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冰教授駁斥吳、張、厲等“國有企業低效率”論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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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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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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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摘自2005年第2期《中華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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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3-11 9:31:07 |
主 帖 | |
評“國有企業低效率”論
丁 冰
最近，由“郎（郎咸平）顧（顧雛軍）之爭”引發的一場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的爭論，正在全國思想理論界和廣大人民群眾中廣泛而熱烈地展開著。據某網站調查統計，截至去年9月14日止，上網參加討論的84，058名網友中，對郎咸平的觀點表示支持的占90.63%，反對的僅有2.74%，其余6.63%認為“是否有理，尚待驗證”。在持反對的人中，有的認為，國有企業應該退出一切競爭性領域的“國退民進”的方向不能變，采取企業管理層收購（managementbuy－out，縮寫MBO）的退出方式也不能變，只是大型國有企業目前條件尚不成熟，暫不能MBO，中小國有企業仍可這樣進行。他們提出國企應退出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國企效率低下，不利于國民經濟快速發展。我認為這理由是站不住腳的。本文即擬著重就國企經濟效率是否低下問題談一點看法。
持“國企效率必然低下”論者認為，國有企業由于產權模糊，產權主體缺位，必然效率低下。我認為，國有企業在法律上既然規定為國家所有，其財產所有權主體就屬國家，何來產權模糊？相反，由于企業職工成了國家和企業的主人，能自覺地充分發揮主人翁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因而更有可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國有工業企業資金利稅率，1952年為25.4%、1957年為34.7%、1965年為29.8%、1975年為22.7%、1978年為24.2%。1988年為20.6%。這就等于說，投資新建一個企業，只需3－5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資，再重建一個同樣規模的新廠。即使除去稅金，而實現的純利潤率，同期也分別達到19.2%、24%。20.9%、14.9%、12.8%。8.3%。從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來看，在1952—1975年間，年均增長率達3.9%（以上統計資料均見馬洪主編《現代中國經濟事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這在世界經濟史上都是罕見的，如美國1950—1978年間每年勞動生產率只增長1.5%到2%。再從宏觀經濟的GDP來看，我國1952—1978年年均增長6.5%，其中1966—1978年間盡管受到“文革”的干擾，GDP也年均增長6.62%，大大高出同期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年增長水平。這些鐵一般的事實說明，從總體上、本質上看，我國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絕不是低下的。
我國國有企業效率低下虧損，主要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特別是1992年后出現的特殊現象，而并非從來就如此。據四川省企業調查隊對60戶國有及國有控股虧損企業的多項調查結果：這些企業出現虧損的時間有80%始于1993年以后，其中40%的企業始于1993—1995年，有40%始于1996—1998年，虧損出現最集中的是1995年，虧損最為嚴重的是1998年。全國情況也與此大體類似。據有關資料顯示，全國國有企業直到1996年4月才首次出現凈虧25億元，整個1996年和1997年上半年都是凈虧損，虧損面達40%以上；全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資金利稅率在1992年尚有25.4%，而到1997年就急劇下降到6.27%。（見《中國統計年鑒》1993年版，1998年版）到2003年，據專家根據國資委發表的《堅持國企改革方向，規范推進國企改制》一文（《人民日報》2004年9月29日）中所提供的資料推算，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利稅率仍只約5%，若除去稅金，純利潤率只1.49%。
我國國企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效率大幅下降，這既有國有企業在歷史上形成的一些客觀因素，也有現實經濟活動中種種人為的因素，特別是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沖擊和影響，關系極大。
一、從歷史形成的因素來看，國有企業擔負著安置就業、穩定社會的重任，雖然在這方面為社會作出了不容低估的貢獻，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明顯地增加了企業工資成本，削弱了企業競爭力。與此類似，過去企業辦社會也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在則削弱了企業競爭力。應當說明，企業辦社會對增強職工“以廠為家”的思想和凝聚力有好處，因而間接地也有利于促進企業效率的提高。所以對企業辦社會問題，應作具體分析，不宜完全否定。
二、國企職工退休保險沒有實現社會化。國企職工的勞動積累由企業通過利稅上繳為國家所有，因此職工退休保險也理應由國家、社會負擔，而不應只由企業支付，但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卻一直承擔著支付退休金的重負，結果是國企歷史越久，對社會貢獻越大，企業成本越高，競爭力越弱，從而在私營企業競爭中處于很不公平的地位。
三、歧視性的稅收政策使國有企業處于很不公平的不利的市場競爭之中，在改革開放之初，為鼓勵啟動私營經濟發展和引進外資，對私營企業、外資企業適當予以稅收優惠也許是必要的，但到上個世紀90年代私營、外資經濟都已有相當規模的情況下，仍繼續對它們實行優惠政策，特別是對外資企業長期實行“免二減三”的政策，就很成問題了。加之，政府有關部門監管不嚴，任由他們施展種種詭計，偷稅、漏稅，以致實際納稅很少，而國企的稅負卻很重。據經過國家統計局核實的材料表明，各類企業每100元產值所交納的稅金，國有企業為13.28元，鄉鎮企業為4.88元，中外合資為5.06元，外資企業為2.41元，就每100元銷售收人所交納的稅金來看，國有企業為9.28元，而外資企業僅為0.02元，后者僅為前者的千分之二。如此不公平的稅負，國企當然就很難不在市場競爭中虧損了。
四、某些管理失當和政策失誤，加劇了企業經營困難。在企業管理上，當新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尚未建立之前就匆忙廢除傳統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如用廠長負責制代替過去黨委領導下的廠長分工負責制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原則，實際上就是用個人說了算來代替集體分工負責制；用依靠“精英”治廠來代替依靠工人群眾治廠的原則，這既抑制了群眾生產積極性，又使經營管理者失去了必要監督，為其營私舞弊提供了有利條件。在財務政策上實行“撥改貸”，加重了企業對銀行的債務、利息負擔，實際上使企業成了銀行的“打工仔”，從而大大削弱了企業依靠自身積累進行技改和擴大生產的能力，甚至會陷入嚴重的資不抵債和虧損破產的境地。
五、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沖擊和影響，這是使企業陷于困境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是國有企業大量虧損、破產、被出賣的時期，也是新自由主義在我國最猖撅泛濫的時期。如在改革中，主流輿論和某些學者大肆鼓吹照搬新自由主義的科斯產權理論，實際是企圖用科斯理論代替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指導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他們借口明晰產權、提高效率，要求把國企產權量化到個人，實行私有化的改革；在歪曲“抓大放小”的本意下積極推行“小賣大股”的方略，“‘小賣”可以立即實現私有化，“大股”則為日后切塊出賣準備條件。與此同時，主流輿論還鼓吹國企應成為“無上級”的企業，反對國家監督；鼓吹“一包就靈”，縱容廠長負盈不負虧和非法抽逃優良資產，“借雞下蛋”，挖空國企，最后收購國企，化公為私；鼓吹國企效率低下，不適合市場經濟需要，要求國企退出146個行業，退出一切競爭性領域，實行“國退民進”方針，甚至鼓吹“靚女先嫁”，“一賣了之”等等。在這種一片“非國有化”、“私有化”、“民營化”的輿論環境下，既給那些存心以權謀私的國企經營管理者以極大的精神支持，又使有心搞好國企的經營管理者感到獨木難支，不合潮流，喪失了搞好國企的信心，于是許多國企經營管理者普遍存在國企遲垮不如早垮、遲賣不如早賣、你撈不如我撈的心理。有的地方甚至下令限期出賣，專挑好的企業出賣。這樣，要想搞好國企實在是難乎其難了。可見，國企陷入今天效率低下，似乎不出賣就沒有出路的困境，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和推行者難辭其咎。然而現在他們卻又借口國企效率低下，非出賣不可，這不等于是在“賊喊捉賊”么？
以上分析說明，我國國有企業絕不是在本質上就效率低下，也不是從來就效率低下；其所以出現的經濟效率低，甚至虧損破產的情況，除個別出于資源枯竭等特殊原因外，一般說主要都是由于一些歷史的和人為的非本質的因素引起的，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沖擊和影響的結果。因此，只要有決心，對癥下藥，通過深化改革，清除上述各種弊端，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影響，端正改革的思路，就一定能使國企真正沿著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道路健康發展。目前，當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已極度下降的情況下，國企改革的當務之急，不是要繼續退出，更不能以MBO的方式退出，當然也不能以出賣給私人企業、外資企業的方式退出，而首先是要在加強和完善企業管理的責、權、利的制度上下功夫，使企業管理者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都能得到充分發揮，特別是要充分發揮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真正做到依靠工人階級搞好改革，辦好企業，使國有企業不斷獲得鞏固、發展、壯大，從而切實貫徹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的精神，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對于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關鍵性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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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yzx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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