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是緊接著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之后發生的。

　　一九三〇年九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揭發了立三路線的錯誤，停止了執行立三路線這是對的。但是全會對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沒有加以徹底清算，沒有挖掉其根源，使黨內自“八七”會議以來存在著的“左”傾情緒和“左”傾政策繼續存在和發展。這樣，就給了王明一伙以可乘之機。

　　王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就搞反黨宗派集團，即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一九三〇年王明一伙回國后，拒絕黨分配的工作，大肆進行以奪取中央領導權為目標的反黨宗派活動。他們掛著“國際路線”的招牌，披著“馬列主義”的外衣，自封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到處招搖撞騙，嚇唬別人。

　　他們打著“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胡說中央“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的揭破和打擊”，認為“右傾依然是黨內目前主要危險”，攻擊“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同志沒有保障執行國際路線的可能”，“不能領導全黨工作”，向中央施加壓力，要求召開四中全會，以“改造領導”、“改造中央”。

　　就是這樣，王明一伙通過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篡奪了黨中央的領導權，并以王明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為政治綱領，提出一條比立三路線更“左”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開始了歷時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全黨的統治。這次錯誤路線，危害極大，教訓極深。

　　王明上臺不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九·一八”事變，侵占了我國東北三省，妄圖變中國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日寇的侵略，民族危機加深，使國內的階級關系發生了新變化。

　　蔣介石反動政府的賣國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慨。在我黨領導下，一個波瀾壯闊的抗日反蔣運動，迅速興起。在東北，廣大人民紛紛響應黨的號召，組織義勇軍，發動抗日游擊戰爭。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人、學生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罷課和抗議示威游行。

　　一九二七年附和了蔣介石反革命政變的民族資產階級，這時也改變其政治態度，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保障人民抗日民主權利。國民黨的軍隊中也開始出現政治上的分化。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也尖銳起來。

　　在革命人民抗日反蔣怒潮的沖擊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蔣介石被迫宣布“下野”，南京賣國政府的反動統治在動搖中。但這些有利于革命的形勢都被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破壞了。王明如同其他“左”傾機會主義一樣，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際根本不懂。他們不懂得工人，不懂得農民，不懂得打仗，不懂得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長期性和曲折性，只憑他唯心主義先驗論那一套，對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問題，作了完全錯誤的分析。

　　在革命性質問題上，王明一伙根本反對毛主席關于革命性質的英明論斷，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他們片面夸大了資本主義成分在中國社會經濟中的比重，強調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義，把反帝反封建和反資本主義并列起來；強調“現在階段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在堅決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才能得到徹底勝利”。企圖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于一役”。

　　毛主席深刻地批判了王明的錯誤觀點。毛主席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統一，指出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社會主義革命。好比“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

　　毛主席尖銳地指出：把“社會主義的任務，合并在民主主義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戳穿了王明充當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吹鼓手的面目。

　　在革命形勢的分析上，王明一伙根本無視中國革命中敵強我弱的事實，過分夸大了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主觀力量的發展。在紅軍粉碎了敵人三次“圍剿”后，王明就一直認為國民黨統治已在“加速崩潰”，“全國的直接革命形勢”到來了。叫嚷“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于是他提出一條所謂“進攻路線”，公然要求全黨準備決戰。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早就指出過，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實質。”有些人把階級敵人看得一錢不值，“在這種估量下，就必然要產生政治上的盲動主義。”

　　毛主席駁斥王明一伙的所謂“進攻路線”嚴正指出：“敵強我弱，原是客觀地存在的現象，可是人們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講進攻，不講防御……，因而把行動引到錯誤的方向。”

　　在階級關系和革命策略上，王明一伙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不調查不研究。他們在口頭上說要聯合基本農民，在實際上又錯誤地提出反對“農民的特殊革命性”，否認農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軍。

　　他們否認“九一八”事變以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鼓吹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并推行政治上經濟上許多過左政策。

　　他們把反革命看成鐵板一塊，否認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的可能和必要，拒絕毛主席提出的廣泛地聯合要求抗日反蔣的政治力量，“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的主張。

　　特別是反對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公開宣布與蔣介石決裂，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蔡廷鍇聯合。王明認為，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總之，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

　　他們還機械地照搬國際關系中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個世界的對立”的公式，認為日本進攻東北，是帝國主義聯合武裝進攻蘇聯的序幕，因而離題萬里地提出“武裝保衛蘇聯”這一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口號。結果，孤立了無產階級，使黨喪失了有利時機。而蔣介石卻勾結其他反動勢力，重新上臺，更加瘋狂地向革命力量進攻。

　　毛主席在批判王明“一切斗爭，否認聯合”的“左”傾機會主義謬論時指出：這種關門主義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深刻地揭露了王明的“左”傾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奴仆。

　　在革命道路問題上，王明一伙仍然醉心于“城市中心論”。他們提出“為占領幾個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斗爭”的錯誤口號，命令紅軍攻占中心城市，瘋狂地反對毛主席開辟的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

　　而在白區工作中，則強令少數黨員和群眾，經常地、無條件地舉行政治罷工、罷市、游行示威、“飛行集會”，乃至城市武裝起義。狂叫“斗爭高于一切，一切為了斗爭”，大搞冒險主義。

　　毛主席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明確指出：中國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在這里，共產黨的任務”，“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徹底駁斥了王明之流的機會主義謬論。

　　在軍事路線上，王明一伙提出一整套與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路線相對立的所謂“新原則”、“正規原則”。他們污蔑中國“始終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工農紅軍”，攻擊毛主席的軍事思想，說什么“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他們取消紅軍的黨委制，把紅軍的三大任務縮小為單純打仗一項，大反所謂“游擊主義”，要求“正規化”，照搬蘇聯紅軍的一套；他們否定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毛主席尖銳地指出：“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對王明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作了徹底的批判和否定。

　　為了推行其錯誤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王明一伙在組織路線上，大搞“以我為核心”的宗派主義，王明以太上皇的姿態，凌駕于黨和人民之上，到處派出“欽差大臣”，打著“反右傾”，“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的旗號，篡奪各個根據地的黨和紅軍的領導權。

　　對當時不同意他們錯誤路線的毛澤覃等同志，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尤其嚴重的是，他們瘋狂地反對毛主席，相繼剝奪了毛主席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在他們統治的四年中，毛主席在黨中央的發言權，完全被剝奪了。

　　一九三三年春，由于白區的黨組織遭到破壞，臨時中央被迫由上海遷到中央根據地，這樣，就更使王明路線進一步在根據地中貫徹。

　　偉大領袖毛主席以反潮流的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不怕孤立，不怕撤職，敢于堅持正確路線，敢于反潮流，從王明上臺時起，就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一九三二年五月，毛主席駁斥了“左”傾分子關于攻打贛州的錯誤主張，親自率領東路軍，接連攻克長汀、上杭、龍巖、漳州等廣大地區，開辟了漳州地區革命根據地。毛主席還經常深入群眾，進行周密的系統的社會調查，抓典型，總結經驗，進一步解決加強根據地建設的一系列問題，堅持了正確路線。

　　一九三三年六月，毛主席親自領導了中央根據地的查田運動。十月，寫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深刻地批判了土地革命中“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制定了劃分農村階級的正確標準。

　　這一期間，毛主席還寫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教育干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群眾路線，正確地領導了根據地建設，駁斥了王明一伙“戰爭時期搞經濟建設就是右傾”的謬論，粉碎了敵人的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戰爭。

　　一九三三年，由于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在紅軍中有深刻的影響，而“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還沒有完全貫徹到紅軍中去。因此，中央紅軍仍按照毛主席的作戰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基本上打破了蔣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

　　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指引下，全國各地，特別是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廣西、廣東、四川、陜西等地的游擊戰爭，都先后有了發展。到一九三三年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先后發展了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中央區及各地區共十五塊革命根據地。

　　但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王明一伙實行了與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完全相反的錯誤方針。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發展到了頂點。他們荒謬地宣稱：中國革命危機已經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紅色政權與國民黨政權，革命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決戰。

　　因此，他們在戰爭初期，實行所謂“全線出擊”、“兩個拳頭打人”的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提出“御敵于國門之外”、“不喪失寸土”、“不打爛壇壇罐罐”等錯誤口號，冒險攻打敵人堅固設防的陣地。受到挫折后，他們又立即灰心喪氣，認為敵人的堡壘是無法打破的，因而轉為防御中的保守主義。

　　他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分兵把口，節節抵御，實行“短促突擊”，和敵人拼消耗。就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林彪寫了一篇《論短促突擊》的文章，吹捧和支持王明的錯誤的軍事路線，主觀臆造了一套消極防御的“短促突擊”的戰法，反對毛主席的積極防御的軍事路線。結果，紅軍遭到嚴重損失，根據地逐漸縮小。

　　毛主席堅決反對王明一伙的錯誤方針。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一個多月之后，國民黨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事變，并與紅軍成立抗日反蔣的協定。毛主席當即提出：應利用蔣介石抽兵去對付福建的機會，以紅軍主力突破敵人堡壘線，進入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地區，縱橫馳騁于杭州、南京、蘇州、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人的心腹重地，迫使蔣介石回援，紅軍即可乘機一舉粉碎敵人的“圍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這是扭轉戰局，轉敗為勝的英明決策。但“左”傾分子認為：福建事變不過是“反革命騙人的把戲”，拒絕了毛主席的正確意見。“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臺。”

　　蔣介石摧毀了福建政府，回過頭來更加緊圍攻中央根據地，使我紅軍和根據地陷入嚴重的危機。

　　一九三四年九月，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已進行了一年，在這萬分緊急的時刻，毛主席再次果斷地提出，應把紅軍主力“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的正確主張，但又為“左”傾分子所拒絕。“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后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據地，實行戰略大轉移。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嚴重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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