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怎么辦？》

　　康無疾

　　列寧寫于1902年的《怎么辦？》一書，是布爾什維克建黨思想及建黨策略的重要著作。作為一本解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建黨路線問題的政治小冊子。列寧以論戰思維對其建黨路線展開了極具針對性的論述，這些論述所涵蓋的內容相當廣泛，包括建黨思想、斗爭策略、灌輸理論、革命家組織、民主集中制等等?！对趺崔k？》不僅論述精辟，而且其中所提出的理論在現實中最終取得成功。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列寧的《怎么辦？》無疑是十分關鍵的一部著作。就中國革命而言，中國共產黨人十分重視列寧《怎么辦？》的理論價值，并以其作為中國共產黨開展自身建設的理論依據。簡而言之，作為一個典范的列寧式政黨，要理解和把握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邏輯及其組織文化?！对趺崔k？》一書是絕對繞不開的基本理論文本之一?！对趺崔k？》一書總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教條主義和‘批評自由’”；第二章為“群眾的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第三章為“工聯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第四章為“經濟派的手工業方式和革命家的組織”；第五章為“全俄政治報‘計劃’”，這五章在各個方面搭建起列寧對無產階級政黨建黨策略的總體論述，形成了布爾什維克建黨路線的基本方針。

一、《怎么辦？》的原則思想

　　從文本本身來看，列寧對每一章節的安排是頗費心思的。就總體論述節奏而言，文章首先從批評黨內部分機會主義者所主張的“批評自由”入手，進而將“批評自由”這一問題同理論斗爭聯系起來。列寧指出，所謂“批評自由”乃是第二國際所形成的歷史產物。究其實質，乃是伯恩斯坦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正，是要將社會民主黨從一個革命政黨轉變為一個改良政黨。而在這種轉變之中，已經轉變的人為了促成整個轉變的發生，不能不拿起種種資產階級的理論和觀點去“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基本思想”。

　　這種“批評自由”只是一種形式的自由，偽裝的自由，在理論上是為著篡改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是為著阻礙革命斗爭。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批評自由’就是機會主義派在是社會民主黨內的自由，就是把社會民主黨變為主張改良的民主政黨的自由，就是把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因素灌輸到社會主義運動中來的自由。”

　　在這個層次上，列寧正式將問題引入進理論斗爭。在列寧看來，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一時代背景下，時代本身已經急迫地提出了“革命”這一時代母題。因此，“批評自由”與反對“批評自由”，實際上反映為兩種思想體系之間的斗爭，即資產階級思想與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修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斗爭。對于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而言，堅持無產階級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必須時刻堅持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作不可調和的理論斗爭。這是因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要推動革命，就必須依靠革命的理論，一切對革命理論的修正、倒退和遮掩，在政治上無不意味著讓步、妥協與折中。所以在最后一節，列寧特別指出，“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黨作為無產階級優秀分子組成的政治集團，必須以先進理論來指導運動，必須具備充分的自覺性和首創精神。繼而，列寧在第二章為我們展現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如何看待、認識和運用群眾自發性及黨的自覺性的問題上的分歧。

　　一種觀點認為，必須時刻緊跟群眾的自發性，不要提出超出群眾自發性的政治斗爭目標，要把運動限制在經濟改良的框架之中，這種觀點被列寧稱作“經濟主義”；另一種觀點——即列寧的觀點——認為，在充分鼓動群眾自發性的同時，黨還必須將群眾的自發性提高到自覺性這一更高層次，黨不能跟在群眾尾巴后面搖旗吶喊，而要擔負起提出政治斗爭目標，引導群眾從經濟斗爭轉向政治斗爭，進而推動革命進程的任務。

　　正是后一種觀點，遭到前一種觀點的“批評”。“批評”認為后一種觀點固守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沒有“承認”現時運動的“合法性”，脫離了現實條件。但是，從當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所面臨的現實條件來說，沙皇專制的崩壞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都使得革命在各方面的條件與日成熟，列寧緊緊抓住這一點，并且清醒地意識到，一些人鼓吹所謂“批評自由”，實際上是要使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倒退回以經濟訴求為主的改良主義，是要在組織上渙散黨的集中統一，使黨退化為手工業方式的各種理論小組，是要阻礙黨將工人運動上升為政治運動，使工人運動僅僅以狹隘的工聯主義為主軸。

　　列寧充分認識到，群眾的自發性是自覺性的“萌芽狀態”，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群眾的自發性有可能升華為自覺性。要達成這一轉變，就離不開黨將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從外部灌輸到工人之中去。列寧回顧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俄國歷次工人運動的表現、特征和結局，從而尖銳的指出：“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社會主義的學說，乃是從有產階級即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在具體的運動中，如何看待自發性和自覺性，就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分野。一味鼓吹遵守自發性，實際上只會產生資產階級工聯主義。而在革命面前，真正的問題在于群眾自發性的高漲對黨的自覺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便開啟了后面三章列寧對建黨策略的具體論述。

二、《怎么辦？》的策略邏輯

　　在列寧的闡述中，黨內的分歧形成了環環相扣的兩條路線：一條是：“批評自由”——機會主義——崇拜自發性——經濟改良——工聯主義；另一條是：理論斗爭——堅持馬克思主義——重視自覺性——政治斗爭——社會民主主義。任何主義的實踐，都離不開政治的鼓動。但是，前一個邏輯鏈條的結果是限制現實斗爭的烈度，縮小政治鼓動的范圍，也就是強調和偏重于經濟揭露，并以此作為同資本家和工廠主提出改善經濟待遇要求的依據。列寧并不排斥這種工作的正面意義，因為這是“喚起階級意識、開展工會斗爭和傳播社會主義的起點”。但是，在列寧看來，這種活動“實質上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活動，而只是工聯主義的活動”。光是改良工人的經濟處境，并不意味著社會制度的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沒有受到根本性沖擊，工人遭受剝削和壓迫的制度根源仍然存在。不過，工人通過經濟斗爭改善自身經濟處境的現實成果，有利于提高工人的階級意識和斗爭愿望。只要黨能夠有效的進行政治鼓動工作，就完全有可能將工人斗爭的自發性提高到自覺性層次，就完全有可能將工人引導上推翻現行制度的政治斗爭的軌道上來，并最終實現這一目標，從而“消滅那種迫使窮人賣身給富人的社會制度”。

　　于是，列寧首先提出了黨在運動中的第一個策略，即開展最廣泛最徹底的政治鼓動。列寧將政治鼓動工作劃分為兩個部分，包括宣傳和鼓動。當然，在論述的潛在層面，列寧也提出了“理論”這一部分。總的來說，這三者的任務是不完全一致的。理論家一般就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問題進行比較高深、比較系統且比較抽象的學理研究，這種學理研究奠定或補充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體系，從而為宣傳和鼓動提供基本的思想觀點和理論材料。宣傳員的任務是“提供‘許多觀念’，多到只有少數人（相對地講）才能一下子全部領會，完全領會”。至于鼓動員，則要面對廣大群眾，因此，鼓動員在就某一個具體問題開展政治鼓動時，“只要舉出全體聽眾最熟悉和最明顯的例子……盡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這種事實來向‘群眾’提供富者愈富和貧者愈貧的矛盾是不合理的這樣一個觀念，竭力激起群眾對這種極端不公平現象的不滿和憤恨，而讓宣傳員去全面地說明這種矛盾”。

　　這就意味著，理論家負責構建理論，宣傳家負責說明問題，鼓動家負責激化情緒。值得注意的是，列寧很明確地意識到，理性和非理性都是革命不可或缺的要素。僅僅有理性，還不足以革命。革命離不開非理性，離不開最樸素的情緒調動。同時，政治鼓動，不僅要進行全面的政治揭露，更重在培養革命積極性。革命積極性之所以能夠被培養，在于組織的力量，在于黨從外部向工人灌輸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因為只有黨才有完善的組織能力去組織起由理論家、宣傳員、鼓動員組成的龐大的政治鼓動隊伍。只有黨才有充分的理論研究能力——黨組織的廣泛存在為理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一手材料——并借助組織下沉到社會各階層和各角落，從而為宣傳鼓動創造基本條件。所以，列寧對經濟主義和恐怖主義大加抨擊，認為前者崇拜工人自發性，忽視了黨的自覺性，將黨淪為群眾的尾巴；而后者則完全被淹沒在少數知識分子的自發性中，而沒有將革命工作同工人運動結合在一起。用一般的觀點來看，這就是革命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列寧說得很好，“一種人強調‘平凡的日常斗爭’，另一種人號召作單個人的最大的自我犧牲的斗爭”，但兩者都是“各自崇拜自發潮流的一個極端”。

　　兩種傾向都是非黨傾向。前一種傾向把黨拉低到群眾自發性的水平上，后一種傾向把黨從群眾自發性中抽離出來。為解決這個問題，列寧提出了黨在運動中的第二個策略，即在黨的內部組建起由極少數職業革命家構成的黨的革命家組織，這一組織是革命的靈魂，是革命的中樞。列寧激烈反對“手工業方式”的組織形式，所謂“手工業方式”的組織形式就是極為粗糙，極為簡陋，規模極為有限，活動范圍極為狹隘，并且慣常是由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讀書小組。這種小組，是早期組織化的必經階段，但是這個階段只是組織化的過渡階段，而不能成為組織的固定形式。這種讀書小組的組織形式同黨內對自發性的崇拜之間是有著必然聯系的。這是因為：經濟派追求“合法”的經濟斗爭和松散的組織形式，并不企圖使黨成為革命的龍頭，也不認為工人運動已經達到了政治斗爭的階段，小組形式被視為“自由”的聯合；而恐怖派則認為，革命不需要同工人運動相結合，知識分子只要組成密謀小團體，采取各種最為激烈的政治手段，就可以刺激工人運動。從根本上來講，這兩種傾向都缺乏灌輸觀點，都沒有意識到依靠組織力量持之以恒對工人進行理論灌輸和思想教育的極端重要性。列寧之所以主張成立革命家組織，關鍵就在于“使政治斗爭具有力量、具有穩定性和繼承性”。列寧完全明白，現代政治斗爭要想取得勝利必須依靠系統成熟的組織力量，革命是一項系統工程，不是靠知識分子組成的讀書小組或者密謀暗殺團體能夠運行得了的。革命家組織之所以需要，是因為革命的復雜性要求革命團體具有高度的組織性。這一組織性首先體現為組織結構的科學劃分、組織工作的合理安排、人員素質的不斷提高、政治應對能力的日益增強等等。因此，革命離不開職業革命家，革命組織必須依靠一群專以革命為職業的專業人士作為其領導核心。這是因為職業革命家具有極成熟的政治手腕、極高超的革命技藝以及處理各種復雜局面的綜合能力。職業革命家不僅深諳思想理論，而且極為熟悉組織工作；不僅具備充分的社會經驗，而且能夠獨立擔負起領導、宣傳、組織、鼓動、交通等各方面具體工作。更重要的是，列寧認識到，革命者要與資產階級的國家暴力機器，即軍、警、憲、特機關作斗爭，除受過專門訓練、經過長期教育的職業革命家隊伍以外，一般的政治反對派并不能戰勝軍、警、憲、特機關。

　　革命家組織既然已經被論證為必要，那么如何協調作為中央領導機關的革命家組織和全國革命這樣一種關系呢？換言之，如何處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系呢？革命家組織通過何種方式來領導全國革命？又通過何種方式來推動全國革命呢？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革命歷程中，作為中央領導機關的革命家組織一旦的建立，無異于正式在一個國家疆域內部建立起同舊國家機器相對立的一套嶄新的社會組織機器。正如政府依靠各種法令及強制機關實現對社會的治理。那么，黨又如何實現對社會的動員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提出第三個建黨策略，即建立中央機關報。在列寧眼中，黨的首要組織問題并不是組織如何去運作，而是組織如何建立起來。盡管1898年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并且通過第一次代表大會使各地區的黨小組有機聯系在一起，但是作為高度集中的先鋒隊仍然沒有建立起來。黨組織渙散，缺乏統一意志，沒有堅強的領導核心，這也使得黨難以應對現代政治斗爭的需要。這正是列寧在1902年寫作《怎么辦？》所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去建立先鋒隊，尤其如何將中央領導有效貫徹到全國各地，從而形成全國革命“一盤棋”的局面？

　　列寧想到的是利用中央機關報。這是因為：第一，中央機關報可以作為中央發號施令，統一意志，凝聚思想的現實載體；第二，利用中央機關報的編輯、發行、代辦網絡，能夠建立起一套依托于信息傳遞和文件交往基礎上的組織體系；第三，中央機關報系統必須依托于中央和地方相互聯系和相互配合的前提下才能有效運轉，通過中央機關報孕育組織網絡，能夠遏制分散狀態，實現集中統一領導；第四，中央機關報能夠“從全俄各地收集起來的政治揭露和經濟揭露材料，將為各種職業和各種發展水平的工人提供精神糧食，將為舉行各種各樣問題的座談和講演提供材料和機會……”，這就使得中央機關報能夠以最大的效能發揮政治鼓動的作用；第五，正是因為中央機關報的這些效能，使得中央機關報不僅能夠正確解決中央和地方之間關系，而且能夠改善中央的領導工作，同時也能夠改善地方工作。

　　以上三點建黨策略的誕生，來源于列寧對于革命最基本的認識：革命是一場持久斗爭，是一場系統工程。革命絕非一蹴而就，革命需要持久作戰，必須注意歷史辯證法的運行規律，要正確處理革命的日常工作和突發情況之間的關系，要持之以恒的對工人階級開展理論灌輸，要使工人階級逐步提高到革命家的水平，要組建一個具有穩定性繼承性的革命家組織，以實現對革命的長期領導。政治鼓動、革命家組織和中央機關報，這三者都是圍繞著開展持久斗爭、進行思想教育、建設組織力量而提出的。所以列寧說：“只有這樣來建立組織，才能確保社會民主黨的戰斗組織所必需的靈活性，即能夠立刻適應各種各樣迅速變化的斗爭條件，善于‘一方面在敵人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點的時候避免同這個占絕對優勢的敵人公開作戰，另一方面又利用這個敵人的遲鈍，在他最難料到的地點和時間攻其不備’。專為應對爆發和街頭斗爭，或者專為應付‘平凡的日常斗爭進程’來建立黨的組織，那是極大的錯誤。我們應當時刻進行我們的日常工作，同時又應當時刻準備著應付一切情況……”

三、幾點體會

　　《怎么辦？》對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策略作出了極為精辟的論述，也正是在這本系統論述建黨策略的小冊子里，列寧形成了自己關于先鋒隊的無產階級政黨理論。繼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獨樹一幟，引領了二十世紀世界革命潮流。中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列寧思想的影響。無論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還是1924年國民黨改組，其組織原則都依托于列寧的先鋒隊理論，都是以列寧式政黨為組織藍本。1927年國共分裂以前，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政治行動大都對列寧的建黨策略和組織策略有所參照，這就包括建立中央機關報、成立革命家組織等等。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目前也有不少學者關注革命時期中共報刊發行及其組織運作對于推動黨的組織化和完善黨內信息傳遞功能的重要意義。雖然，中俄兩國國情各異，中國革命后來發展的道路也同列寧對俄國革命的論述有所不同。但是，列寧的《怎么辦？》作為無產階級政治斗爭歷程中的經典文本，依然對指導世界革命（包括中國革命）具備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就筆者的個人體會而言，結合中共黨史，我以為有以下幾點是值得反復思考的。

　　第一，《怎么辦？》所提出的群眾自發性和黨的自覺性之間的辯證關系問題。縱觀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中國共產黨既遭受過重大挫折，也取得過輝煌勝利。值得關注的問題在于，中國共產黨的歷次“左”右傾錯誤，從其表征來看，都與沒有正確處理好群眾自發性和黨的自覺性之間的關系有關。如曾志曾在回憶錄中提及自己的前夫夏明震在“湘南起義”時期，受“左”傾盲動主義影響，為抵抗蔣介石部隊的進軍，接受了上級機關提出的針對當地農民實行“堅壁清野”的政策，即焚燒十五公里內的一切民房。這就高估了群眾自發性，并且沒有意識到群眾自發性的反面，也沒有充分理性運用黨的自覺性，而以黨的自覺性去強行要求群眾，這就造成了群眾的極大反感。這一政策被當地群眾得知后，大批群眾既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樸素要求，又受到反革命分子的煽動，當即圍攻駐地的共產黨人，大批共產黨員被殺害，夏明震最后尸遺河灘，曾志抱著他的尸體痛哭。當時的革命者很浪漫的認為，湘南起義初期，組織上幫助農民群眾打擊土豪，取得了豐碩的斗爭成果，因此對于“堅壁清野”的政策，多數群眾是能夠認識到黨的政策的正確性的，但歷史的事實告訴了我們，用血的教訓告訴我們，在現實的斗爭中，一切浪漫主義的設想和夸張、極端的理想主義情緒，都是決不可取的?？傊?，“左”的和右的，即超越群眾水平和遷就群眾水平，對革命都是有害的。正確的道路只能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即以群眾的面貌出現在群眾之中，去領導群眾向著正確的道路前進。

　　第二，《怎么辦？》對建立革命家組織的極端重視。為什么革命家組織重要？這個問題幾乎不用再作過多論戰，因為歷史已經論證過了。從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來看，黨走向勝利的同時，便是黨的領導集體走向成熟的過程。劉少奇指出，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便是在第三國際指導下根據列寧式政黨組織原則組建起來的。但是，從早期黨的領導集體的組織構成來看，大多領導人都是青年左翼知識分子。黨的領導人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是“白面書生”，一來他們的年紀普遍較輕，對政治的認識很不充分；二來他們對中國的國情和中國社會實際情況了解并不充分，除了憑熱情和對理論的一知半解來辦事以外，很大程度上也確實受到共產國際的遙控指揮。一直到長征以后，中國共產黨才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平均五十多歲，經歷幾十年革命歷程，他們在政治上儼然相當成熟，而且對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系有了獨立自主的成熟認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與此同時，黨的領導集體的各大成員，在各條戰線上“久經沙場”，不僅極其熟悉黨的理論、路線和方針，具有高度成熟的政治手腕，善于處理和應對各種各樣的情況，而且對各條戰線的業務工作也非常了解，既有理論才干，又有組織能力。最關鍵的是德才兼備，黨內外聲望都很高，是真正不負眾望的黨內政治家集團。如果沒有形成這樣一個穩定的、成熟的、具有延續性的政治家集團，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很難設想的。

　　第三，《怎么辦？》及其內含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問題。列寧的“灌輸論”本身意味著在革命斗爭中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黨需要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灌輸給工人，而要完成這一使命。一方面需要依靠黨的組織力量，進行政治鼓動各方面任務；另一方面又離不開中央機關報進行最直接的知識生產。換言之，在《怎么辦？》的論域中，意識形態實踐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實踐。在兩大思想體系相互對抗的背景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需要占據現實生活中的各種陣地。陣地意識，無疑是一種戰爭思維。列寧完全意識到，對群眾的意識形態灌輸，必須循序漸進，只有從情感上接近群眾，才有可能在理智上改造群眾。黨必須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群眾、引導群眾。但這首先依靠于黨對社會現實的政治揭露和經濟揭露，以此喚醒群眾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痛恨，同時又依靠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明資本主義的弊病及其問題的實質，給群眾以理論的啟發。無論是理論家、宣傳員還是鼓動員，都必須承擔最基本的意識形態灌輸任務，三者承擔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生產與再生產、傳播與再傳播，三者所使用的基本物質載體就是中央機關報。中央機關報為各種形式的政治鼓動提供宣傳材料和普遍經驗，為黨爭取意識形態領導權提供材料儲備和智力支持。以黨的組織力量運用中央機關報系統所擔負起的政治鼓動體系。按照阿爾都塞的觀點，這就形成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PS：這是一篇讀書報告，文中注釋一律從簡。）

　　作于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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