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質
國企改革這么多年，并且有很多經濟學家[1]研究過，卻沒有人能弄明白國企改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為什么？改革本身并不復雜，關鍵是這些人熱衷于西方經濟學，抓不住改革的本質。只有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才能做到這一點，這個最鋒利的手術刀卻沒有人能很好的用來對國企改革進行徹底的解剖。
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社會制度的演進過程有可能超越某個發展階段，但是，資本生產的發展階段是不可逾越的，因為資本生產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即使在公有制的條件下，也不可以跨越這一歷史階段。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2]
也就是說。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發展到甚至對于我們現在的條件來說也是很高的階段，才有可能把生產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以致使得資本的消滅成為真正的進步。而這只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
馬克思指出：“從歷史上看，這種顛倒是靠犧牲多數來強制地制造財富本身，即創造無限的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必經之點，只有這種無限的社會勞動生產力才能構成自由人類社會的物質基礎。”[3]歷史清楚地表明，即便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也還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生產的程度，這種生產方式還存在著相當大的發展潛力，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創造出作為“自由人類社會的物質基礎”的“無限的社會勞動生產力”[4]。
目前國企的勞動者是從屬或依附于生產資料并直接與之相結合，[5]因而，資本生產的起碼基礎還不具備，也就是說，生產資料還沒有獨立化為資本而同勞動者相對立。舊的經濟體制嚴重阻礙傳統國企向公有資本這種與它對立的、唯一公有的資本形式即公有制的唯一實現形式[6]的轉化。
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質就是把勞動者同生產資料分離，成為自由勞動力。國企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的分開將是國有資本生產方式的起點，也是目前國企改革的核心問題。
在林毅夫看來，國企難題是由政策性負擔造成的。只要這種情形存在，不管什么樣的公司治理，不管什么樣的改革都不會有效。林毅夫認為，“盡管國企剝離了政策性負擔也不一定會經營好，就像沒有政策性負擔的私企也不一定就能經營好一樣，但如果國企改革不把政策性負擔剝離掉，任何改革都無效，包括私有化在內”。“國企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剝離企業的政策性負擔。”那么我倒想問一句，剝離企業的政策性負擔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林毅夫教授偏愛反復援引的法國、德國和新加坡的國企正是職業經理人制度的典型。有很多的統計分析表明，這些國企的效率并不比同行業、同等規模的私企差。但是在這里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新加坡的國企并不是中國的國有“企業”，它是建立在資本生產的基礎上，即勞動者是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自由勞動力——也就是說是以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勞動為基礎的公有制。
而這恰恰是國企二十年改革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根本原因，是傳統國企改革的癥結所在。正是由于勞動者隸屬并依賴于生產資料依賴于政府，從而政府必須對國企和職工進行保護和補貼。如果不把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分開，不管這些國企怎么改，都必須由政府繼續給與各種明的或暗的保護與補貼。一旦資本生產建立起來，國企管理起來就會非常容易。新加坡有五百多家國企，只有三家控股公司管理，每家10多個人。
法國、德國和新加坡的的國企及其職業經理人制度是建立在資本生產即雇傭勞動的基礎上的。對于這些企業來說，冗員該下崗，職工養老有社會保障體系，[7]總之是絕對不會有所謂的“戰略性負擔或社會性負擔”。所以，只有建立資本生產即把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開才能剝離國企的政策性負擔。一旦剝離了政策性負擔，企業經營的好壞就是廠長經理自己的責任，他們的升遷或者去留就由他們的經營業績來決定，而不再取決于上級政府主管部門，從而國家也就不再提供保護補貼或者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管理，這樣政企才能真正的分開，企業才能完全獨立自主。
郎咸平認為私有化并不是解決國企的靈丹妙藥的看法是正確的，但他認為解決國企問題的關鍵在于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同樣是沒有找到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郎曾說：“職業經理人制度并不是我發明的，全世界都是這么做，為什么其他國家都做得好，中國就做不好？”是的，中國就是做不好！！因為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職業經理人制度是建立在資本生產的基礎上的，而中國傳統的國企恰恰不是“企業”不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而是以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生產資料直接相結合的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沒有這個基礎，什么“職業經理人的制度”什么“現代企業制度”統統都是空中樓閣！
郎咸平還認為：國企與民營企業相比，效率并不低，甚至更高。是的，或許法國、德國和新加坡的國企的效率要比同樣的私企高，但是改革前二十年和改革后二十年的歷史已經不容置疑地證明中國傳統國有“企業”的效率是遠遠低于私營企業。
有些人企圖把傳統公有制（計劃經濟）理想化，閉眼不看消滅一切阻礙資本生產發展的舊制度的日益迫切的必要性，妄圖替勞動者階級尋找其他出路，這是空想。這種空想的反動性在于：它企圖恢復舊的計劃經濟社會，重新把現代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硬塞到已被突破而且必然要被突破的舊的傳統公有制的框子里去；它主張把這個社會倒退到以極權統治為常規的狀態中去，要勞動者階級重溫“主人”的舊夢。這種做法違背了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不但使勞動群眾的生活狀況極端惡化，而且絲毫也不能保證他們不受新的壓迫。
在傳統公有制中，勞動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并沒有實現，名義上是公有制，實際上勞動人民對生產資料如何使用，生產成果如何分配根本無權過問。這些人一味重彈“工人是國有企業主人”的老調，借以掩蓋他們對計劃經濟認識的全部錯誤。只要想到以前計劃－極權體制所造成的種種惡果，就可以確信資本生產的進步性，因為它徹底破壞了舊的經濟形態和生活方式以及它們長期以來停滯不前和奴役的狀態。
直至目前，國企職工實際上仍然隸屬于或者說依附于國企，而這正是現在國企改革的關鍵，這就是我們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環節，抓住這個環節才能順利解決當前的國企改制問題。總而言之，一定要把國有企業職工同生產資料分開，[8]一切國有企業都不能按照它們原來的樣子接受下來，而是按照他們在每一場合怎樣最有利于資本公有制的實現歷史地創造出來。
必須承認，國有企業當前的發展是緩慢的，并且不能不是緩慢的，因為沒有一種企業還殘存著這么多的舊體制。這些舊體制阻礙了資本生產的建立，從而使國有企業的狀況無限制地惡化。目前國有企業的改良是一條拖延時日的，遲遲不前的，使國有企業的腐爛部分慢慢壞死而引起萬般痛苦的道路，由于這一部分的腐爛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感到最大痛苦的是國有企業職工。而資本公有制的道路則是迅速開刀，使國有企業職工受到的痛苦最小的道路，是直接切除腐爛部分的道路。國有企業改革將是舊公有制無比復雜而痛苦的死亡過程和新的社會生產即公有資本生產的建立和發展過程。
一旦國企職工成為自由勞動力，所謂的“企業辦社會”、“冗員過多”[9]、“大鍋飯”等體制問題都將迎刃而解。所以必須果斷地解決這個隱藏在傳統國企諸多表象背后的本質問題，否則國企改革沒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我們應當公開揭露傳統經濟體制中的一切弊病，無情地加以抨擊，從而根治這些弊病。每一個愿意深思熟慮的人都知道，不能用一些漂亮動聽的話來逃避那有時令人過分痛苦的現實，要有勇氣正視現實，要充分地認清國企改革所面臨的一系列緊迫的重大的的社會歷史問題，對過去的經濟制度的錯誤必須有深刻的認識。
總之，傳統國企的改革已經不可逆轉，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可逆轉，而且，在它面前只有兩條路可以走，或者是私有化即資本主義，或者是公有資本。
最后，我用郎咸平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文：“我希望我的言論能夠改變國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敗的話，這不是我個人的失敗，這是我們國家的失敗”。
[1]這些人熱衷于論證各種經濟政策，熱衷于流行的卻最庸俗的新名詞，卻沒有什么認真的科學的研究，為出書為成名隨意使用時髦的新概念，把注意力全放在對現象描述和政策論證上，無暇顧及或沒有能力闡明現象的內在本質，滿足于把自己的思維停留在較低的層次。
[2]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9頁。
[4] 《社會資本論》張彤玉著，第124頁。
[5] 在計劃經濟社會，個人隸屬于“國家”這個共同體，沒有任何權利（包括公共事務中的民主權利），這使得個人完全屈服于“國家”的專制，除了唯命是從之外別無選擇。只有到了“我們現在的社會”，個人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從而擺脫共同體的附屬物這樣一種地位。我們這幾十年的改革過程，就是勞動者逐漸擺脫人身依附的過程，也就是人擺脫對共同體的依附成為獨立的個人從而得到完全的充分的公民權利這樣一個過程。擺脫這種歷史狀態的進程是社會的民主化過程，同時也是走向市民社會的歷史進程，用馬克思話講，這就是從共同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實現“人的獨立性”的民主革命。
[6] 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有制是指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而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則使指生產方式即如何進行生產。同一種所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不同的所有制也可以采用同一種實現形式。因此，要判斷經濟制度，僅僅依靠所有制是不行的，必須進一步把握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必然的實現形式。
[7]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健全，許多下崗失業工人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出現了絕對貧困的現象。所以，我們迫切需要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失業保險制度，為失業的貧困工人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緩解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
[8] 和馬克思一樣，我也認為科學上的毫無顧忌就是真正的誠實。傳統國有企業職工和生產資料的強制分離，對于部分普通工人而言勞動報酬會下降，尤其對于沒有一定勞動技能的職工而言這意味著下崗失業，意味著這部分職工的生活狀況會陷于貧困；但同時，部分擁有一定勞動技能的職工和一些高技能的勞動者他們的工資則明顯上漲甚至是大幅度提高！那些認為改制必然帶來原國有企業職工待遇的絕對下降的看法是錯誤的。盡管國企改革最初將裁減部分職工（可能上千萬），但是，經過一定的發展時期，經過或長或短的“過渡時期”，最終是增加而不是減少工人；盡管個別國企使用的工人人數絕對地減少，但是，隨著國有資本的積累，它所吸收的工人的人數比當初被他們裁減的工人的人數多得多。
[9] 據勞動人事部門估計，全國國有企業的富余人員至少有2000多萬，也有人估計為2500-3000萬，按每人每年平均開支10000元計算（含工資、獎金、住房、醫療、養老保險等費用），這批富余人員至少耗費了2000多億元本屬于國有企業的剩余價值。而全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和也不過才2000多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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