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歷史性戰略機遇：臺海戰爭

　　２００４年是臺海局勢急轉直下的一年，縱觀局勢，臺灣的宣布“獨立”似乎已成定局。對于全體中國人民及所有海內外華人來講，臺灣問題今天已經橫亙在中國面前，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作出“拋棄幻想，必有一戰”結論的今天，依然有人害怕戰爭帶來的人員損傷和經濟下滑。我以為，不打這一仗，根本就不會出現十六大所說的“二十年戰略機遇期”（很多學者認為，中越自衛反擊戰打出了改革開放后的二十年和平）。

　　一些觀點認為，中國最好是再與臺灣維持不獨不統的情狀二十年，抓緊時間發展經濟實力，然后伺機解決臺灣問題。這種觀點不論其他，首先就在方法論上分割了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統一性，似有欠妥之處。

　　其次，我們要問的是：“再等二十年，中國的情況是不是就一定好于現在？再過二十年，中國是否更有能力解決臺灣問題？”回顧過去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確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一個新的官僚權貴階層已經被造就出來，他們憑借著手中那本應屬于人民的權力，瘋狂的榨取社會財富。我們不禁要問：“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成果，究竟是被用來造福于廣大人民，還是被那個官僚權貴階層所竊??？”另一方面，貧富懸殊的差距日益擴大，失業問題嚴重，財政赤字日益膨脹（詳細數字見丁冰：《用數字戳穿主流學者的國企私有化神話——談當前我國經濟中的困難和出路問題》原載《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初稿曾由河南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研究會內部印發），這些問題都為中國社會埋下了不穩定的隱患。加上在進行加入ＷＴＯ的談判時我國作了過多讓步，使得在加入ＷＴＯ后我國的民族資本將處于極其危險的狀態。這一切現實情況及其發展趨勢，不得不讓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擔憂。

　　另一方面,在一個有強大實力的世界性政府出現在地球上以前，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跟兩百年前沒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只是核武器的出現讓大家不敢輕易發動戰爭而已。誠如現代國家制度之父，法國樞機主教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Cardinal de Richelieu）在他的《政治證言》里所說：“就國事而言，有權力者便有權利，弱者只能盡力順應強者的意見?！边@就是美國為何敢于單方面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現在又對伊朗咄咄逼人的原因。

根據現實主義政治信條，決定一個區域是否能保持長期和平的，不是這個區域的國家的政治動機如何，而是它們的實力結構是否平衡。于是對無限野心與有限追求的區分便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如若不能維持特定區域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之間實力結構上的平衡，那么不斷增長的實力和日益傾斜的天平必然帶來野心的誘惑，到最后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追求必會凌駕一切。簡言之，一個地區的和平與否，取決于實力對比而非不可量化、永遠捉摸不透的“動機”。所以，對外政策若不考慮真正的實力關系，而只靠對另一方真正企圖的猜測，那無異緣木求魚。

因此，不管美國的旗幟是保衛臺灣的民主人權還是別的什么，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美國實際上是在竭盡全力遏制，至少是要延緩中國的崛起，以此保衛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因此，毫無疑問的，一旦臺海戰爭爆發，美國必定不會坐視，這點我們必須要有心理準備。但是，正因為美國是能讓意識形態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識形態大師，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狂熱者，所以它絕不會不計代價的投入一場戰爭，因此我們沒有絲毫理由害怕。美國會算計插手臺海的得失利害，并以此來指導其軍事行動。因此，一開始我們并不需要去跟它正面對抗，我們只需提高它行動的代價，甚至只是提高它付出某種代價的可能性，即可有效的延緩其行動甚至阻止之。中國雖然有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未必就不能學學美國的拿手好戲——附加但書，“某某某情況下除外”。政治本來就是一門可能性的藝術。

值得利用的是，美國社會具有奇特的矛盾性：一方面，理想主義的美利堅民族對美國的民主制度深以為傲，他們堅信“世界大同”能且只能通過將這種“民主”推廣到全世界而實現（我個人認為這絕對是錯誤的理想）；另一方面，美國的政治決策者卻是地地道道的現實主義者。于是，奇怪的現象產生了：美國的政治決策者不敢光明正大的去追求國家利益，因為這是被“社會的靈魂”所禁止的；對國家利益的追求必須被包裝成為對抽象的道德概念的追求。這就為我們從內部分化美國提供了良機。

至于日本，首先，感情上，它跟中國從來就不曾存在過所謂“一衣帶水”的關系。盡管中國對它是一再忍讓，但它卻一再得寸進尺，不久前更是公然“接管”釣魚島燈塔，估計是有意要在臺灣問題上制造麻煩。中國和日本，過去是敵人，現在是敵人，未來仍然是敵人。其次，從現實的角度分析，日本經濟的“血液”——石油，大部分需要經由臺灣附近海域運輸，一旦中國通過收復臺灣控制臺灣海峽乃至臺灣外海，那么日本的命脈可以說就已經被我們捏在手心。正因為如此，日本必會全力阻止我國收復臺灣，甚至有可能主動挑起戰爭。雖然日本自衛隊的實力確實不容小覷，但是沉淀在日本民族民族性之中的劣根性——狂妄自大而缺乏包容精神，注定了它即使能取得一時的優勢，也絕無辦法消化優勢并保持較長時間。長遠的看，只要注意遏制其勢力，那就不足為懼。

　　另外，戰爭狀態是最有利于反腐敗的狀態。（朝鮮戰爭時期國內“三反”、“五反”，強力反腐反奸商措施，取得了極大的成果）上面已經說過，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官僚權貴階層。這個階層大致位于黨中央和普通老百姓之間。為什么黨中央每次掀起的反腐浪潮都是“戰果累累，效果不大”？關鍵就在于每次的反腐不可能都由黨中央面面俱到的加以具體操作，畢竟也沒那么多人手，具體經手的還是下級政府部門。問題就出在這里，下級政府部門和那個官僚權貴階層同屬于一個集合，所以難以徹底，也不可能徹底。更有甚者，在某些地區，“反腐”居然成為了權力斗爭的一種工具。如何破解這局面？只有依靠另外一只獨立于下級政府部門，只聽命于黨中央的力量：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時期，由軍隊主導反腐敗確實不大現實；但在戰爭時期，這就是一種相當可行的選擇了。雖然戰爭初期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確會下降，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借戰爭之機，假軍隊之手順利完成反腐敗之后，生活水平下降的負擔的絕大部分會壓在原來的高收入人群，特別是官僚權貴階層身上；至于普通老百姓特別是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兄弟，現在他們也僅僅勉強溫飽而已，戰時限量供應政策對他們造成的傷害，比起他們看見貪官污吏被繩之以法的喜悅，又如何？“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處理好“不均”的問題，其他的相關分配問題必可迎刃而解。

　　總的來說，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兩者是互動的關系而非相互獨立的關系。對于中國國內現在存在的矛盾與壓力，我們在盡力內部解決的同時，應該保留將其放到外部去解決的選擇?！敖y一”只是個感情色彩極其濃厚的詞語，我個人對其毫無興趣。“勿在意抽象概念，只接受事務現狀，竭盡所能避免昧于現實。對經不起考驗的高調，如保衛人類文明，根本無從產生實際行動?！保诽啬Z）問題的關鍵在于，如果不能控制臺灣，沖破第一島鏈，中國就無法真正崛起，成為名副其實的實力大國。但是，與歷史上那些依靠發動對外戰爭來轉嫁國內危機的國家不同，中華民族是唯一的真正崇尚“和為貴”的大民族，我們所要求的，僅僅限于平等自由的購買或投資，不受歧視的出售或收益的權力。這種權力絕對不可能經由國際法等等法律來保護，因為權力還需要保護便足以證明這種權力純屬子虛烏有；這種權力是跟實力同生共滅的。但由于種種原因（包括所謂的第一島鏈），我們的這種權力不但得不到保證，反而受到以武力為后盾的威脅，于是我們不得不極不情愿的訴諸武力，以此掀開重新平衡世界格局的序幕，并以此來保障我國的上述權力。臺灣是小問題，中國能否真正崛起才是大問題！

最后，引述Lord Clarendon的話作為結尾：“一國既想大刀闊斧的改變，又不愿放手一搏，結果注定是徒勞無功。”

                                                  方正　200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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