政局大亂。北部庫爾德民族資本和當地復興黨干部勾結起來，囤積居奇牟取暴利。激化的社會矛盾和政權真空，催生了一場工農運動的正劇。同年2月底，北部城市蘇列曼尼亞的工人上街抗議，反對日用品漲價，并迅速組織了有廣泛代表性的「舒拉」[11]（即委員會或理事會——區芳注）；「舒拉」逮捕大投機商、沒收后者住宅財產和食品倉庫，清點存貨后，把生活必需品有秩序地分給群眾。很快，在每個主要社區、工廠和工業部門都建立了委員會（共42個），并從純粹自救消費型的日用品分配網向權力機關演變。

      同年3月5日，約三萬蘇列曼尼亞工人和市民武裝起義，引發拉尼亞、埃爾比勒等鄰近地區的連鎖反應； 
           

    3月20日石油工業中心基爾庫克爆發工人起義，在駐軍士兵的呼應下控制了市區。幾周內，各地工人和士兵成立了「北方工人中央舒拉」，與渾水摸魚的庫爾德民族資本的政治代表——民主黨和愛國聯盟構成了雙重政權的局面。從無產階級革命立場出發，「舒拉」的煙草、水泥和紡織業工人代表提出把「舒拉」政權化（建立「工人委員會政府」）和沒收私有產業兩大綱領。然而，多數群運代表是憑著階級本能倉促上陣的工人，并無成熟綱領和敏銳政治嗅覺，老板鎮壓苦力的坦克縱隊則不容他們慢慢成長——西方默許下，復興黨開始逐步收拾北部與南部的暴動。面對眾多精良的正規軍，「舒拉」主流派決意同庫爾德上層結成軍事統一陣線，并于作戰期間接受后者指揮；由于左翼工人在委員會內只占少數，自己內部也不統一，他們的主張（不信任資產階級、最大限度地武裝各族工人及其家屬、立即成立工人政權、準備打游擊）未被采納。 

    由于清醒理解自身利益所在，由于政治經驗遠比造反者豐富，由于意志堅定和不同集團所屬鎮壓機器的主動配合，有產者再次擊敗了雇傭奴隸的起義。首先，庫爾德資產階級與（起義時）被俘的伊軍高級軍官和警官沆瀣一氣，通過后者同巴格達戡亂指揮部勾結密謀；接著，便開始屠戮阿拉伯工人和起義士兵，挑撥各族工人內訌；對近鄰工農起義高度戒備的土爾其軍隊，亦越界掃蕩上山游擊的殘余「舒拉」義勇隊。三方有產者「合師共剿，問罪舒拉」，最終撲滅了北伊革命之火。部分運動成員輾轉逃脫；1993年7月，這批干部參與發起了伊拉克共產主義工人黨。

     薩達姆垮臺后，利用出現的有限政治自由，共工黨以合法身份在伊中南部組織工運和其他群眾運動；它在反占領運動中的（現實和潛在）角色，已引起國際左翼廣泛關注。

     共產主義工人黨：原則正確，路線渾濁

    說起左翼與反占領斗爭的關系，先得簡約介紹伊拉克共產黨(ICP)的相關立場。長期的跨階級合作路線、蘇聯靠山的死亡和黨內上層腐敗[12]，讓伊共最終蛻變成美帝的「馬列傀儡」。2002年6月，ICP的機關報《人民之路》透露美國駐敘利亞外交官與伊共舉行會談；稍后，伊共中央舉行非常全會，討論如何參與戰后政治生活，會上通報了與美方談判的進展。據黨內文件表示，美方提出允許ICP進入戰后權力機構的四條件：

            1．（ICP派往權力機關的）成員不代表共產黨，而只代表某教派或民族（比如什葉派或庫爾德人）；

            2．黨綱必須修改，去掉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字眼；

            3．為占領軍搜集抵抗運動的情報；

            4．不經批準禁止攜帶武器，同時有義務參加（美軍指揮的）維持治安行動[13]。

            對上述條件，經過一番歡場賣肉式地講價，ICP全盤接受。戰前伊共在呼吁美軍「盡快解放伊拉克」的宣言上簽了字[14]；巴格達淪陷后，它參加了「臨管會」（總書記哈米德任代表）和「過渡政府」（中央委員姆菲德任文化部長），忠實履行「曲線救國」吹鼓手的角色[15]。

    至于共產主義工人黨，它確有較明確的社會革命目標和較堅決的階級原則，但具體路線上多有含糊、偏差之處。共工黨自稱是「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一部分，從事反資本主義斗爭。爭取和平、擺脫資本主義固有壓迫、階級分化和赤貧」，而「（上述）目標，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系統、剝奪私有產權、取消雇傭勞動）才能實現」[16]；社會革命后，「國家機器的性質是工人政權，即社會主義共和國。換句話說，這是蘇維埃國家」[17]；就現階段斗爭任務而言，它定下了「（占領者）立即撤軍；實現群眾的直接民主」[18]兩大基本調子。

    然而，對無產階級先鋒來說，僅有正確的抽象原則還不夠。任何工人先鋒黨想掌握群眾運動的政治領導權（賦予后者無產階級革命綱領），至少需具備下列思想條件——從無產大眾歷史利益高度看問題的政治自覺；善于把維護群眾日常利益的斗爭與促進工農組織性和階級覺醒聯系起來；時刻不忘向群眾揭示各種壓迫背后隱藏的根本原因——勞資階級對立，并以此為出發點，提出解決辦法。

     坦率地說，共工黨一年多來表現平平，且有向小資自由派傾斜的趨向。2004年4月，伊拉克爆發大規模武裝起義。4月8日，共工黨發表署名（主要黨內領袖）列卜瓦勒的時局宣言，稱美軍與反美穆斯林戰斗隊皆為「恐怖主義團伙」[19]，而自己代表著「第三種選擇，為建設世俗社會、保證安全、自由、繁榮和普世人權而斗爭」[20]；它堅決要求占領軍撤離，但呼吁引進「無美軍參與的多國維和部隊」協助「新的臨時政府」維護秩序與安全，以及「為（伊拉克）公民保證良好生活、男女平權、各族平等、庫爾德族自決與分離權、良心自由和其他政治自由的實現」[21]；最后，宣言「向一切文明、人道、愛好自由和進步的人們、社會主義力量與勞動人民力量呼吁支持上述要求」[22]。這些一相情愿、充滿「主流語體」的設想和呼吁﹐
            沒有一絲一毫階級分析的氣味。

    美國也好，其它列強（比如法、德、俄）也好，他們爭奪殖民地的目標一致，手段相仿。列強之間或吵或戰或和，取決于具體時刻的主次利益分布與戰略部署——美法德連手出兵阿富汗，因為三方都想更積極地滲透中亞；法、德抵制白宮的伊拉克攻略，同樣出于保衛在伊既有政經影響的考慮。美軍侵伊成為事實后，西歐列強暫避鋒芒，以聯合國決議的形式認可「外國軍隊可以在伊臨時政府成立后繼續駐留伊拉克，直到伊政治進程完成為止」[23]，但在其它熱點（比如科特迪瓦）美法的你咬我踹并未停止[24]。

    「執政為民的新臨時政府」這一口號的根本錯誤，在于它給工農反抗實踐（保障自由權利、維護人民日常利益）硬套上了虛妄前提的馬嚼子——底層反抗雜亂分散、頭腦混亂和欠缺主動性的當口，任何「臨時政府」必然是上層密謀談判和列強插手的結果。在階級、民族、教派等多重壓迫交錯激化的形勢下，把握勞資對立的基本矛盾、千方百計地提醒、鼓勵和幫助工農（首先是青年工人、學生和貧民）進行基層自我組織，引導先進無產者依靠自身組織、為本階級的經濟與政治前途（而非什么抽象的「普世價值）而斗爭，才是工人先鋒黨的起碼立場。

    說起無產大眾的歷史前途，無論它奪取政權的過程抑或工人國家本身，都離不開有組織暴力，軍事占領下的階級斗爭更加如此。

    共工黨·武裝斗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作為自保和擴充實力的重要工具，戰亂中的伊拉克各教派和政黨均建有戰斗隊[25]。共工黨也申明「我們是武裝（革命）黨」，認同「為建立工人政權，甚至僅出于安全需要，無產階級必須從事軍事斗爭」的原則（共工黨海外組織負責人哈斯洛）[26]；與此同時，哈同志重復了列卜瓦勒「（反美教派武裝）都是恐怖主義團伙，威脅著公民社會」等等自由派濫調。

     就穆斯林反美游擊隊問題，國際左翼意見紛紜。身為局中人，共工黨已受到諸如「你們為何冷淡、攻訐抵抗運動？」的國內外批評，列卜瓦勒則反駁必須打擊宗教偏執。在對比伊共與本黨的政治區別時，列同志指出「他們（即伊共——區芳注）誠惶誠恐地參加宗教儀式，我們則公開持無神論立場，設法使群眾看到宗教如何害得工農彼此疏遠分離」[27]；部分歐美左翼分子也指責反美勢力——比如馬赫迪(Mehdi)軍及其領袖穆格塔達（Muqtada Sadr）[28]——「并非反帝斗士，而是狂熱的神權主義者和性別歧視者」[29]。同時，國內外左翼陣營內亦有人主張和穆斯林武裝結成「反帝民族統一戰線」。

            許多世紀以來，濃厚的均等色彩[30]，讓伊斯蘭具有調和階級矛盾的強大功能。晚期資本主義的腐朽性，社會生產能力和大眾生存環境惡化的反差，革命工運的衰落，穆斯林的宗教凝聚力和高度動員程度，阿拉伯資產階級崛起等諸多因素，使伊斯蘭政治運動逐漸在世界舞臺占據了醒目一席。穆斯林政黨（無論主流派抑或原教旨激進派）常打出「均貧富、皆兄弟」的旗號，一度傾心于早期蘇俄[31]，現在也沒完全拋棄「節制資本」的招牌[32]。另一方面，擁有眾多小業主和小農追隨者的伊斯蘭神職集團與大資本結合起來，忠實地為后者服務。在巴基斯坦和埃及，穆斯林極右地下軍長期充當資方打手，積極迫害左翼和工運分子；在印尼和孟加拉，各大清真寺豢養的宗教-軍事組織廣泛參與了對工農運動的屠殺[33]；在阿富汗和科索沃，原教旨主義派別為西方資本的軍事行動輸送大批炮灰。

    今日的伊拉克，各教派都以「為民做主」的階級矛盾調解員自居。他們的專職干部和戰斗隊員維持著交通和治安、組織食物分發、幫助貧民百姓維修住宅、義務看病和供水通電；上層神職集團不同程度地與美帝合作，同時默許基層布道者宣傳反美「圣戰」的正義性。小恩小惠的接濟與民族宗教意識的宣傳，目標只有一個——控制群眾，包括工人階級。階級與民族的雙重壓迫（貧困與失業的折磨，占領軍的殺戮、破壞與羞辱，頻繁掃蕩帶給人們說不盡的恐怖）每天都讓更多工人投身于反占領斗爭（從罷工到布雷），直至參加穆斯林武裝。2004年8月納杰夫會戰期間，納西里石油運輸工人多次罷工，抗議美軍暴行[34]，而四月起義的一支主力——馬赫迪軍主要由青年工人和失業工人組成。共工黨呢？它雖承認「利用人民反占領的合理愿望，伊斯蘭政治勢力的分量正在增加」[35]，卻依舊喋喋不休地大談「伊斯蘭的特殊性使得它無法改良而走向世俗化，不能出現自己的路德革新」[36]，所以穆斯林反美戰斗隊盡是「恐怖分子」云云。共工黨忽略了一個基本現實：現代神權政治的沉渣泛起，恰好是資本主義腐朽的一個體現；反神權不能不反資本，而在今日的伊拉克，反占領斗爭（包括軍事活動）構成了工農斗爭極重要的部分。與工農（首先是勇于反抗的先進部分）一起戰斗，幫助他們看清誰是自己的敵人，誰是自己的朋友，告誡他們以后的斗爭會有哪些新困難，提出解決的具體辦法并把所有這些放到提高工人階級覺悟和組織性的總任務大框架里去，才是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責任所在。

    曾幾何時，許多強大的左翼群運被跨階級合作路線把持，干盡了為民族資本火中取栗的蠢事；九十年代后地位漸顯的「多元左翼」，骨子里還是勞資合作的爛調。共運失去了廣泛基礎，便無所謂慘痛失敗；群眾反抗多半由階級異己力量遙控，談不上高度發達的自我組織，但也因此少了革命工運（如同過去無數次發生的）被錯誤路線出賣后一蹶不振數十年的衰樣。2005年來到了，巴格達、巴士拉和基爾庫克的工人們仍在摸索自救的道路；各色左翼不尷不尬地老驢拉磨——小步轉圈；零落的槍聲和爆炸聲時遠時近，伊拉克階級斗爭舞臺上濃霧依舊。

            01/02/05

            [1]在伊美軍正建設十二（有說十四）個大型海空基地和電子監聽中心，使伊拉克逐漸變成美國控制、影響中東的先頭要塞。

            [2] 解密美國政府文件表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1983年11月26日通過的第114號決策令決定對伊拉克實行傾斜政策。

            [3] 金融風暴后，包括三星公司在內的一批韓國大企業被迫向美國資本轉讓控股權。

            [4]
            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4/0318armitage.htm
            美國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反恐怖主義戰爭和伊拉克一年來的成就」

            [5] 同上

            [6] 2004年9月29日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 (WFP) 的報告

            [7]目前美國政府在伊重建工作最主要的承包商，是與白宮高層關系密切的貝克特爾集團以及哈利伯頓公司。

            [8]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infocus-iraq-081104CN94.cfm
            《華盛頓觀察》周刊「伊拉克政權移交一月記：被暴力沖突淹沒的經濟弊病」

            [9] 同注釋6

            [10] 見2004年10月5日美國國務院向國會呈交的伊拉克問題季度報告《幫助與重建》（「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11] 「舒拉」（重音放在‘拉’）的大致含義為長老會、委員會或理事會，詞源有兩種解釋，一是伊斯蘭教的內部組織稱呼，二是來源自小亞細亞和高加索的原始社會軍事民主制。無論如何，庫爾德工人以「舒拉」為名成立的組織，從階級性質來看，接近俄國的蘇維埃（也是俄語里「委員會」的意思），是工人民主普遍原則的地方演繹。

            [12] 伊共中央的法赫里和哈米德派一手把持黨的財務、宣傳和安全部門，并在海外的黨營企業中撈取好處。

            [13] http://left.ru/2004/18/ikp_kader117..html
            2003年12月13日「伊拉克共產黨（卡德爾派）的呼吁書」

            [14] 當時為了給自己留后路，伊共指派庫爾德地區黨組織頭目以個人身份簽名，黨不正式出面。

            [15] 本次大選伊共也積極參加，與教派勢力合作推出了龐大的選舉名單。

            [16] 共工黨主要領袖列卜瓦勒的文章「共產主義工人黨與共產黨：區別何在？」，發表于阿拉伯版「共產主義工人」和英文版「前進」雙周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2004年4月8日列卜瓦勒署名的共工黨宣言「致文明人類和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們！不要美國，不要伊斯蘭政治運動，世俗社會和自由萬歲！」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2004年11月24日新華網「埃及沙姆沙伊赫會議關于伊拉克問題共識與分歧」

            [24]
            法國對科特迪瓦直接投資額占所有原法屬非洲殖民地的41%；美國對西非能源供應很重視，而科國是必經通道，美法對科的爭奪導致當地政局混亂和法軍直接干涉。

            [25]
            僅「伊斯蘭最高革命會議」的戰斗隊不下三萬人，各教派和政黨的武裝不下十萬人。伊拉克共產黨雖充當美帝爪牙，但同樣擁有黨內安全部門和部隊，以保全狗命。

            [26]2004年10月2日《Forward》報「關于西方左翼、伊斯蘭和武裝斗爭」（共產主義工人黨海外組織領導人哈斯洛的采訪）

            [27] 同注釋16

            [28] 即國內報道所說的「薩德爾」。

            [29]http://www.zmag.org/content/showarticle.cfm?SectionID=15&ItemID=6344
            2004年10月3日Naomi Klein 「抵抗與左翼」（「The Resistance and the Left」）

            [30]伊朗「伊斯蘭革命」后，新政府宣傳的「現代伊斯蘭經濟原則」有以下幾要點：1/確認私有產權主導地位；2/限制剝削程度；3/禁止高利貸；4/以稅收（「扎卡特稅」）調劑貧富差距。

            [31] 20年代的著名穆斯林、右翼民族主義詩人伊克巴爾曾寫詩稱贊布爾什維克、列寧和馬克思為「先知」

            [32]九十年代中期， 阿爾及利亞最強大的原教旨主義政黨——伊斯蘭陣線（FIS）提出所謂「伊斯蘭社會主義」

            [33] 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殺造成五十萬人死亡，1971年對孟加拉工農運動J SD的屠殺造成數十萬人死亡。值得一提的是，孟加拉屠殺得到當時中國政府的支持。

            [34]
            其中包括推倒涂有反政府標語的任何房屋；把叛亂嫌疑分子當街槍斃或捆綁起來扔進河里；推行人質政策；拷打；任意逮捕；斷絕交通；長期封鎖社區。

            [35] 同注釋16

            [36] 同注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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