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如何加強黨執政能力建設有關問題的思考
陳寒鳴 陳春鳴
摘要: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是份綱領性文件。而要將這文件精神落到實處,就必須在夯實黨執政的思想基礎、經濟基礎、階級基礎、群眾基礎等上狠下功夫。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執政的根本前提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明確認識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我們為誰執政,執的是什么政,也就是說,我們執掌的政權的性質是什么?這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前提。應該明確,我們執掌的是社會主義的政權,加強執政能力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是代表和反映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制度。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們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不是抽象地、一般地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而是講黨要牢固地為社會主義掌好權、執好政。對于共產黨來說,離開了社會主義,執政地位就會喪失;或者即使執政,也違背了原來的意義,再談論加強執政能力就是另一種涵義上的事了。
然而,有的黨員、干部對為誰執政、為什么執政這個問題淡漠了,仿佛只要能夠掌握住政權就可以了,至于什么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似乎不必過問了。他們對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奪取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的行為,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取消人民民主專政、實行西方式的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的主張,對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和理論在我國的泛濫、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的情況,一概漠然視之,無動于衷。他們認為,只要掌握了領導權,只要掌握了警察和軍隊等國家機器,執政地位就是穩固的,至于這個政權是什么性質的,可以置之不理。戈爾巴喬夫曾經設想,在蘇聯取消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以后,以他為總書記的蘇聯共產黨還能執政。實際上,一旦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共產黨不僅不能執政,反而落得被解散的下場。退一步講,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共產黨保住了執政地位,這個黨也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共產黨了,因為不愿為社會主義掌權的黨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不能叫做共產黨。
馬克思主義是黨執政的思想基礎
在任何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盡管不同階級有不同的思想,但總是在經濟上、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的思想居于主導地位,也就是說指導思想總是一元的。統治階級都利用一元化的指導思想來為鞏固自己的政權服務,決不允許指導思想出現多元化。美國一貫標榜思想自由,然而一旦出現某種思想危及資產階級統治的情況,就立刻撕下“自由”的假面具,露出赤裸裸的資產階級專政的面目。例如,美國法典第18篇第2385條規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動、勸說或講授推翻或摧毀美國政府的行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發表、傳遞、出售、分發或公開展出任何書寫品或印刷品,都要處20年徒刑或2萬美元罰款,或者兩者并罰。”美國共產黨黨綱上出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字樣,其領導人就因此而身陷囹圄。所以,指導思想多元化是任何國家都不存在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基礎,決不允許搞指導思想多元化。有人鼓吹的所謂指導思想多元化,其目的也不是真的要實現什么“多元化”,而是要求資產階級思想合法存在,并讓它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消解社會主義的主流思想,抽掉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支柱,進而瓦解社會主義制度。
蘇聯共產黨丟失政權并頃刻瓦解,社會主義制度迅速崩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上理論上出了問題。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意識形態是突破口。從赫魯曉夫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到戈爾巴喬夫公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前后經過30多年時間,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導致黨內、社會上思想混亂,思想政治上徹底解除武裝,這個教訓是深刻的。在這方面,我們也存在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著重批判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錯誤傾向,經過多年的工作,這種教條主義的影響已日漸式微,這是解放思想的偉大成果。但是,應該看到,黨內、社會上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迷信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反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鼓吹指導思想多元化的有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有之;任意修改、隨意曲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馬克思主義搞得面目全非的有之。漠視甚或公然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當前意識形態領域中需要十分重視的傾向問題,絕不是細枝末節。對此,我們應當有清醒的認識。
公有制經濟是黨執政的經濟基礎
黨要長期執政,必須不斷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換句話說,必須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鞏固和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道理。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的,只有不斷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我們的政權才是穩固的,黨的執政地位才是鞏固的。這就是我們堅決反對對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私有化的根本原因。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對國有企業的改革,“我們要積極開拓,勇于進取,但決不搞私有化。這是一條大原則,決不能動搖。”如果“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在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同時,還需要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但是,應該看到,決定我們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也是公有制經濟。沒有了公有制經濟,或者公有制經濟喪失了主體地位,上層建筑會相應發生變化。那時,政權就要靠私有制來養活,就不得不為私有制經濟服務了。
然而,我們相當一批干部對此缺乏清醒的認識。他們對“兩個毫不動搖”的態度是不平衡的,他們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熱情非常高,千方百計地給予扶植,提供種種優惠;而對發展公有制經濟則不感興趣,有的地方公開要求限時出賣國有企業,把消滅國有企業作為自己的政績,刮起了一股賣國有企業的歪風。如果不糾正這種思想和做法,讓它發展下去,用不了多久,這個地區政權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一個一個地區這樣變了,全國就危險了。
工人階級是黨執政的階級基礎
任何政黨都是有階級性的,都是一定階級利益的代表,都有自己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階級基礎。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確定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按照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要求來建設自己、鞏固自己、加強自己。工人階級始終是我們黨最堅實的階級基礎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始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中國共產黨永葆先進性的基本前提。因此,我們制定政策、處理問題,都應該從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我們執行政策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一點不能絲毫動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有的干部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淡漠了,他們站在私營企業主一邊考慮問題,替私營企業主謀利益而不惜犧牲工人階級,為了個人私利而“傍大款”的現象屢見不鮮。有的經濟學家更是拿了私營企業主的錢,宣揚“富人有錢是因為他聰明,窮人沒錢是因為他笨”這一類掩蓋剝削、誣蔑工人階級的無恥讕言,這種言論在媒體上一度比比皆是。據調查,改革開放以來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社會地位都有所下降。對于這種情況,如果不及時糾正和制止,聽任其蔓延,我們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就會失去他們的支持,從而失去自己的階級基礎。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執政黨需要從當前實際情況出發協調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關系,需要滿足各個階級、階層的合理的、合法的利益。這是執政黨管理全社會的公共功能,這種管理能力是黨的執政能力的“公共部分”。但是,政黨是階級的代表;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政權的公共功能是服從于、服務于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的。不能離開了黨的工人階級性質,離開了實現共產主義這一最終目標,把黨的執政能力籠統地、一般地理解為管理社會的能力。
黨領導下的全國各族人民是黨執政的群眾基礎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就要求我們黨在增強階級基礎的同時,必須不斷擴大自己的群眾基礎。黨的群眾基礎,就是以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包括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農民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基礎,也是我們黨的主要群眾基礎。但黨的群眾基礎不限于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因而也是我們黨執政的群眾基礎。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前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新的社會階層在內的全體人民共同的奮斗目標。但是,不同階級、階層還有自己的獨特的利益,因而相互之間還會發生矛盾。例如,私營企業主是靠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而發財致富的,他們和工人之間不可能不發生矛盾。私有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在政治上提出要求,這種要求往往會與社會主義制度發生沖突。這就要求我們黨在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時,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明確依靠對象和團結對象,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前提下,正確處理與私營企業主階層的關系,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把全民族全社會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的理想和目標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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