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二十多年的改革有三條主線，一是怎樣調動人的積積性，反應出來的是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這大致可分成三步。
第一步；物質刺激 承認人的本質中物質性的一面，普遍調動人的積極性，但很快因平均主義的原因，把物質刺激的決定權交給了廠長。
第二步，，廠長責任制，法人制，租賃，承包，也是把經營和管理權交給廠長，把工廠的積極性，工人普遍的積極性，變成廠長一個人的積極性。
第三步，以管理層為中心的MBO，所謂的激勵機制，產權改革。本來讓產權進入市場沒錯，但中國實際上沒有消化產權交易的能力，產權改革就成了把國資送給管理層，工廠送給私人的送法由政府決定，不少政府官員臨時下廠，成了轉制后的老板，權力成了財富的直接得主。
二是，怎樣制造體制外力量，企業承包和MBO是想把企業從體制中分離出去，成為市場的要素。價格雙軌到市場化，由計劃價格轉入市場定價，發展市場經濟，也是一個制造市場，適應市場的過程。但由于社會資源分配的最終決定權在統治層那里，而不是在市場，所以這市場造成了權力尋租，市場從權力的每一步分化都明的或暗的由贖買來完成。還有各政府部門利用其職權挖空心思的創收，本應是制度外的經濟的市場運行被政府部門或官員雁過拔毛，市場的每一個增長點也被政府利用行政審批等手段敲骨吸髓，政府也從未放棄過直接操縱經濟，如土地和房屋拆遷，壟斷價格，銀行等，利用權力直接獲利或與民爭利。以上改革其實是“物化改革”，就是忽視了人的價值的等價交換的基本原則，而“物化改革”把人當作一種機械的新陳代謝的生產要素來對待，在一遍改革聲中，勞動者又淪落成了“會說話的工具”。由于勞動者喪失了其應有的主導地位，隨之與勞動者相存的消費市場也相應不振，經濟發展就沒有了其原動力。不管是企業經營管理還是市場化的改革，都成了權力瓜分國有財富，即國民積累的財富的和抹殺人的價值，掠奪勞動途徑。
三是經濟本身有發展的客觀趨勢，市場本身也在自找出路，如廣東，浙江遇到了當時國內物資奇缺的市場的機遇，發展就快。
這二十多年的改革遵循的這個思路，利用體制的權力最大限度的調動人的積極性，同時制造體制外的力量“市場”，順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但從未把人的價值納入思維。而且每一步改革實際上都是權力的導向，不是市場的導向，不是在尊重市場的發展，而是在安排市場。
改革的初期是多贏的局面，因各種力量在粉碎獨裁后，在同一起跑線上，共同發展，有民主的氛圍，各種人的價值受到尊重。而越往后體制的權力集中的趨勢提升，普遍人的價值被忽視。
從上述改革進程不難看出，改革每“進一步“，民眾的參與權就少一點。越改革越趨向于以調動少數人的積極性為核心，越改體制的決定權越大，越改越疏遠民主，這就像吸毒一樣，越改越覺得不對，但越改越想改，越改越覺得政府應有更大的控制力。
引水流偏了道，加速加量只能洪水泛濫，這時后必須要有外力的幫助，這個外力就是民主。
毛澤東也是在怎樣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的問題上走火入魔，走到了全民洗腦，規定人的思想的荒唐境地，毛同時因資本家私營和市場的一些弊病，如制假販假等走向了把經濟控死的地步。這二十多年的改革也是在怎樣調動人的積極性和管理市場（如對一放即亂的調控）上的問題上，走到了以自上而下的垂直統治體系為焦點，形成了以掌握資源的統治層和大款勾結的權貴專制這條路上。
現改革已要求我們深化對市場的認識，即市場不是簡單的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換，市場最重要的基礎是人對自身價值的追求，人的價值應實現等價交換。以前講生產力，現在講市場，不管怎么講，人的價值都是其第一因素。只有個人權力，價值充分的發揮才可能有市場經濟真正的活力，有公平竟爭的基礎，任何降低個人權力，價值，貶低勞動者的作用的行動不但不是改革，而且本質上是反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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