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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后的中國大勢與未來ZT

佚名 · 2005-02-07 · 來源:關天茶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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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0年前后的中國,可能面臨一次劇烈的轉折,對這個階段的中國大勢進行描述和預測是非常重要的。這個階段,有人以20世紀初的清末相較,也有人20世紀初的俄國相較,但中國問題離不開對中國具體問題的分析,而對于2005年以后的中國而言,最重要的具體新情況有兩個:經濟連續兩三年高速增長之后面臨調整;第四代領袖的執政思路已經面目清晰!
  怎么看2002—2004年中國經濟加速增長和面臨的問題
  經濟維持高速增長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當政者在意識形態破產之后維持合法性的主要支柱。
  但90年代后期從1996年開始,伴隨著國企加速改革和私有化、教育、醫療、住房改革的是中國經濟持續下滑,工人大量下崗、內地農村衰敗、腐敗嚴重發展并無藥可救、貧富高度分化、社會分裂對立日益嚴重,各種矛盾日趨激烈,群體性事件開始不斷上升。
  為了應對經濟危機,中國中央政府的主要措施就是一方面利用積極財政政策,大發國債進行政府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進行稅制改革以加強中央財力,提高轉移支付和中央應對危機的財政能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實行積極貨幣政策,將利率降到歷史最低,源碳偹蹲省?
  從1997年到2001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基本是七上八下,分別為8.6、7.8、7.1、8.0、7.5,但從運輸、資源消耗有時甚至負增長等情況來看,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將遠遠達不到七上八下的水平,政府的經濟財政和貨幣政策是失敗的。這一點,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切身體會。
  但從2002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重新走上加速增長的通道:2002年增長8%,2003年增長9.1%,2004年中國經濟仍維持與2003年近似的超過9%的增長率(最新統計統計局資料9.5%)。而這與2002年之前七上八下的局面形成鮮明對比,也出乎2000、2001年前后絕大多數人的估計。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么中國經濟在2002年以來,在多種矛盾糾纏和日趨尖銳的情況下,出乎超過99%以上人們的估計,出現了如此令人吃驚的加速增長呢?
  理解中國經濟目前出現的加速增長,就必須理解2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動力:一是制度變革釋放的有效需求增長推動的經濟增長和經濟市場化過程的經濟計量口徑的變化帶來的數字的增長,二是建立在大量外國直接投資和國際市場需求基礎上的經濟增長。
  對于經濟增長而言,中國經濟制度變革主要的實際功能,就是調整中國以前以重工業為主的投資方向,通過放權讓利提高居民在財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從而提高單位和居民對于最終消費品的購買能力,向前推動了消費品生產的增長,使得經濟增長從國家強制進行工業化積累、重點進行資本品生產的經濟戰略逐漸轉向主要依靠消費品的生產推動經濟增長。
  另一方面,放權讓利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推動了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投資的持續增長。這一動力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導致大規模重復建設并為以后大量國企破產和大量工人失業埋下了伏筆。
  此外,中國經濟增長的市場化過程把原來在單位體系內進行,作為福利而出現的很多作為福利的第三產業推向了社會,計入了GDP,同時也使得很多作為市場經濟成本——律師、污染治理產業等——而出現的產業行業不斷發展,導致了所謂新增社會財富在數字上的虛增。
  從第二大原因來講,改革開放20年多來,中國逐漸走上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出口逐漸上升到GDP的70%,從而使以加工貿易和簡單生產裝配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大發展,中國的裝備工業及其研發能力,通過合資合作和進口品的競爭,逐漸被邊緣化或者被摧毀。
  以上的經濟戰略和政策發展到1996年前后,由于以權力和資本來主導的財富分配方式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進而導致有效需求的嚴重不足。此時經濟增長的動力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從消費品加工業向裝備工業和重化工業升級。但由于10多年對裝備工業不進行保護和傾斜的政策導致裝備工業技術積累嚴重不足,市場大量被外國占領,中國的產業升級道路已經基本被堵死,從而使得新市場的開拓之路也基本被堵死。
  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地區差距在放權讓利和沿海特殊優惠政策的作用下,地區差距不斷發展的過程,內地工業逐漸被摧毀,內地出現了明顯的去工業化過程。內地工業的普遍破產,導致內地地方政府財政困難逐漸增加,進而地方政府投資下滑,再加上內地工業危機導致的嚴重的銀行危機,使得銀行被迫進行改革,限制了地方政府以銀行信貸推動的地方投資。
  于是中國短缺經濟結束,過剩經濟過早到來,90年代后期中國經濟增長轉入困境達四五年之多,無論中央政府如何千方百計,總是無法啟動。
  在9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為了應付日益嚴重的財政支付危機,加快了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改革,其核心內容都是政府“甩包袱”,所有社保問題的負擔重心,逐漸轉移到老百姓身上。這使得老百姓在支出增加、失業可能性增加的預期下,進一步緊縮開支,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加深了危機。
  但是,在這一系列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例外,那就是住房制度的改革。由于從90年代初已經有住房制度改革的試點和政策,要把福利分房轉向住房貨幣化,在政策并不明朗的情況下,很多單位和企業停止了福利分房,但同時將住房基金暫時歸集,等待具體操作辦法出臺。
  1998年前后,住房貨幣化改革政策逐漸在各個行業出臺,這使得整個90年代積累起來的住房購買能力,在此后出現了集中的釋放。
  另一方面,從1998年前后開始,中國的個人住房消費信貸開始逐漸普及(對于銀行來說,相對于百分之四五十以上的企業貸款不良率,房貸的質量非常之好),這使得一定的的住房購買能力出現了最多可以達到5倍的擴張(房貸最多可達總價80%的貸款)。
  于是,在金融業務創新和住房改革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的房地產業從1998年逐漸開始啟動,到2002年以后出現高潮,年投資增長率達到25%以上,甚至接近30%。房價開始一路走高。
  房地產行業從1998年前后開始的啟動,尤其2002年開始的爆發式增長,出現了非常多的重大影響:
  首先,它使得中國的城市地價開始節節上升。城市地價的上升使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土地批租獲得大量收益,并進行城市建設,也可以通過城市建設提升房地產業發展的環境,從而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為地方官員升遷提供政績。于是,9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反復通過國債來進行的基本建設都無法發動的地方政府建設投資,在房地產行業發展的背景下,重新被啟動。
  其次,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推動了上游產業和周邊產業的發展和投資的增長。這不僅僅包括建材、水泥、裝修業、鋼鐵業、電解鋁和氧化鋁等行業,甚至進一步推動了更上游的電力、煤炭等行業的發展和投資。不僅僅如此,周邊高度相關的石化工業也得到推動。于是,中國以國有壟斷型企業為主體的基礎行業出現了普遍的擴張,價格出現了飛漲。
  再次,房地產上游產業產品價格的上漲使得處在全面競爭的下游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工業出現了困境,利益空間被極大壓縮。這是由于,基礎行業基本是國家壟斷資本,而這一領域的漲價在下游勞動密集型行業那里,由于高度競爭和市場過剩,原料和能源的漲價并不能通過漲價而轉移到消費者那里,只能自己進行艱難的消化。這使得中國的中小資本在跨國壟斷資本和國內國家壟斷資本,也就是官僚壟斷資本的雙重夾擊下,受到了極大的抑制。這就促使他們的社會、政治態度會悄然出現細微變化。
  最后,房地產業的發展,使得面臨全面過剩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資本,突然發現了新的金礦,導致房地產泡沫被不斷放大。大量在勞動密集型行業積累起來的資金進入房地產業,使得房地產業的投資開始不斷增長,在股市已經長期衰落的情況下,以房地產進行投資的個人投資者也開始不斷增長。其中活躍在各地的炒房者和所謂溫州炒房團就是這個背景。于是,投資以致投機資金的涌入,逐漸成為房地產行業發展的主要動力,房地產行業被不斷推高,價格暴漲,但越來越脫離老百姓收入增長的基本面。
  以上,實際上就是這一輪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和經濟后果。但是,這樣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嚴重的后果:中央政府宏觀調控從此陷入兩難。
  如果中央政府大幅度提高利率,進而抑制房地產消費需求,那么房地產行業就可能崩盤,從而擴大到相關行業和整個社會,便會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
  即便不出現這種極端的情況,一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由于國外勞動密集型產品已經飽和并且日用品需求增長潛力很小,而中國國內由于兩極分化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將更加嚴峻,產業升級由于技術積累不足和高技術行業基本已經被國外控制,中國的經濟增長將難以為繼。那么接下去,將是大規模的社會動蕩,中國和中華民族將可能萬劫不復。
  對于銀行來說,大幅度提高利率將可能導致房地產需求的大量萎縮和銀行壞帳的大量產生,這將極大的打擊中國銀行業,甚至導致在2006年以后中國金融危機的產生,并引發進一步的社會和政治動蕩。
  即便不出現上述最壞的情況,由于2004—2006年前后處在中國銀行業改革的關鍵階段,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后銀行業壞帳的大量產生,還將可能葬送中國銀行業改革,或者中國銀行業將以極低的價格被跨國金融集團掌控。那時,中國的經濟命脈將被外國人掌握,中國將徹底被殖民化,中國拉美化的圖景就會完成。由于中國的資源遠沒有拉美國家豐富,難以在拉美化的情況下保證大多數人的生存,中國拉美化的結果必然是更大范圍和規模的動蕩。
  但如果中央政府不大幅度提高利率,那么在負利率的情況下,房地產的需求將無法抑制,房地產泡沫將越吹越大,在破滅之日,也同樣是中國經濟困境和進一步的政治社會困境出現之日。
  實際上,2004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提高貸款利率0.27個百分點的舉措就是這種左右為難心態的真實體現:一方面看到房地產的泡沫不能越吹越大,繼續下去遲早將出現災難性的后果;但另一方方面又不敢大幅度提高利率,因為房地產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一旦下滑,中國經濟也將萬劫不復。
  離開房地產行業來看,2004年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第三年,入世前三年由于還存在過渡期的保護,而且跨國公司的擴張和布點還需要一個過程,中國各個產業受到的沖擊還不大;而國外又向中國敞開了能敞開的大門,使得這三年中國進出口增長幅度每年都達30%以上,可以說已經充分享受入世的好處。
  由于中國進出口在2004年已經超過1.15萬億美元,占GDP已經達到70%(世界各主要大國一般在約20%左右以內),國外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中國可以占領的已經基本占領,所以2005年以后中國進出口再繼續高增長的潛力已經不大,但風險卻隨著保護期結束、跨國公司完成布點開始正常經營和熟悉中國市場而越來越大,加入世貿組織的壞處將越來越明顯。
  
  綜上,從2005年到2006年,中國的經濟必然水落石出: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有力措施收緊,中國經濟的泡沫最晚將在2006年前后破滅;如果中國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政策,那么經濟高增長也將在2005年停止并基本上無法再次啟動。而外向型的增長動力,從橫向來說,已經隨著中國對東南亞、拉美等第三世界原先所占有的世界市場的替代逐漸衰竭;從縱向來說,由于中國不掌握美國IT業和德日裝備工業和重化工業的核心技術,也無法進行進口替代或者占領歐洲的世界市場。因此,中國經濟即將出現的,將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階段。
  
  從2006年前后到2010年,中國社會將進入高危時期
  從政治上看,保守政策可能全面削弱黨的基礎。
  16大之后,第四代采取了一系列的新的姿態和政策微調:作出親民姿態;提出科學發展觀、提出三為、提出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同時把三農作為中央一號檔,意欲逐步取消農業稅和農林特產稅,對農業進行直接補貼等等;重視輿論和社會呼聲,采取相對寬容的輿論控制,取消收容制度并處置了一大批省部級貪官和重大事故責任人;對臺政策轉為比較強硬,開始備戰并明確不對陳水扁抱幻想。等等。
  以上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說是左右逢源,民族主義者、左右翼和底層老百姓各自從自己的關注點中都找到了符合自己要求和主張的內容,普遍產生了一種久違的期待和熱望,“新政”之說流行。
  但是,在十六屆三種全會前后,第四代出乎意料的全面接班,并完全鞏固了自己權力,黨內高層以干部子弟為背景的力量成為中堅。
  干部子弟這個群體由于其成長背景和現實中的利益,他們的基本政治傾向可以概括為保守派:維持黨的領導和傳統意識形態;通過加強黨的領導來解決政治社會穩定,進行緩慢的社會改革,但回避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對于已經不可收拾的國企爛攤子,無奈被迫采取中小企放手私有化、大型國企保持國有或國有控股的政策主張,但反對把國企完全私有化,而主張保留國家(官僚)資本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力和控制力。
  在2004年年中以后,考慮到16屆3中全會即將召開,按照中國的一貫先例,總是要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一般要對各種不穩定因素進行整肅;同時考慮到實際上第四代的權力已經基本鞏固,穩定局面已經形成,我們看到了一系列的整肅:
  對于民間以反日保釣為主的民族主義力量,它從以前的默許轉為開始大規模的打壓,封了其“愛 盟 網”、禁止其出海并阻止其在各地的活動;對于右翼力量,它旗幟鮮明的提出了反對自由主義的主張,在中國社科院組織力量和文章進行批判和反擊,黨報也刊文進行了批判,處理了焦 國 標等出頭者;左翼則對各地的左翼人士進行整肅和彈壓,在東北、中原、華東、華北等地對一系列人都進行了處理;對于整個社會輿論,它在掃黃的旗幟下關閉了一大批民間網站,并開始嚴格控制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
  于是,自2004年年中之后,第四代“左右開弓”(不是“左轉”)的政策取向已經明顯。
  與此同時,從2002年開始的經濟高漲,對于中國勞動密集型中小資本而言,卻很難說是個好機會。由于基礎原料,如電力、鋼鐵、煤炭、油料、糧食等的價格上漲,但產成品因為高度競爭價格無法上漲,中小資本的利潤空間被壓縮。在宏觀調控信貸收緊的情況下,中小資本又被卡住了資金的脖子,在農產品價格上漲、農民做工機會成本上升并進而要求更高收入的情況下,廉價農民工的供應又受限,因此中小資本從2004年宏觀調控不斷收緊的情況下,處境日益不利,對于政府政策的抱怨日益增多。可以說,從2002年開始的經濟高速增長基本是一場大資本的盛宴,但中小資本卻日益陷于不利地位,中國所謂經濟增長的好處集中的落到了中國國家壟斷資本和跨國資本手中。
  第四代這樣一條似乎非左非右的持中穩妥路線,由于加強控制,開始讓右翼不滿;對于民族主義和左翼而言,彈壓也讓其逐漸失望——更為重要的是,民族主義者富國強兵的愿望,由于中國高技術領域在跨國資本的擠壓下全面失敗而逐漸落空,左翼維護底層的立場,在今天的權力格局和分配模式下,根本不會有根本的改變,甚至是加速分化的趨勢也不會改變。因此,保守的政策可能全面削弱黨的基礎。
  但是,對于中國社會而言,2006—2010年是至關重要的:
  2005年世界經濟可能面臨下滑的壓力,中國已經過分倚重外貿的增長將難以為繼;2006—2008年是陳水扁宣布制憲和完全實施臺獨的關鍵時期(從選舉槍擊案看,陳是一個有決心和意志力的人);2006以后中國將基本結束入世保護,向跨國壟斷資本逐漸完全敞開大門,入世的好處將逐漸用盡,副作用逐漸開始顯現;2005—2006年,中國經濟改革積累了近三十年、但關鍵問題一直被回避的改革將接近尾聲;大部分人認識到“左右開弓”政策的后果后,將可能加劇中國的政治力量分化。

  在此之后,所有長期積累的經濟、政治、社會矛盾和不滿集中爆發的可能將日益突出,于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將面臨一個新的時代。

  2004-12-11,2005年一月改


『關天茶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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