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私有制的存在和揚棄，職業經理人
馬克思認為Ｇ—Ｗ—Ｇ′這一運動即貨幣不斷轉化為資本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的這一錯誤論斷顯示了他自己的歷史局限性。因為19世紀的英國社會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私有的貨幣所有者同時是Ｇ—Ｗ—Ｇ′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所以，Ｇ—Ｗ—Ｇ′這一運動就必然表現為私有資本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馬克思也和他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自己的時代所給予他的限制。同樣，我們也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么程度。
關鍵在于貨幣Ｇ歸誰所有，是在私人老板手里，還是在勞動者階級手里，二者有本質的區別。在私人老板手里，Ｇ—Ｗ—Ｇ′這一運動的結果——剩余價值必然被私人老板無償占有。在勞動者手里，Ｇ—Ｗ—Ｇ′這一運動的結果——剩余價值就屬于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勞動者所有，Ｇ—Ｗ—Ｇ′這一運動也就必然表現為公有資本生產方式。
只是作為Ｇ—Ｗ—Ｇ′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貨幣所有者才成為資本家。作為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目的是謀求資本的無休止的增殖。[1]
在最初的私企里，資本所有者就是資本家（經營者），隨著資本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企業規模越來越大，管理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需要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在社會化大生產中，隨著分工、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的組織、管理工作日益專門化，資本所有者逐漸無力承擔日益擴大、復雜的生產組織和管理工作，資本生產的發展最終將資本所有者自身排擠出生產過程。終于在20世紀初，一場孕育已久的“經理革命”開始爆發，資本家的職能不再由資本的所有者，而由職業經理人來承擔。
Ｇ—Ｗ—Ｇ′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不再是貨幣所有者而是雇傭的職員即職業經理人（如“總裁”、“董事長”、和時下很流行的“CEO”——首席執行官），于是，職業經理人就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直接組織者、管理者，而資本所有者則無所事事。現在，對于資本生產方式而言，私有制不再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而是成為多余。
這樣，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通過它本身的內在的辯證法不可避免地否定它自己。[2]職業經理人制度一方面使生產更加合理化、社會化；另一方面，把私有化弄成荒謬的東西。[3]由于所有權與經營職能的分離，資本所有者，以前曾經是那么重要的社會生產當事人，現在卻成了無用的累贅，這就為將來由勞動者階級對其實行剝奪奠定了堅實的基礎。[4]
事實上，公有制和私有制并無天生的好壞之分，它的存在的必然性是由它是否適應特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來決定的。因此，判斷所有制的好壞，不在于它姓“社”還是姓“資”，而在于它是否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無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其具體實現形式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生變化，都必然要選擇最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那種生產方式。我們堅持公有制并不是因為它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而是因為有利于或者說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并以此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所以，從根本上說，公有制的出現是資本生產發展的必然結果。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生產力發展水平還遠沒有達到全面實行公有制度高度，但是很顯然，現階段生產資料的集中和生產的社會化已達到的一定發展程度為公有制的實現奠定了基礎，當然它的具體形式和實施范圍取決于當前的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水平。
一般說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一定的所有制關系，但從生產力的具體表現來看，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產業領域，生產力發展水平往往存在很大的差異，這就是生產力具體存在的不平衡性。并且生產力的發展也是循序漸進的，因而，就同一個社會來說，生產力的發展表現出較大的層次性，這就要求有不同性質的所有制與其相適應。所以，私有制與公有制可以在同一社會的不同產業領域以各自適當的形式存在。正因為如此，在一定條件下，公有制和私有制可以互相轉化，在落后的小生產領域，私有制必將取代公有制，在生產力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領域，情形則相反。認識這一點，不僅有助于我們正確對待公有制和私有制，正確對待現實中的所有制的變化，而且有助于我們從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的出發，自覺地推動傳統國企改革，選擇適合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所要求的所有制形式。從西方資本主義幾百年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隨著資本生產的發展，私有制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具體形態，從長遠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5]
現在，作為Ｇ—Ｗ—Ｇ′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職業經理人成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但同時職業經理人也是自由勞動力，只不過與一般勞動力的社會生產職能不同。既是資本家又是無產者，“矛盾”，然而卻又是事實。
現在，對于公有資本而言問題就是：誰是Ｇ—Ｗ—Ｇ′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即誰來作為人格化的公有資本執行職能。私有資本追求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這在資本家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要建立國有資本，關鍵就在于資本家應該是職業經理人（他應以企業的利潤、企業的積累和企業的發展為最高目標[6]），而不是什么黨政干部、什么政企領導，他必須執行資本家的職能。國有資本委員會需要做的只是讓有經營管理能力的人承擔這一職能，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購買職業經理人時要以其經營管理能力為標準（企業的利潤水平完全可以反映這一點），[7]二是如果發現其他更有能力的人選，必須能夠適時地進行替換。我們的職業經理人和任何勞動力的賣者一樣對他所提供的勞動力這個商品負責，如果他不想被其他經理人所排擠，他就必須提供一定質量的經營管理勞動。[8]三是經理人員要有足夠的管理權，以發揮他們的經營才能，政府無權直接干預其具體的投資決策和生產決策，如果政府企圖指導職業經理人應如何為國有資本謀求最大限度的利潤，那不僅是自尋煩惱的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事情，并且必定是無用或有害的。
作為國有資本的資本家——職業經理人同樣是出賣勞動力的無產者，只不過他執行的是資本家的社會職能。因此，他的目的是謀求國有資本的無休止的增殖，也就是說，國有資本生產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要，不是為了消費和使用價值，而是剩余價值！另外，他的工資收入要高（相對于一般勞動力而言），要體現他們自身的勞動力價值。[9]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西方資本主義大企業學習，他們的資本家即使年薪千萬也只是自身的勞動力價值的體現。[10]
職業經理人的勞動，是這樣一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必須經過長期的復雜的教育學習和工作實踐積累相應的經驗，才能獲得從事經營管理所需的復雜的知識和高超的技能，所以，再生產這種勞動力需要耗費更多的勞動，因而它具有較高的價值，也就是說，在勞動市場上，它應當獲取較高的報酬。
當然，這種高級的復雜的腦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也比一般勞動力要高得多。所以，這種勞動能力的價值必須支付給職業經理人并表現為極高的工資，這樣就給職業經理人的發展提供了刺激。毫無疑問，在這種激勵機制下普通的工人仍有可能經過一定的學習培訓和工作實踐掌握經營管理能力，從而上升為職業經理人。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對抗的，在公有資本生產方式下，盡管工人不能直接占有自己的勞動產品，但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還是歸工人階級自己所有。所以，公有資本和工人階級對立的結果卻是公有資本和工人階級的統一。
１．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產品屬于私有資本，而不屬于工人；在公有資本生產方式下，產品屬于公有資本，并最終屬于工人階級自己所有。
２．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剩余價值成為私人老板的合法財產，它從來不屬于工人；而在公有資本生產方式下，剩余價值卻屬于工人階級自己。
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成為那些能不斷地占有工人剩余勞動的私有資本家的財產。私有資本積累的更多，就能更多地積累。在公有資本生產方式下，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成為工人階級自己的財產，公有資本積累的越多，同樣能越多地積累。
資本的公有化使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系徹底改變，在這里，剝削和壓迫將與它們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私有制一起消亡。
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剩余價值是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基礎，所以要讓廣大人民群眾知道自己所創造的剩余價值是用來更快地積累公有資本。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求以及資本的積累和有機構成的提高代表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要求，而生產力的發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又滿足了不斷增長的人民群眾的生活需要。因此，公有資本同勞動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盡管它與勞動者的局部利益之間存在著矛盾。作為剩余勞動的占有者，公有資本在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一切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生產體制。資本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方式，同以前的計劃經濟相比，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更有利于為新的社會形態的建立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11]
我們知道，資本生產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它只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資本的歷史任務是并且僅僅是把社會勞動生產力加以全面的發展，在沒有徹底發揮出自己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以前，資本生產是不可能滅亡的。發展社會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也只有資本才能創造出消滅資本自身的物質手段。
公有資本的發展將為實現社會主義提供最強大的物質基礎和最可靠的保證。只有矛盾的發展和為矛盾的解決創造條件才是唯一現實的道路，資本公有制并沒有解決資本的內在矛盾，相反它把資本生產推進到頂點并創造最終消滅資本的物質手段和條件。資本生產的發展過程就是資本走向消亡的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隨著資本生產方式的發展，資本家成了資本的化身。資本家只是作為資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為Ｇ—Ｗ—Ｇ′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資本家是整個社會生產的主動輪。資本生產的發展使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資本家迫切追求利潤和積累資本的事實，在資本家的主觀目的上得到反映，這完全不是人類的固有傾向或本能，這種欲望是從他在一個特定社會生產組織形式即資本生產方式中的特殊地位產生的。
把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重新轉化為資本，為積累而生產這個公式表達了資本家的歷史使命。就歷史而言，工人階級的使命是生產剩余價值，而資本家的職能則是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也就是說，實際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承擔積累的歷史任務。
[1] “南方周末：談了這么多，我忽然發現你所有的談話都在圍繞著一個關鍵點展開，那就是資本或者說財富的增值。你真的認為這一點對你這么重要？劉永行：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價值。我是一個企業家，追求資本增值是我的本分。”（見2001年10月29日《南方周末》）。資本家具有追逐剩余價值的無限欲望，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
[2] 這是私有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限度內所進行的自我揚棄。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的結尾中說，所有權與經營職能的徹底分離，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滅亡的表現。因為這種所有權與資本家職能的徹底分離，表明資產階級作為所有者完全喪失了管理經濟的職能而成為多余的階級。
[3] MBO或私有化就是如此：如果資本所有者能直接經營管理企業，那么，根本就不會有MBO；如果資本所有者沒有能力經營管理，而由職業經理人承擔這一職能（這是國內外大中型企業的普遍情況），那么MBO就根本沒有必要。實際上，兩權分離之所以成為現代企業的一大趨勢，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所有者并不總是優秀的經營者，即使一個天才的企業家也沒法保證他的后代還是一個優秀的經營者。這樣才產生了職業經理人。以韋爾奇為例：如果兩權能合一，就根本不會有天才經營大師韋爾奇。況且，即使讓他MBO，那么他是否有一個和他一樣天才的子女更是未知的問題。如果聰明的韋爾奇不讓子女，而是讓職業經理人管理，那么這和現在的所有者聘用職業經理人有什么區別？而且新的代理人是否也會來個MBO，從而把韋爾奇及其家族掃地出門呢？
[4]歐洲各國的國有企業比例相當高，像法國雷諾、德國大眾都是國有企業。德、法、英、意四國聯合擁有的空中客車，甚至是超國有企業。如果按照公（國）有制沒人負責、效率低下的理論，空客應該是效率最低的公司，但事實上空客已經成為與波音并駕齊驅的巨頭。所以，這些國有企業與否有足夠的效率并不取決于它們是私有還是公有，而是取決于能否建立公有資本大生產，而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事實上完全可以做到。所以，傳統國有企業通過改制建立資本生產后效率是不會低于私營企業的，新加坡、法國和德國的國有大企業就是最好的例證。
[5] 范恒山也作過類似的論述，詳見《所有制的改革：理論與方案》第321－322頁。
[6] 海信集團董事長周厚健就認為：“企業的本質是什么？其實，還是那句老話：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其他的僅僅是手段而已。……我認為，企業經營是以產品作為一條主線來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其基本宗旨就是開發更好的產品、生產更好的產品，以便開拓市場……獲得更高的利潤。”（見《南風窗》2001年第5期）。
[7] “在一種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企業之間的競爭會形成一種平均利潤或平均成本。而根據企業的實際利潤水平或成本水平，與這種平均利潤或平均成本進行比較，即可以使企業經營狀況的信息得到充分反映。換句話說，在存在由充分競爭產生的平均利潤率的情況下，每個企業的利潤水平包容了關于企業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因此，在存在市場競爭的條件下，利潤率可以作為考核和監督企業經營的一種充分信息指標。”（摘自《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與國有企業改革方向》林毅夫、蔡昉、李周著）。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林毅夫明確指出：“只要把單個企業的利潤率水平和行業的平均利潤率水平加以比較，就可對該企業經理的經營能力和努力程度做出準確的判斷。”（摘自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發展戰略研究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回顧與展望》）。現在，國有資本委員會只須通過平均利潤率這一為社會唯一承認的衡量標準就可以準確、恰當地評估出一個職業經理人經營管理業績，當然，前提是國有資本實行自由競爭，否則無法形成一個可作為有效評價標準的平均利潤率。
[8]競爭使職業經理人不能不盡最大努力。想盡一切辦法擴大生產、更新設備、提高工藝水平和加強管理。競爭也決定了職業經理人積極進取、拼命向前，否則就會被排擠。
[9] 廣州勞動管理協會正式公布了廣州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關注的廣州2001—2002年度外資企業薪酬調查，結果顯示，2001年廣州外企總經理的平均年薪為39.9萬元，其中，最低年薪為20.6萬元，最高年薪達154.7萬元。（見2002年3月3日 《南方日報》）。
[10] 在365家主要的美國公司，總經理的平均薪金和獎金增加了39%，達到了1996年的230萬美元的平均水平。但假如把經理層選擇持股所得到的收益和其他報酬也算在內，經理層的平均所得增加了54%，達到了580萬美元。在美國，總經理和工人之間的薪金差別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增加。在1965年，總經理的平均薪金在工人的44倍左右，今天，總經理的平均薪金在工人的209倍左右(Business Week, April 21, 1997)。（摘自《中國與世界》1998年5月號）。
[11]政治經濟學把生產力的發展看成是增加社會財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勞動生產力的盡可能快的發展看成是社會的經濟基礎。實際上，這也就是資本生產的基礎。資本生產無非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這種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一致。因此，社會的發展總是要靠犧牲個體的利益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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