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和教授：“主流學者”竟敢偽造、篡改馬恩語錄和歪曲馬恩思想——評樊綱想“騙出一個新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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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和談國企：樊綱想“騙出一個新體制”(上)

2005-2-24 22:33 星期四

摘自《海派經濟學》2004卷第7輯

所有制、所有權、產權與股份制

——經濟學家智效和訪談

曹 雷　

曹雷（以下簡稱曹）：智教授，您曾長期任北京大學經濟學系副主任和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現在仍擔任國家社科基金理論經濟學學科組成員，一直從事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教學和研究，包括指導博士生的培養工作。我讀過您在中央參考的內參等報刊上發表的不少有獨立見解的論文。在2004年4月由武漢大學商學院和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合召開的海派經濟論壇研討會上，我聽到您就所有制、所有權和產權這幾個概念的關系作了即席發言。由于時間的限制，您未能展開講。據我所知，多年來您就所有制問題寫過不少理論文章，還系統地研究過俄羅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因此，想請您就那次會上的話題再深入地談一談。

智效和（以下簡稱智）：很高興和您一起討論問題。我偏重于做基本理論研究，喜歡摳名詞概念。那次發言是由討論股份制的性質引起的，咱們今天還從股份制這個話題開始談好不好？

曹：好的。

智：許多學者認為，股份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對此，我有自己的看法。股份制在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比個體經營和私人獨資經營更具有歷史進步性，因而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但是，承認股份制在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必要性，不等于非要承認股份制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就像承認私營經濟在現階段的必要性不等于承認私營經濟也是公有經濟一樣。

撇開樊綱那種“騙出一個新體制”的主觀故意不談，從理論上講，許多人把股份制混同于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一是與誤解馬克思的論述有關，二是與人們長期形成的不正確的“所有制”觀念和“社會主義公有制”觀念有關。所謂對馬克思的論述誤解，指的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有關股份公司的論述的誤解。1997年我曾針對有人精心編造的《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語錄寫過文章，發表在《真理的追求》當年第7期（署名肖力）。此文后來受到《交鋒》的批判，但《交鋒》作者只是批了我的所謂“傾向”，并無一字指出我在理解馬恩思想方面的錯誤。按《交鋒》作者的意思，為了某種迎合“傾向”的目的，偽造、篡改馬恩語錄和歪曲馬恩思想的行為不應當受到批評，批評了反而有“傾向”問題。真搞不懂這是哪家的邏輯！

今天，我想著重談談另一個方面的問題：不正確的所有制觀怎樣導致人們誤以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這涉及的是個方法論問題，這個方法論問題最為關鍵，是理解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的癥結所在。這個問題我曾在《關于什么是私有化的討論》和《關于股份制性質的討論》兩文中都有涉及。

人們一般承認個人獨資企業是私有的，例如，張三的企業、李四的企業、王五的企業是私有企業。但是，如果說到張三、李四和王五聯合起來辦的一個股份制企業，往往就糊涂了，總以為應該是公有制企業，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不是公有企業，到了社會主義國家也應該變成公有制企業了，因為這個企業既不是張三的，也不是李四的或者是王五的，而是他們共同所有的。不少人雖然在感性上或下意識地不接受“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判斷，他們知道股份制在資本主義社會早已遍地開花，但并沒有使資本主義所有制變成社會主義公有制，知道馬克思從未講過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這樣的話，也知道非國家或集體資本控股的股份制是俄羅斯等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私有化的主要形式，但終究解不開股份制的“共同所有”之謎，不能從正面講清股份制不一定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的道理。迷誤也好，困惑也罷，原因就在于不正確的所有制觀念作怪。

曹：這是怎樣一種不正確的所有制觀呢？

智：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把所有權等同于所有制的所有制觀。由于這個原因，許多人就把股份制企業的股東共同所有權，看作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實際上，這里有一個從法律權利關系上看問題還是從經濟關系上看問題的分野。

曹：按理說，人們好像都知道，“所有權”和“所有制”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前者是法學概念，后者是經濟學概念，兩者具有不同的含義。怎么會把所有制和所有權等同起來呢？

智：在我看來，許多人實際上并不明白兩者的差別在哪里，搞不清兩者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一到具體運用這兩個范疇分析問題時，人們就把所有制歸結為所有權，用所有權的分析代替了所有制的分析，例如用張三、李四、王五等股東的共有權代替了對他們的股份企業的所有制性質的認識。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呢？這是因為，人們從教科書上開始接觸“所有制”這個概念時，往往接受的是關于所有權的定義。“什么是所有制？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這大概是每個上過中學的人都熟知的定義，并且至今用此定義來分析所有制問題。如果我們再問：什么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想必也會這樣回答：生產資料歸誰所有。這樣一來，不管你心里怎樣想區分所有制和所有權，實際上卻把兩者合一了，并且是用對所有權的回答代替了對所有制的回答。有的人或許早已發現了這個問題，于是把所有制的含義作了拓展，說所有制包括占有、使用、處置、受益等關系在其中，這里面講的是經濟利益，似乎這樣就可以與所有權區分開了。然而，法學上的所有權不也是講占有、使用、處置、受益這些權利（實際上還不止這些權利）關系，并且規范著經濟利益嗎？

按照多少年來流傳的所有制定義，人們不僅搞不清所有制與所有權的區別，也搞不清不同性質的所有制的區別。如果我們問什么是私有制，通常的回答是：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可是，如果我們繼續問什么是地主的所有制，什么是資本家的所有制，通常的回答也必然是：前者是生產資料歸地主所有，后者是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現在我要問：你怎么知道張三是地主，李四是資本家？難道他們腦門兒上刻著“地主”或“資本家”的字樣嗎？地主也好，資本家也罷，都不外是一定的生產關系的人格化，離開對實際的經濟關系的分析，用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一類的所有權含義是分不清誰是地主、誰是資本家的。

曹：那么，究竟怎樣區分所有制與所有權呢？

智：我們還是先從這兩個詞的來源說起吧。

我們中國人使用的“所有權”和“所有制”這兩個詞，在西文中本來就是同一個詞，并且這個詞本來就是個法學概念或法律詞匯，即“所有權”或“財產”（這在理論上是一個意思，這里不作解釋）。中國人發明了“所有制”這個詞，是為了翻譯馬克思著作的需要（這也是后來的事情，早先的譯本中并無“所有制”這一譯法）。這就不能不說到馬克思對這一概念的革命。

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本來只有所有權（或財產）含義的這個詞隨處可見，但往往用法不同。在馬克思之前，人們只是從法律意義上談論所有權，把所有權歸結為人的意志關系或法律關系，好像所有權完全是由人的意志或法律控制的。馬克思不滿足于這樣來認識所有權，他致力于揭示所有權的現實基礎，說明不同的所有權是怎么確立起來的，其變化的根據是什么，強調從經濟關系上把握所有權。蒲魯東把資產階級的所有權或財產歸結為“盜竊”人的意志行為，馬克思則把資產階級的所有權或財產歸結為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關系。馬克思有兩段很有名的話：一段是說，對于財產關系（或所有權關系），政治經濟學不是從人的意志關系上、從法律關系上來把握，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基礎即經濟關系上來認識的；另一段說，要想知道什么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就必須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全部描述一番，并說，把所有權與現實的經濟關系割裂開來，把所有權孤立于經濟關系之外，這只能是形而上學和法學的幻想“。這也就是說，馬克思雖然也使用“所有權”或“財產”這個詞，但往往講的卻是另外的意思，是從另一種含義上即從經濟關系的考察上使用這個詞的，或者說是從法律關系和經濟關系的統一上來使用這個詞的。這就是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所有權”或“財產”這個概念所進行的革命。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為了與通常所理解的“所有權”或“財產”相區別，馬恩著作的中譯文后來就有了“所有制”這個詞。此后，至少在理論研究中，“所有制”這個詞成了我們廣泛使用的思維工具。

我們這里不去追究馬恩著作中譯本中“所有制”和“所有權”（或“財產”）這兩個譯法是否全部準確，也不去追究中譯本是否非得發明“所有制”這個詞不可（西文包括俄文并無此舉，也不妨礙正確把握馬克思的有關論述；發明了“所有制”又譯得不準反而礙事，更何況有時真不好判定該譯作什么），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既然我們使用所有制這個詞，并且把它作為思維工具來分析問題和認識問題，那就一定要按照與所有權不同的含義來認識所有制，不能用所有權代替所有制；退一步講，即使我們沒有發明所有制這個詞，我們也應遵循馬克思的方法論，從經濟關系上來認識社會主義所有權或財產，不能被單純的法律關系遮住了眼。

曹：那么，怎樣從經濟關系上進一步認識所有制呢？

智：關于怎樣從經濟關系上認識所有制，理論界有不同看法，例如，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總和呢，還是僅指直接生產過程中的經濟關系？就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而論，我以為，只要把所有制的核心抓住就可以了。

所有制不是人們之間關于物的權利關系，不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不歸誰所有的權利問題，而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占有者）與生產過程中使用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之間的經濟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有這樣一段話：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馬克思的這段話為我們認識什么是所有制提供了一把鑰匙。不同社會經濟形態的差別，在于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即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結合方式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反映著生產資料所有者（占有者）與勞動者的特殊的經濟關系。

歷史上，剝削階級的所有制的共同點在于生產資料所有者（占有者）與勞動者的分離，為了使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起來，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有過勞動者直接成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財產從而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方式（奴隸主的所有制），有過借助勞動者對生產資料所有者的依附關系而使兩者相結合的方式（封建主的所有制），有過使勞動者變成自由勞動者，從而通過勞動力的買和賣把生產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相結合的方式（資本家的所有制）。奴隸主的所有制是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關系，不是什么生產資料歸奴隸主所有；換句話說，若不是把勞動者變成“會說話的工具”，用超經濟的強制使用勞動，占有生產資料的人也不會成為奴隸主。封建主的所有制是封建主與農奴之間的關系，不是什么生產資料歸封建主所有；換句話說，若不是借助人身依附關系使用勞動，占有生產資料的人也不會成為封建主。資本主義所有制是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不是什么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換句話說，若不是使用雇傭勞動，占有生產資料的人也不會成為資本家。毋庸置疑，在上述幾種生產方式中，生產資料分別歸奴隸主所有、歸封建主所有、歸資本家所有都是事實，但是，不管這些剝削者的生產資料最初是從哪里來的，生產資料歸他們所有終究是一定的生產關系再生產出來的結果。由此可見，所有制的核心或本質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社會方式，是生產資料所有者與使用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之間的關系，而不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

通過上面的解釋，我們看到，不講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社會結合方式，離開生產資料所有者（占有者）與勞動者的關系，或者說，把勞動者撇開，是不能正確認識所有制的。單純講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實際上講的是人們之間關于物（例如生產資料）的權利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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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24 22:35 星期四

曹：這樣看來，我們過去把所有制理解為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確是值得反思的了。

智：把所有制與所有權分開以后，兩者的依從關系也就很明白了。馬克思說，財產關系（亦可譯為“所有權關系”）不過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因此，所有權和所有制的相互關系，用一句話來表述：所有制是所有權的現實基礎，所有權則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現或法律用語。

再重復強調一下，把所有權看作是所有制（生產關系，經濟關系）的法律表現，這是按照發明了“所有制”這個詞匯并給定了這個概念的經濟關系含義以后所理解的馬克思的觀點，這樣的觀點是基于馬克思關于經濟關系或生產關系是所有權關系或財產關系的現實經濟基礎這樣一種認識。
明白了上面所講的關于所有權和所有制的相互關系的道理，我們也就不難得出這樣一個判斷：所有權不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

所有權不屬于所有制范疇，所謂“核心”、“主要內容”原本就無從談起；所有制是所有權的現實基礎，因而說所有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就等于說法律關系是經濟關系的核心，完全顛倒了兩者的關系，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曹：那么，講“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可不可以呢？

智：這涉及到“產權”是什么、是不是“所有權”這樣一個問題。

“產權”這個中文詞本不新鮮，舊中國出的詞典里就有，指的就是財產權、財產所有權。新中國很快實現了公有化，人人都是公家人，沒那么多產權問題，大家都在談論“所有制”，并相應地廣泛使用“所有權”這個法學概念，“產權”一詞于是從日常語匯淡出。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香港大學教授張五常在當地報章連篇累牘地用“產權理論”指點中國改革，一講就是好多年，目的只有一個：私有化是中國改革的惟一出路。南風北漸，后來內地經濟學家也開始講起了“產權”，并且覺得“產權”這個詞很新鮮。其實，“產權”就是“所有權”。

“產權”一詞在中國重新“走紅”，還有隱情在其中。當初內地經濟學家還不敢公開談論所有權改革，“產權”在字面上與“所有權”拉開了距離，因而講產權改革要比講所有權改革來得保險。不過，產權改革講到現在，人們都知道產權改革就是所有權改革，也就不必再來一次話語轉換，不必再換成“所有權改革”了。

我說產權就是所有權，大概會招來批判。迄今為止，硬說產權不是所有權的論者，生吞活剝地講“產權”是可以與“所有權”分開的“一組權利”，諸如使用權、處置權、受益權、轉讓權、租賃權等，后面這一類權利被籠統地納入“產權”。其實，被納入“產權”的這“一組權利”，正是從原來完整意義的“所有權”（財產所有權）演變過來的。

所有權關系有一個發展過程。完整的所有權本來就包含著后來人們講的使用權、處置權、受益權等具體權能。例如，我有土地，我就可以使用它、處置它，用它為我謀取利益。否則，我的所有權所有等于所無。因此，使用權、處置權、受益權不外是所有權的具體形式。隨著社會經濟關系的發展，所有權關系也在發展，完整的所有權逐漸演化為復雜的權利系統。例如，擁有土地所有權的人并不一定耕種（使用）土地，所有權主體與使用權主體發生了分離，而擁有使用權的人也不見得永遠耕種，他后來又把土地租賃給了另一個愿意耕種土地的人，這就又有了第一層次的使用權與第二層次的使用權的分離，第一層次的使用權實際上轉化為租賃權。這樣一來，原來完整的充分的所有權逐漸轉化為由各種具體權能組成的所謂“產權”（西文用復數表示）。新的“產權”系統也講“所有權”，但這時的所有權已不是原來的那個所有權，已不是完整的所有權，而是與使用權、處置權、受益權等具體權能并列的、完全獨立的所有權，單純的法律歸屬名義上的所有權。這樣的單純所有權是被大大弱化了的所有權，是已經“不好使了”的所有權。

例如，我有一畝土地，我把它交給別人使用，別人就擁有了土地的使用權，我則失去了使用權。在無限期和無償使用的情況下，我的所有權完全是名義上的，毫無意義，別人則不僅擁有了使用權，而且在事實上擁有了所有權（使用權轉化為所有權），連同處置權、受益權等各項所有權權能在內。在有約定期限的無償使用情況下，我的所有權在期限內也還是空的；而在有約定期限的有償使用的條件下，我的所有權僅表現在得到使用金，或者說實現在受益權上（若無其他特殊約定的話），即使這樣，別人也不是沒有受益權，恰恰相反，我得到的使用金不過是別人使用我的土地所得到的收益的一部分。所以說，有所有權而不使用所有物，所有權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一條鐵路不使用則不是鐵路，一座工廠不開工則不是工廠，在這種情況下，說我對鐵路或者工廠有所有權是沒有意義的。當然，我不使用但可由別人使用，在別人使用的情況下，我的所有權至少不是完整的所有權了。

由此可見，對于完整意義的所有權，“產權”改革意味著分解所有權，使所有權與其實現形式相分離，使所有權主體不同程度地失去行使所有權具體權能（使用權、處置權、受益權等等）的權利（不管這樣的改革有沒有利）。也就是說，產權改革不能不涉及所有權。

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既然“產權”就是“所有權”，又怎么能說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呢？

順便補一句，又有誰能把“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這句不合道理的中國話翻譯成讓外國人能明白的外國話呢？

曹：看起來，所有制、所有權、產權這些概念，的確需要認真地摳一摳，摳這些名詞概念對于改革不無價值。

智：舉個例子說吧。理論上把所有權或產權看作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就會導致人們離開現實經濟關系更多地關注財產的法律關系，關注財產所有權的法律名義。這樣一來，很有可能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性質實際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還會以為“所有制沒有變”。

大約在二十年前，經濟理論界曾經流行過一種說法，叫做“只要生產資料的終極所有權掌握在國家手里，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就不會改變”。事實怎么樣呢？許多企業在被個人承包或租賃給私人經營后，盡管企業的財產（存量）在名義上仍然是國家的，盡管營業執照的“企業性質”一欄還是寫著“全民所有制”，但企業在承包或租賃期間實際上是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企業的生產是為私人利益進行的生產，工人變成了雇傭勞動者。如今的私人企業主有多少就是在那個年代通過此類方式被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呀！順便說一下，我們這里不是要評論這么做對不對，我們只是為了在理論上說明，單純的、法律上的所有權并不能保證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因為所有權不是所有制。

后來，經濟理論界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把所有制歸結為所有權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把所有權劃分為所謂“價值形態的所有權”和“實物形態的所有權”，聲言“只要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的所有權掌握在國家手里，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就不會改變”。按照這種理論，企業的生產設備屬于“實物形態”，這些生產設備值多少錢（比方說10億元）屬于“價值形態”，當國家把企業連同它的生產設備出售以后，只要收回一個等價（10億元），就是仍然掌握著企業的“價值形態的所有權”，因而企業的性質沒有改變。這完全是為私有化暗渡陳倉。在國家出售企業給私人的場合，把企業的價值（10億元）是否裝在國家的口袋里，這只是一個是否等價交換的問題，是賣虧了還是賣賺了的問題，而企業已經歸了別人則是不爭的事實。把賣企業的錢“堅持”在國家的口袋里不是堅持了企業的公有制，用賣甲企業的錢另辦乙企業，并不能改變甲企業已經轉歸私人所有的事實。或許有人糊涂地認為，由于企業的生產設備等等確有實物形態和價值形態之分，當國家出售企業后，買者只得到了“實物形態”的企業，賣者仍保留“價值形態”的企業，一家一半，似乎并不能說企業的性質完全改變了。如果真的這樣，買者是決不干的。事實上，買者既得到了企業的實物形態，也得到了企業的價值形態，因為這兩種形態統一于這個企業；賣者則既失去了企業的實物形態，也失去了企業的價值形態，因為賣者已經失去了這個企業。賣者只是收回了10億元貨幣，而這10億元貨幣只是原來那個企業的等價，他不能憑這10億元貨幣再對那個企業去主張什么“價值形態的所有權”。十年前，有人曾經在電視上宣傳“白給是私有化，拿錢買不是私有化”，把堅持公有制歸結為堅持“價值形態的所有權”，至多不過是為“拿錢買的私有化”涂上了一層迷人的理論油彩而已。
 

智效和談國企：樊綱想“騙出一個新體制”(下)

2005-2-24 22:36 星期四

曹：說到這里，我還想問，您反復強調所有權不是所有制，強調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不是所有制或生產關系的內容，您是否不重視所有權、不重視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呢？

智：這是兩個問題，或者說，這要看從哪個層面談論問題。

不論任何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是生產的前提。誰占有了生產資料，誰就能夠進行生產，從而能夠支配生產和生產的成果；誰不占有生產資料，誰就無法進行生產，因而也就談不上支配生產及其成果。從這個意義上看，有沒有生產資料當然是重要問題。此外，從我們在前面講的所有制和所有權的關系來看，所有權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現，因而法律上明確的所有權對現實的所有制也是一種保護。反過來說，改變所有權也會為改變所有制創造前提條件。因此，所有權也是需要高度關注的。

但是，在我們討論“所有制的性質是由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決定的，還是由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社會方式決定的”、“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是由法律規定出來的，還是現實的生產和再生產的結果”這類問題時，我們不能不說，生產資料在法律上歸誰所有并不決定所有制的性質，所有權的現實基礎是一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和再生產。這里的問題不是對所有權、對生產資料歸誰所有重視不重視的問題，而是經濟關系與法律關系相比哪個是基礎的問題。

剛才說過，不論任何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是生產的前提。這里所說的占有生產資料，有一個“名義占有”和“實際占有”的差別，“法律上占有”和“經濟上占有”的差別。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可以同時也是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者，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也可以不是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者（例如在把生產資料出租給別人的場合）。在前一個場合，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就是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支配者；在后一個場合，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就不是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支配者。“誰”只有在經濟上實際占有了生產資料，“誰”才能支配生產和生產成果。只知道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誰在法律上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不問生產資料實際上由誰占有，這是本末倒置，就會用法律上的所有權模糊、掩蓋所有制性質。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生產資料在經濟上的實際占有，是通過一定的社會形式使生產資料與勞動相結合的問題，是生產關系問題。不論任何社會，在事實上占有生產資料從而占有生產過程及其產品，必須借助一定的社會形式，一定的生產關系。因此，在經濟上對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是同生產的社會形式即生產關系分不開的。同時，作為生產前提的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管最初是怎樣形成的，從再生產的角度看，則表現為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再生產出來的結果。因此，“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不是什么孤立于生產關系之外的、單純法律上的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也不是什么離開生產關系的法律上的占有權。

人們常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然而，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不是靠法律規定出來的，而是靠雇傭勞動再生產出來的。張三擁有工廠設備等生產資料，他通過雇傭勞動進行生產，從而支配了生產過程和雇傭工人的勞動成果，張三成了資本家，張三的所有也就是資本家的所有。張三若要確保他的資本家所有權，就必須不斷地使用雇傭勞動。張三如果沒有雇用工人，沒有進行生產，他就沒有成為資本家，不是資本家，他雖然在法律上是工廠設備等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但張三并沒有在經濟上占有這些生產資料，因而也無所謂歸資本家所有還是歸什么人所有。當然，張三可以把歸他所有的工廠設備等賣掉，他有這個權利，這如同賣掉歸他所有的消費品一樣，并無特別的意義（對買者可能是生產資料對張三只是可出售的物品）。

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我們常會看到類似“社會主義要把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這樣的說法。他們這樣講，絕不是離開生產關系談論“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的產權問題，而是把“社會占有”生產資料作為經濟事實來看待的，這包括：一方面，“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前提；另一方面，“社會”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占有生產資料（從而占有生產過程和成果）的。只要我們明白馬克思、恩格斯不是從法律上而是從經濟上認識所有權和財產，就不會誤以為馬克思、恩格斯也是主要從“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含義上談論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了。

曹：那么，按照您的觀點，怎樣認識社會主義公有制呢？

智：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清楚。一個是，社會主義現階段或現實社會主義中的公有制不同于馬克思講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另一個是，運用前述關于所有制的方法論原則和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方法論原則，搞清楚現階段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內涵或標準。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盡管有許多不同的表述，意思是一樣的，即社會所有。馬克思后來提出了共產主義“兩階段”學說，但始終沒有區別過共產主義社會兩個階段的所有制。在馬克思看來，這兩個階段實行的都是“社會所有制”。社會所有制是勞動者在全社會范圍內聯合起來的共同占有，不存在多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馬克思、恩格斯講的社會所有制，是消滅了階級和階級差別、消滅了商品生產的社會所有制，他們沒有講過還存在階級和階級差別、存在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社會，因而也沒有講過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公有制”。斯大林在1930年以后逐步變通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觀，把馬克思“消滅了階級”的社會主義變為“消滅了剝削階級”的社會主義，從而使他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觀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觀形成一定差別。實際上，斯大林講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沒有完成馬克思講的“過渡時期”任務的社會主義，屬于馬克思講的“過渡時期”的一個階段。至于現實中國的社會主義，由于非公有制經濟大量存在，連剝削階級都沒有完全消滅，因而是既沒有完成斯大林講的過渡時期任務（消滅剝削階級），更沒有完成馬克思講的過渡時期任務（消滅階級）的社會主義，屬于馬克思講的過渡時期的比較初級的階段。現實社會主義中的公有制，實際上是馬克思講的“過渡時期”的一個特定階段的公有制，是像馬克思講的社會所有制發展過程中的公有制。因此，既不能簡單地用馬克思的社會所有制標準來評判現實社會主義中的公有制（例如說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也不能反過來把現在我們認為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說成就是馬克思講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有制形式。

關于過渡時期的公有制，馬克思、恩格斯講過無產階級的國家所有制，講過集體所有制性質的合作社，后來斯大林說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兩種形式，實際上也是因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過渡時期公有制的思想。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究竟有哪些形式，我們這里不擬討論，我們需要搞清楚的是，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我們在前面說過，所有制是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的社會方式，是生產資料所有者與使用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之間的關系。我們還說過，剝削階級的私有制都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使用生產資料的勞動者相分離的所有制，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不是勞動者，勞動者不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前者使用后者的勞動，因而是以別人的勞動為基礎的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與剝削階級的所有制相對立的所有制，因而是對使用他人勞動的所有制的否定。不管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與未來社會主義公有制相比如何不夠成熟，在不以他人的勞動為基礎，而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這一點上，應該是一致的。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包含任何一個別人勞動的原子，不帶有任何占有他人勞動的成分。這只有在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以后才能實現。由于勞動者同時也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社會主義生產取得了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直接結合的社會形式，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過渡時期的公有制，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與勞動者直接結合的所有制。
在歷史上，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同時也是勞動者的所有制，因而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所有制，首先是小生產的個人所有制。也正是由于小生產的個人所有制與社會主義公有制有這樣的共同點，馬克思才把社會主義公有制比作“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同的是，歷史已經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的時代，社會主義生產不再以個人的勞動為基礎，而是以聯合勞動為基礎，因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勞動者都表現為聯合起來的集體所有者和集體勞動者。當然，在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上，勞動者聯合的范圍和程度是不一樣的。

曹：在作了以上說明之后，我想可以回到談話一開始提到的“股份制是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這個問題了。

智：是的。我們兜了個大圈子，但目的還是為了在理清概念的基礎上回答股份制的性質，兜圈子只是一種鋪墊。

我們已經知道，所有制是所有權的現實基礎，所有制不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所有權或產權不是所有制的內容，因此，那種企圖用明確所有權或產權，用明確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來界定所有制性質的思維，是本末倒置的思維。我們已經知道，所有制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社會方式，是生產資料所有者與使用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因此，離開勞動者，離開對勞動者地位的分析和認識，單從生產資料與其所有者的關系上，單從生產資料所有者這一個方面，是不能認識所有制性質的。我們還知道，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在一定范圍內聯合起來的勞動者的所有制，是以自己的勞動而不是以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所有制，是勞動者同時也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因而是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直接結合的所有制，因此，不講勞動者是否同時也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僅僅看生產資料是不是共同所有的，是否存在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權，是否存在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共同所有關系，并不能識別企業是否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

讓我們回到談話伊始由張三、李四和王五等股東共同出資的股份公司的例子。在這里，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權是存在的，但那是張三、李四、王五等股東的共同所有權。他們雇用別人進行生產，勞動者是單純的勞動者，既不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更不是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支配者。這是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張三、李四、王五等股東的共有權，并沒有克服資本與雇傭勞動的對立。當人們把這樣的股份公司看作是社會主義公有企業時，完全是用所有權的認識代替了對所有制的回答，是用股東的共有權代替了對公有制的回答。在他們的觀念中，社會主義公有制只是生產資料的共有關系，因而股東的共有就是社會主義公有，至于勞動者的地位如何，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是怎樣結合起來的，勞動者是不是所有者從而是不是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主人，完全消失在他們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視野之外。

股份制之所以成為股份制，就在于作為聯合資本的股份資本仍然承認私有產權及其利益。股份制沒有消除資本、私有產權與勞動的對立，沒有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因而即使在社會主義現階段，也還是由小生產、私人獨資企業向勞動者的社會主義公有企業過渡的形式。當然，股份制企業的股權結構不同，股份制企業的性質也會呈現出差別。在社會主義國家，股份制企業在多大程度上克服著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它就在多大程度上向社會主義公有制靠攏。例如由勞動者人人持股且差別不大、實行共同管理的股份制企業，就較多地具有合作經濟的性質，但國家控股的企業較多地具有社會主義公有性質。

許多論者把股份制看作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還有一個原因，是把所有權的實現形式誤認為是所有制的實現形式了。例如，把國家持股看作是國家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前面我們講過，完整的所有權是各項具體權能的總和，這些權能實際上就是所有權的實現形式。所有制也有自己的實現形式。所有制作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社會方式，體現在生產、交換、分配等各個領域，它在不同領域的具體表現形式，也就是所有制的實現形式。例如，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勞動者‘當家作主的所有制，勞動者不僅是生產者，也是管理者，因而勞動者自主管理就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如果勞動者只是單純的勞動者，不能過問管理，勞動者的公有制就落空了。再如，社會主義公有制要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按勞分配也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如果不是這樣，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就落空了。由此可見，所有制的實現形式與所有權的實現形式是不一樣的。在國家持股的股份制企業，國家股所有權的實現形式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管理方面（管理權），也表現在按股份紅派息方面（受益權），等等。但是，由私人控股的股份制企業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不是勞動者的企業，自然也就談不上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在這里，勞動者的地位同在完全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大不一樣。

最后，作為談話的結束，我想介紹一個情況。2003年11月3日《中國經濟時報》第5版發表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的訪談，其中有一段關于公有制理論突破的說明：“我曾講過，因為在理論上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性質就不可能否定‘公有制占主體地位’，但可放大公有制的界限，把集體所有制、股份制都包括進去，今后由于絕大多數企業都將是股份制企業，這樣就沒有必要再爭什么姓‘公’姓‘私’的問題了。”這就是說，由于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為主體不能突破，出路只能是把股份制說成公有制。這樣一來，股份制遍地開花，公有制為主體照講不誤，你滿意，我也滿意，還爭什么公與私呢！這大概就是某些理論家為什么把私人控股的股份制說成是公有制實現形式的秘密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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