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吳天準

     自從黨的十六大把“社會更加和諧”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提出來，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黨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明確提出。如此注重社會和諧，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決不是為了安撫現狀而提出的一句口號，而是深謀遠慮的戰略轉向，一種全新的改革開放觀呼之欲出，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更加深刻和全面。
    為什么要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呢？無庸諱言，是因為現在的社會還不和諧，社會矛盾有日益激化的危險。這種不和諧表現在很多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歸納起來，可以分為4種：
    首先是經濟發展的不和諧，表現為城鄉差距繼續拉大，貧富兩極分化與日俱增，勞資關系矛盾日益突出。經濟的高速增長的成果并沒有被多數人充分享受，城市的快速發展與農村經濟的停滯不前形成鮮明對比。經濟繁榮給少數人帶來豐碩的財富，而大量工人、農民卻為改革的陣痛買單。在私營企業中，普遍存在剝削、欺詐農民工，嚴重侵犯工人權益的現象，直到溫總理親自為民工討工錢，這才引發全國上下大規模清查拖欠農民工工資。最近頻發的礦難更是暴露了工人嚴重缺乏安全保障。如此種種的矛盾已經難以用“不和諧”輕描淡寫地帶過，如果再不從源頭上整頓，還將醞釀更大的沖突和危險。
    其次是人與環境的不和諧，包括環境污染、破壞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的低效率開發和浪費。隨著經濟高速發展，環境和能源問題已經成了制約發展的瓶頸，一方面煤炭、石油、電力等能源供應持續緊張，另一方面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仍在消耗大量的資源。由于片面追求GDP，許多地方的經濟發展盲目追求短期效益，不惜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吃祖宗飯，斷子孫路”。“可持續發展”和“綠色GDP”雖已成共識，但遠未全面付諸實踐。
    第三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不和諧。都說“倉廩實而知禮節”，可事實證明，市場經濟的發展并不能自動創造出生動活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來。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漠視導致道德和傳統文化的逐漸淪喪，隨著市場經濟而來的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深入人心，自由化思潮帶來個人欲望的無限膨脹，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危機正是腐敗的思想根源。
    最后是政治體制的不和諧。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政治體制改革一直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90年代推進市場經濟以來，由于各種原因，政治體制停滯不前，為市場經濟所作的有限的配套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有限政府”）也僅僅停留在職能調整和精簡方面，未能從體制上理順權力關系，建立起有效的權力監督和制衡機制，導致腐敗大量滋生，權力尋租讓資本有了可乘之機，官商勾結、濫用權力，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已經成為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峻問題。此外社會階層的對立和沖突有加劇的傾向，一方面是利益集團憑借強有力的政治權力和話語權力，肆意侵犯弱勢群體的權益（侵吞國有資產、圈地運動），而弱勢群體采用上.訪、游.行、罷.工甚至自.殺等方式進行抗爭，逐漸由個人維權發展為集體抗爭。政治體制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和諧社會”的提出，正是為了解決上述的種種不和諧，但并非權宜之計，而是包含了豐富的含義和想象空間，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歷史遠見。“和諧”一詞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天人合一、和為貴的整體論思想一直是東方哲學諸如道家、儒家思想的精髓，也被歷代中國人奉為圭臬，衍生出博大精深的“和文化”來。在中國傳統視野中，和諧首先是一種秩序，強調天道有常，順應天意民心。因此《老子》中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二十二章），《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而在西方語境中，和諧（harmony）意味著平衡和自由狀態，強調對立、差異是邏輯的起點，終點才是和諧。畢達哥拉斯就認為,“和諧”不是沒有矛盾,而是矛盾雙方的“協合”或“和解”。這種理解不僅在體現在哲學和藝術上，也體現在古希臘的城邦政體和羅馬的共和政體中，和諧意味著權力的分立和力量的平衡。
    與和諧對立的就是矛盾。辨證唯物主義認為，矛盾無處不在，矛盾是世界的本質，只有在矛盾中，事物才能產生和發展。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而是要調節矛盾，控制矛盾，使之朝著平衡和緩和的方向發展。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和諧同樣是發展的動力。在馬克思的時代，階級矛盾非常突出，所以更加注重用階級斗爭、暴力革命學說指導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民內部的矛盾成了社會主要矛盾，就不能再用“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來激化矛盾，而是要倡導和諧，克服矛盾。
    對不同的群體而言，同樣的詞匯有著大不相同的解讀。對注重公平和正義的左派而言，和諧就意味著抑強扶弱，改變不合理的分配方式和社會秩序，公平優先于效率；而對于強調自由，奉行市場經濟的右派而言，和諧就應當尊重個人權利，尊重自發生長的市場秩序，效率優先。亞當.斯密和巴斯夏就認為，競爭就是和諧，每個人追求個體價值最大化，就能產生一個和諧社會。
    對弱勢群體而言，和諧就是維護自己的正當利益，逐步發展壯大；對于強勢群體而言，和諧就是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收益，克服來自政府和民間的阻力。
    不管是哪一種理解，和諧都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妥協，各安其位，容忍異己力量以圖發展。但和諧不等于妥協，不等于中庸，更不等于姑息。對腐敗分子就不能講和諧，和侵吞國有資產者就不能友好相處，更不是做好好先生，誰都不得罪。
    和諧是一種動態平衡，而不是靜態的穩定結構。高喊“穩定壓倒一切”是片面而有害的，使用高壓手段來維持社會穩定，表面上大家相安無事，實際上是掩耳盜鈴，揚湯止沸，矛盾還在激化，總有一天還是要爆發。
    要實現社會的動態平衡，第一，需要有大致相當的力量對比，最為理想的結構是，精英階層和草根階層所占比例都不高，存在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對于前兩個階層的對立能起到強有力的緩沖作用；第二，有通暢的階層流動通道，而不是等級制度壁壘森嚴，難以越雷池一步；第三，從系統論角度講，要建立快速合理的反饋機制，及時發現矛盾，解決矛盾，這就要求強化輿論監督，逐步開放言論和新聞自由；第四，要有足夠的穩定裕量，在出現擾動時仍保持良好的魯棒性（Robust）。具體而言，就是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和中西部經濟，建立合理的稅收制度，建立覆蓋全社會特別是農村地區的失業、醫療、養老保障體系，縮小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社會平衡才不至于脆弱得不堪一擊。
    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非線性的系統工程，任何把社會簡單化、線性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危險的。和諧社會并不是一潭清水，確定的階層對立和二元結構（城市/農村，政府/社會等）不會帶來更高的穩定，只會增加系統的脆弱性，倒是適當的混沌才會產生自組織，從無序到有序。普里高津的耗散結構論就提出，在遠離平衡態時，非線性系統通過漲落達到有序，而在平衡態附近，系統熵增，自發地趨向于無序。科學家們為杞人憂天的官員們解決了煩惱：在建設動態平衡的和諧社會中，出現矛盾并不是壞事，不需要藏著掖著，唯恐天下大亂。矛盾可以使得系統趨向于有序。而和諧社會必定是一個寬松的社會，每個個體都趨向于不受外力的自由狀態，個人自由和權利得到切實的保障。同樣，他們不需要擔心這種自發的熵增會導致無政府和混亂，混沌理論告訴我們，非線性系統中，無序中孕育著有序，存在若干自組織的子系統，存在各種吸引子，使得局部有序。所以，和諧社會并不是一個高度集權的秩序井然的一元化社會，而是權力分散、基層自治的社會，政府、市場、社會三足鼎立的公民社會。
    那么，如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問題太過龐大，需要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從總體上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解決上述四個主要的不和諧，以解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不和諧最為緊迫。
    經濟方面，至少要把公平擺在和效率同等的地位上。公平和效率并非不可兼得，除非把公平的概念偷換成“平均”。在小范圍內，收入差距是效率的結果，也是公平的結果。而超過一定范圍，財富的差距并不促進效率，反倒失掉了公平，最終也失去了效率。在這個意義上來權衡公有制和私有制經濟的得失，必將得出新的結論。關于公平和效率，還將另文討論。
    公平與效率是統一的，這一點已經贏得越來越多的認同，近年來國家的宏觀調控和經濟政策已經在實踐這個主張。城市反哺農村，東部沿海拉動中西部開發和東北振興，改革劫貧濟富的稅費制度，正是貫徹了鄧小平“先富起來的人帶動其它人共同富裕”的思想。
    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就是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轉變粗放型、能耗型的增長方式為集約型、節約型的增長方式，提高發展質量，治理環境污染，加強生態建設。
    第三，要把精神文明建設提到戰略高度，科教興國，文化立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精神文明建設要在市場經濟浪潮中站穩腳跟，不在個性解放、欲望擴張的云霧中迷失方向，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就是改變人的思想和價值觀。改變人的需要，從生理和物質層次上的需求轉變為精神文化的需求，這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社會主義必須以開放和自信的姿態批判地繼承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開放新聞和言論自由，允許多元化的價值取向，但必須大力扶持主流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事實上，我們注意到，傳統文化和道德正在復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正在增強，在“告別革命”二十多年之后，社會現實促使人們重新思考了集體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背后的人的覺醒。
    第四，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建設法治社會，構筑社會主義公民社會（Civilis Societas）。國家并不單是政府的事，而是與每個人休戚相關。公民社會的形成提供了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平臺，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公民社會處于物質生產和政治國家的中間環節，用以指稱“人類社會的一個特定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本質特征是階級利益的存在”。在市場經濟的國家中，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既可以監控資本的流動，也可以承載上層建筑的變動，減小資本和權力的勾結，提高市場的透明度和政治的民主化，這樣的政治體制才是動態平衡而且穩定的。為此，需要發展非政府組織，使得各個階層（尤其是工人和農民）都可以通過組織的方式進行利益訴求和博弈；需要促進基層的自治和民主化，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輿論監督和制度規范，從根本上遏制腐敗，整頓吏治。
    《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構建和諧社會決不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也不是政府的政績工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它與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休戚相關。每個人與自然、人與人、人內心的和諧都是和諧社會的一部分。和諧社會并不遙遠。在歷史的五線譜上，每個人都是躍動的音符，一個個和諧的音符，才能譜出和諧社會宏大的樂章。
                                   200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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