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網訊　“教育產業化”這個曾經在中國風靡一時的口號，在今年成為眾矢之的。有兩個嚴重的事件使民間對教育產業化的批評達到了高潮：

　　二○○四年夏天，無數人把目光投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們不明白，為什么一張入學通知書竟然要用數萬元人民幣來換取。“北航招生丑聞”案發不久，人們又失望地發現，原來如此操作的遠不止北航一家。

　　五月份，國家審計署刮起的“審計風暴”，對南京、杭州、珠海、廊坊四個城市的“大學城”的開發建設情況進行了審計調查，隨即發現兩大問題：一是違規審批和非法圈占土地問題突出，二是“大學城”建設貸款規模過大，存在償貸風險。

　　有人認為，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都是教育產業化惹的禍”。九月二日，新學期開學之即，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接受采訪時明確表示：“教育部歷來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了，就毀掉教育事業了”。這一表態再次引起輿論強烈反響。

　　這番話被媒體解讀為“標志中國教育改革風向轉變”的一個信號。事實上，這已經不是中國官方第一次表示反對教育產業化了。在八月份舉行的第二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教育部另一位副部長吳啟迪就指出，教育部從未把“教育產業化”作為國家政策。而在今年初，教育部部長周濟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上已強調：“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提出教育要產業化。教育具有公共屬性和公益性，這是教育的本質屬性。”三位教育部高官對“教育產業化”的否定，讓這個一度被奉為“神話”的口號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笑話”。

　　“教育產業化”的提法始于一九九八年。當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靠外貿拉動的經驗受到了挑戰，于是有經濟學者獻策：以教育產業拉動內需。因為教育收費將是促進國民消費的好辦法，中國人向來是即使節衣縮食，也不會在孩子的教育上省錢。

　　從一九九九年開始，中國的高等教育經歷了一場跨越式發展。到二○○四年，中國各類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四百二十萬人，是一九九八年的四倍，高等教育在校生規模超過了兩千萬人，毛入學率也已經超過了百分之十九。按照美國社會學家馬丁·特羅的“高等教育發展三階段”理論，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階段。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創辦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

　　但是，中國高等教育迅猛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許多難題。其中最突出的是高校大規模擴招帶來的高收費已經成為貧困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十一月，張保慶在西安舉行的高教工作研討會上疾呼：“高校的收費不能再提高了”，大學不能辦成誰有錢誰就能上的學校，這不是共產黨國家的教育。

　　從今年秋季起，中國開始推行新的助學貸款政策，按照“方便貸款、防范風險”的原則，建立國家助學貸款風險補償機制，進一步理順國家、高校、學生和銀行之間的經濟關系，以確保二百四十萬貧困家庭學生能夠順利完成學業。在剛剛結束的教育部年度工作會議上，周濟再次強調，要努力促進教育公平，切實落實對貧困家庭學生的資助和扶持政策。

　　有學者認為，發展教育產業并沒有錯，錯就錯在“化”字。中國教育主管部門的基本態度是：承認教育具有產業屬性，尤其是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留學教育等。但從維護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發，反對提“教育產業化”。

　　要撫平教育產業化留下的傷痕，中國政府就必須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為此，周濟表示，二○○二年全國教育經費已經超過五千四百億元，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三千四百多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點四一，是一九八九年開始對此項指標監測以來的最高水平。中國政府在教育經費投入方面的目標是：爭取在較短時間內實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百分之四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