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指引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更加高漲，以湖南農民運動為中心的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全國。

　　毛主席一貫重視農民運動，在革命統一戰線建立以后，就一直親自領導農民運動這一革命的中心工作，為全國農民運動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九二六年初，毛主席擔任了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主任。五月，在廣州主辦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來自二十個省區，共三百多人。毛主席親自講授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中國農民問題等課程；經常組織學員深入調查農村的實際情況，研究各地農民運動的問題和經驗，并把軍事課程列為教學的主要內容，學員實行軍事編制，接受嚴格訓練。講習所為全國各省培養了農運骨干，大大加強了黨對農民運動的領導。

　　當時在講習所擔任教員的還有周恩來和彭湃、肖楚女、惲代英等同志。同年九月，毛主席發表了關于國民革命與農民問題的重要文章，指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毛主席主張到農村去，發動和組織農民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全國工農運動飛躍發展。

　　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后，湖南的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達一千萬人，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占了一半。在全國，一九二六年初起，僅半年內，農民協會就普及十二個省，全國鄉以上農會就有五千多個，會員達一千萬人以上。工會組織有七百個，會員一百二十多萬人。工農運動持續高漲，推動了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

　　一九二六年五月，我黨直接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隊，挺進湖南。在我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同年七月，國民革命軍正式開始北伐。當時，帝國主義的走狗封建軍閥吳佩孚控制湖南及沿京漢鐵路的湖北、河南一帶；軍閥孫傳芳割據東南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軍閥張作霖盤據在東北各省和津浦路北段及京津地區。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從廣東分三路進軍。西取湖南、湖北，這是主攻方向；中路取江西；東路取福建。

　　由于黨的路線正確，工農運動的大力支持，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先鋒作用，北伐進軍不到半年就取得了很大的勝利。葉挺獨立團不但是北伐軍的先鋒，而且一直是攻堅陷陣的主力，五月挺進湖南，七月攻克長沙，八月占領岳州，十月攻下武漢，所向披靡，威震全國，人民群眾譽為“鐵軍”。到了一九二六年底，北伐軍先后占領了湘、鄂、閩、浙、贛、皖等省，席卷了南部半個中國，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

　　廣大工農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大力支持北伐戰爭，各地工農武裝直接配合作戰。一九二七年一月，漢口、九江工人群眾在黨的領導下，驅逐了英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先后收回了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一九二六年十月、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在周恩來等同志領導下，上海工人先后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一度解放了上海，建立了革命政權。

　　工農運動的高漲，對促進北伐的勝利進軍，起了極大的作用。毛主席指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為這時有了無產階級的自覺地參加和領導，因為這時已經有了共產黨，所以能在一個時期內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反過來又促進了工農運動進一步高漲。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軍所到之處，工農運動猛烈發展。尤其是湖南農民運動，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更迅速、更猛烈地開展起來。在黨的領導下，湖南的農民建立了武裝，成立了政權，實現“一切權力歸農會”，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在農民勢力極盛的縣，縣官遇事也要先問農會。農會要早晨捉土豪劣紳，縣官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提，不敢捱到下午。農會說話是“飛靈的。”

　　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被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的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湖南農民運動的興起，使每個革命同志都感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為他們的革命行動高呼“好得很！”

　　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革命風暴，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迅猛地發展起來，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基礎。因而國民黨右派集團極為恐慌，把農民運動視為洪水猛獸。

　　他們勾結社會上的地主豪紳，一方面污蔑農民運動“糟得很”，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另一方面暗害農會骨干，組織假農會，打入和控制國民黨下級黨部，陰謀破壞革命。在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中，潛伏著革命隨時有被出賣的嚴重危機。

　　統一戰線中的階級斗爭反映到黨內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也在繼續發展。他不但不支持和領導農民革命，而且屈服于國民黨右派、地主豪紳的壓力，公開反對農民運動。

　　為了適應國民黨右派的要求，陳獨秀利用職權，把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強加給全黨。一九二六年九月，陳獨秀一手炮制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決議案》。在《決議案》中，陳獨秀規定農民“不可簡單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號”，反對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建立武裝和奪取政權，胡說什么“農民武裝不要超出自衛的范圍”，不許“收繳民團槍械”，不許“干涉行政”，主張建立“鄉村聯合戰線”，妄圖把農民的革命政權和武裝交給地主劣紳。這個《決議案》是陳獨秀出賣無產階級領導權、反對武裝農民、反對農民奪取政權的右傾投降主義綱領。

　　這個機會主義綱領一出籠，就受到毛主席的徹底批判。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在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先后兩次作了極其重要的講話，進一步闡明了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意義。大會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通過了宣言和各項決議。

　　決議指出：農民以革命的暴力手段打擊土豪劣紳，“是革命斗爭中所必取的手段。”并且規定：農民運動的中心任務是根本鏟除土豪劣紳的政權，建立農民的民主政權。

　　決議還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右派和黨內機會主義者反對農民革命的謬論，指明“所謂農村糾紛問題，其實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必然的過程。”“這時候，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若是害怕‘糾紛’，采取懷疑或反對態度，這不算是革命黨。”

　　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農民運動沖破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束縛，在湖南、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繼續發展起來。

　　農民運動的猛烈發展，使農民問題成為革命與反革命、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斗爭的焦點。決定革命成敗的農民問題，最突出、最迫切地擺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面前。

　　毛主席為了迎頭痛擊黨內機會主義者和地主資產階級對農民運動的污蔑和攻擊，指引農民革命斗爭繼續勝利發展，于一九一七年一月，親自深入湖南農村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后，三月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光輝文獻。

　　早在一八五六年，馬克思在農民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問題上就明確指出：“德國的全部問題將取決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進一步地發展了工農聯盟學說：“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不同農民運動發生一定的關系，不在實際上支持農民運動，而要在這些落后國家里實行共產主義的策略和共產主義的政策，那就是空想。”

　　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更完整地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農民運動的偉大意義和工農聯盟的偉大思想。

　　毛主席在這篇光輝著作中，首先提出了農民問題在民主革命中的極端重要的地位。指出：

　　“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他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

　　毛主席在論述農民在革命中的偉大作用時還指出了對待農民運動的態度，是區別革命和反革命、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分水嶺。是“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

　　“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

　　陳獨秀正是毛主席所指出的那種站在農民的對面，反對農民運動的人。他根本不把農民看作是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反而認為農民反封建的斗爭會破壞革命，破壞統一戰線。所以，當地主資產階級瘋狂反對農民運動，以分裂統一戰線相威脅時，他就步步退讓，妥協投降，成為國民黨右派、地主豪紳鎮壓農民運動的幫兇。

　　毛主席在這篇著作中極其精辟地闡述了建立農民政權和農民武裝的極端重要性。報告指出：“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要求翻身和解放，消滅封建壓迫和剝削，首先就必須推翻地主豪紳的封建統治，使政權掌握在農民手里。這種權力的轉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標志。“這個斗爭不勝利，一切減租減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等等的經濟斗爭，決無勝利之可能。”

　　因此，“這是一個極嚴重極緊要的斗爭。”而要取得這個斗爭的勝利，就必須“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一切權力歸農會”，以武裝作為政權的支柱。

　　但是，陳獨秀卻被農民武裝嚇破了膽，他認為對于地主民團，“現在就要想根本消滅這種組織是不可能的”，主張“由鄉民大會選舉或者其他適當政策，以正紳代替劣紳為團總。”這完全是一條反對建立農民武裝和農民政權的機會主義路線。

　　針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路線，毛主席號召“每一個青年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成立梭鏢隊，這“是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武裝力量。”在毛主席的號召下，湖南廣大農村都建立了農民自己的武裝——梭鏢隊，單湘鄉一縣就有十萬支梭鏢。農民武裝和農民政權的建立，有力地打擊了封建地主反動勢力，推動了農民運動的迅猛發展。

　　毛主席在報告里還提出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無產階級要領導農民進行革命斗爭并取得勝利，必須解決農村中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問題。毛主席運用馬列主義階級分析方法，指出農民的各個階層的經濟狀況不同，對革命的態度也不同。

　　富農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中農的態度是游移的；只有貧農最革命，是農村中革命的主要力量，所以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假如沒有貧農的領導，“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惡毒咒罵貧農的革命行動，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也跟著叫囂。

　　對此，毛主席堅決支持和熱情贊揚貧農和農民運動：貧農“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黨在農村就應依靠他們，要團結中農，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這就痛斥了一切污蔑貧農、打擊貧農的反革命言行，明確地提出了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的基本思想。

　　毛主席在這篇著作里，自始至終貫徹著“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這一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要革命，就必須長人民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沒有暴風驟雨的群眾運動，就決不能有偉大的革命，也決不能完成革命。毛主席熱情地歌頌農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農民群眾的偉大革命實踐，十四件大事，大方向完全正確。

　　毛主席強調指出：“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絕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湖，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對于轟轟烈烈的農村大革命，“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里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

　　而陳獨秀反對革命的群眾運動，正是由他的反動唯心史觀所決定的。而所謂“糟得很”的理論，則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

　　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批判了陳獨秀在農民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總結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運動的經驗，明確地指出了農民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從根本上解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在革命的緊急關頭，又一次地給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毛主席這篇光輝著作第一次提出了關于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武裝和農村革命政權的偉大戰略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農民問題的重大發展，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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