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經濟關系嬗變十分析之五──

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的再發現

巫繼學［人本經濟學－自主勞動網.中國經濟學(www.economics.com.cn　www.wayee.com )互聯網首發］

§1 馬克思的“商品生產消亡論”和他給出的前提條件

    現今，人們一般都時髦地認為，要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與當年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經典論述銜接起來、“統一”起來，是相當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這不過是在重復已故波蘭經濟學家W·布魯斯的一個陳舊觀點：“想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發現關于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的指示，乃是科學上的無望行為。”（W.布魯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0頁）

    不錯，綜觀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所有重點論述，他們幾乎每一次都是嚴肅地指出：公有制社會的本質就是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消滅商品經濟；公有制經濟必然是計劃經濟。“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3頁）在未來社會，“生產資料的全國性集中將成為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的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54頁）

    社會主義思潮出現于在資本主義新世紀初露曙光的年代。它反映了在那個新舊社會交替陣痛中苦苦掙扎的勞苦大眾的普遍純樸心態，即他們對現代文明形成過程中種種罪惡現象的道德抗議和對一種美好社會的向往之情。因而它代表了時代的強烈呼聲。的確，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形態在原始積累時期扮演了天使與魔鬼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它打破了自然經濟的僵化停滯狀態，給整個文明人類帶來了勃勃生機，另一方面它又打開了潘多拉之盒，給人間帶來了難以計數的罪惡和災難。空想社會主義正是在下層民眾對市場制度的極端畏懼和憎惡的心理氛圍中應運而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從小生產者的樸素愿望和要求出發，片面地批判了市場經濟的種種不公平現象，提出要建立一個沒有金錢，沒有剝削、公平的烏托邦社會。

    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一方面承繼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但另一方面又揚棄了它們的泛道德主義幻想色彩，比較客觀地評價了資本主義的巨大歷史功績。與此同時，馬克思恩格斯又根據維多利亞時代英國資本主義的現實，肯定了空想社會主義者對市場經濟消極作用的種種論斷，而認為在未來社會社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下，由于社會支配了一切人力、物力資源，有可能按照根據整個社會的需要制定的計劃來支配一切生產力，就既能有效率地生產又能消除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形態帶來的一切有害后果。

    當人們不加思索地重復經典作家的結論的時候，卻忘記了作為科學結論的前提條件。請注意，第一，馬克思說的未來社會，是“一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0頁）；第二，在這里，勞動者的“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資本論》第1卷，第95頁）；第三，聯合體將產品作為直接社會產品來生產“耗費在產品生產上是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0頁）；第四，甚至“政府或國家將不復存在”（馬克思《論土地國有化》，第454頁）。今天，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1)由于國家的存在，勞動者聯合體不可能是全社會范圍的，因而聯合勞動也不具有直接社會性；(2)由于存在著生產資料不同利益集團的公有制和勞動力的二重所有權，作為經濟實體就一定會產生要求獨立的內在沖動，就一定有單位利益之間的沖突；(3)這樣，要想真正作到在全社會范圍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進行統一規劃、統一使用，那是作不到的。在基本不具備前提條件的背景下，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勉為其難地在計劃經濟實踐中努力了幾十年，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

§2 商品生產經濟條件的存在，決定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化取向

    商品，作為商品生產過程的產物，它不同于產品之處不在于它具有使用價值，而在于它具有價值。是什么原因、什么條件決定把勞動產品在具有使用價值的同時又具有價值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回到對商品生產的全部歷史的經濟條件同商品二因素的關系的分析上來，因為“對商品的分析也說明了它的存在包含著一定的歷史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7頁）對此筆者依據《資本論》的理論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在生產領域：(1)從生產力、從決定商品的社會使用價值角度看，要求勞動的社會分工存在；(2)從生產關系、從決定商品的價值角度看，要求不同所有權的存在。在交換領域：(3)從決定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實現角度看，要求不同所有者發生關系，相互交換不同的勞動產品。這些條件，是一定的歷史條件、經濟基礎的多方面體現；它們作為一種合力，從不同角度共同決定商品生產的存在。（參見拙文《商品生產與存在的原因芻議》，《學術論壇》1981年第4期）

    認真思考社會主義經濟運動的現實，可以理解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我們之所以走出計劃經濟、選擇市場經濟的深層的經濟根源。那就是：上述三個商品生產的經濟條件活生生地存在著；它們作為一股經濟“合力”，使產品必然轉化為商品。

    首先，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程度所限，不同質的勞動還采取著社會分工的形式。目前的社會現實表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程度還不高，社會生產力的客觀因素——生產資料還末獲得高度發展和普遍的社會化；社會生產力的主觀因素——勞動者，也未發展到用現代化科學知識武裝起來，成為全面發展的人的地步。另外，由現代化大工業的本質所決定的勞動交換、從而工人的全面發展的客觀規律還未普遍展開；甚至傳統的小生產的技術基礎還在相當范圍內存在。因此，勞動者必然一生或多年從事某一固定的局部工作。這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在按照屬、種、科、亞科、變種分類的不同質的具體勞動基礎上，形成多種社會分工，決定每個或每部分勞動者不僅生產出使用價值，而且生產出社會使用價值。

    其次，不同所有權還仍然存在。構成社會主義所有權的主體是兩種不同的所有權，即國家（即人們通常稱之為的全民）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此外還有個人所有權；其間，國家所有權（全民所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生產資料所有權形式基本上有兩種：國家（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勞動力的所有權是二重的：既是個人的又是集體的。于是，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五光十色的勞動產品有三個族系：一部分歸國家所有，另一部分歸相互獨立的集體所有，還有一部分歸個人所有。

    再次，在上述兩個條件下，一方面社會生產出各種各樣、數量眾多的產品，另一方面這些產品又歸屬于不同所有權單位，這就產生一個產品的實現問題。如果這些產品不能實現，社會再生產便會中斷。解決這個矛盾只能是勞動產品的交換。事實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產品的交換普遍地存在著。正是在這種勞動產品的交換中，社會主義下的產品現實地轉化為商品。

    進一步講，從社會總體來看，無論是全民所有制經濟還是集體經濟，作為經濟共同體，其勞動產品對外已成為商品；由于反作用，在這些經濟共同體內部，勞動產品也便成為商品。對此，馬克思依據史實曾作過多次論述：“物一旦對外成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們在共同體內部也成為商品。”（《資本論》第1卷，第106頁）這雖然是針對原始公社的共同體而論的，但從公有制的同一性上去理解，也無疑適用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共同體。然而，有人對此非難說，這是從“外因”角度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源問題。其實，這一指責發自偏狹的思維。社會主義經濟和任何一種社會的經濟一樣，是一個整體系統。正是在這個系統內，我們分析指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存在的三個經濟條件。這對于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來說，怎么能說是“外因”呢？而且，一個個經濟共同體，都是經濟體系內的要素；對它們來說固然有內外之分，但站在一個共同體立場來看的“外”卻仍然在經濟體系之內。不僅如此，如果開闊視野，那末整個世界的經濟就可看作一個更大的整體系統。循此可以想見，只要社會分工存在，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隨生產力提高而成為單一的國家（全民）所有制，同樣存在著不同所有權，因而也同樣會產生國際間的商品交換。那末，由于反作用，單一的國家（全民）所有制內部，其勞動產品盡管絕大部分不再是商品，但在整體上也同樣采取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質言之，在全世界各國共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之前，即令在世界上有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必然存在著商品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關于這一點，馬克思的以下論述同樣具有一般的意義。他說：“商品生產從而商品流通也能夠在不同的共同體之間產生，或者在同一共同體的不同機構之間產生，雖然絕大部分產品是為了直接滿足自身的需要，即作為使用價值來生產的，因而從來不采取商品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7頁）

§3 歷史公案的回顧：30年代與凱恩斯革命同時的“蘭格革命”

    如果說1936年J.凱恩斯發表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使西方經濟學發生了大變革，以至出現堪稱“凱恩斯革命”的話，那末O·蘭格于1936-1937年發表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則使東方經濟學發生了新轉機，從而出現了“蘭格革命”。早在本世紀20-30年代，西方經濟學與當時以蘇聯為代表的東方經濟學，就形成了兩種極端的經濟理論觀：前者反對中央計劃化，主張完全的自由市場經營；后者則反對市場調節、自由經營，排斥商品貨幣關系，主張完全的、大一統的計劃管理。在東方經濟學的陣營中，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力排眾議，在考茨基的社會主義貨幣思想（參見考茨基《勞動革命》，1925年英文版）和美國經濟學家泰勒的市場社會主義思想啟示下，第一次系統地探討了中央計劃和競爭市場相結合的思想，初步建立了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導入市場機制的經濟模式。

    蘭格的獨特和創造性在于，他不僅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行得通，而且認為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照樣行得通。這與他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獨特認識是分不開的。因為在他的心目中，社會主義并不是蘇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實物經濟模式。他雖然承認消滅私有制和實行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但他認為，公有制本身并沒有決定消費分配與就業制度的固定程式，也沒有規定指導生產的原則。蘭格把消費者偏好的最大滿足作為資源配置的根本標準。因而社會資源使用的最優效率存在于供需的一般均衡之中，這與資本主義經濟中完全競爭的均衡條件是一致的。

    由此出發，蘭格在他的社會主義模式中，首先假定消費品的分配與勞動力就業是由市場機制所決定的，但不存在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的市場，自然資源與生產資料的價格是由中央計劃局確定的“會計價格”。所以，他認為這一構想既滿足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前提——公有制，又能解決人們的消費需要問題，從理論上解決了資源最優配置問題。

    在社會主義基本框架和資源最優配置前提不變的條件下，蘭格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也可以多樣化。既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集中的，還可以介于二者之間。于是他便提出了著名的“五模式”理論。

    幾乎產生于同時，在東西兩個世界中，又都是針對各自社會經濟疾病而醞釀掀起的理論“革命”，受到了截然相反的待遇。關于凱恩斯革命從理論到實踐獲得的成功、受到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禮遇，已為世人熟知；問題在于，蘭格革命以來不僅受到漠視、冷淡，而且在當時的蘇東經濟學界一開始就將其市場社會主義思想視為“反動”，視為洪水猛獸，持久地對其討伐、批判。［參見C·哈維娜《對現代資產階級的和改良主義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批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批判論文集)1917-1945》第2節，莫斯科1975年版］盡管中國經濟學界對蘭格的批判差了半拍，但人們對任何社會主義市場化取向的理論觀點都是極其警惕，就連孫冶方的“把計劃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這樣的觀點都未能放過，而大興鞭笞。“如果”蘭格的理論當時得到與凱恩斯同等的命運，“如果”市場社會主義從30年代起步，那末社會主義的歷史無疑將改寫，社會主義對于人類社會的影響無疑勝于現今。事隔半個世紀，我們才艱難地“再發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這筆賬無論怎么算，都說明經濟理論的重要性。當然，一種揭示真理的理論的觀點之所以未能為人接受、進入實踐，恐怕既存理論的排斥、傳統觀念的抑制是社會心理方面的原因，而一種經濟社會的發育還達不到有機吸納某種理論則是社會生理機制方面的根源。

    盡管用今天的觀點來看，比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思想還不徹底、不成熟，但究其理論淵源來講，前者正是后者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