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派合并后成立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由于廣大黨員和工人群眾多年來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他們在實際活動中抵制了《哥達綱領》中的機會主義、投降主義路線，因而使德國工人運動的力量繼續壯大。

　　恩格斯曾說過：“個別領導人在這方面所造成的損害，已由群眾的健全嗅覺彌補了。”（《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16頁）

　　但是由于兩派合并是在拉薩爾機會主義路線下進行的，必然帶來嚴重的惡果：一方面是不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混進黨內，另一方面也使黨的思想理論水平大大下降。這便是后來德國黨內不斷出現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重要原因。

　　兩派合并前后，德國社會上流行著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柏林大學的講師杜林，也適應德國地主資產階級的需要，竭力鼓吹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以對抗馬克思主義在德國的傳播。

　　杜林趁德國黨內思想混亂之際，出版了一系列反動著作，與拉薩爾主義遙相呼應，向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瘋狂進攻。

　　杜林的機會主義謬論雖然與拉薩爾的機會主義主張有所不同，但他們鼓吹的都是極右的機會主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杜林和拉薩爾一樣，以反動的唯心論的先驗論和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作為其理論基礎。

　　拉薩爾把自己炮制的“國家幫助”、“自由國家”等黑貨作為“救世仙方”，杜林則虛構一個“世界模式論”作為世界的模型，這就是杜林吹噓的只有象他這樣的哲學家才可以從自己的頭腦中制造出來的各種完善的“公理”和“原則”，而自然界和社會上的各種問題都必須和可以按照他制定的這些原則來解決；拉薩爾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階級的“救世主”，杜林也自我吹噓他是一切時代最偉大的天才。

　　杜林主義和拉薩爾主義一樣，要害都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拉薩爾鼓吹“議會道路”、“自由國家”，反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杜林則妄圖通過改良的道路來實現他的假社會主義，他把任何暴力都看成絕對的壞事，反對暴力革命和革命暴力，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拉薩爾鼓吹建立一個“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的假社會主義，杜林也聲稱，他的社會主義是以“普遍的公平原則”為基礎的“社會的自然體系”，“以等量的勞動交換等量的勞動”，使生產者得到“自身勞動的全部產品”。（轉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論》）

　　在組織上，杜林這個野心家和混入德國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伯恩施坦、莫斯特等相勾結，建立新的宗派，妄圖分裂剛剛統一的德國黨，破壞德國的工人運動。

　　一八七五年以后，杜林主義在德國黨內迅速蔓延，這是兩派按照機會主義路線合并的一種嚴重后果。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在德國，我們黨內，與其說是在群眾中，倒不如說是在領導（上層階級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著一種腐敗的風氣。同拉薩爾分子的妥協已經導致同其他不徹底分子的妥協：在柏林（通過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協……”（《馬克思致弗·阿·左爾格》·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頁）。

　　為了粉碎杜林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新進攻，恩格斯在馬克思的支持下，于一八七六——一八七八年寫了名著《反杜林論》。恩格斯在這部著作中第一次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及其內在聯系，全面地徹底批判了杜林的反動“學說”。

　　《反杜林論》的發表，不僅是對杜林主義的毀滅性打擊，而且也是對拉薩爾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的公開清算。《反杜林論》的發表，有助于德國黨的領導人和廣大群眾劃清馬克思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的界限，并將德國工人運動推向前進。

　　一八七八年十月，德國反動政府頒布了《鎮壓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的法令》（簡稱“反社會黨人法”、“非常法”），大搞白色恐怖。

　　這時，黨內又出現了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組成的臭名昭著的“蘇黎世三人團”。這三人在瑞士的蘇黎世出版機會主義刊物《社會科學年鑒》和《政治經濟文叢》。

　　他們繼承了拉薩爾的衣缽，拋出了一個名為《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的極右的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綱領。公開反對階級斗爭，反對暴力革命，主張無條件地服從“非常法”，只搞合法的議會活動，“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他們拋出的機會主義路線給德國黨帶來了極大的混亂。馬克思、恩格斯當即挺身而出，于一八七九年九月聯名寫了給德國黨領導機關內部傳閱的《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的通告信》，對三人團的極右路線進行了尖銳的批判。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中指出：“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74頁）

　　馬克思、恩格斯對“蘇黎世三人團”機會主義路線的批判，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同拉薩爾主義斗爭的繼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幫助下，德國黨清算了“蘇黎世三人團”的右傾機會主義主張，貫徹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路線，把合法斗爭與秘密斗爭正確地結合起來，結果，“非常法”時期反而成了德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勝利進軍的時期。

　　一八九〇年十月，德國統治階級眼見“非常法”已經破產，不得不改變策略，轉而實行“自由主義”政策。統治階級在策略上的改變，使黨內的機會主義又猖狂起來。

　　以福爾馬爾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集團，被統治階級“自由主義”政策所迷惑，被德國黨在議會斗爭中取得的成績沖昏了頭腦，又把拉薩爾鼓吹的“議會道路”重新搬了出來。

　　福爾馬爾鼓吹統治階級能夠“按照全體人民的利益”辦事，無產階級“通過議會可以達到一切目的”（轉引自《恩格斯對福爾馬爾等人的批判》一文，《人民日報》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因此，社會民主黨只要進行宣傳教育，爭取更多的選票和議員，就可以“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

　　福爾馬爾的這一套右傾機會主義觀點，得到了德國黨內某些有影響的人物如奧艾爾、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的支持，形成一股右傾機會主義逆流，在新的形勢下威脅著德國黨的健康發展。

　　同時，由于“非常法”一廢除，“修改綱領的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了”（《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十一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3頁）。

　　德國黨的領導機關已決定于一八九〇年十月在哈雷召開黨的代表大會，要起草一個新的綱領以代替《哥達綱領》。面對這種情況，恩格斯認為，由于德國黨是在第二國際（一八八九年七月在恩格斯的關懷和指導下建立的國際無產階級的聯合組織）內起著先導作用的黨。

　　它的一切都直接影響著其他國家的兄弟黨，也直接影響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所以有必要教育廣大黨員和黨的領導進一步認清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路線，什么是拉薩爾機會主義路線，并使黨在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制定一個新的綱領。

　　這樣，公開發表馬克思寫的《哥達綱領批判》，就成了刻不容緩的大事。為了發表《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以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當時阻撓發表這部著作的，一是德國黨的領導人，如李卜克內西，因為“這個批判對他一直是如鯁在喉”（《恩格斯致奧·倍倍爾》·一八九一年五月一——二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82頁）。而倍倍爾由于擔心公開發表會給敵人提供武器，也不贊成發表。

　　二是德國黨國會黨團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和黨內的一些老拉薩爾分子，這些人一貫堅持機會主義觀點和路線，他們公開反對馬克思對拉薩爾的批判。

　　三是當時竊據黨的理論刊物《新時代》雜志主編職務的考茨基，由于他從未接受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因而也反對發表。

　　一八九一年一月，年邁的恩格斯不顧德國黨的領導人的阻撓和機會主義者的反對，沖破重重關卡，迫使考茨基在《新時代》雜志上發表了馬克思的名著《哥達綱領批判》。

　　恩格斯當時斬釘截鐵地對考茨基說，如果《新時代》拒不發表，我就要在維也納發表，“無論如何總是會刊印出來的……你們反正不能阻止手稿的發表”（《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一月七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頁）。

　　恩格斯指出：“我的責任就是最終一勞永逸地揭示出馬克思和拉薩爾之間的真正關系”，“一勞永逸地肅清有關拉薩爾的神話”（《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9頁）。

　　為了批判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潮，恩格斯在同年三月趁紀念巴黎公社革命二十周年再版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的機會，為該書寫了一篇很重要的導言。

　　恩格斯在這篇導言中指出：“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得大喊救命。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么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6頁）

　　接著，六月底，恩格斯又寫了著名的《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即《愛爾福特綱領批判》。恩格斯這三個堅決行動，打擊了右傾機會主義，進一步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理，教育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

　　一八九五年，偉大的革命導師恩格斯逝世后不久，老機會主義分子伯恩施坦就跳了出來。伯恩施坦竭力為拉薩爾翻案，并完全繼承了拉薩爾主義的反動衣缽，炮制了他的修正主義思想體系，以后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斗爭就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即列寧反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斗爭的階段。

　　馬克思主義同拉薩爾機會主義斗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拉薩爾這類政治騙子，他們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他們的世界觀，他們所鼓吹和推行的路線以及他們所玩弄的兩面派手法都是一脈相承的。

　　他們都是地主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和工人運動內的代理人，他們都千方百計地維護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的機會主義綱領和路線的特點是開歷史的倒車，搞投降主義，反對革命，反對前進。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企圖把社會車輪“向后拉，開倒車”是“一切頑固黨的思想”的共同特征（《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271頁）。

　　拉薩爾當著馬克思的面，一再聲稱自己是馬克思的學生，而在背后卻從不提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他無恥地抄襲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詞句，當作自己的發明，用以裝璜門面，用以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拉薩爾鼓吹“沒有最高權力什么也做不成”（見伯恩施坦：《斐迪南·拉薩爾及其對工人階級的意義》）。他為了“伸手去取王冠”，無恥地把自己吹噓為“科學的，發光的，純鋼武裝起來”的“英雄”，群眾的“救世主”。

　　拉薩爾早已被拋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但只要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反對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斗爭就不會停止。我們要從德國歷史上的兩條路線斗爭中吸取經驗，進一步加深對階級斗爭、路線斗爭長期性的認識，加深對修正主義、投降主義始終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要危險的認識，自覺地以階級斗爭為綱，反修防修，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馬克思主義同拉薩爾機會主義斗爭的歷史經驗還告訴我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極端重要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早期的革命活動家、德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人李卜克內西等正是由于沒有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因而在馬克思主義同拉薩爾主義兩條路線斗爭的關鍵時刻，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什么是科學社會主義，什么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假社會主義；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機會主義。

　　我們應當從德國黨的歷史經驗中，進一步加深對毛主席關于“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的指示的理解。毛主席還教導我們：“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斗爭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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