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指出：“托洛茨基在馬克思主義的任何一個重要問題上，都從來沒有過堅定的意見，只要看見有什么意見分歧發生，就馬上‘鉆空子’，奔走雙方之間。”（《論民族自決權》，《列寧全集》第20號第449頁）

　　這是托洛茨基前期機會主義活動的特點。從一九〇三年起，他象變色龍一樣，動搖于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多次進行反黨活動。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反革命兩面派的手法掩蓋不了托洛茨基的反動本質。

　　一九〇三年七月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標志著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在俄國的建立。在討論黨章第一條時，列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原則，主張黨員必須參加黨的組織，而托洛茨基卻站在孟什維克一邊，反對列寧，認為黨員可以不必參加黨的組織，只要在黨的機關監督下工作就可以了。實際上是主張建立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類型的組織松散的黨。

　　一九〇五年俄國爆發了反對沙皇專制制度、反對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托洛茨基剽竊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第一次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謂“不斷革命”論。

　　他認為在俄國革命中，“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7頁）。

　　他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6頁）的口號。

　　列寧批判了這種荒唐的“不斷革命”論。他指出，托洛茨基的這種理論是把不同的歷史時期混淆起來。

　　列寧認為：當時，俄國雖然已經是帝國主義國家，但是還存在著封建農奴制度的嚴重殘余和沙皇專制制度的統治。廣大人民首先迫切要求消滅封建主義、推翻專制制度。因此革命應該分為兩步走，第一步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在民主革命中，由于工人階級占人口中的少數，它只有和廣大農民群眾結成聯盟，孤立資產階級，才能推翻沙皇政府，取得革命的勝利。“不斷革命”論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企圖“跳過尚未結束的農民運動”，要工人單槍匹馬去奪取政權，把奪取政權當作“兒戲”（列寧：《論策略書》，《列寧全集》第24卷第29頁）。

　　這一方面是否定無產階級有領導農民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否定農民的革命作用和工農聯盟的歷史必然性，其結果必然把農民推到資產階級一邊，而使革命遭到失敗。

　　這和孟什維克的民主革命必須由資產階級領導，農民是資產階級的支柱，無產階級不應和農民接近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實質上是一樣的。“不斷革命”論實質上是以革命詞句偽裝起來的孟什維主義。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后，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認為：民主革命的任務尚未解決，革命必然還會重新高漲；但在低潮時期黨應采取秘密斗爭與合法斗爭相結合的方針，以合法斗爭掩護秘密斗爭，保存并擴大秘密黨，重新爭取群眾，以促進革命高潮的到來。

　　這時孟什維克墮落為取消派，他們否定革命有重新高漲的可能；反對任何秘密斗爭，主張在絕對合法的范圍內活動。他們可恥地放棄黨的綱領，放棄革命，企圖取消秘密的革命黨。托洛茨基實際上同取消派唱一個調子，但是他卻賣力地標榜所謂“非派別性”，聲稱他站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外。

　　當一九一二年一月孟什維克取消派被清洗出黨之后，托洛茨基卻在一九一二年八月，把所有反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集團和派別糾集起來，結成了以他為頭子的反黨的“八月”聯盟。

　　列寧揭露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兩面派的丑惡嘴臉。他指出，托洛茨基自命為超于一切派別之上，但他的行為表明他是“最壞的派別活動殘余的最壞的代表者”（《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列寧選集》第2卷第486頁）；“托洛茨基的‘非派別活動’，就其最無恥地違背大多數工人意志這一點來說，恰恰就是分裂主義”（《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列寧選集》第2卷第495頁）；“托洛茨基是最最惡毒的分裂派”（《“八月”聯盟的瓦解》，《列寧全集》第20卷第154頁），是“厚顏無恥的猶大什克·托洛茨基”（《列寧全集》第17卷，第28頁）。列寧以極大的無產階級義憤徹底揭露并批判了托洛茨基的反黨派別活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托洛茨基把自己裝扮成中派主義者。他口頭上大談“國際主義”，實際上和社會沙文主義者一樣支持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竭力反對列寧提出的使本國政府在戰爭中失敗、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唯一正確路線。

　　他認為：在戰爭中“俄國失敗”只會“瓦解無產階級的意志”（見《俄國的社會愛國主義》，使無產階級“組織渙散”（見《軍事潰敗和政治前途》，而且必然加強德國的力量，給德國革命者“制造了困難”（見《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派別》）；在這種情況下“其至暫時勝利了的俄國革命，也只是一個歷史的流產”（見《戰爭與國際》）。

　　實質上他還是在鼓吹他的“不斷革命”論，即“同時勝利”論。列寧與托洛茨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列寧指出，托洛茨基夸夸其談，遇到三棵杉樹就迷路了。他以為希望俄國失敗，就是希望德國勝利。

　　列寧還指出，“革命階級在反動的戰爭中不能不希望本國政府失敗，不能不看到本國政府在軍事上的失敗會使它更易于被推翻。”（《社會主義與戰爭》，《列寧選集》第2卷第683頁）

　　托洛茨基對戰爭的觀點同沙皇政府同資產階級的觀點相同。“托洛茨基……原則上對社會沙文主義者一點也不贊同，但是實際上對他們的一切都贊同”（列寧：《關于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狀況》，《列寧全集》第21卷第262頁）。他的言論和德國的考茨基所說的使德國失敗就是使俄國勝利同出一轍，結果勢必得出“大家都有同等權利保衛祖國”的社會沙文主義的結論。所以列寧稱托洛茨基是“為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給亞·米·柯倫泰》，《列寧全集》第35卷第184頁）。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后，托洛茨基重新混入黨內。他入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壞十月武裝起義。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聯共（布）黨中央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通過了列寧起草的關于武裝起義的著名決議，規定了立即發動起義的方針。

　　托洛茨基在會上雖然沒有公開舉手反對這一方針，但他卻采取陰謀手段來破壞武裝起義。他提議在決議上加進一個“修正”，即寫明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以前不要開始起義，也就是故意推遲起義日期，以便敵人贏得時間從各地調兵遣將，集中力量來打擊革命。

　　以列寧為首的中央委員會拒絕了這一提議之后，托洛茨基便利用他是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的身份，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公開鼓吹和平過渡的謬論。

　　他說：政權轉移“將由全俄代表大會來實現。需要不需要武裝發動，這將取決于意圖破壞全俄代表大會的那些人們。……到今天，我們還是爭取避免沖突的。我們希望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將能依靠全體人民已經組織起來的自由把政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轉引自約翰·里德：《震感世界的十天》）

　　他還預先告訴臨時政府，在召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之前，布爾什維克不會起義，實際上這就是向敵人泄露了起義的日期，使敵人做好撲滅革命的準備。

　　列寧痛斥了這種叛賣行為。他指出：“在我們中央委員會里，在黨的領導者當中存在著一種主張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反對立即奪取政權，反對立即起義的傾向和意見。必須制止這種傾向和意見。”“否則，布爾什維克就會遺臭萬年，毀滅自己的黨。”（《危機成熟了》，《列寧全集》第26卷第65頁）

　　托洛茨基破壞十月武裝起義的理論根源是“不斷革命”論。早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他就拋出了一本名為《和平綱領》的小冊子，否定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勝利，竭力鼓吹俄國革命能否勝利取決于西歐無產階級革命是否同時發生的謬論。

　　他叫嚷，“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

　　九月他又發表文章說：“俄國的命運現在跟歐洲的命運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歐洲工人的失敗將把我們拋回到帝國主義獨裁和君主制去，最后變為英國和美國的殖民地”（見《國際主義的策略》）。正是由于他否定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勝利，所以他反對十月武裝起義。

　　十月革命勝利后，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迫切需要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爭取時間，鞏固紅色政權，建設自己的紅軍。國際帝國主義則企圖拖住俄國繼續進行戰爭，陰謀拖垮蘇維埃政權。他們還積極策劃對俄國進行武裝干涉。

　　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曾向一切交戰國提出和平談判，可是遭到英法帝國主義拒絕。于是列寧英明地決定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單獨與德國和談，并準備締結和約。

　　列寧說：“我們締結單獨和約，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擺脫兩個彼此敵對的帝國主義集團，利用他們相互之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阻礙他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取得一定時期的行動自由，來繼續進行和鞏固社會主義革命”（《談談不幸的和約問題的歷史》，《列寧全集》第26卷第421頁），反之，“誰要反對立刻簽訂即使極端苛刻的和約，誰就是在斷送蘇維埃政權”（《和平還是戰爭？》，《列寧全集》第27卷第25頁）。

　　列寧的革命路線，遭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的瘋狂反對。他們適應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需要，主張繼續進行戰爭。托洛茨基在布哈林的配合下，提出了“既不進行戰爭，也不簽定和約”的口號。

　　他利用自己擔任和平談判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同德國代表團進行談判時，拒絕執行列寧關于立即簽訂和約的指示。當德國發出最后通牒時，他竟然發表聲明說：蘇維埃政府拒絕在德方所要求的條件下簽訂和約。同時又通知德方說蘇維埃政府決定不進行戰爭，并在繼續復員軍隊。

　　這是地地道道的叛類行為。托洛茨基的叛賣性政策是建立在“不斷革命”論基礎上的。他聲稱：“只有歐洲革命，才能真正地拯救”蘇維埃政權；簽訂和約會“失去法國和英國無產階級”的“同情”；如果得不到歐洲的支持，“我們將被擊潰”（見《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托洛茨基的這種反革命罪惡活動，促使德軍發動了新的全線軍事進攻，占領了很多蘇維埃領土，并威脅著首都彼得格勒，蘇維埃政權處于十分危急之中。

　　在國家存亡的嚴重關頭，列寧領導全黨在反擊侵略軍、保衛祖國的同時，與托洛茨基、布哈林等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列寧指出，他們執行的叛賣性的繼續戰爭的政策，完全適應了俄國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需要，因為正是俄國資產階級“要把我們拉進對于我們最不利的戰爭中去”（《嚴重的教訓與嚴重的責任》，《列寧全集》第27卷第69頁）。

　　因為正是“帝國主義分子很想把我們這個力量暫時還很薄弱的國家拖去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用最便宜的方法來摧毀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關于立刻締結單獨的割地和約問題的提綱的補充說明》，《列寧全集》第26卷第425頁）。

　　列寧指責他們“是帝國主義挑撥的工具”（《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列寧全集》第27卷第304頁）。

　　列寧著重指出，托洛茨基在談判中發表的那個挑撥性叛徒式的聲明，事實上是要挑起帝國主義的進攻，而德國帝國主義這一行動，正是“受各國資本家委托，要窒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要把土地歸還地主，工廠歸還銀行家，政權歸還沙皇”（《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列寧全集》第27卷第15頁）。

　　所以十分明顯，托洛茨基這種行動的目的就是要“斷送蘇維埃政權”（列寧：《和平還是戰爭？》，《列寧全集》第27卷第25頁）。

　　列寧還在黨內做了大量的工作。當時列寧曾一度處于少數地位，但由于列寧的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和耐心地進行說服教育，終于使中央大多數同志覺悟過來，站在革命路線一邊，擊敗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機會主義路線。黨中央通過了立即與德國簽訂和約的決定。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蘇維埃政府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由于托洛茨基的叛賣，雖然和約的條件比以前苛刻得多，但是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是列寧巧妙地利用帝國主義矛盾的革命策略的范例，是列寧反對機會主義斗爭的重大勝利。

　　由于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蘇聯爭得了暫息時機，取得了反對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的勝利。但是由于戰爭的破壞，蘇聯的經濟情況非常困難。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黨必須根據新的形勢及時地制定新的方針政策，吸引廣大工農兵群眾，積極地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領導他們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

　　但是階級敵人卻妄圖利用經濟困難和工農群眾的不滿情緒，反對蘇維埃政權。他們在黨內的代理人適應他們的要求，乘機向黨進攻。就在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的前夕，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又跳出來興風作浪，挑起了關于工會問題的爭論。

　　這次爭論遠遠超出了工會問題本身的范圍，它涉及到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問題，涉及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爭論的實質是黨對待工會，對待群眾的方法和態度等政策問題。

　　托洛茨基提出了所謂“擰緊螺絲”和“整刷工會”的口號，提出立刻實行“工會國家化”（轉引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278頁）的要求。

　　他反對向工人群眾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主張把軍事工作方法搬到工會里來，用強制的軍事命令手段，迫使工人群眾迅速從事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

　　托洛茨基拋出這一反列寧主義路線的罪惡目的是要破壞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更直接的，是妄圖挑撥工人群眾起來反對黨，分裂工人階級進而瓦解布爾什維克黨和無產階級專政。

　　托洛茨基的反黨活動得到了“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和布哈林的“緩沖派”等反黨集團的擁護和配合。列寧同他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列寧闡明了工會的作用和性質以及在工會中所應采取的工作方法。

　　他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工會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工會卻不是國家組織，不是實行強制的組織。……它是一個學校，是學習管理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的錯誤》，《列寧選集》第4卷第403頁）。

　　工會是黨與工人階級和群眾聯系的紐帶，是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蓄水池’”（《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的錯誤》，《列寧選集》第4卷第404頁）。

　　在工會中應該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調動廣大工人群眾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如果對待工會的態度不正確，就會使蘇維埃政權滅亡，使無產階級專政滅亡”（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4卷第441頁）。

　　列寧還批判了托洛茨基及其幫兇布哈林散布的關于政治和經濟的相互關系問題上的謬論。在爭論中托洛茨基說，列寧是“從政治上”看問題，而他們是“從經濟上”看問題的。

　　布哈林認為，二者有同等價值，應該統一起來。他站在折中主義立場上為托洛茨基幫腔。列寧駁斥了托洛茨基把經濟凌架于政治之上和布哈林的折中主義觀點。

　　他指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全部問題就在于（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也只能在于）：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4卷第441、442頁）。

　　經過全黨爭論，托洛茨基的路線遭到了完全的失敗。一九二一年三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以絕大多數表決通過了列寧關于工會問題的政綱，肯定了工會是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工會應把全部工作建立在說服方法上。

　　鑒于托派等派別組織的存在和活動對于布爾什維克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有更大的危險，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報告，通過了《論黨內統一》的決議。決議斥責了一切反對派集團，并責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別組織，命令禁止一切派別活動，規定凡是違反這項決議的人應立即無條件地開除出黨。

　　這對托洛茨基一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使他們進行公開的派別活動有了莫大困難。直到列寧逝世以前為止，列寧反對托洛茨基分子的斗爭整整進行了二十年。但是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的反革命本性很難改變。托洛茨基分子從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列寧逝世以后，他們的反革命活動更加猖狂，因而斗爭也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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