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搞活國企，這并不是時至今日才提出的新問題，早在中國經濟改革由農村進入城市之初，這一問題就已非常尖銳地擺在人們面前。現在，國企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經刻不容緩，并且它還是整個改革的關鍵，可為什么總是解決不了？
這是因為擁有貨幣、生活資料、機器以及其他生產資料，而沒有雇傭工人即自由勞動力，還不能使國企成為國有資本。不相應地把國企的職工轉化為自由勞動力，成為自己的勞動力的主人，不相應地把國企轉化為資本，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機器和先進科學技術的大規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而這恰恰是國企改革的關鍵，也是國企改革的“突破口”。繞開這個根本問題去進行種種改革，肯定是徒勞無功的。
我國國企改革開始于七十年代末，由于國企所有者缺位（虛置），名義上的“主人”——全體勞動者事實上對國企毫無權利，而作為國企所有者的代表——政府官員（管理層），手中持有對國有資產的支配權力，卻不受監管不用承擔責任。因而，國有資產即積全國人民幾十年血汗而成的剩余價值的流失是不可避免的。從那時開始，中國就打開了國有資產流失的閘門，開始了國企的私有化。
自從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國企改革已經通過“漸進”方式走過了幾個階段：1978年至1983年，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力圖調動企業生產經營積極性，增強企業活力。1983年至1986年，“利改稅”，著力明確政府與企業的分配關系，開始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推動企業走向市場。1987年至1993年，國家頒布《企業法》，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明確企業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經營者，促使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接著國家頒布《國企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劃分政府與企業的權限，推動企業轉換機制，政府轉變職能，進而推行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7年以來，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
為什么在國企改革問題上，中國作出了這么多努力，經過20年多年卻一直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原因就在于大家都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國企職工并沒有同國企即生產資料相分離，國企仍然是國企。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和建立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國企職工（包括廠長經理們）其實還是和生產資料直接相結合。正因為如此，資本生產始終建立不起來。可以說，中國國企的改革，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建立資本公有制，就無法取得決定性的成功，這也是今天國有企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將現代企業制度的特點概括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這十六個字。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把企業的所有權和同國有資產經營權劃分開。一些國企的經營者總是琢磨著如何從國有資產中拿出一部分來作為“經營者產權”。按持“經營者產權”論者的說法，仿佛虧損連年的國企只要劃出一部分作為“經營者產權”，重新進行股份制改制，企業馬上就能扭虧為盈，資產就能快速增值。相比之下，西方大企業總裁幾乎沒有一個是本企業的大股東或控股股東，所以，國企目前的改制有私有化的傾向。部分政企領導伙同有關的私人老板在國企改制中為了少出資就能做大股東或控股股東，在帳面上使國有資產縮水，達到其侵吞國有資產的目的，更有甚者直接以所謂的“零資產”形式把國企送掉。[1]
我們只要分析圍繞國企改革的斗爭，就可以知道，所有的資產者及其代表都主張走私有化的道路。[2] “國企應退出一般競爭性經濟領域”這個口號最真實、最徹底地表現了私有化或者說消滅公有制的要求，而勞動者階級及其代表——政治經濟學家則主張走資本公有制的道路。
目前我國的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公有制企業迅速減少，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正在喪失，私有經濟成份占社會經濟的比重已接近50%。由于目前為止還沒有權威的統計公布，所以無法形成準確的概念，但從一些統計數字推斷，這一比重肯定已離50%的臨界點不遠了。目前部分省市，私有經濟已經取得主體地位，并且私有經濟成份正以幾倍于公有經濟的速度快速增長，照這一趨勢，如不加快推進傳統國企的改革，用不了幾年的時間，私有經濟成份就會成為我國經濟的主體。這樣下去，量變必然引起質變，我國經濟基礎的質的變化必將引起上層建筑包括政權和意識形態的質變，從而使整個社會的性質發生根本的變化。[3]
90年代的一本暢銷書，《第三只眼睛看中國》，曾有這么一段話，“從社會政治的角度進行分析，在中國，誰抓住了大中型企業的領導權，誰就抓住了中國的命脈和印把子，這就如同軍閥時代必須抓牢一支重要裝備的主力部隊一樣。” 國家提出要對國企實行“抓大放小”，[4]我們知道小生產必然被淘汰，所以，關鍵在于如何抓大，如何抓住國有資本生產這個關鍵環節。資本離不開競爭，國有資本也一樣。某些人大肆鼓吹“國企應退出一般競爭性經濟領域”，并認為公有制不適合市場競爭，其實質是要消滅公有制。
“國家統計局課題組”就提出了國企“必須”從146個行業“撤離”的具體行動方案。他們的共同論點是：國有經濟效率低、虧損面大，不如私營經濟。這是只看現象不問本質，我們要客觀地加以分析，國企之所以出現經濟效益下降，虧損面大的問題，其原因不在于所有制，而是根源于生產方式。所以，決不能走“國退民進”、“一賣了之”的私有化道路。
目前，國企改革問題是關系到國家政治的根本問題，是一個最復雜最難弄清的問題，也是被庸俗經濟學家們弄得最混亂的問題，因為它比其他任何問題（除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即剩余價值問題）更加牽涉到勞動者階級的利益。任何想認真弄清它的人，都必須再三研究，從各個方面思考，才能了解得明白透徹。在目前改革到了關鍵時刻，國企改革問題就具有最大的意義，可以說，它已經成為最迫切的問題，成為當前一切政治問題和一切經濟爭論的焦點。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在討論國企改革問題時，總有那么一些人把所有制說成“無關緊要”，“只是手段”。實際上，所有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這種手段的運用，就是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又是生產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所以，歷來的社會變革都爭奪這個手段。把所有制說成只是手段和無關緊要的人，實際上并沒有把所有制看成無關緊要。相反，所有聲稱所有制無關緊要的人，毫無例外地都把改革的目標集中指向所有制，認為改變公有制是改革的“實質”和“全部問題的關鍵”。所謂無關緊要，其真實意圖就是要人們放棄公有制。
目前的事實是：在許多國企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實行的股份制、[5]股份合作制、兼并、租賃、拍賣、轉讓等產權制度改革中，私有化，即將國家和集體財產轉化為私人資產這種事情已經非常普遍。[6]現在，不少地方出賣國企成風，甚至半賣半送，[7]明賣實送，無償量化給個人，或者以改制為名、行私有化之實，即使廣大職工憤怒反對也無濟于事。有的地方領導干部公然發表施政綱要，提出：著力構建“一個主體”（非公有制經濟）。有的地方甚至下指標，提任務，定時限，要求國企、鄉鎮集體企業全部改制。[8]雖然中國至今仍然把“私有化”列為禁忌詞匯，可實際上在“產權明晰”、“國資退出”的名義下無論怎樣化公為私都可以。應當說，私有化不僅僅是停留在理論上的思潮，在不少地方已經化為實際行動。[9]
某港商只實繳資本1000萬元就占華寶60％的股份，并全面接管了擁有18億人民幣凈資產（未含無形資產）的華寶公司。盡管1993年11月它才接管華寶，可是一個月后就按華寶全年利潤的60%分走8400萬元紅利。1994年由于其經營不善，利潤下降，但它仍按60%股權分紅1560萬元。兩次合計，它從華寶的分紅所得即近億元。[10]
“粵美的”起源于1968年，屬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1992年，改組為股份公司，并更名為廣東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90年代初，美的年銷收入才2億元，到2000底，已經超過105億元。美的私有化起步于1999年，開始的做法是在量化凈資產的基礎上，拿出一定比例折成股份，分給經營者。2000年12月，美的控股與美托投資簽訂協議，“美的控股”將所持“粵美的”7243.0331萬股法人股以3.00元/股轉讓給“美托投資”（而粵美的每股凈資產為4.07元），收購金額為2.17億元。轉讓后，“美托投資”成為粵美的第一大股東，而這個公司是由粵美的高層管理人員控股，其中董事長何享健一人就占25％的股份。
“深圳方大”的改制亦是如此。2001年6月“深圳方大”第一大股東“方大經發”將其所持的4890萬股法人股轉讓給深圳市邦林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轉讓價格為3.28元/股，2001年6月和9月，“方大經發”分兩次又將1110萬股、4711.2萬股“深圳方大”法人股轉讓“深圳邦林”和深圳市時利和投資有限公司，轉讓價格分別為3.55元/股、3.08元/股，轉讓的總金額約為3.45億元。這些轉讓完成后，“深圳邦林”和“深圳時利和”分別成為“深圳方大”第一、二大股東。這兩家公司的股東均為“深圳方大”的高管人員，其中“深圳方大”的法人代表熊建明在“深圳邦林”持股85％，他占有“深圳方大”25.6%的股份,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大股東。
以目前深圳、廣州地區高管人員普遍年薪20萬元計算，以何享健和熊建明為主的高管人員的累計年薪與分別高達2.17億元和3.45億元的收購金額相差太遠！至于“宇通客車”的改制，請一起參見《新財富》2002年1月號第55～60頁。宇通客車在實施MBO也就是所謂的管理層收購時虛減國有資產13500萬元，低價收購，以達到瓜分、鯨吞巨額國有資產的目的。[11]
當前國企產權改革中的國資大量流失讓人觸目驚心。郎咸平揭示出格林柯爾進軍國企中的使用的“七種武器”即是明證。國企管理層先做虧公司，做小凈資產，然后以相當低廉的價格實現侵吞國有資產的目的。如果政府不同意，則繼續擴大賬面虧損再以更低的價格侵吞。 一旦MBO完成，高管人員再通過調賬等方式使隱藏的利潤合法地出現，從而實現年底大量現金分紅以緩解管理層融資帶來的巨大的財務壓力。
仍以宇通客車為例，公司推出所謂的管理層收購以來，1997年10派6元，1998年10派5元，2000年也是10派6元。公司管理層通過上海宇通所持3304.13萬股，僅2001年度就能分得現金紅利1982.48萬元。
在今日的中國，暴富的最佳捷徑就是巧妙地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人財產，許多在幾年內突然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的人，都是以國有資產中飽私囊。據報道，一位深圳的“大款”曾這樣“泄露”過致富的“天機”，即“把國有資產變成自己口袋里的錢”，“國家的錢實在太多，沒有誰數得清楚，也沒有誰能看守得天衣無縫；而且，實際上許多看守國有資產的人都不反對把國家的錢放進我們腰包，我只取大海之一粟，足矣”。
我國的國有資產是在建國以來，億萬人民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積累起來的，它是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是全體勞動者共同的“家底”，而不是哪一個人的私有財產。實行私有化，將人民群眾共同所有的財產轉變為少數個人所有，就是對人民群眾的“剝奪”。
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目的就是為了將社會財富交給人民群眾，使人民群眾成為社會的主人。顯然，在一個勞動者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占優勢而且不能不占優勢的是公有經濟。勞動者階級掌握生產資料，就有最充分的可能把剩余價值統統“拿到手”。目前中國所有的改革理論的焦點就在于能否建立公有資本，它將決定中國是走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充分估計到中國改革可能有的兩種發展道路，并且向勞動者階級明確說明每一種可能性的條件和意義。
當我們開始國企改制的時候，應該給自己清楚地提出這些改制歸根到底所要達到的目的，即建立資本公有制。因為資本公有制是目前這個歷史階段的內在必然要求，是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國企改革的全部意義在于它摧毀了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和束縛。只有把勞動者階級專政的國家同資本結合起來，才能架設從資本主義通往社會主義的橋梁。
[1] 國有企業私有化有明私有化與暗私有化兩種。“零出售”、“雙買斷”是明私有化。“零出售”是白送；“雙買斷”是變相白送。這兩種形式國有企業私有化最嚴重。暗私有化，最明顯的是評估中低估與非經營資產扣除兩項。非經營資產扣除中問題更多，有一些國有企業的資產經過七折八扣，“資產”往往就所剩無幾，大都幾乎成為“零資產”了。即使還剩下一小部分，依法應用現金購買，現金應收歸國有。可是實際上付現金者少，大都用貸款形式分幾年償付，貸款和利息則用國有企業的利潤分紅補上。這實際上等于用本來屬于國家所有由國有企業職工創造的剩余價值來“購買”國有企業！
[2] 魏杰提出：“國有制經濟改革應該是四個字，即：一租、二賣、三變、四改。我看不能只強調改革，而且還要強調租、賣、變。”“所謂變，就是指那些租不了、賣不掉、也改不好的國有制經濟，通過產權變更，而使其非國有化”。他還主張，在實行一租、二賣、三變、四改的同時，“應該繼續大力發展非國有制經濟，在批地、銀行貸款等方面為非國有制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時機”。（魏杰《經濟改革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載1994年2月22日《經濟日報》）。
[3]《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一文的作者奇玉就指出：從經濟基礎的角度講，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由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決定和保證的，絕不是由多種經濟成分共同決定和保證的，更不可能由非公有制經濟來決定和保證。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我們不能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不采取有力舉措，危險至少有以下兩種：一是沒有堅持住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使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體地位，在中國社會形成一個陣容龐大的資產階級；二是隨著私營經濟的不斷壯大和公有制經濟的相應萎縮，黨的隊伍中越來越多的人同私人資本形成千絲萬縷的、更直接更現實的物質利益聯系，甚至有的黨員變成私營企業主或一些私營企業主加入到黨的隊伍中來。由于這些“共產黨人”的作用，使我們黨逐漸演變為僅僅貼著共產黨的標簽、而實際上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集團。（摘自《學習研究參考》1995年第12期）。
[4] 一個國家的少數大企業就可以集中全社會的多數資產，并支配主要經濟部門，主導一國的經濟。就我國的情況來看，1994年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共 46.52萬個，其中大型和中型企業只分別占1％ 和3％，但僅大企業的固定資產就占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的52％，加上中型企業就占70％（《中國統計年鑒（1995）》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389頁）。我國500戶國有工業大企業雖然只占整個國有工業企業總數的0．7％，但資產總額占37％，銷售稅金占46％，利潤總額占63％（見1997年12月20日吳邦國在全國經貿工作會議閉幕大會上的講話）。只要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公有資本仍然可以占優勢，國民經濟主要部門和基礎產業以及其他主導產業的所有制性質不變，公有制就依然是主體。
[5] 就拿所謂的“股份制改造”來說，看看深圳原野就夠了。這個公司從國有資產占控制地位到最后只占1.4％的不參予優先股的荒唐演變，不僅在中國，即便在世界范圍內都堪稱私有化史上的神話。從這個意義上說，“股份制改造”確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提供的一頓“免費午餐”。近來某些人士極力鼓吹的“諸城模式”，其核心是用所謂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由企業主要領導人占大股，控制企業的所有權。通過瓜分國有資產，股份制改造后的國有企業成了私營企業。
[6] 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有25.7%的被調查的私營企業是由國有和集體“改制”而來。在這些企業中，以東部地區的所占的比重最大，為45.6%；“改制”前是國有企業的占25.3%，是鄉鎮集體企業的占74。7%；有60.6%的企業主是原來企業的負責人，在蘇南有93%的鄉鎮集體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在通過公有制企業改制而產生的私營企業主中，中共黨員所占的比例高達50.66%（摘自《中華工商時報》2003年2月26日）。
[7] “在近兩三年國有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時，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就更為普遍和公開化了。湖南長沙市政府規定出賣國有企業時，國家只保留20%股份，買者如果一次付款，就可以‘優惠’40%，其實質就是只需半價即可買走國有企業。制定這種規則的理由是如果現在不賣掉，將來就更不會有人買了，其實許多私營企業經營也很困難，每年要有7%以上私企倒閉，怎么從來就沒有聽說過私企也想早早地半價賣給別人呢？”（摘自《現階段中國私營企業主研究》戴建中著，載《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5期）。
[8]江蘇江陰市在1996年年終（12月30日）提出“明年（1997年）9月底前完成鄉鎮企業轉制”，這絕非絕無僅有。吳縣市也在1996年提出“加快推進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要求“由點到面、整體推進”，“花一年或稍長一段時間，完成鄉企產權改革”。而且改制中要一步到位地“鼓勵企業經營層持大股，在經營層中又鼓勵企業法人代表持大股”。與這種要在一年內乃至九個月內徹底私有化的“鄉企轉制”相比，國企改革更驚人：1999年11月30日，長沙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問題的意見》，要求通過產權轉讓，“置換”企業的國有性質。按1999年期末會計報表，湖南湘江涂料集團有限公司（湘江涂料）剔除土地資產和非經營性資產后的帳面凈資產超過一億元，然而在“界定產權”、“剔除不良資產”后，湘江涂料被核定進入改制的優良資產為7000多萬元，其中國有資產僅核定為1500多萬元。這么一“界定”，80%的國有資產便從“國有”帳上消失并轉入“內部人”尤其是拿大頭的老板手中，再經“優惠”贖買，余下的20%國有資產比率又縮水成了6%，連同上交財政的贖買金，共為12%。亦即88%的國有資產“在10天左右時間里”都被大筆一揮鯨吞掉了。試想如果這四家企業是私營企業，資產者會在10天之內便把88%的產權讓予別人，僅僅因為他們作為雇員干得還不錯？如果這些企業是“界定”者自己的公司，他們還會這樣“界定”嗎？（見《世紀之交中國的經濟轉軌、社會公正與民主化問題》秦暉著）。
[9] 見《二十世紀末中國的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卞悟著。
[10] 見陶國峰的調研報告，載《改革》1996年第1期。
[11] 更為驚人的是鄂爾多斯集團的MBO。有人算了一筆賬，管理層總共是用了(國家的)９.４５億元買下了集團３０多億元的凈資產。可以打這么一個比方，我要買下一個裝著錢的錢包，而結賬時我恰恰要用這個錢包里的錢來支付，因為我買下了我當然可以用。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