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這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即以德、奧等國為一方的同盟國和以英、法、俄等國為一方的協約國之間，為重新分割世界、爭奪勢力范圍而進行的戰爭。

　　戰爭撕去了隱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叛徒的假面具。各交戰國家首先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領導集團，在戰爭一開始就徹底背叛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一頭扎進資產階級的懷抱，在“保衛祖國”的幌子下，狂熱地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進行掠奪戰爭。墮落為社會帝國主義者，成為公開的投降派。他們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即機會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列寧：《論第三國際的任務》，《列寧全集》第29卷第458頁）。

　　他們不僅在議會中投票贊成軍事預算，而且派人到前線給士兵打氣，到國外游說，散布沙文主義。

　　列寧和他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高舉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旗幟，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徹底地揭露了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無情地譴貴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叛徒行為，響亮地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社會主義與戰爭》，《列寧選集》第2卷第681、683頁）的革命口號，為俄國和世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規定了唯一正確的行動路線。

　　為了擊敗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列寧用了很大力量來揭露和批判考茨基主義。

　　考茨基是暗藏的社會帝國主義者，暗藏的投降派。他對帝國主義戰爭采取了狡猾的態度。這時，他“在口頭上當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當資產階級奴才的藝術方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選集》第3卷第621頁）。

　　戰爭一開始，他就無恥地背叛了他簽過字的《巴塞爾宣言》，要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在表決戰爭撥款案時棄權，或者只在“政府保證不使戰爭失去防御性質”的條件下才投贊成票。

　　這表面上似乎同公開的社會帝國主義者有所不同，實際上只是更虛偽罷了。“棄權”實際上是默認；另外，帝國主義戰爭本來就不是什么“防御性質”，本來就是掠奪性的戰爭。

　　他還在《新時代》雜志連續發表了《戰爭》、《戰爭的影響》、《戰爭時期的社會民主黨》，《國際主義和戰爭》等文章，千方百計地掩飾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為第二國際的叛賣行為辯護。

　　他瞎說帝國主義列強“沒有一個真正要戰爭”，“每一個國家都僅僅是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而戰”（見《戰爭》）。他竟要求黨員和工人群眾放下“批評的武器”，同反動政府“和平合作”，“一致對外”，并荒謬地聲稱，真正的國際主義就是“一切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有同等的權利或者同等的義務”“保衛祖國”（見《戰爭時期的社會民主黨》），叫嚷現在的實際問題只有一個：“是本國勝利還是本國失敗”（見《戰爭時期的社會民主黨》），無恥地歪曲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為公開的社會帝國主義者辯護。

　　列寧在《第二國際的破產》、《社會主義與戰爭》等文章中，對社會帝國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戰爭的階級性，這是擺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面前的基本問題。列寧根據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歷史地分析戰爭，指出任何戰爭都是和產生它的階級政策相聯系的。

　　列寧引述了“戰爭是政策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句名言，指出只有分析戰爭是由什么階級為了什么政治目的而進行的，才能找出戰爭的真正實質。英、法、俄、德、意、奧等國的統治階級，在戰前幾十年來實行了掠奪殖民地、壓迫異族，鎮壓工人運動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這種帝國主義政策的繼續，是帝國主義的戰爭。

　　考茨基所謂的“國際主義”，說穿了無非是為了保衛資產階級國家而讓各國無產階級自相殘殺，這表明考茨基已墮落到比叛徒還可恥的地步。

　　列寧還批判了考茨基為社會帝國主義制造理論根據而玩弄的詭辯手法。

　　考茨基詭辯手法之一是引用一些分明與當時實際情況根本不符的例子來作證。他胡亂地援引馬克思、恩格斯對待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的態度作為自己的“王牌”論據，說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在每次戰爭一爆發，總是站在交戰國的這方或那方。

　　列寧嚴正地揭穿了考茨基這種偷天換日的把戲，指出拿反對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來同帝國主義掠奪性的、反動的戰爭對比，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來對比一樣，牛頭不對馬嘴。

　　考茨基詭辯的另一個手法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作孤立的、片面的、歪曲的考察，說什么這次戰爭不是“純粹”帝國主義性的，它還帶有民族的性質，因為統治階級雖然有帝國主義的趨勢，而人民群眾卻有“民族的”要求。

　　列寧指出，在這次戰爭中具有民族因素的只有塞爾維亞反對奧地利的戰爭，但這只有從屬的意義，對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參加者來說，這次戰爭是帝國主義性質的。當帝國主義者用“民族的”詞句來掩蓋赤裸裸的掠奪目的、欺騙群眾的時候，“說戰爭不是‘純粹’帝國主義性的人，那就是愚蠢透頂的學究或滑頭的騙子”（《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選集》第2卷第643頁）。

　　考茨基詭辯的又一手法是歪曲事實真相，硬把一些顯然荒謬的話硬加到左派身上。當時左派就對待戰爭的態度提出的抉擇是：或者使無產階級政黨參加帝國主義的掠奪和欺騙，或者宣傳和準備革命行動。

　　而考茨基卻硬說左派好象是這樣提出問題的：為了“回答”戰爭，“群眾”就應當“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造成革命，實現社會主義來反對帝國主義，否則“群眾”就是“沒有氣節和叛變”。

　　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考茨基的罪惡目的，是妄圖用這種欺騙和捏造的伎倆來“擊敗”左派，蒙蔽群眾，掩護一小撮機會主義首領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無恥叛賣。但是，不管考茨基如何耍弄詭辯的把戲，也掩蓋不住其叛徒嘴臉。當時，在德國黨內，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都無不憤懣地唾棄這個為公開的社會帝國主義者所熱烈擁護的“權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考茨基既推行社會帝國主義，又兜售社會和平主義。他一忽兒高喊“保衛祖國”，為帝國主義戰爭解護；一忽兒鼓吹“和平”，為資產階級麻痹革命人民效勞。

　　在戰前幾年中，考茨基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把戰爭的根源說成是由于各國的軍備競賽和所謂的“互不信任”造成的，鼓吹通過德、英兩個帝國主義大國來帶動其他國家在“互相諒解”的基礎上達成關于裁減軍備的國際協定來“保障”和平，使“歐洲大國之間的戰爭”“永遠告終”（見《五一節和反對軍國主義的斗爭》），并且散布裁軍省下來的錢可以用來援助落后國家的謬論。

　　一九一五年上半年，這個暗藏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又伙同伯恩施坦等人拋出了《當務之急》的呼吁書，虛偽地譴責戰爭所造成的“犧牲”和“破壞”，詭稱支持人民的“和平熱望”，鼓吹交戰國雙方“在自由協定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

　　從一九一六年下半年起，世界政治形勢中開始出現由帝國主義戰爭向帝國主義和平轉變的跡象。交戰國雙方都已疲備不堪，資源耗盡，人民不滿和憤恨，革命情緒日益強烈。資產階級害怕繼續進行戰爭會引起革命，因此兩個帝國主義集團開始醞釀簽訂和約，打算“和平”分贓。

　　這時，考茨基又進一步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竭力宣揚帝國主義能“帶來和平”，“甚至能保障世界和平”（見《帝國主義戰爭》），妄圖利用群眾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及要求和平的情緒，掩蓋帝國主義的本質，麻痹工人階級的革命斗志。

　　列寧無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社會和平主義的虛偽說教。列寧指出，現代戰爭產生于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特別是在帝國主義階段，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帝國主義和平是帝國主義戰爭政策的繼續。爭取和平的斗爭應該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結合起來，否則就是空話和謊言。“和平主義和抽象地宣傳和平，是愚弄工人階級的形式之一。”（列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列寧全集》第21卷第140頁）

　　列寧認為，無產階級的和平口號必須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聯系起來，應該向群眾說明“如果不進行一系列的革命，他們所渴望的和平幸福是不可能得到的”（《和平問題》，《列寧全集》第21卷第270——271頁）。

　　考茨基大念和平經，企圖用歌頌和平靡靡之音來安慰怨氣沖天的群眾，實際上起著牧師和資產階級辯護士的作用。列寧指出：社會和平主義者與社會帝國主義者是帝國主義都需要的“兩種色彩的奴才”（《世界政治的轉變》，《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3頁）。

　　列寧還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論‘廢除武裝’的口號》等著作中批判有些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廢除武裝”口號的錯誤時，也直接打擊了考茨基所散布的社會和平主義。

　　他指出，社會主義者如果還是社會主義者，就不能反對一切戰爭，因為除了帝國主義戰爭之外，還有革命戰爭。而在任何一個階級社會里，壓迫階級總是擁有武裝的。“被壓迫階續如果不努力學會掌握武器，獲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當作奴隸。”“無產階級只有把資產階級的武裝解除以后，才能銷毀一切武器而不背棄自己的世界歷史任務。”（《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寧選集》第2卷第874、87頁）

　　當帝國主義存在的時候，提出“廢除武裝”的要求，就等于放棄一切革命。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到，不管考茨基煽動社會沙文主義也好，鼓吹社會和平主義也好，實質只有一個，這就是反對無產階級用革命斗爭制止戰爭，利用戰爭造成的政治、經濟危機進行革命，妄圖用階級合作代替階級斗爭，以便撲滅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維護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

　　考茨基為了給自己投降帝國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的可恥行徑制造理論根據，他在大戰期間，精心地捏造出“超帝國主義”的謬論，并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家聯盟》、《兩本論述重新學習的書》等黑文中大肆宣揚。

　　考茨基給帝國主義下的定義說：“帝國主義是高度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產物。帝國主義就是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力圖征服和吞并愈來愈多的農業區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見《帝國主義》）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必經的特殊的最后階段，而是金融資本“情愿采取”的一種政策，即兼并政策。這種“政策”“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來說遠遠不是必不可缺的”，而且還是“最費錢和最危險的”（見《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家聯盟》）。

　　基于以上謬論，考茨基得出結論說：“從純粹的經濟的觀點看來，資本主義不是不可能再經歷一個新的階段，就是把卡特爾政策應用到對外政策上的超帝國主義的階段”（見《帝國主義》），那時“各國金融資本間的相互斗爭”將為“國際上聯合起來的金融資本對世界的共同剝削來代替”（見《兩本論述重新學習的書》）。

　　這樣，就可能帶來資本主義的“新希望”，就將出現一個裁減軍備和持久和平的“新時代”。從這個虛偽的理論出發，考茨基高傲地教訓無產階級說“談論資本主義的完全的最終的破產”還“為時過早”（見《兩本論述重新學習的書》）。

　　無產階級只有等到帝國主義結成“國家聯盟”才能“奪得權力”（見《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家聯盟》）。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固有矛盾尖銳化的結果，戰爭的進行又促使這些矛盾的進一步尖銳化，加深了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危機，促進了階級斗爭的急劇發展和各國革命形勢的日益成熟。

　　在這種形勢下，如何分析時代的主要特征和世界的基本矛盾，怎樣認識帝國主義的固有矛盾和本質及其歷史地位，如何看待帝國主義與戰爭和革命的關系等問題，已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面臨的最尖銳、最迫切問題。

　　只有對這些問題給以馬克思主義的回答，才能制定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而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掩蓋了帝國主義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國主義產生革命危機的必然性，成為他們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理論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具有重大的意義。革命導師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對帝國主義進行系統的、周密的、全面的研究，于一九一六年寫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一劃時代的著作，總結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后半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科學地揭示了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特征、帝國主義的本質、矛盾和必然滅亡的規律，批判了以考茨基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關于帝國主義問題的種種反動謬論，闡明了反帝必反修的光輝思想。

　　首先，列寧科學地論證了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批駁了考茨基關于帝國主義的定義。

　　列寧科學地分析了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的歷史必然性，分析了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在經濟上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揭示了帝國主義的五個基本經濟特征，指出帝國主義根本的經濟特征就是壟斷，“帝國主又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第808頁）。

　　壟斷資產階級為了追求高額利潤，對內加強了對無產階級的殘酷壓榨和剝削，從而更加激化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對外加緊侵略擴張，掠奪別國特別是落后國家的人民，這就必然加深了帝國主義同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以及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爭奪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矛盾。

　　這就說明，經濟上的壟斷，必然引起政治上的全面反動；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政策是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帝國主義的反動本性是不會改變的。

　　列寧嚴厲地批駁了考茨基關于帝國主義的定義，指出它的錯誤在于：把帝國主義僅僅歸結為力圖兼并，并片面地強調這是一個民族問題，而沒有說明“在政治方面，帝國主義總是力圖施用暴力和實行反動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第810頁）；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是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混合生長起來的金融寡頭的統治；帝國主義不僅力圖兼并農業區域，甚至還力圖兼并工業極發達的區域。

　　列寧指出，考茨基的定義之所以背離馬克思主義，關鍵在于它把帝國主義的政策同它的經濟基礎割裂開來。他把帝國主義說成是金融資本“情愿采取”的一種政策，好象在壟斷的基礎上，金融資本可以采取另一種政策，即和平的、民主的政策；好象經濟上的壟斷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壟斷、非暴力、非掠奪的政策相容了，金融資本對世界領土的分割也可以不采取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擴張政策了。

　　這完全是散布帝國主義的本性可以改變的謬論，是企圖掩飾與緩和帝國主義固有的深刻矛盾，為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制造根據。所以列寧指出，考茨基的定義“成了全面背離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實踐的那一整套觀點的基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第811頁）。

　　其次，列寧闡明了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揭露了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是在否認帝國主義爭霸世界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必然性。

　　列寧深刻地分析了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和帝國主義之間爭霸并發生戰爭的不可避免性。

　　壟斷資產階級為了追求高額利潤，必然要在世界上爭奪原料、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爭奪世界霸權。列寧說：“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幾個大國都想爭奪霸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第810頁）。

　　而帝國主義霸權是以其實力為根據的。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實力總是不斷變化的。這就必然引起帝國主義之間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斗爭，從而造成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可避免性。

　　帝國主義之間也有勾結、結盟，但是，勾結是為了爭奪；帝國主義之間的勾結、結盟是相對的、暫時的，其爭奪則是絕對的、長期的。

　　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割裂了帝國主義聯盟和戰爭的內在聯系，否定了帝國主義聯盟的相對性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必然性。列寧指出，同考茨基的市儈幻想相反，現實中的帝國主義聯盟，不管形式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只會是前后兩次戰爭之間的‘暫時休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第838頁）。

　　第三，列寧科學地論證了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指出了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是取消無產階級革命的反動理論。

　　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決定了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壟斷的統治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的全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空前激化。基本矛盾的激化又大大地加劇了資本主義的其他矛盾，加速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到來。

　　列寧根據他對帝國主義的全面分析，得出了一個總的結論，即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第737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進了世界革命危機日益成熟，“其結局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爆發并且獲得勝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第734頁）。

　　但是，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則竭力掩蓋帝國主義的矛盾的深刻性。他胡說今天的資本主義“遠比半個世紀以前更有生命力”（見《唯物主義歷史觀》·第五分冊），無產階級只有坐待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結成“國家聯盟”以后，才能“奪得權力”（見《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家聯盟》）。

　　正如列寧指出的，這就是要轉移群眾的視線，使人們不去注意時代的尖銳矛盾和尖銳問題，而去注意某種新的將來的“超帝國主義”的虛假前途，拿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達到和平的希望，來對群眾進行安慰和欺騙，取消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列寧深刻地論述了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是工人貴族和修正主義產生的根源，闡明了反帝必反修的光輝思想，揭露了考茨基竭力維護同機會主義的統一的反動意圖。

　　在資本主義各種矛盾日益激化，階級斗爭空前尖銳的情況下，壟斷資產階級只靠自己的力量已難以維持其反動統治，因此更需要在工人隊伍中尋找代理人。

　　在帝國主義階段、壟斷資產階級掠奪廣大殖民地而享有高額利潤，所以在經濟上也有可能去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造成工人貴族階層。這個階層從生活到世界觀都資產階級化了。這個階層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主要支柱，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是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的傳播者。

　　考茨基雖然口頭上也表示反對帝國主義的反動政治，但卻對資產階級分裂工人隊伍的反動措施閉口不談，不去說明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決不能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這個十分迫切的問題。

　　在對待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兼并問題上，他只反對別國的兼并，而不反對本國對外兼并，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受到德帝國主義和公開的機會主義者的歡迎。

　　所以，列寧指出，考茨基在對待帝國主義問題上，“都貫串著一種盡力保持歐洲工人運動中正在陷于破裂的同機會主義統一的意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第840頁）。

　　列寧總結了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歷史經驗，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如果不同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密切聯系起來，就是一句騙人的空話”（《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第843頁）。

　　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偉大理論，徹底粉碎了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列寧的這一偉大理論，仍然是我們認識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矛盾，認識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反動本性，認識現代戰爭的根源和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性，認識當代無產階級革命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我們批判修正主義理論的強大的思想武器。

　　列寧在科學分析帝國主義的基礎上，深刻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他在《論歐洲聯邦口號》、《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等文中，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在資本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在一國或數國首先取得勝利的原理。

　　他指出，“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論歐洲聯邦口號》，《列寧選集》第2卷第709頁）

　　列寧這一光輝學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發展，是對考茨基之流所鼓吹的反動的“唯生產力”論的有力批判。叛徒考茨基歪曲馬克思主義，宣揚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無產階級占人口多數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內同時勝利。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無產階級不占人口的多數，便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這一理論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利用帝國主義大戰造成的革命形勢來進行革命，企圖把無產階級革命推到遙遠的未來。正是根據這一反動的“唯生產力”論，考茨基根本否認俄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

　　偉大的列寧駁斥了考茨基的謬論。列寧關于一國數國無產階級革命可能首先勝利的理論，揭示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引著各國無產階級為在本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信心百倍地進行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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