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如桐：評厲以寧“為富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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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一位經濟學家“為富人說話”
 
黃如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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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開放   ——   歡迎評論！    （來源：毛澤東旗幟網） 文章ID:467 2004年7月29日 點擊數：2716
 

2004年3月“兩會”期間，一位經濟學家﹑全國政協委員對當前經濟生活中若干理論和實踐問題發表了許多言論，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并在理論界引發了異常激烈的爭論。本文僅就其為違法犯罪富人說話的事例進行評析，供大家參改。

在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這位經濟學家說,“我總覺得現在電視劇里面民營企業家(注:私營企業家)的形象,負面的太多.你挑反貪劇情看,凡是廳長﹑局長出問題，后面都是民營企業家送錢給他﹑送情人給他，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就是民營企業家都是這樣。電視劇中的民營企業家形象不能代表實際生活中代表民營企業家群體。”“不要妖魔化民營企業家。”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主要是因為，它違背了客觀事實,遠離了實際生活,為私營企業主中少數違法犯罪分子開脫罪責。私營企業主中違法犯罪的狀況如何呢？

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公布的材料，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３年中央紀委檢查部直接處理的省部級官員違紀違法案件１０９件，其中經濟類違紀違法案件７４件，占67.9%。在經濟類違紀違法案件中，涉及私營企業的36件，占48。25%；其中已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27件中有23件涉及私營企業，占82.5%。其它級別官員的違紀違法案件，特別是經濟類案件中也存在大體相同的情況。這表明，紀檢監察機關界露出來的相當一批官員的腐化墮落背后，都有數量不等的私營企業主從中推波助瀾，官員與私營企業主的相互勾結已經表現得十分突出。

據統計，95%的案件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著這種相互勾結的方式。例如，被處極刑的胡長清案件中江西奧特集團總裁周雪華發現胡貪財好色的特點后，多次花重金從外地找妓女供胡嫖宿，由此與胡建立了非同尋常的關系，進而為自己謀取工程，獲得貸款。

又如，另一個被處極刑的安徽省原省長王懷忠。據查實，自1997年以后，涉案總額達997。86萬元，截至2001年被紀委“雙規”，共計1560天，平均每天收回6000多元。王為“大款”服務可謂盡心盡力，經常在酒桌上召開所謂的協調會，老板提出要求后，常常即時辦公，立即打電話，通知有關人員趕到酒場，當即作批示，當即落實。王懷忠不遣余力為老板們消災，老板們自然有豐厚回報。1998年10月至1999年上半年，僅僅半年時間，王先后四次收受阜陽某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馬某等人110萬元。當時，阜陽市正在全面開展“三講”活動，市長肖作新正在接受查處王是調查小組的主要成員之一；

另外，中央和省委也正在進行王懷中能否勝任副省長的考察。可就在這個時候，在利益面前，王懷忠早已把黨紀國法拋之腦后。王緊緊抓住土地出讓的決定權。他打著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的旗號，濫用權力，違規拒絕實行招標拍賣，采用批條子﹑打招呼﹑簽字批示﹑以吃飯或主持會議協調等形式，直接干預土地出讓79宗。他一味迎合開發商的意愿，阜陽的不少私營開發商都是因為王懷忠的不法支持而在短時間內迅速暴富的。據調查，1994年至2000年阜陽市經王懷忠“一枝筆”審批造成的國有土地流失就高達10億元;王懷忠為保官兒索賄的200萬元,也是由得到他“重要幫助”的阜陽市亞杰國貿公司董事長李洲答應提供的，王懷忠為此還感動得兩次流淚。

與其他一般違紀違法案件相比，私營企業主與官員勾結謀利涉及的范域比較集中，特點鮮明。根據對36名為私營企業辦事牟利的領導干部所辦的121件事的統計，主要集中在資金問題﹑承攬工程問題﹑土地審批問題及辦理證照﹑批文問題等四個方面。以上四類問題占到官員為私營企業謀取利益總數的67%，私營企業從中獲得的利益也最大﹑最多。

總體而言，私營企業主與官員互相勾結作案涉及的金額巨大。從對23名涉及私營企業的省部級官員經濟犯罪案件涉案金額的統計看，涉及私營企業主 送錢物高達1.4億元以上，占全部涉刑案件總金額數的90.8%，是同期省部級官員其它經濟犯罪案件涉案數額的2.47倍，程度十分嚴重。

從私營企業的角度看，私營企業主往往以此為代價，從中獲得數倍﹑數十倍的直接利益。實際上，如果加上私營企業間接所獲利益，并考慮到犯罪黑數的存在，私營企業通過與官員的互相勾結，所獲利益往往是其付出的幾十倍，甚至更高。例如，浙江原副省長王鐘麓案王受賄49萬元，而私營企業獲利1287萬元，是1：179.7；貴州省委員書記劉方仁案受賄28萬元，私營企業獲利8000萬元，是1：285.7。

綜上所述，我們就會發現每例 一個貪官，在他們的背后總能找到幾個“民營企業家”：胡長清背后有奧特汽車租賃有限公司總裁周雪華，劉方仁背后有“世紀興業”老板劉志遠，王懷忠背后有原阜陽國貿大廈老板李洲等七個民營企業家，去年查處的13個省部級高官，那一個沒有收受過“民營企業家”的賄賂？法庭判決的白紙黑字俱在，想否定也難。“實際生活”中既然大量存在，電視劇表現一下又有何妨？電視劇表現一下，對沒有被揭露出來的違法犯罪分子起著威懾作用，對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起著警示作用，對人民群眾起著教育作用，值得稱贊。再則，我們對官員與私營企業主違法犯罪的性質可以做出一下判斷，即它屬于官商勾結，狼狽為奸，共同暴富的違法犯罪行為，對此，必須予以徹底揭露，嚴懲不貸。

最后，我還要提出一個問題：這位經濟學家如此賣力為違法犯罪的富人說話是偶然的嗎？非也，這是他一貫堅持的信念和做法。

早在2003年11月《南風窗》發表了這位經濟學家的訪談錄，學者沈學明寫個題為《“為富人說話”析》的文章對他進行指責。沈文說：“記者在采訪時說：‘這幾年有不少在富豪榜上風光一時的人，很快落馬，直至鋃鐺入獄,這還不包括可能有一些問題還沒有暴露的.我們姑且不論老百姓是什么心態,但以此認為富人群體有問題也不是絕對沒有道理。’他（注：指這位經濟學家）說：‘這個問題需要具體分析。’如何分析呢？一是他認為‘靠坑蒙拐騙，股市坐莊富起來的人不是沒有，但我感覺不是主流。’二是他把辦企業的過程看成是一個‘修煉’的過程，他說：‘確實有一些人。比如牟其中﹑禹作敏修煉不夠，有了錢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三是他把一些人的問題歸之于社會環境對企業家的影響。這位經濟學家不研究這些人違法犯罪的經濟根源﹑社會根源，避而不談他們的貪婪本性，道德敗壞，對廣大勞動人民創造財富的掠奪以及對國家社會的危害，而輕描淡寫的把他們一切惡行說成是了‘修煉’不夠，這不失為這些人違反道德﹑踐踏法制﹑破壞市場秩序的行為作辯護嗎？我們能因為這些人是‘非主流’而放松對他們的懲處嗎？

這位經濟學家在各種場合不懈地替富人（包括牟其中﹑禹作敏之流）說話，究竟是為了什么呢？他說：‘我要為富人說話，不是為了討好富人。今天有些人罵富人，好像是給窮人出氣，其實他們是害了窮人。我們的歷史上有這樣的教訓，當年大多數小地主和民族資本家在今天都是勤勞致富的典型，他們勤勞奮斗﹑勤儉持家，才累計下一點點財富，我們把他們的財產分了，有人有意見就給鎮壓了，窮人一下子是高興了，但社會進步了么？’按照他的邏輯，實行土地革命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都搞錯了。這種顛倒歷史﹑混淆是非的話竟出自經濟學家之口，實在難以理解。”沈同志這種義正詞嚴﹑切中要害的指責，我完全贊同。不過，我還要補充一點，即這位經濟學家不愧是“為富人說話”的狂人。

2004年7月完稿

評一位經濟學家“為富人說話”續

黃如桐

日前我曾就一位經濟學家為違法犯罪富人說話的行為發表過一篇文章。這次擬對其批評“我們窮了，是因為你們富了”這個論斷的謬論提出如下看法。

2004年3月，一位經濟學家在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現在“社會上就業機會不足，有的人失業了，而民營企業家（注：即么營企業主）發展了經濟增加了就業機會，這樣就不能因為他富了你就更窮了，他創造了就業機會以后，你就可以得到收入。”因此“我們窮了是因為你們富了的看法是不準確的。”

這位經濟學家的看法是片面的、不準確的。這可以從下列幾方面來談。

1. 從貧富差距是否擴大這個問題來看，這位經濟學家說：“按中國現階段城鄉二元經濟的情況來分析，可以先算出兩個基尼系數：一個是城市的基尼系數，另一個是農村的基尼系數。然后再用加權平均方法算出一個基尼系數。據測算，我國城市和農村兩個基尼系數在0.32－0.35之間，加權平均之后，也大致在這個水平上。”這種評估與貧富差距已經擴大的客觀事實不符，是錯誤的。一是因為根據官方和多數學者的測算，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或略高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標準，為0.39－0.55之間。即0.458，己進入了分配不公平之間。在官方測算的指標體系中，實際上統計的只是工資部分。而在總收入中比重越來越大的住房補貼、福利、紅利、兼職收入、以及難以用貨幣計量的低稅金住宅和公費醫療等實際收入并沒有計算在內，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被低估的客觀實際。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雖然剔除了農民生產經營的成本，但對農民來說，仍然有相當部分的純收入要轉換成下一輪生產經營的生產性費用，農民人均收入存在事實上被高估的問題。換句話說，現在用來計算基尼系數的統計數據基礎有問題，致使我國的貧富差距被低估了。

二是因為，這位經濟學家的測算結果比己被低估了的官方測算還要低。

如果從“五等分”法來看，在21世紀近一、二年最高收入的20％人可占比例由47%上升到50%,最低收入的20%人所占比例下降為30％。

2. 從私營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這個問題來看,全國總工會在去年底發布的一項統計顯示，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總額在1000億元左右.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東進在3月10號的記者招待會上說，到現在為止，已經為農民工催回拖欠工資250多億元－這就是說，還有750億左右沒有討回，在這750億中私營企業占了多數，那么，如果農民工因此說：“我們窮了是因為你們富了，”這又有什么不對的呢？

那么，如果能夠按時拿到工資，你就可以得到收入，是不是就可以‘雙贏’呢？恐怕也不盡然。中央電視臺《新聞縱橫》在2003年2月19日作過一期節目：”“浙江永康一年吞噬民工手指上千根”。在這個被稱為“中國五金之鄉”的地方，僅在工商部門注冊的民營五金企業就有七千多家，一年的產值達幾百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措施，永康2002年發生的手指斷離或手掌殘損等嚴重手外傷事故上千起，上千名民工落下了終身殘疾，被老板趕出廠外。這時的“民營企業家”們拒絕和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當然也不會為他們買保險，省下來的錢當然有助于“你們富了”，而“我們”不僅得不到賠償，而且還失去了健康和未來－“我們”的窮和“你們”的富究竟有沒有因果關系呢？

3．從工人們拿到工資后可以活命這個問題來看，私營企業主是給工人工資的，工人也此而可以生活下去，但是工人是否因此而不貧窮，不屬于“窮人”范疇呢？未必，他們仍然處于工資收入相對減少的“窮人”范疇。

據學者方華《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工人》一文分析，中國工人階級在做大的“蛋糕”中分得的部分變小了。以比較有代表性的制造業建筑業從業人員收入為例，與全體城鎮就業者收入相比，就可以看出“蛋糕”變小的比例。2001年制造業職工平均年收入為9774元，只占全體城鎮就業者平均年收入12983元的75.3％；建筑業職工平均年收入為9484元，只占全體城鎮就業者平均年收入12983元的73％。大連市一造船工人說“社會平均工資全市是1200元，都讓總工程師、足球運動員給平均上去了，老山戰爭死一個當兵的，才補給3000元， 奧運會得了金牌一萬元，三條生命不值一塊金牌。一個足球運動員，工資就是上百萬、幾百萬，得多少工人去背那個平均數，這社會現在很復雜。”

分得“蛋糕”的絕對量有沒有下降呢？這主要表現在進城“農民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以及通過城市工人“下崗”逐步用“農民工”來代替城市工人，即使對于“農民工”個人來說可能收入比在農村有所增加，但對于整個工人階級而言，總體收入減少了。

幾名下崗職工說：“為何用農民工？就是為了省錢。如做衣服，有我們在，做一件兩元不能不一樣。沒我們了（指下崗），他們 對農民工可壓到每件一元半。人家拼命干，能掙600多。”廠里曾經加班48小時，而且不給加班費。工人向廠長反映國家有規定，工人加班每天最多不能超過三小時，可廠長說國家的規定下面有特殊情況也可以連續加班。現在工人下崗，廠時又雇了100多農民工，都在生產線上。像我們這種廠一般只有7－9月比較忙，其他時間農民工也不走，但工資較低，就每月給三百元。正式工除工資外廠時要交各種保險，而農民工除了給工資外，其它一概不管。廠長說一個正式工至少可用二、三個農民工。另外他們愿意用農民工也是因為農民工都在廠里住，讓他們加班誰也不敢說什么，他們認為農民工比正式工好管理、簡單。”

“蛋糕”做大以后，工人們的所得不一定也會變大。資本所有者認為生產率的提出是引進新技術的結果，高層經理認為是“加強管理”呈現出來的成績，這些收益只應該以增加資本紅利及高管人員薪水、福利來分配，工人們如果想增加工資或減少勞動強度總是被視為是“懶惰”的表現。工人對生產流程和公司收益的貢獻是微不足道的，工人爭取從生產率提高中增加利益似乎是不正當的權利，只能是資本與管理給予“恩賜，”而這種“恩賜”往往是在工人流露出不滿后，作為一種不情愿的“影響公司發展潛力”的讓步來給予的。

2004年7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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