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略論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
作者：李世安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摘 要:著名國際問題專家、英國科學院院士、英國社會科學聯合委員會委員、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系系主任巴里·布贊教授和理查德·利特爾教授合著的國際關系研究的理論力作《世界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的再重建》出版后,引發了對目前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和對“主權”和“平等”等基本準則的爭論。本文認為歷史變化推動國際關系的發展;由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規定的處理國際關系的“主權”和“平等”原則沒有過時;全球化不等于美國化。
關鍵詞:歷史學;國際關系;主權;平等;全球化
著名國際問題專家、英國科學院院士、英國社會科學聯合委員會委員、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系系主任巴里·布贊(Barry Buzan)教授和理查德·利特爾(Richard Little)教授合著的國際關系研究的理論力作《世界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的再重建》(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問世后,在學術界引起很大的反響,受到高度評價。
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劉德斌教授認為這本著作“通過對威斯特伐利亞‘情結’的成功超越,重新詮釋了國際體系在一個宏觀和久遠的世界歷史背景中的演變,從而構建了一個新的國際關系研究的框架”。劉教授還贊揚“巴里·布贊的世界歷史視野和多元論的方法論體系向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體系提出了根本的挑戰,同時也給中國學者帶來了諸多啟迪”。[1](P17)
事實上,布贊教授的這本著作,除了論述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的關系,構建了一個研究國際關系的新的理論框架外,還討論、提出或引發了許多重要的發人深省的理論問題。因此,這本著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有必要對其中的一些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
一、歷史變化推動國際關系的發展
布贊教授提出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歷史學和國際關系學的關系問題。
歷史學研究的范疇極其廣泛,包括對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外交等等領域的研究。反過來,國際關系學的研究,也包括了上述范圍,他們之間的研究是交叉的。然而國際關系學的特點,決定了政治史和外交史是國際關系的重點研究對象。離開了對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
但是長期以來,中國的歷史研究深受美國的“新史學”和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不重視在國際關系的研究中對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并把政治史、外交史與國際關系史的研究割裂開來。
美國的“新史學”和年鑒學派提倡總體史觀,批判傳統的政治史概念,反對敘述史,反對把歷史“局限”在政治史的范圍。它們的這種理論,有其歷史的進步作用,推動了專門史的研究,強調了論證的歷史研究方法。但是由于它們對研究政治史的忽視,對敘述史的貶低,對基于史料研究的客觀主義研究方法的輕視,對歷史研究和國際關系的研究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年鑒學派特別否定寫純粹的民族國家的政治活動和外交史,把民族國家的歷史與國際關系的研究割裂開來,造成在歷史研究中對國際關系研究不重視的后果。再加上年鑒學派強調寫專門史,主張把歷史分成各種專門史進行研究,使得歷史研究中的國際關系問題向專門史的方向發展,于是歷史研究和國際關系的研究脫節的現象更為嚴重。[2]
受年鑒學派的影響,歷史編撰學和史學理論的研究,也出現了與國際關系研究分裂的現象。在歷史編撰和史學理論研究過程中,不重視對國際關系的研究,較少收集國際關系的研究成果,很少研究國際關系方面的理論。這種狀況嚴重削弱了歷史學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作用。
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年鑒學派新一代的學者們認識到寫政治史的重要性,并回歸到了寫敘述史和政治史的立場。但是年鑒學派造成的惡劣影響,特別是造成歷史研究和國際關系研究脫節的現象,并沒有得到完全的糾正。
歷史研究是國際關系研究的基礎。歷史的變化,推動國際關系的發展。在不同歷史時期(或歷史時段),由于歷史的潮流、內容和特點不同,引起國際關系發展變化的原因也就不同。不深入研究歷史的背景和引起歷史變化的動因,就不能說明國際關系的發展變化。
人類社會形成后,文明程度不高,處于相互隔絕或相對隔絕狀況,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還不深刻。為了生存,他們就用各種手段向外擴張,戰爭和暴力是最常見的手段。尋求人力、物力和生存空間是當時的時代特點。各國各地區的統治者紛紛向外擴張。除了軍事征服外,各國各地區也曾試圖進行長距離的貿易、探險和傳播宗教的活動。世界上的大小國家,都派出各種使團,出訪附近的國家和地區。這些使團,有時采取軍事和貿易聯盟的形式,交換禮物或收集情報。有時也采取互訪、聯姻或納貢等形式。這一時期人類的交往,是與當時生產力落后的狀態相適應的。
當人類從中世紀進入近代后,時代的基礎、內容和特點都發生了變化。近代國際關系的內容和特點也就隨之發生變化。這一時期科學革命結出了碩果,誕生了近代社會的科學基礎牛頓物理學。牛頓物理學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由原子組成,原子是不可分的。因此應該認識自然,按自然規律辦事。牛頓物理學在哲學上的反映,就是資本主義的理性思想,表現為啟蒙主義、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等內容。這些思想認為資本主義是合理的,因而是永存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成了這一時期的歷史基本內容。
由于時代的基礎、內容和特點都發生了變化,近代國際關系的內容和特點也就隨之發生變化。為了滿足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需要,西歐開始了航海探索和地理大發現的努力,各國為爭奪海外殖民地、爭奪海外市場、建立民族國家、實現國家的統一、捍衛國家的利益等等,進行了激烈的斗爭。斗爭的形式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情報、間諜以及宗教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爭奪,近代國際關系的發展適應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要求。
而當世界進入近代晚期后,歷史的內容開始發生變化。牛頓物理學已經不能適應歷史的發展,理性思想受到人們的質疑,非理性思想迅速發展,西方文明面臨危機,人類需要新的思想,需要革命和改革。愛因斯坦相對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愛因斯坦相對論認為時間和空間等都是相對的,世界是動蕩的、革命的和變化的。相對論在哲學上的反映,是浪漫主義、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存在主義等等思想。相對論較好地反映了現代動蕩和激烈變化的時代特征,反映了人類文明面臨的危機和對未來的憂慮,否認了資本主義是永恒不變、適應了歷史發展的需要,成為現代歷史的科學基礎。
這一歷史時期,產生了壟斷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進行了自我調整,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社會主義歷經興衰,世界充滿了革命、戰爭和恐怖。因此國際關系的發展更為動蕩和復雜。世界分為不同的集團,結成了條約組織,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經歷了冷戰和“反恐”戰爭,結成了地區性政治、經濟和軍事組織等等。國際關系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領域的發展,呈現非常復雜紛繁的局面。但是這些斗爭中,各國捍衛和謀求國家利益的斗爭,是高于一切的斗爭。這一時期的國際關系也適應了歷史的發展。
然而目前學術界對國際關系的研究,并沒有很好地揭示引起近現代國際關系發生變化的上述歷史背景和歷史潮流,沒有充分強調處理國際關系時“國家主權和平等”原則存在的歷史必然性,因此缺乏對國際關系的歷史解釋。這樣,在對國際關系的研究中,就必然會產生“既不能解釋過去,也不能預測未來的窘境”[1](P17)。
布贊教授的著作《世界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的再重建》,很好地回答了這一問題。他建議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角度,去研究國際關系,從宏觀和久遠的歷史視野,把歐洲以外和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前的人類歷史,包含進國際關系的研究中去。布贊教授還研究了世界歷史與國際體系的關系,將世界歷史與國際體系結合在一起,通過對以國際體系為主線的世界歷史的深入考察,構建了一種新的國際關系的理論框架,為新世紀國際關系的研究提出了一種新的方法,為國際關系的研究做出了創新和貢獻。
二、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是否過時的問題
布贊教授提到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是對《威斯伐利亞和約》的作用和地位的評價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見仁見智,結論不一,值得討論。
布贊教授把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規定的國際關系準則,稱為威斯特伐利亞“情結”,并認為它是狹隘的,“這樣一種經常用于標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后歐洲國家體系開始的方法,發揮著一種‘威斯特伐利亞束身衣’的作用。”[1](P19)當然由此而產生的推論必然是“隨著冷戰的結束,隨著國家間關系的發展變化(合作愈益成為大國關系的主導方式,沖突特別是戰爭的可能性大大減少),隨著非國家行為體數量上的增多和功能性上的增強,基于威斯特法利亞模式的解讀已經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1](P21)
布贊教授的這一觀點事實上構成了對現有的相關國際關系學和歷史學理論的挑戰:“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近代國際關系的奠基條約,它所規定的原則,一直是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冷戰結束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原則究竟是否過時,是否還適用于當代國際關系的發展?在當前國際關系的研究中,是否存在“威斯特伐利亞緊身衣”?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近代歷史發生轉折的產物。
歷史變化的根本原因,是生產方式的改變。生產方式的改變,引起了社會、經濟以及國際關系等等的改變。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為許多西方學者所接受。例如美國學者坎迪斯·高夫爾(Candice Goucher)、查爾斯·萊昆(Charles Leguin)和林達·沃爾頓(Linda Walton)等人的著作《全球史中的主題:均衡》(In the Balance:Themes in Global History, Mcgraw Hill Companies, 1998)中,就持這種觀點。
人類從中世紀進入近代,就是因為人類從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發展到以機器生產為主的生產方式。這種變化,帶來了人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變化,也帶來了國際關系的深刻變化。
資本主義工業化要求建立民族國家,以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因此資本主義工業化和民族國家的建立是相輔相成的。在資本主義工業化和近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近代國際關系不再是王朝國家或者地區之間的關系,而是以全球市場為背景的國家之間或國家集團之間的關系。為了發展資本主義,歐洲需要尋找市場和殖民地,向外擴張。因此近代國際關系服務于近代資本主義工業革命。
而近代民族革命也是國際關系的重要內容。從文藝復興開始,基督教普世主義受到批判,民族主義開始生長。到19世紀,民族主義成為歐洲社會的精神支配力量。
在法國大革命中,產生了兩個民族主義的重要思想:第一,人民擁有無限的主權;第二,國家是人民的聯合體,人民對國家的忠誠取代了人民對國王、地主、教會或者行會等等的忠誠。這種思想促進了各國爭取獨立、主權和平等的斗爭。此后西歐進步思想家在考察人民的語言、文學和民俗時,喚醒了各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感情。
到20世紀初,歐洲自由主義者成為了民族主義的主要領袖和支持者。他們把爭取民族權利的斗爭和從外國統治下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看成是爭取個人權利斗爭的外延。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者認為,在民族和人民主權原則,由獨立國家組成的歐洲,將會創造出兄弟般的國家關系。同時,由于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展,民族主義又成為亞非拉國家爭取自由和解放的旗幟。
在近現代,無論歐洲歷史還是世界歷史,都離不開民族主義力量的推動。例如西歐各國在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相互兼并,連橫合縱,充滿了戰爭和陰謀。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先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和中央集權,發展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在強有力的國家力量支持下,這兩個彈丸小國率先開始海外探索和成功地進行了地理大發現和殖民擴張。英國經過紅白玫瑰戰爭,奠定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荷蘭從西班牙獨立;法國在路易十四領導下,成為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它們也就有力量對外進行侵略和擴張。
荷蘭、英國、法國的興起,使大西洋經濟圈的建立,從而使全球經濟的建立成為可能。而圍繞大西洋經濟圈和全球市場的建立,歐洲國家之間卻充滿矛盾和斗爭。這些矛盾和斗爭使國際關系呈現出復雜紛繁的局面。
由于國際關系的復雜化,從一開始西方國家就認識到,必須規范國際秩序,而為了規范新的國際秩序,需要一種游戲規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應運而生。
“三十年戰爭”結束后,西方國家在1648年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和約的基本內容包括:承認歐洲領土的變更和德意志國家體制,確立了建立在主權、平等和領土完整基礎上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因此,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奠定了近代國際關系的格局,確定了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關系準則。
雖然在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后,歐洲仍然充滿戰爭。但是這些戰爭,許多都是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法國的大陸爭霸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俄國的擴張戰爭、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普法戰爭、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20世紀的許多戰爭無不與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獨立運動有關。但是無論戰爭的結果怎樣,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定的國際關系原則都沒有變化。無論各國從戰爭中撈到多少好處,在表面上它們都信誓旦旦地忠于主權和平等的原則。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之后,為了解決各國之間的矛盾和爭端,建立一個相對合理的世界秩序,人們又簽訂了許多和約、條約,建立了各種體系和國際組織,包括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雅爾塔體系等,并建立了聯合國。但是這些體系和國際組織的基本原則,都沒有超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規定的國家主權和平等的范圍。因此,近現代國際關系的發展并沒有超越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原則的內容,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近現代國際關系的奠基石,完全適應近現代國際關系的發展,并不是所謂的“緊身衣”。
三、全球化、主權和平等問題
國際關系是以國家和國家主權的存在為基礎的,沒有國家和國家主權,就沒有國際關系。在最近20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國際信息、貿易、生產和市場一體化的步伐加快。這些發展,必然會影響到國際關系的變化。
不同的階級和不同社會地位的人,以及不同國際地位的民族和國家,對全球化含義的解釋并不一致,對全球化與國際關系的關系上的看法也不相同。有的人認為,全球化僅僅是全球經濟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的加深,而有的人則認為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
一方面,全球化反映了世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運動。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化的理解,是把它看成發展本國經濟的一個過程。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接受全球化這個概念,只是希望建立一個有利于自己經濟發展的全球市場,而不是想把本國變成西方國家的附屬國家,它們并不希望世界發展成為一個模式。就連歐洲等西方國家也希望在經濟全球化中,發展本國經濟,擺脫依賴美國的狀況。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反映了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的、以實現全球少數人利益和價值觀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征服整個世界的現象和過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說的“全球化是美國統治的另一種說法”,就是這種思想的代表。[3]
經濟全球化無疑對當今國際關系發生著重大影響。但是經濟全球化絕不等于美國化。利用經濟全球化實現美國化的企圖,只是美國一廂情愿的想法,必然會遭到世界其他國家的反對而失敗。
從歷史上看,全球化是一個緩慢和復雜的過程,它早在古代就已開始,只不過最近20年步伐加快而已。在形成世界經濟的過程中,國際關系就從來沒有“一體化”過,主權和平等一直是國際關系的準則。
全球化不僅會引起西方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而且也會引起西方國家之間在經濟、政治和國家利益等方面的沖突和矛盾。為了捍衛各國的國家利益,各國人民都需要在處理國際關系中,執行“主權和平等”的原則。
從1400年到1700年,歐洲人發現了新大陸和通往印度這個富庶的東方貿易中心的道路,征服了美洲,并在美洲殖民,剝削著印度。在這一時期,不同文明發生了碰撞,戰爭和外交活動頻繁,貿易日益擴大,社會和文化交流加快,亞非拉各國的主權和平等受到踐踏。
從17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全球經濟以一種更為殘酷的方式發展。歐洲人為剝削世界和瓜分世界,用各種血腥的手段,進行了一系列的戰爭,征服其他國家的領土,建立殖民地。但是被侵略的國家和人民并沒有屈服于西方的統治,被壓迫國家人民維護國家主權的斗爭從未停止過。美洲人民、印度人民和世界上其他地區被剝削的人民為了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舉行了無數次起義,進行了長期英勇斗爭。在這一時期的國際關系中,西方國家內被壓迫的國家為了獨立、主權和平等,也進行了英勇斗爭。例如美國高舉著獨立的旗幟,進行了獨立戰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亞非拉國家和人民的民族意識覺醒,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為了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進行了英勇和卓有成效的斗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冷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步幅加快。不過雖然經濟一體化增加了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但是各國經濟仍在獨立發展。在政治上,各國都努力保持國家的獨立和主權。這可從民族和民族國家之間在宗教問題、能源問題、國際間諜活動、裁軍和軍備競賽、環保問題和國際恐怖活動等問題上的斗爭中看出。
在歷史上,宗教作為影響國際關系發展的因素,表現非常突出。不過在冷戰時期,宗教沖突被東西方沖突所掩蓋。然而冷戰結束后,宗教沖突再度突出。西方認為伊斯蘭教,特別是原教旨主義教派,“威脅著世界的安全”,因此要大加討伐。但是在實踐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并不是從整體上反對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國家,而是只反對不聽美國和西方指揮的國家。
在能源問題上,由于石油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因此各國競相采取各種手段,以獲得或者確保石油資源。美國為了獲得中東的石油,發動了海灣戰爭和侵略伊拉克的戰爭。
在國際間諜問題上,冷戰結束后,各國的間諜活動并沒有減少,反而更為頻繁。由于高科技的發展,間諜活動的手段和有效性,在許多方面大大超過了冷戰時期,成為影響國際關系發展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冷戰結束后,軍備競賽并沒有停止。美國大叫防止“核擴散”,不準其他國家發展核武器,但是美國卻在大力發展“導彈防御體系”。
環保問題是一個國際性問題,但是它也帶有明顯的民族國家斗爭的性質,影響著國際關系的發展例如在有害氣體的排放問題上,美國不肯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不愿承擔相應的環保義務,體現了美國自私自利的民族政策。
至于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更涉及許多國家,直接影響到國際關系的發展。震驚世界的“9.11”事件,不僅僅影響只美國一國的發展,它給國際關系帶來的沖擊,后果是難以估量的。國際恐怖主義的根源是貧困和帝國主義對不發達國家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只有消除貧困、剝削和壓迫,才可能消除恐怖主義。要做到這點,國家無論大小,都要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和平等。
所有上述影響國際關系發展的因素,都沒有超越以民族國家作為基本單位的范圍。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作為基本單位,仍然是經濟發展的領導者。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僅靠市場的力量是不夠的,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因此各國政府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在加強。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地區經濟在迅速發展。但是各地區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基于合作,而不是強迫。地區經濟的發展,并不都會導致政治一體化。
經濟一體化是地區經濟發展的有力手段,但是要實現政治一體化卻是困難重重。歐盟的歷史已經證明這一點。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美國、西歐和日本矛盾重重,貿易戰不斷。各國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保護措施和反傾銷措施等等。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經濟,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捍衛國家的利益。這些情況充分說明,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主權國家并不可能聯合成一個國家,獨立國家并不會消失。
既然有國家存在,國際關系就要有一個準則。以目前的情況看,在全球化進程中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仍然是要尊重各國國家主權,主權國家無論大小,在國際事務中都處于平等地位。
全球化必然會導致國際關系的新體系出現。但是由于世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這種體系不可能是由一個國家控制的或“一體化”的單極體系,而應當是多極的尊重各國主權和平等的世界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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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新.從“實證”到“年鑒”——論西方史學的現代轉型[J].南寧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2):49.
[3]石太林.“世界歷史”進程與全球化[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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