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經濟關系嬗變十分析之三── 

改革的核心目標：建構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

巫繼學［人本經濟學－自主勞動網.中國經濟學(www.economics.com.cn　www.wayee.com )互聯網首發］ 

§所有制改革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

    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提出，市場經濟發展與存在的基本前提有二：一是生產力的社會化；二是經濟實體不同所有權的存在。前一個前提與商品生產中的社會使用價值相關，后一個前提則與商品生產中的社會價值相關。要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必須從這兩方面入手。當前，影響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是后者。一個經濟實體，不能自主經營、自主運行，不能以一個獨立的所有者身份從事經濟活動，怎么能進行商品生產？要想使經濟實體成為市場經濟中的規范的商品生產者，必須將其塑造成自主經濟實體。而要實現這一點，僅僅轉變企業的經營機制是不夠的。有人提出，可以將企業推向市場；這與將一個不會游泳者推入水中，就以為他可以游泳了的看法大致相同。唯有不失時機地進行所有制改革，而不能加速市場經濟的發展。

　　我國有不少學者在改革中一直關注所有制問題。有的學者還為此尖銳地指出了一個治標與治本的關系，并把所有制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目標來分析。認為，只有抓住這個核心才能治本，才能鞏固和推進其它各項改革；要想繞過所有制，去進行其它改革，將時時碰到“所有制障礙”。[1]現在，我們同樣又得回到所有制的改革問題上來?；诎l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本章將對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所有制問題作一討論。

    所有制問題不僅包括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方面，而且包括微觀所有權體制問題。就所有制問題的前一個方面，我們在本書第14中已經闡述過了，本章則側重于從微觀制度創新角度分析所有制改革問題。這一分析，將為本篇往后討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運行提供一個理論前提。需要說明，在本書中，我們不僅將供給的生產者企業作為微觀經濟細胞，而且將需求的制造者家庭作為微觀經濟細胞來對待；以此為前提，我們還進一步將市場作為微觀經濟；細胞來對待。

§歷史的回顧：兩種公有制

　　中國的經濟體制從一開始，就是按照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基本模式而建立的。中國老百姓有句口頭禪，叫“蘇聯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所有制問題上我們的基本指導思想是“一大二公”。其實，從運行的后果來看，還得加上“三純”。[2]所有制結構很明晰：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并存，成為我國所有制結構的基本格調。

　　“公”，這是經濟體制的質的規定性。它表明這種經濟體制是一種公有制，即生產資料公共所有。山川河流是公家的，礦藏資源是公家的，土地工廠是公家的，甚至勞動者也是“公家人”。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其實就是姓“公”還是姓“私”的問題?！肮保谀撤N意義上說就是社會主義的同義詞。再看“大”。社會主義生產是社會化的大生產，它要求大的生產規模，它反對小生產方式。從５０年代以來，我們就有意無意的接受了一種教條，叫“大的是美好的”。追求大，成為我們經濟建設中的一種基調。蘇聯有世界上最大的火力發電站，中國有環球第一的拖拉機廠。求大，與其說是追求經濟效益，不如說是與資本主義較勁。至于“純”，那是要提高公有制的純度。由于有兩種所有制的存在，就有一個任務，即提高公有制的水平。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相比，它只是部分人的公有制，而不代表全民的利益。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集體所有制將不斷地轉化為全民所有制，從而使一個國家變為一個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經濟體系。這是一個乍看起來十分美好的邏輯。但是幾十年后再來看，它和經濟生活的固有邏輯卻是如此相悖。

　　先來看集體所有制。在農村，集體所有制表現為一個個的農業生產隊。在這里，全部生產資料都是集體的。土地在最終所有權上仍歸國家，但是集體事實上是土地的主人。大型農機具（如拖拉機、大車、水泵等）、牲畜、公用建筑等，統歸生產隊。全隊所有勞動力，是作為一個整體勞動力來使用的。那么，在這里，勞動者只是生產隊這架機器上的一個個部件。他雖然是自身勞動力的生理占有者，但卻不是經濟意義上的勞動力所有者。這樣，公共的生產資料和公共的勞動力相結合，便帶有統一的計劃性質。今天收小麥，全體男勞力收崐割，全體女勞力運輸，老年人看場；明天澆地，青壯勞力護渠，其它勞力下地；如此等等。生產的計劃和管理，全憑一個無所不管、無所不能的、被稱之為“領導班子”集團來決定。這個班子管政治、管思想、管經濟、管教育、管宅基地、管計劃生育、還要管調整家庭關系。分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按每個人的體力也參考智力評“底分”，再按底分記工，按人頭分“口糧”、按實得工分計收入；最后，還得按每家每戶的實際困難發補助。困難戶、軍列屬戶、以及干部家庭等，均有各種照顧。在一個非常的政治時期，實行這種管理也許行之有效；在一個低消費的社會環境下，采取這種權宜之計也許尚可維系。一當經濟的發展為商品大潮所沖擊的時候，這種脆弱的外殼自然會分崩離析。因為在這種體制下，勞動者沒有自主權，經濟的發展受到限制，反倒滋生著一批寄生蟲，一批靠集體養活的新型貴族。

　　這種集體所有制雖然主要集中在農村，在城市也有一席之地。城市的集體企業主要有街、區辦的小型企業、服務行業，有機關、廠礦企業、事業單位辦的各類諸如服務公司、修配店、商店、旅館等行業，也有市政當局辦的各類與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第三產業。這類經濟單位雖然也算集體所有制，但與農村的生產隊有所不同。其一，生產資料多屬上級主管部門投資、撥款而積累起來的，因而上級主管領導有最終的決定權。其二，勞動者在這里不象農民，他有一定的自主權；他有另謀高就的余地，如招工、參軍、換單位；他的上下班有較自由，不象農民那樣被捆在了土地上。其三，由此決定了這類經濟單位與具有全民企業的某些性質。過去人們常將城鎮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稱之為“二全民”?！肮伯a黨不許餓死人”。因此，不僅主管部門有責任給它們撥款，而且有責任給它們包虧損；有時候，還得給發工資、獎金。

　　社會主義經濟最輝煌的陣地是“全民所有制”，現在人們習慣于稱之為“國營企業”。全民所有制最本質的含義是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全部財產都是國家投資積累起來的。國家每年都要從國民收入中，通過預算進行財政撥款，或投資建設，或追加款項。由于國民收入是全體勞動者共同創造的財富，所以這些財產的所有權是全民的。共產黨打天上，坐天下，是對私有制的否定，是對掠奪者的剝奪。勞動大眾最初剝奪的財產，并不是天生屬于地主資本家。他們剝奪來的，只是自己創造的又被剝削者掠奪走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已經被揮霍掉了。那么，從全民所有制財產的最初積累，到后來的不斷擴大積累，不管錢是通過什么渠道，通過誰之手投到企業中去，它的產權都是歸全民所有。企業的勞動者，是國家的職工。他們是經過一定的手續被錄用的（可能是招工，可能是招干，可能是轉業軍人，可能是畢業分配的學生）。國家職工不同于農民，也不同于集體職工，他們享有許多特別的權利，諸如住公房，公費醫療，病休勞保，子女按排，退休給養。

§改革使所有制發生了什么變化？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經濟體制改革給中國僵死的體制帶來了生機，原來的舊體制被注入了活力。在這場在變革中，所有制的改革是一個核心。那么要問，經濟體制改革給所有制帶來了一些什么樣的變化呢？其一，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得到承認。如前所述，所有制的對象體包括勞動力與生產資料。過去曾爭論不休的勞動力所有制問題，在改革實踐中迎刃而解。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勞動者完全自主，他真正成為自身勞動力的占有者、支配者、使用者；由于獲得外部生產條件—土地，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成為現實。在國營企業，由于擴大了企業自主權，也傳導給勞動者一定的自主性，這正是基于對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的承認；同時勞動者作為個人勞動力的所有者，有權從事第二職業或兼業，也有流動擇業的余地。至于社會上的個體戶、合作制企業中的勞動者，更是不僅自主而且自由支配自身勞動力。勞動力個人所有制的實現，使得勞動者獲得了自主活動的與發展的空間，激發了勞動者的責任感、創造性和勞動熱情，這同時意味著非經濟因素對收入干預的減弱。

　　其二，在公有制基礎上出現多種所有制形式。在原來集體所有制形式中分化出個人所有制、企業所有制、合資制、聯營制、合作制、協作制等等。而原來統一的全民所有制，由于兩權分離，自主權加大，正朝著分解為一個個獨立所有權單位方向發展。從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企業必將成為自主經濟實體，成為實際的所有制的代表者。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一個前提是：要求一個個崐生產者是不同的所有權者。多種所有制形式的出現，會助長商品經濟的發展勢頭，同時又會將企業納入市場的運行軌跡而剔除行政干預的弊端。

　　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是使其經濟的基本單元、細胞組織趨于企業化。各行各業的經濟組織愈益變成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而最終將必然定型為企業形式，自主管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就連農業各分支業，也吸取了現代企業管理經驗，正在向現代化農業企業邁步。企業作為法人而發生經濟聯系，無論是縱向的、橫向的、混合的，都將成為平等的、互利的。這為企業發展自身的應變力和重塑性提供了廣闊的前景。

　　似乎可以劃出一條界限：改革前的經濟發展是追求“純”——即盡力剔除非公有制成份，純化公有制經濟；而改革卻造成多種經濟成份、多種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發展，即造成了“混”。我這里所說的“混”，是特指公有制主體混合所有制，是指多種經濟的的混合發展。在這種公有制主體混合所有制中，全民所有制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兩權分離、各種形式的承包制、租賃制、企業兼并與產權轉讓、以至時下勃興的股份制，向人們展示出全民所有制在市場經濟下實現的多種形式、多重性質、多個特點、多條道路。首先，作為經濟運行的微觀經濟單元企業，它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是獨立自主的經濟實體。盡管它仍作為全民所有制系統中的一部分，但它由于兩權分離而取得俗災骶獚

的地位。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企業作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經營者的屬性將不斷體現出來。特別是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使全民企業的自主性加強；全民企業也同樣有法人代表，也同樣有經濟利益的體現者、責任風險的承擔者、企業信譽的人格化者。其次，正因為企業具有獨立經營的資格，它便獲得選擇適合自己的招工方式、分配方式、經營管理體制、企業發展戰略諸方面的自主權。當然這些權力有一個國家“發放”的過程。在新舊體制轉換中，我國各地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千差萬別，這種“發放”的過程也可能是逐步的。經濟自主權的獲得，使全民所有制企業加上了一種企業所有制或在職職工所有制的色彩；換句話說，在發生著部分的質變。再次，在進一步的發展中擁有自主權的全民所有制企業，也在發生著產權演變。一種情況是，隨著橫向管理體制的變化，出現了多級別、多層次的公有制企業，這伴隨著產權的分割；一種情況是，隨著橫向經濟聯合的發展、企業兼并現象的發生出現了產權的讓渡；一種情況是，隨著股制的推行，多種形式的經濟合作的興起，出現了產權的分享。變成獨立的商品生產者，擁有自主權，從而引起產權的演變。這一切最終造成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由此“純”變“混”。

　　在農村，農業生產隊逐步變為家庭經濟、農戶經濟。除去土地在權限上仍屬于公共集體之外，其余的都歸農民所有。農村這部分經濟的實質是“集體－農戶”的混合經濟。當然，在探索體制創新中，受規模效益的制約，近年來出現了諸如“種田大戶”式的農場和其它形式的合作經濟。從大地上游離出來的大批農民，在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的廣闊地帶中，探索出鄉鎮企業的新路子。這一最初從江浙一帶嶄露頭角，隨后在我國廣大農村是日益崛起的經濟形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中擠進一個位置，而且愈益顯著。鄉鎮企業的所有制形式真可謂繁多混雜，諸如個體所有制、家庭所有制、合作制、集體所有制（村級、鄉級、縣級、以及交叉級）、聯合所有制、股份制、合資制。至于城鎮中的集體所有制，而今也當刮目相看。總之，在集體所有制范圍內，既不純又不公，企業活力十足，擴張勢頭很猛。

　　堪稱異軍突起的其實要算個體所有制經濟，也可稱之為私有經濟。人們總以為這是一種補充經濟。理論上這么講或許是對的。但是改革造成的后果卻給人以始所未料之感。１９９１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城鄉個人投資多達1182.88億元，占全國同年總投資5 08.80億元的21.47％。城鄉個體勞動者從業人數已然達7 59.5萬人，是１９７８年15萬人的50多倍。[3]它的驚人之處也許并不在這幾筆數字上，而在于：這種所有制形式為人類個人生產力的發揮提供了一個新天地。個體所有制現在也超出傳統意義上形式。這是一種更為靈活多變、豐富多樣的領域。一方面，個體所有制類型各具特色，如個人的、家庭的、幫伙的、勞動的、資本的；另一方面，它又更具有混成性質，即你很難將其歸為某一類型。更令人目迷五色的是，個體所有制常常變動不居。一個企業可以在一筆生意上塑造出一種所有制類型來，甚至一樁買賣同時有多種所有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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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濟成份、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形成一種嶄新的混合經濟、混成所有制結構?；旌辖洕?，一般意義是表達經濟的多種成分相兼。但是，從世界范圍來看，已出現了一個發展混合經濟的趨勢。頗富洞察力的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早就預言過，我們將迎來一個混合經濟的時代。這是不是兩種經濟面貌完全相反的社會經濟趨同合一了？不，在混合經濟中，必有一種占主體的所有制形式。我國的混合經濟是一種主體公有制混合經濟，它與西方社會的主體私有制混合經濟仍相對峙。

§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

    所謂主體公有混合所有制，是指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和公共集體（企業）所有制的混合構成與協調發展。進一步講，首先它意味著，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為“母體”。社會經濟是一種公有制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的多種經濟形式，將著上特有的色彩，獲得公有制系統的整體質，從而整體質規定著它們的個體質和運行方向。薩繆爾森曾將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稱為“混合經濟”，但那是以私有制為“母體”的，是一種私有經濟系統。借用一句話說，那是一種混合資本主義經濟；與此相比，我們是一種混合社會主義經濟。需要指出，這里所謂公有制基礎，有其不同于傳統理解的含義，它具體是指國家（代表全民）對第一次剝離“財富原坯”的外部生產條件即初次財富源（如土地、河流、海洋、礦藏、森林），對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經濟機構、產業部門（如鐵路、通訊、金融、財政），對知識產業（科教文）、醫療、衛生檢疫、國防部門、保安部門實行公有制。前者，在整個產業的基地上從上行方向制約著由以發展的經濟系列；次者，在宏觀上從下行方向覆蓋著整個社會經濟面；后者，作為經濟發展的倍增因素和經濟安全環境的提供者，將在總體上保證經濟運行過程的快速順達。這三鬩庖逡艙恰澳柑濉敝健

    其次它意味著，在混合結構中二重的一個面是個人所有制。個人所有制與個體經濟不是等同概念；作為流行語匯，后者是單人獨戶地從事經濟活動的總稱。而這里的個人所有制，是指在公有制“母體”基礎上個人所有權的完全實現。個人所有權包括這么幾個方面：一是個人勞動力，二是生產資料，三是由以上二者決定的按勞分配到的個人消費品。須予說明：生產資料個人所有權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由于兩權分離造成的勞動者個人從公有生產資料中獲得的一個所有權份額；一種是勞動者個人自置的生產資料那種所有權。個人所有權的實現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獨立式”，即個人所有權實現在個體（家庭）經營之中。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給予了一種成功的范例：那里農民占有自己的勞力，擁有通過承包而獲得的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勞動產品中級差地租Ⅱ部分歸個人，由于自然肥力和位置差造成的級差地租Ⅰ和絕對地租歸公。另一種是“協合式”，即個人所有權實現在企業經營之中。兩權分離后的國有企業中的勞動者便屬此種情形。由于勞動者有了自主權，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獲得承認，企業的勞動者共同擁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因而每人平等地享有一個所有權份額，以工資為主的勞動報酬正是按勞分配的那個份額。在這種形式中，沒有協作、沒有聯合勞動，個人所有權是無從實現的。

    最后它意味著，在混合結構中二重的另一面是公共集體所有制，抑或企業所有制。公共集體所有制亦包括三個方面：協作產生的集體勞動力、生產資料、公共產品。我們曾論證過：勞動力從一方面看，是蘊藏于單個勞動者體內的能力，它屬于個人所有；從另一方面看，在集體中又會產生一種新的協作力即集體勞動力，它則屬于公共集體所有。[4]生產資料的公共集體所有制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國有企業在兩權分離后擁有的那部分生產資料，這是全民所有制分割出的企業所有制份額；一種是原來意義上的集體企業自置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公共集體所有權實現的形式具有與個人所有權一樣的上述那兩種形式：“獨立式”即集體所有權實現在集體企業經營之中。如農村中鄉鎮企業（鄉、村、組、自由聯合體等形式），集體共同占有自置的全部生產資料，全部收入分割為三部分，一部分作為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的報酬，一部分作為稅被征，剩下的便為集體所有權所得（將作為積累再生產和公共福利的基金來源）?！皡f合式”即公共集體所有權實現在國有企業經營之中。一個國有企業兩權分離后交由企業經營管理；企業擁有的那部分生產資料，在法律上歸全民、在實際經濟崐活動中歸企業自己，這實際上是一種新型的所有權分享模式；那末在全部收入中，個人勞動力創造的那部分作為勞動報酬支付給了職工。而集體勞動力創造的那部分卻一分為三：一部分作為稅被征、一部分作為利上繳（利改稅后作為新稅種而被征）、一部分企業自留（將作為積累再生產和公共福利的資金來源）。概而言之，這種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從基礎上、宏觀上、原動力上保證著公有制的本性，其個人所有制和公共集體企業所有制的二重結構，既包含有“獨立式”和“協合式”在社會中的并存交錯格局，又包含有“協合式”內部兩種所有制的相依互惠的關系。

§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四特征”

    全面論述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并非本文的任務，這里只想擇要說明一些主要特征。其一，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是兼容社會經濟生活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機制，它富于伸縮性和彈性。沒有彈性的鐵（盡管其純度很高）會因受沖壓斷裂，而有伸縮性的鋼（卻因加入了錳硅磷硫等元素）受沖壓卻可以彎曲、復原，不銹鋼并非純金屬而是一種合金。“脆而沒有伸縮性的經濟制度不能逐漸演變來使自己適應與日俱增的緊張狀態和社會變動?！绻粋€制度要繼續存在，它的社會體制的思想體系必須根據這種改變而加以調整。[5]作為經濟體制，純而又純會變得僵硬、沒有彈性，從而不可能久治長安。這一點對私有制和公有制來說一概是適用的。將近一個半世紀前歐文創辦的“皇后林新村”，一百年后柬埔寨波爾布特政府推行的公有化是一類例子；俄國十月革命，中國推翻三座大山則是因私有制發展到極端從而導致覆滅的一類典型。但是世界還提供了另一類范例：資本主義私有制純化度在降低，國有（公共）成分在提高，形成所謂“混合資本主義經濟”；相反，社會主義國家如南斯拉夫，通過改革在公有制基礎上實現了個人所有制，形成“混合社會主義經濟”。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正是代替過去那種僵硬體制的新型式。這種二重結構以公有制為基礎而不追求其純化度，它包容了整個經濟社會的兩大利益體系。這樣，它就從微觀到宏觀、從個體到整體把握了社會，為經濟體制提供了伸縮的空間和應變的機會，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多渠道的積極性，為經濟風險和其他沖擊力找到了多層次的承受面。

    其二，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與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相契合。契合之一：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并蓄了個人與公共兩種利益，個人利益經常地表現為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怖嬖蚓５乇硐治て詰摹⒆芴宓睦媯輝誥迷誦兄袓

，前一種利益更多地是通過市場機制調節的，而后一種利益更多地是通過計劃機制調節的。契合之二：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中的公有制基礎，是實行計劃調節的條件，而計劃調節也會反過來鞏固公有制基礎。所有制二重結構有利于造成不同所有權，這正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前提條件；反過來，商品經濟的發展又會進一步發展不同所有權。契合之三：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程度在不同層次上的表現：前者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水平在所有制上的表現，后者是其在產品生產方式上的表現。兩者在各自的層次上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目前具有的自覺性與自發性的二重性質。離開主題插一句：誰又想自覺行事呢？然而由自發到自覺是要花時間的，所謂“五十而知天命”。深迫一步，這二重性質最終又是由社會生產力的水準所決定的。由此就不難理解，處于同一世界生產力水準上的資本主義社會，為什么在自發經濟的基礎上引進著自覺性。[6]

    其三，在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中將奉行“最大——最公”原則。所謂“最小——最大”原則人們都很熟悉，是指經濟活動以最小的勞動耗費得到最大的經濟效益。其實，最小——最大原則，從邏輯論和目標角度看都只歸結為“最大”效益原則：這一原則實際是說，在勞動耗費同等的情況下追求最大效益；同時，獲得最大效益是企業、社會的目標。那末我們要說，最大——最公原則由兩項組成：一是最大效益原則；而最公原則則是指，在個人消費品分配上要貫徹按勞分配原則，保持合理的收入差，真正做到公平分配。社會主義分配的公平之處在于按“勞”。我們論證過，這個“勞”是指實現為價值之“勞”[7]。而問題在于，對于生產勞動（者）問題應該擯棄過去那種偏窄的生產勞動觀，而應將產品從生產到消費者消費的全過程付出的勞動都看成生產勞動，將圍繞社會生產機器服務的全體人員，無論他屬于“腦”的地位還是“胳膊”崐與“手”的地位，甚至腳的地位，都應看作生產勞動者。人人都是勞動者，都憑籍勞動而獲報酬（非生產勞動者是參加國民收入再分配系列的，但亦依其提供的非生產勞動量獲酬），這便為全社會徹底實現按勞分配找到一個平等的基面，既可做到橫向公平，又可做到縱向公平。最大——最公原則的意義，不僅在于生產和流通領域，而且涉及到分配和消費領域。作一個粗略的劃分：最大效益原則的顯性影響面則是生產和流通領域；而最公分配原則的顯性影響面則是分浜拖蚜煊頡２揮孟桿擔兄魈寤旌纖兄疲槍岢棺畬蟆罟瓖

則的良好經濟環境，因為公有制主體與最公原則、個人所有制和公共集體企業所有制與最大原則有著休戚與共的聯系。

    其四，在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中，國家、公共集體（企業）與勞動者個人三者的利益將獲得共同解決的多種途徑。三者利益既一致又不一致。其一致性集中地體現在總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上，其不一致性則是在國民收入量的分割中有此消彼長的關系。過去由于強調集中控制，個人利益和公共集體利益受到傷害；而現在由于宏觀失調，國家利益得不到保證，以至于人們異口同聲地發問：“企業代表誰？”解決三者之間的利益不只是分割比例問題，過去和現在的教訓相同：確定比例是一回事，實際分割則是另一回事。在復雜的經濟生活背后，既有人治的干擾，又有魔高于道的攪合。使人苦惱的倒是，沒有一個集三者利益于一身的“利益體”，以便“同舟共濟”。于是，尋求一種“利益載體”問題就被提了出來。利益載體是指集中多方利益于一身，共存共榮、同盈同虧的經濟形式。如果說在過去純而又純的公有制體系中難以找到這種形式的話，而在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中卻不難尋覓。有道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股份經濟形式是一種正在試行的利益載體。國家、集體、個人在一個企業里可以通過股融于一爐，而又依據股份大小分割利益。誰的股載誰的利，誰的股份大載誰的利益多。各股東共同經營，共擔風險。這減少了經濟滲漏，省去了分利中的拉據，調動了各方積極性，于三方都利多弊少。追求必要價值是另一種通過利益載體解決三方利益的形式。我們曾論證過，在社會主義社會，自主勞動者提供的全部勞動都是必要勞動，都統一凝結為必要價值；其中個人勞動力創造的價值部分為個人必要價值，集體勞動力創造的價值部分為公共必要價值；個人必要價值是勞動者按勞分配部分，公共必要價值作為純收入承擔著稅利、公共福利、積累再生產等項職能。[8]問題在于必要價值在創造過程中是一個不可分體，工人生產的每一件產品都包含了個人必要價值和公共必要價值，所以必要價值可作為三方利益載體。問題并不簡單：一是產品必從工人手上過，個人利益要有保證；二是生產經營活動由企業組織管理，企業的利益應有體現；三是由于企業是實體經濟單位，以往的教訓提醒人們，有可能出現國家利益受蠶蝕的現象。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必要價值就難勝載體之任。

    也許有人問：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與過去的兩種公有制結構有何差異？作為一種混合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又有什么區別？回答這兩個問題的捷徑，莫過于對上面的論述作概括。與過去的兩種公有制結構相比，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變異之點在于：(1)實現了勞動者個人所有制（個人勞動力和自置生產資料、屬于他的公有制份額）；(2)將全民所有制分解為一個個企業經營管理者、一個個不同所有權（企業所有制）單位；(3)公有制在社會經濟的基礎資源層、宏觀控制層和骨胳神經網三個層次上作為主體存在；(4)不同所有權企業單位作為商品生產者在經濟生活中發生關系，宏觀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共同發生作用，可謂混合社會主義經濟。至于說與資本主義經濟相比，其區別是鮮明的：(1)資本主義的所有制“母體”是私有制，而社會主義所有制“母體”是公有制；(2)資本主義社會的普照之光是“資本”，那是一個資本經濟體系，而社會主義社會的普照之光是“勞動”，這是一個勞動經濟體系；(3)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遵循“三位一體”公式，而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遵循“按勞分配”原則。

§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存在與發展的歷史必然性

    既然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相異于傳統的公有制模式，區別于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一種獨立的所有制結構形式，它出現的社會必然性是什么？它的歷史存在權又怎樣理解？我們從不同的三個層次來作分析。

    經濟活動的主角是人，而不是傳統經濟學所訴諸的物（資本、財富、商品、貨幣等等）。人，就其本性來講具有個人性和社會性兩重性格。由于生物學崐意義的生命單體性決定了他有個人欲望、個人需求、個人活動半徑、個人特征等等；在后天的文化經濟生活熏陶下，他還會有個人的愛好、個人的理想、個人的品行等等。這一族系的規定是與人的個人性（排他性）相關的。但是，人還有由于社會生活給予他的另一族系的規定：集體主義精神、為他主義、追求民主與平等、參與公益活動、濟貧扶弱、同情感與憎惡感等等。這些是與人的社會性（利他性）相關的。這種個人性和社會性、排他性和利他性，幅射在經濟生活中就有更具體的表現：一個人的勞動，既是個人勞動，又是社會勞動；勞動力寓于單個人體之中，它是個人勞動力，但在集體勞動中個人勞動力的集合又產生新的集體勞動力；經濟效益的評價，既有來自個人的，又有來自社會的。而且會出現合成歸謬：對個人有利的未必對全局有利。質言之，每個人在同一經濟活動中，都既有追求個人利益的一面，又有投身公共利益或者社會利益的一面。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即令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只蜆嬤饕逭擼瑣

都無法辯清他的經濟活動是絕對的為私還是絕對為公。在一種極端自私的環境里，會壓抑人的社會性，進而也會挫傷人的創造性和獻身精神；而在一個沒有個人利益只強求人們全部為公的環境里，會壓抑人的個人性，進而也會挫傷人的積極性和進取心。其實，個人性和社會性是平衡人們經濟行為合理的兩個法碼，缺一不可，畸輕畸重也不可。這一特質要求所有制結構中應有個人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的兩塊天地。至于兩種所有權的結構比例，以私有制為“母體”還是以公有制為“母體”，那已是另一層次的問題了。我們過去的所有制結構，公有制純化度高，個人所有制的地盤相當狹小，這是為什么在改革中個人所有制必須擴大的根源之所在。

    我們從人性的層次向前走一步：進入經濟社會層次中來看問題?，F在人們都承認：商品經濟是不可愈越的歷史階段，它以自身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了自然經濟。但不多見人們把商品經濟與國有（公有）制、與私有制聯系起來，透視其間的內在關系。商品經濟就其固有的趨勢來講，它并不是某種所有制的產物，但它的發展卻會自然地矯正與自身本性不相符的所有制的極端形式。商品經濟沖擊的第一個堤壩是原始公有制。商品生產的本性要求有社會分工（生產不同的社會使用價值）、有不同所有權（以便構成不同商品的對立）、有交換條件。而這一切都因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而逐步形成和完善。原始社會由于偶然的接觸，交換了基于自然差別而引起的不同產品；這種交換的頻繁發生，產品逐漸變為商品。由于反作用，共同體內部不同機構之間也發生了這種變化。于是，出現“原來非獨立的東西獲得了獨立”，出現分工的固定化，出現城鄉的分離。[9]商品經濟的發展，還沖擊和分解了奴隸主莊園制，沖擊和分解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以國王為化身的封建國有制。當然，經濟制度的演變有經濟的、政治的、歷史的、社會的等多種原因，但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有著自己作為經濟因素促進演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商品經濟的一個固有趨勢是，它的產生和發展會將集權的、封閉的、限制個人利益的所有制肢解為一個個不同所有權。在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中人們將會發現，它沖擊的第二堤壩是極端的私有制。商品凝結著一種關系：握有不同社會使用價值的不同所有權之間的交換關系。商品經濟量的擴展，同時就是商品關系在更大范圍的幅射?，F代商品觀念認為：商品經濟是一個世界性概念，商品無國界，需求樂曲會招致她翩翩起舞于天涯海角?；厥咨唐方洕l展史乇鶚竊諑蹕蚍⒋鍔唐肪脥

以及進入這一階段以來，人們看到的是：商品經濟“如膠似漆”般地將過去小敲小打、分家獨戶的小商品生產者“聯姻”成了大商品生產者乃至“巨商”；商品經濟通過市場機制建立起企業之間、地區之間、國際之間的聯系；商品經濟隨著社會化生產的進度，將所有權單位由小變大，以至達到跨國公司形式。在這種發展的平行線上，出現國家公共部門規模擴展、作用變大和政府干預（反托拉斯、反壟斷、限制競爭、累進稅收、環境保護等）現象，以迫使社會注意長遠利益、全局利益，迫使社會減少貧富差。商品經濟另一個固有趨勢是：它的進一步發展會造成公共關系和提出控制自發性要求，會把私有制單位變大，并且會擴大公共部門的規模和影響。其實，商品經濟固有的乍看起來是相悖的兩種趨勢，是商品經濟的下述一種機制的歷史作用：商品具有二因素：價值和使用價值。而決定這兩因素的是勞動的二重性：具體—個人勞動和抽象—社會勞動；個人勞動與獨立的所有權相關，而社會勞動又與所有權中的公共性相關。那末，也許可以說，商品經濟存在的所有制環境，必然要求有既體現個人崐利益的不同所有權又體現公共利益的統一所有權同時并存；而公有主體混合所有制，正是商品經濟這一內在要求的一種實現形式。

    現在，人們越來越多地談論社會生活中的“逆反心理”——即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行為從各自的極點位置向相對極點的位置折返、轉化。如同擁擠的城門：欲進者急不可耐，想出者渴望已久。社會經濟生活是否情同此理；特別是處于不同性質社會極點的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各自都有些什么變化呢？本世紀五十年代，一些富于敏銳觀察力的經濟學家釀起了一場舉世矚目的兩種經濟制度趨同論的筆戰。所謂趨同論，是指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各自離開了原來的位置面向中點會聚，實際上形成著新型的經濟制度。約·加爾布雷斯和簡·丁伯根將這種制度最早稱之為“混合經濟制度”。[10]當時的爭論，擁贊趨同論者多屬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而反對者多屬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特別是蘇聯學者，帶著一種“受污辱”的心情憤慨地批判這一理論[11]。時過境遷，如果人們愿意平心靜氣地來反思，就不應先來評判理論，而應面對現實經濟生活。請注意下引事實[12]：

    ——“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歐的國家，近幾十年來已經采用中期的（四或五年）和年度的國家計劃、價格管制計劃和收入政策，所有這些都是共產主義經濟的重要特征。與此同時，從六十年蹩跡酶母锏睦順幣丫磯珝

歐，使他們醒悟到要重視計劃分散、給國營企業的經理以較大的決策自主權，以便更多地關心個人的消費偏好?！?/p>

    “蘇聯正在脫離命令經濟的模式走向自由市場模式?！纤估颉诒晃蚬伯a主義命令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之間的中間狀態?！薄霸谖鳉W，自由市場經濟從1945年以來已經作了重大的修改。在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和瑞典已較好地實行了國家計劃，在英國則實行得不夠持久?！谖鳉W，甚至在美國，有強大的壓力要制定工資和價格政策或收入的政策，來限制自由確定工資和價格的范圍?！瓏矣媱?、收入政策的制定和對自然環境保護的干預，大大地擴大了西方經濟中公共部門的規模和影響。”

    隨著對外開放，對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現狀我們有“眼見為實”的、更切近的看法[13]；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步深入，我國在那些方面發生著變化也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問題的焦點是：如何看待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社會的變化。

    是趨同嗎？盡管已故著名政治家康·阿登納在二十年前滿有把握地說過，不出一百年，兩種經濟社會將趨同合流。[14]然而，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趨同的影子還沒見。私有制和公有制仍對峙著，盡管不那么虎視耽耽了。 

    但兩種經濟社會在許多方面互滲著。無視兩種經濟社會的某些變化，并不能泯滅掉變化本身。一股狂風也許倏忽而過，而匯千溝萬壑的潮流會愈益加大，從而滾滾東流去。詳盡分析兩種經濟社會都在那些方面互滲著，也非本文正題；以上的分析和所引資料，足夠本文的需要了。我們曾作過一個比喻，一個社會就如同一個人。資本主義社會已有二百多年歷史了，我們的社會雖還年輕，但也成熟了。那末，對于兩個成熟的人來講，雙方以自身的涵攝力汲取對方的優點、長處，以補己之不足，斷然會使自己變得完美起來。

注：

    [1]參見本書第五篇第39、40章。

　　[2]參閱巫繼學文《本質之變：改革形成公有制主體混合經濟》，《經濟體制改革》1989年第3期。

　　[3]參見《中國統計年鑒(1992)》，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97研究》1983年第5期。

    [4]詳見巫繼學文《必要勞動及其內部劃分的考察》，《社會科學輯刊》1982年第3期。

    [5]參閱[美]保·薩謬爾森《經濟學》上冊，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10頁。

    [6]六十年代末期聯邦德國一位部長Karl Schiller精確地闡明了如下原則：“在可能的范圍內盡量競爭，在必要的范圍內進行計劃”，“微觀關滌勺詬

我調節，宏觀關系有總體性掌舵”。眾所周知，這一原則在西方國家已廣泛應用。（轉引自Valcav 牋Holesovsky《Economic 牋Systems》，第228、250頁。崐MCGR-aw Hill，Inc，1977年英文版）。

    [7]詳見巫繼學文《談按勞分配之“勞”》，《贛江經濟》1982年第2期。

    [8]參閱巫繼學文《論勞動者生活消費基金的分割依據》，《經濟問題》1982年第8期；《公共必要勞動的職能》，《天津師大學報》1983年第2期。

    [9]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90頁。

    [10]參見[美]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40頁。

    [11]參閱《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問題論著選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0—422頁。

    [12]以下引文見[美]阿·格魯奇《比較經濟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817-819頁。

    [13]參見何大隆《外國經濟體制改革概論》，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

    [14]轉引自同[12]，第817頁。   

原載《哲學研究》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